两汉文艺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述评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 （2001）03—0077—03
两汉文艺思想上承先秦，下启文艺理论批评兴盛的魏晋六朝，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对于这一段文艺思想的整理和研究，很多人已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将就此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成果、方法与观念
1.研究成果 两汉时期文艺思想研究的成果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二是研究著作与论文。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两汉文艺思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收获，也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最早的是由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含有汉代部分。其特点是精选出包含在哲学、史学、政论文书与文学创作中的文论材料，并作了精当的注释，由编选者就所选部分作了说明，且就选出的内容列出相关的附录材料，使用起来很方便，到目前仍是非常实用的资料汇编。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共11册，其中含有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这一套资料内容相当丰富，从编选者的取材角度及对历史上各朝代的重视程度等方面而言，与郭氏、王氏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有很大不同，这一资料对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遗憾的是多有不确之处。目前，对两汉文论材料搜集整理最全面的是张少康、卢永璘编选的《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特点是材料非常丰富，并对选文的作者及选文的文艺思想作了扼要说明。此外还有曹顺庆的《两汉文论译注》（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著作与论文。两汉文艺思想的研究状况可以从文学批评史、美学史著作中反映出来，它们既有对文艺思想史的博观，又有对汉代文艺思想的深入思索和精辟见解。20世纪20年代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简却开其端，之后从郭绍虞的奠基之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以下称郭著）至今，至少已有十几部较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史和美学史专著涉及两汉文艺思想的研究。如：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下称罗著）、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以下称方著）、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下称朱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以下称刘著）、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称李著）、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顾易生、蒋凡著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称复旦本批评史）、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称蔡著）、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称敏著）、张少康、 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称张著）、台湾王金凌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台北华正书局，1987年版，以下称王著）、（日本）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等。近些年来，又出现了两汉文学思想研究的专著，比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汪耀明的《西汉文学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还有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包括《周秦汉文学思想史》卷，正在编写之中。这些表明对汉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和深入。而且，关于两汉时期文艺思想研究的论文已有几百篇，涉及到两汉文学思想特征、核心的文学观念问题、及重要的文艺思想家研究等方面。
2.研究方法与观念 在研究方法上，两汉文艺思想深植于大量文献，故而前人做了披沙拣金的工作。广泛搜求、概括、提炼，使文学思想从中凸现出来，已成为对两汉文艺思想研究的必要工作，这一方法始自郭绍虞，并不断深入。在研究著作中，复旦本批评史尤其显示出资料的丰富与翔实。这一方法的运用，有其必然性：两汉时期，关于文学的批评埋藏在各类文献中，少有纯粹的文艺思想论著，因而，广泛涉猎文献，从中找寻文艺思想的线索和脉络，深入分析和挖掘，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点。而且这一方法日益显示出重要性，因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反映汉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新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以它们为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不断改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认识，逐步地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从研究观念来看，两汉时期文、史、哲思想紧密融合，决定了对文艺思想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思想系统中，关注彼此间的影响。离开哲学与史学思想研究汉代的文艺思想，必然失去其客观意义。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都体现出对两汉思想体系的关注，力图发现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深层联系，比如姜文清的《汉代经学、神学对辞赋文学的影响》一文（《文学遗产》，1981年3期）就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 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十分关注儒、道思想消长对两汉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两汉文艺思想研究还体现出共同点：即以现实的角度和评判标准反观历史，从研究者当下的文学理论发展状况出发，力求尊重历史，尽可能还其以本来面目，描述出在历史自身发展轨迹中的文艺思想的特征和内涵。
二、核心问题与重要文艺思想论著研究
1.核心问题研究 贯穿于两汉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反映了两汉文艺思想的变化；汉代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是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研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贯串两汉时期，不同的评价反映了批评者不同的文学修养、人格追求和思想观念，也体现出两汉统治思想与观念的发展变化。从汉初贾谊到东汉的王逸，都赞赏屈原作品的辞章之美，这已为众多研究者注意到。针对汉人对屈原人格与思想归属的评价，郭著精辟地指出：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褒贬不同，但都是以儒家思想标准评价屈原。许著认为王逸从儒家思想角度对屈原的赞美表明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李泽厚、刘纲纪指出：“围绕着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可以看出汉代美学思想的变迁。”（《中国美学史》568页）台湾王金凌认为班固对屈原事实上是维护的，他是“以委曲之笔透露本意”，因为班固身处汉代经学统治之下不得不如此。由此可见，在班固评屈这一问题上，他对班固采取了同情与辩护的态度。徐复观认为汉初最高统治者出身楚地，这是《离骚》在汉代被关注的重要原因，并指出汉代思想者无法摆脱时代赋予他们的“怨”的共同命运，他关注汉代思想状况及思想者的生存状态，其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两汉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民国八十二年版）。
汉人文学观念变化的研究。汉人纯文学观念的发展可以从文学术语使用的变化中见出。郭著将文学术语之变化与《汉书·艺文志》中“诗赋”一类的划分相联系，指出汉代文学观念与先秦相比已有发展，表现在文学术语上，“在汉代，用单字则有‘文’与‘学’之分，用连语则有‘文章’与‘文学’之分，以含有‘博学’之意义者称之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文’或‘文章’。”（郭著40页）罗著追溯了先秦时代“文”与“学”的意义，并举出清人刘天惠的说法，言简而意赅。张少康坚持文学的觉醒始于汉代说，其根据之一即为“文”与“学”概念的区分，表明汉代纯文学与学术已有区别，纯文学已渐取得它的独立地位。这一论据较为有力。
2.重要文艺思想论著研究 下述几部文艺思想论著，或作者不详或为集体创作，但都深刻反映了汉代文艺思想发展的状况，对汉代及以后文艺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
《乐记》从《乐论》、《乐记》到《诗大序》，儒家思想的灌输与统治逐步加深，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汉儒的思想印记。《乐记》的创作时代与作者悬而未决，复旦本批评史认为依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初成于河间献王刘德召集的儒者之手较为确切，总之是“荀子后学在汉时凑集的作品”（复旦本379页）。对于《乐记》的基本思想， 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乐记》加强了汉儒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反映了汉代阴阳与五常思想相结合的特征。其评价较为客观并具有代表性。蔡著中以“情本说”与“物感说”描述《乐记》的文艺思想，可谓切中肯綮。《乐记》中谈到“心”对乐的重要作用，其中蕴涵的文艺思想值得从艺术心理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诗序》 《诗序》研究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二是《毛诗序》的思想影响研究，其中又包括诗大序的六义说、诗的起源、功用、风格、正变等问题的研究。《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众说纷纭，张著认为可能是毛苌所作；蔡著则明确说明“近代学者多拥护卫宏说”；而王著则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考证，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诗大序决不会是卫宏所作。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对于“六义”中的赋、比、兴，敏著列举了从汉儒到宋人的众多解释（见敏著中两汉文论部分之绪论）。对于诗的起源，蔡著认为诗大序没有接受以前的“物感说”，而接受了“情本说”，突出了情、志统一的思想。刘大杰认为诗序提出“风刺”的功用，同时也要求“谲谏”，涉及到文学的风格问题，影响了后来文学的强调“温柔宛转，委婉含蓄”，“排斥风格豪放粗犷”（见刘著），其见解是很精辟的。罗著认为，汉儒论诗的正变本于诗与政教的关系，是美刺的另一说法，可谓一语中的。
《淮南子》 《淮南子》主要继承了道家的美学思想。李著认为《淮南鸿烈》认识到美的条件性、相对性、客观性，并达到几方面的统一，具有“很可贵的素朴的辨证观点”（李著464页）； 在“文”与“质”方面，《淮南子》重“质”，但要比儒家讲求的“质”含义丰富，它要求社会政治清明，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淮南子》中还涉及艺术的创造与欣赏问题，及对后来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范畴“形”、“气”、“神”等。艺术心理问题也是《淮南子》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圣元的《〈淮南子〉的艺术创作论和审美鉴赏论》（《文学遗产》1987年4月）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入且具启发意义的论述。敏泽认为， 《淮南子》“提出一个重要见解，是内心情感对于创作和鉴赏的重要。”（敏著138页）《淮南子》思想丰富， 后来充分发展的文艺思想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值得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三、重要文艺思想家研究
司马迁 司马迁的创作及其不朽巨著中所体现的文艺思想引起广泛的研究。在思想方面，蔡著认为：“司马迁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具有高出于同时代评论家的识见，不受儒家偏见的支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蔡著107页）对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复旦本指出他结合“愤”与“怨”， 否定了孔子评价伯夷的“怨是用稀”， 将社会中的“怨愤”与“美刺”精神相联系。张少康对“发愤著书”作了宽泛的理解，认为“应当包括为实现自己理想而坚持不懈的奋斗，完成鸿篇巨制，以垂范后世。”（张著113页）敏泽认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对后代文学理论有重大影响，开“诗穷而后工”的先河。刘大杰认为《史记》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司马迁赞美屈原、批评宋玉等“终莫敢直谏”，体现了一个正直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高贵人格。
扬雄 扬雄具有正统儒家思想观念，刘大杰认为他一方面具有“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明哲保身的意识，尤其表现在对屈原的评价上。扬雄赋论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郭绍虞认为扬雄论赋兼有文学与儒家两种角度，有早、晚年的区别，论赋从经义出发，创作重模拟，其文学观是“复古运动中之第一声”（郭著55页），对当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有重要作用。王著对扬雄论赋提出新解，认为扬雄“提高赋的地位”，“树立其价值”，其评价不符合扬雄重讽谏的儒家思想观念。此外，复旦本批评史对于扬雄的文学内容观、形式观、功用观、及文学的语言问题都有详细的阐述。扬雄极富才华，且穷其一生都对理想，道德和人格之美不懈追寻，应从矛盾中把握、研究他的文学思想。
班固 班固继承刘歆的《七略》著《汉书·艺文志》，将“诗赋略”单独列出，“反映当时的文学已从六经和诸子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蔡著130 页）刘大杰认为班固肯定《史记》的实录精神和“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艺术特点，但他却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对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作了错误的批评，与他批评屈原的思想依据相一致。班固论赋与扬雄不同，对赋加以肯定，赞赏善赋的司马相如，对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肯定，表明了他纯粹为当世统治者服务的思想。蒋凡的《班固的文学思想》一文（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1 期）对班固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张少康认为班固对汉代乐府诗的论述颇有见地，表明他重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是其进步性的体现。
王充 从文艺思想的渊源看，郭绍虞认为王充主要是受班彪和桓谭的影响，指出王充文学思想颇受“史家影响”，具有“历史的观念”；他认为王充文学思想的最大价值在于反抗时代的潮流，既“不囿于经生的见解”，“又能不染赋家的习气”（郭著64页），这是将王充置于当时的文艺思想背景中作出的恰当评价；郭著同时对王充过于反对文饰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对王充的重独创精神，罗根泽认为在“尚述不尚作”的汉代，王充独能够重“作”，推崇鸿儒，表明王充不凡的识见；但罗著认为王充“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纪元”（罗著105页）， 其评价有过誉之嫌。郭著将王充和扬雄的语言观相比较，认为王充作品平易自然，在于世为用上优于扬雄。对王充的文学思想，张少康一言以蔽之：“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观”，其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事实上，王充对美的理解与强调远不及对真与善的追求。敏泽精辟地指出王充思想中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亦无法否认王充代表着汉代文艺思想的高峰。
除以上所谈文艺思想家外，董仲舒、桓谭、王逸等人在两汉文艺思想史上也有较重要地位，目前对他们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如许结的《囊括天人，经世致用（董仲舒文艺思想结构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1期）一文， 对董仲舒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 王齐洲的《王逸和〈楚辞章句〉》（《文学遗产》1995年2期）一文，通过王逸的著作探讨王逸的文学思想。 将两汉文艺思想家和思想论著与两汉思想背景结合起来，在思想史发展进程中进一步考察两汉时期的文艺思想，会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大的收获。
收稿日期：200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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