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越”与“非超越”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西方呈现为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外观。就总的特征而言，西方是科学（理性）中心主义，中国是伦理（价值）中心主义。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导向下，西方人并不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伦理价值主义的导向下，中国人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不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未能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只是维系或恢复原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因此，西方文化表现为“个人的非超越”和“历史的超越”的统一，中国文化则相反，表现为“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非超越”的统一。
一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之“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非超越”的不对称的统一，恰就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研究中。其“内圣”部分，讲究的是个人在道德上或人格上的完善，即个人不断地超越自我，更新自我；其“外王”部分，讲究的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建功立业，以维系或推进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只是“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被限制在既定的社会礼仪制度之内，仅是对这一社会礼仪制度的重建和维护。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儒道两家。他们的学说都表现了这种“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非超越”的不对称的统一，尽管在不对称的程度上，道家远不如儒家。
如老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要想成为圣人，必须依道或顺道。在老子看来，物由道而生又复归于道，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不懂这个道理，执迷于“无道”之中，因而需要有人来体现“道”的要求，推动无道向有道转化，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圣人”。“圣人之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圣人自身的师范作用，所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老子》二章）这是圣人的无为之“内圣”的一面；二是使“民无为”，所谓“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作为也，”（《老子》三章）这则是圣人无为之“外王”的一面。要成为圣人，就要在“内圣”方面下深功夫，通过“体道”而“复归于朴”，即所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所以，知常守明应是人生的根本追求，它要求人不断地超越自我，从一个执迷于无道的凡夫俗子一步步地成为体认“无为而无不为”之道的圣人。然而，完成自我超越的圣人，在其“外王”方面，努力实现的却是否定一切知识、文化的“使民无知无欲、智者不敢为”的“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显然这种社会毫无进步可言，无法超越自我，只能永远维持原来的样子。圣人的自新和社会的倒退，构成了老子哲学的“超越”与“非超越”的基本矛盾。
儒家哲学向以“内圣外王之道”而著称。古经《大学》为具体实践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提出了“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步骤，前五个步骤属“内圣”范围，后三个步骤属“外王”范围，其中“皆以修身为本”。为什么修身如此重要呢？是因为修身既是前四项“内圣”的完成，又是后三项“外王”的基础，起着“内圣”与“外王”的中介连接作用。
那么“修身”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按孔子的要求，就是要成为“仁者”式的君子。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能从自身做出榜样，让大家效仿，这就是推行仁的方法。“立”就是学习并掌握社会礼仪规范。“达”是指人本质正直而喜爱道义，体会别人的话语而观察他的脸色，常常考虑对别人谦让。这样的人在国内通达，在家乡也一定通达。因此，孔子所谓“仁”，就是确认自己是人，亦确认别人也是人；肯定自己有立、达的愿望，也承认别人有立、达的愿望。它的反面规定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人。把这正、反两方面规定的“仁”的含义结合起来，所谓“仁”就是“忠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达到忠恕之道，就是修身的目的。要成为这样的“仁者”，孔子提出了许多需要具备的品质。首先，“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师长，这是“仁”的根基。其次，还要具备“温、良、恭、俭、让”五种品德，（同上）即为人要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和谦让。这五种品德可合而归之于“谦虚”，因而谦虚是仁者不可缺少的品质要求。再次，还要具备“恭、宽、信、惠、敏”五种品行，（《论语·阳货》）即为人要谦恭、宽容、诚实、慈惠、聪敏。在这五种品行中，除前述的五种品性中的恭、宽，又提出了信、敏、惠三种品性要求。孔子很重视“信”，并以“忠信”和“忠、信、学”并提，他要求学生们就这三项内容“每日三省吾身”。最后，“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即刚强、果断、朴实、言语谨慎等也是“仁”所要求的内容。“刚、毅”的两项新要求，表明君子不但温文尔雅，而且刚强果断，不但朴实谦虚，而且敢作敢为。
可以看出，儒家的“内圣”对“个人的超越”提出了多么复杂的内容和多么高的要求，从一个普通人到成为一个“仁者”式的君子，必须经过一个连续不断、严格自觉的自我更新或自我超越的过程。儒家的“个人的超越”的鲜明特征，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不断的自我超越达到“内圣”的终点即“修身”，然后就可以从事“外王”之业了。“外王”之“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步骤，是仁者以修身而成的规范去治理自己的家族家庭，然后再去治理国家，最后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因此，“平天下”是“外王”乃至“内圣”最终归宿。儒家“外王”之道就是维护和重建社会礼仪制度，以使社会保持安定或从纷争走向安定。当荀子把“礼”比作与日月、四时、星辰、江河等自然现象的有序运行一样，是“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时，他就把维护和重建社会礼仪看作万古不变的社会事业了。社会永远是同一个样子，其中发生变化的，是防止纷争和纷争后的恢复。儒家所追求的这种安定和睦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礼记·礼运》曾描绘了这种“大同”之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以看出，这种“大同”世界与老子的“小国寡民”世界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历史不是向前发展的，而是停滞的甚至是向原初状态返回的。
如同儒家的“内圣”之道内容丰富庞杂一样，它的“外王”之道也同样内容深厚博大。同时，与它的“内圣”之突出的“超越”特征相比，其“外王”之“非超越”特征也同样突出。“仁者”的自我更新和社会的维持现状，或者说，不停地要求超越的个人的“仁”和维护重建不得超越的社会的“礼”，构成了儒家哲学“超越”与“非超越”的基本矛盾。
二
中国传统哲学铸成的传统道德文化，其所塑造的人是伦理主体的人，而这样的人的社会活动则是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点是塑造道德上不断完善的人，而其归宿处则是保持社会原有状况变不逾常（即既定的社会礼仪制度）。由此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的“变”或“超越”与社会的“不变”或“非超越”的显著特征。那么，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何在呢？
从哲学观念上分析，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过分强调“为学”和“为道”的区别，并且重视“为道”轻视“为学”。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为这一基本的特征定下了调子，他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意思是说，从事于各方面的知识学习，人的学问就会日益增多，而从事于虚无飘渺的“道”的研究，人的学问就会日益减少。不断地减少知识学问，就能达到道的最高要求即“无为”的境界。可以见到，老子是反对为学而推重为道的，这样就排除了哲学对知识论、认识论的研究，哲学仅仅成为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为道”之学。
老子反对“为学”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儒家的人生伦理理想，认为儒家强行推广的伦理规范和具体实践的社会礼仪破坏了人们最初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朴素关系。儒家主张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主动自觉地实践其“内圣外王之道”的八个步骤，而要达到这样的道德上的完善和实现如此的人生抱负，首要的是必须勤于学习，因此儒家特别注重学习。孔子甚至还把学习作为一个人具备“仁者”诸般品质的基础和保证，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这些都是仁者的构成部分，但如果不学习，缺少知识，这些本来是好的品德也会分别产生受人愚弄、放荡不羁、受人利用并害自己、说话尖刻、闯祸惹事和狂妄自大等不良后果。学习，对儒家来说，似乎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儒家“为学”的主体内容是个人伦理和社会礼仪之外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知识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儒家之“为学”的主体内容完全是个人伦理和社会礼仪，它不但与自然知识无缘，而且还反对对自然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对此，孔子则以“仁”、“知”对举，作了说明。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所谓知者之“乐水、动和乐”及仁者之“乐山、静和寿”，是缘于地理区域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太公望吕尚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境），这就是齐国；封周公旦于曲阜（今山东曲阜县），这就是鲁国。然而周公治鲁和太公治齐，奉行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周公治鲁，崇尚“亲亲尚恩”，因而重视繁文褥节，变其礼俗，推行三年之孝，忽视了人民的实际利益；太公治齐，崇高“尊贤尚功”，因而主张简政从俗，注重功利和效益，其结果是“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可以得见，“亲亲尚恩”，这是“仁者”赖以成长的血缘情感基础，因而“仁者”当是鲁国的人格观念模式，而其“乐山”，则正好印证鲁国处于泰山之旁；“尊贤尚功”，这是“知者”赖以成长的社会物质基础，因而“知者”当是齐国的人格观念模式，而其“乐水”，则正好印证齐国处于黄海之滨。鲁国仁者注重礼仪伦理，其修身养性之功自然要“静”，而静则可能长寿一些，齐国知者注重工商鱼盐，其发展生产之举自然要“动”，而动则可因谋利成功而“欢乐”不已。因此，仁者注重的是个人伦理和社会礼仪知识，知者注重的则是工商鱼盐等自然知识和生产技术。
毫无疑问，出生在鲁国并以继承和发扬鲁国之“仁”为己任的孔子，是反对知者之举而主张仁者之功的，对于伦理礼仪之外的有关耕植和致富，孔子都不屑一顾。学生樊迟请问种庄稼和蔬菜的学问，孔子表面上说不如农民和菜农，但等樊迟一出去，却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子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他把学习种地和种菜的学生称作小人，并大讲礼节、信义、认为只要有此，民心就可归服，哪里用得着种地和种菜？当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富于周公的季氏聚敛财富时，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不但开除了冉求的学籍，而且还要学生们敲着鼓去攻打他。孔子的这种重“仁”轻“知”倾向，成为儒家哲学的一贯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的“仁者”的“为道”之学和“知者”的“为学”之学的区别以及重前者轻后者的特征，导致了对自然知识的认识和生产技术的革新的漠视，这就完全无视社会进步发展或超越自身的动力。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的物质力量，只有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形态才会发生改变、超越自身原有的形态而向新的更高一级的形态跃迁。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内容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达到的一定水平，而决定一定时期物质生产水平的，是对自然的认识和技术的应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建立起自然知识的规律体系，并转而形成科学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系统，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较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之重个人伦理礼仪的为道研究压抑探索自然知识的为学研究的特征，仅在个人的社会成长中要求不断的道德超越，而对社会的进步，则以维系和恢复既定的礼仪制度所达到的安定和谐为标准，即不要求原有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积聚和发展，仅以维持原有的物质生产水平为限，因而社会在既定的礼仪制度的禁锢下，不能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超越自身，难以实现向新的社会形态迈进。重为道轻为学的哲学传统所导致的伦理中心主义和自然研究缺乏，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非超越”的巨大矛盾产生的根本所在。
三
五千年历史过去了，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果说我们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那也就意味着，我国当前仍处于“超越”与“非超越”之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动摇和社会控制的放松，与传统文化中的“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非超越”相比，当前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如果说改革开放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着我国历史的超越，那么，传统的伦理人格规范的失落，则产生了社会道德或精神文明的式微现象，从而出现了与过去形式相反的“个人的非超越”和“历史的（正在）超越”的不对称的统一。
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全社会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观念，为了确保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各行各业都在坚持贯彻“生产力标准”。这样一来，我国就在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上彻底地扭转了传统文化中重为道轻为学、重“仁”轻“知”的伦理中心主义倾向。探索自然知识、发展科学技术的为学研究正在全国蓬勃兴起，并在众多的领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就为我国实现“历史的超越”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另一方面，自“五.四”以来，由于儒家以个人伦理维系社会礼从而限制社会进步的历史负作用，在“打倒孔家店”的阵阵疾风暴雨中，传统哲学中“个人的伦理超越”也被当作旧的东西而被荡涤殆尽。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全民信奉的意识形态，传统哲学中的道德伦理研究一直受到冷落，因而当改革开放阔步进行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人们自立自主、讲究信用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带出了人们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倾向，导致了所谓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等“三风”不正。爱人并尊重人的“仁”，正己并勇于正人的“义”，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礼”，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信”等，这些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优秀价值，似乎都被埋头于挣钱、发财、急于过好日子的人们遗忘了。
如果说我国的社会转型还未完成，因而还未完全走出“历史的非超越”的历史阴影，再加上“个人的超越”衍变为“个人的非超越”，那么，我国当前则处在“个人”和“历史”的双重的“非超越”之中。在这“超越”与“非超越”之间，我国当前显然面临着两大任务：发展科技与重建伦理。即是说，发扬“知者”之“为学”精神，高扬科学主义，加快改革开放，努力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早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超越”。同时，重释“仁者”之“为道”精神，高扬伦理观念，维系社会文明，努力恢复中华古国“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彰扬“个人的超越”的自我更新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要达到历史和个人的双重的超越，实现崭新的、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超越”的统一。
就这两项任务而言，由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因而实现“历史的超越”有了切实的保证；而关于“个人的超越”的恢复，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失落和经济致富的刺激，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高度的社会精神文明的建立，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法制建设和道德舆论宣传的综合后果。在经济建设为头等任务的情况下，这后几项的工作似乎一时难以见到成效。因此，恢复或重建“个人的超越”并不是一件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事情，虽然如此，在全社会宣传、普及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和人格理想，则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总之，完成从古代的“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非超越”的非对称的统一到现代的“个人的超越”和“历史的超越”的对称的统一，是世界历史对处在“超越”和“非超越”之间的中国人提出的挑战，勇敢地迎接这个挑战，是处在世纪换千时代的中国人之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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