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183;萨勒维的“生育顺序”概念及对它的反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动论文,弗兰克论文,顺序论文,概念论文,萨勒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5281 （2000）05—0028—04
弗兰克·萨勒维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96年，他出版了《生就反叛》（Born to Rebel）一书， 在西方学界引起震动。在这部书中他使用了为他人较少使用的数量统计方法来分析复杂的历史变革。他的目标是详细分析诸如宗教信仰、阶级、年龄、教育程度、民族、性别、人格等因素在理论选择中的作用。
萨勒维在其《生就反叛》一书中讨论了科学分歧产生的原因，提出“生育顺序”概念。一般来讲，在选择两个可以相互替换的理论时，后出生的人较先出生的人选择较为激进的理论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有关的心理分析研究也表明：一般情况下，年纪较大的后代与年纪较小后代在人格上有差距；这种差距远大于在人群中随机抽取的两人的人格差距。萨勒维为此提出了心理动力机制来加以说明。他认为，先出生的人倾向权威，因而，在理论选择上较为保守，而后出生的人倾向于冒险、自由、头脑开放，因而倾向选择激进的理论。
《生就反叛》一书以其大规模、详实的数据，令众多西方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社会学学者折服、兴奋。但与此同时，萨勒维在其详实数据的分析之上得出的结论及其说明也引起一些学者的非议与责难。责难集中于对其“生育顺序”概念的批驳，主要是下列三个问题。
一、生育顺序作用的解释能力
萨勒维的研究试图表明在理论选择过程中，生育顺序是一个最重要的前导因素。它引导主体去选择更为激进、更具变革性的理论。如果萨勒维关于生育顺序和激进人格的心理动力学解释可以被接受，那么，生育顺序作为最有效的理论选择因素这一观点就应当被承认。但是，对科学中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理论的选择，并不一定就是对激进思想的选择。事实上，在科学活动中，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的理论可能都根本不予考虑。换句话说，萨勒维的解释不能说明科学中所能容纳的激进理论的背景范围以及这一背景范围变化的方式。但萨勒维提出：“为解释激进的思想，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或者说曾经最需要了解的是子代的不同。”他宣称生育顺序的不同“反映着历史变革的脉搏”，可以解释所有重要的历史变化因素，诸如，个人选择、一般的社会背景、社会变革，甚至于民族的差异。
与此针锋相对，所罗门（Miriam Solomon）以一个案例分析。批驳了萨勒维的观点。这一案例恰是萨勒维在其书中引用的中心案例：达尔文革命。
关于物种起源的争论源于19世纪初期，持续至1940年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形成。萨勒维研究了1875年以前的有关争论。那时，大多数科学家都接受了进化论， 当时称为物种变态论（The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但并不承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物种变态是通过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系统发生或突变而产生的。这种情况持续至1940年左右新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主义结合起来。这一时期被一些学者称为“达尔文的衰落”时期。《物种起源》一书确有重要影响，但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科学家由信仰创造论转向信仰物种变态论，而不是相信自然选择学说。当时所有关于物种变态的理论，包括自然选择学说都存在科学上的困难：没有一个理论可与当时所知道的全部证据相符合，并且所有的理论都不完整。与其他理论相比较，自然选择学说不能得到当时大多数科学家的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否认自然是进步的。它宣称物种的进化，包括人的进化都是盲目自然力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对当时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太激进而无法接受。科学史家鲍勒（P.J.Bowler）在其著作《非达尔文革命》（The Non—Darwin Revolution）中阐述了这一状况。他说：“达尔文理论不应被看作19世纪进化论的核心理论，事实上，它作为一个契机将进化观念带进科学。而这一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非达尔文观念系统的。对现代生物学家来说，达尔文理论的唯物主义色彩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导观念太不相合。确实，达尔文理论太激进，而很难为人所接受。”许多科学史家也持有相同观点。
这一状况与萨勒维对达尔文革命的分析并不一致。首先，萨勒维将科学家分为两极，一极坚持进化论，另一极坚持创造论。其次，他将进化论等同于达尔文理论，进而宣称：（1）进化是存在的；（2）自然选择是可信的，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进化原因。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科学家相信自然选择可以引起物种的变化，尽管其中许多人相信自然选择可以引起种内变化。按照萨勒维的两极划分，只有达尔文、华莱士、魏斯曼等人可以划入这两极之一。即使是人称“达尔文斗士”的赫胥黎也不相信自然选择是物种变化的机制。他受海克尔的影响，相信自然是进步的。
萨勒维在这里引用的史料不够确凿，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样就掩盖了如下的历史事实：尽管年轻的一代反对保守的理论，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一定选择最激进的理论，即达尔文理论。那个时代太保守，而达尔文理论又太激进，使之无法为人接受。为取代创造论，可以选择在科学性上与达尔文理论相媲美的其他理论，为了找到一个稳定的、对科学家选择理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萨勒维摒弃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评价科学家。这种做法也引起科学哲学家们的反对，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将社会因素排除在数量统计之外，完全忽视了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事实上，在早期的理论争论中，科学家不接受自然选择学说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社会因素的作用。
萨勒维曾提出社会环境归根结底是生育顺序作用的积累效果。这一观点实际上暗示着当后代在数量上超过前代时，社会会变得更自由，相反，则更保守。这一观点很难找到有利的证据。所罗门以两个例证，批驳了这一观点。其一是阿加西（Agassis ）在美国前期倡导的反达尔文主义思潮。阿加西是前一代人，并且是保守的创造论者，但他以他的威信在美国影响了整个一代生物学家。可以说在美国反达尔文主义思潮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系统创造的结果。至少，它发挥了与生育顺序同等的效用。其二是现代政治学的例证。在原教旨主义盛行的犹太和穆斯林宗教社会里，有着极高的出生率，但伴随它的并不是自由的思想和开放的意识，而恰恰是相反的东西。
个人的行为、态度比分散的、复杂的社会进程容易辨识。但是，如果认为产生某一事件或某一行为的原因总是稳定的人格因素或是个体的气质，而不是作为背景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或者暂时的个体气质，那就会犯了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预期假设的错误。当萨勒维讲到“历史首先是人物传记，其次才是社会学”时，他犯了这个错误。
二、生育顺序作用与科学的理性
承认“社会”因素发挥作用的科学哲学家普遍认为：“社会”因素只在科学争论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结果是导致“分歧”和有益的认知努力上的不同；在“常规科学”时期，即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时期，“社会”因素几乎不起作用。相反，诸如证据、解释能力等等“科学”因素却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促使科学家肯定已被选择理论的优越性。在这种观点之下，“分歧”和“一致意见”的划分就如同过去对“发现”与“证实”的划分一样。“分歧”和“发现”一样不依赖于科学的理性，而“一致意见”如同“证实”必须依赖科学的理性。对上述观点，萨勒维做过详细的论述。 持有与他相同观点的还有吉尔（R.N.Giere）、霍尔（D.L.Hull）和凯施（P.Kitcher ）等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们将科学变革与物种进化相类比，认为：“分歧”是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不同而产生的，就像种内性状变化是由基因变化引起的一样；而“一致意见”是当某一理论取得相当的成功时才达到的，就如同物种的变化是种内变异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实现的一样。
萨勒维断言：“在科学中，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科学理论评价的理性标准开始盛行标志着理性发挥作用的下限。”这一断言一定程度上也断定证据方面的考虑最终取代主观的考虑。萨勒维并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理性发挥作用的下限之上，科学家也可能依据证据以外的其他因素而达成理论上的一致。事实上，科学社会学理论的一项研究宣称：“一致意见”可以通过强权和权威来达到。对这一观点，所罗门也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中的“一致意见”和“分歧”可以由相同的机制产生；科学共同体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有利的证据产生反应，而个体科学家则对有局限的部分证据产生反应；科学理性可以在社会层次上体现出来，因为科学结论是可以由全社会分享的。当然，所罗门在这里所谓科学结论的全社会分享，并不是指理论的传播，而是指整个科学共同体依据相同的理性标准选择科学理论。他的观点既不同于萨勒维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观点，也不同于科学社会学者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
三、生育顺序作用与进化认识论
萨勒维有关生育顺序在理论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论述试图说明：后代不仅与前代不同，而且优越于前代。后代对各种经验更开放、富有想象力、易于接受不同观点、有独立性，并且更自由。萨勒维称他们具有“革命的天才”，因而“在历史发展中起到领导作用”。后代所具有的这些品格，使他们能够具有“更深入、更强有力的内在联系”。作为前代，也具有一些优点，诸如传统职业的成就和库恩所说的解疑难能力。解疑难能力将已有理论推进到可接受的最广泛的领域。但从萨勒维观点出发，后代与前代在其优点上并不对称。萨勒维的理论是典型的个体主义理论（individualism ）， 特别是“前卫社会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in a pioneer society）理论。他认为：与社会群体相比较，个体是更重要的确定身份和行为的基点：如果个体的创新和激进达到一定程度，并否定已有状况，那么，个体就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萨勒维观点中所坚持的个体主义观念在当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一观念得到经典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响应与支持。萨勒维着力借助经典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心理学来解释子代的差异。同样，他借助经典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认识论来解释科学的变革。进化心理学将子代的差异解释为和个体生存价值紧密相连的“硬件”机制。就其进化认识论而言，萨勒维说：“就像自然选择是物种适应环境一样，假说的检验迟早会摒除不成功的理论。……就像自然中适者生存的物种一样，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占有最具优势的位置。他们利用假说的检验来实现观念的发展，并依此来避免知识陷于绝境。”与其他持有进化认识论观点的学者相比较，萨勒维更激进一些，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面临被选择或被淘汰的命运，而且科学家本人或者说是科学家的智力面临被选择或被淘汰的命运。萨勒维的个体主义观念贯穿他的认识论。
萨勒维还认为：在智力的较量中，一些是胜利者，另一些是失败者；而不是成功者吸收了前人的观念。分歧只是科学变革中暂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推理的“主观性”对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恒久的作用。科学家最终会在证据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一致意见在科学发展中最为重要，也是科学进步的标志。
所罗门认为萨勒维的这些观点都具有很强的传统色彩，甚至是保守色彩。他认为萨勒维在《生就反叛》一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和数据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理论或者哲学框架中加以解释。那样，结果将会与萨勒维的结论完全不同。而目前，不同的理论和哲学框架是存在的。近30年中关于科学的研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少数哲学家仍坚持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的观念已多样化。社会认识论学者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对在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分工与协作下科学进步的道路和方式都作了充分的研究。一些科学哲学家对持续的科学分歧的价值和科学发展的多样性也作了充分的研究。有时，在科学争论中并不存在明显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成功的理论往往接受了他人的成果。同样，在科学革命与科学常规时期之间也往往存在过渡时期。据此，所罗门认为，萨勒维所选择的理论或者说哲学框架是已被淘汰了的，尽管这一框架在西方学术界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萨勒维在《生就反叛》一书中收集的资料和数据却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应对之加以关注。
[收稿日期]200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