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区位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现时经济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国家和国家之间或者是一国内部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政府会竞相出台大量的优惠措施（甚至不惜血本）以吸引外国资本的进入。其原因似乎不难理解。虽然实证研究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既有的大部分文献表明，FDI是一揽子特定资产的组合，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就业、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引进技术并发生技术外溢等途径优化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出口能力。既然如此，政府的外资激励政策究竟效果如何？除了优惠政策外，是否存在其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作为引资大国，赋予了我们很好的研究基础，而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FDI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对称性要求我们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更深入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虽然开创性地引入区位变量，但主要建立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之后的FDI文献也只是关注于对OLI理论所涉及的区位变量的经验验证和补充。与此同时，近10年来，由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起来的集聚理论由于成功地把地理空间因素纳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逐渐地被应用到多个经济学领域。本文中，我们试图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集聚理论的各个传导机制在FDI对东道国内部区域决策中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的应用范围，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既有的FDI区位理论及其适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理论作了简单回顾，并对其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的应用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介绍了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择以及数据的来源；第四部分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中国数据进行了检验，并对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部分作了简短的总结并就我们的发现给出了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新经济地理学和集聚
在新经济地理学里，产业的空间集聚主要通过以下经济外部性来传导。首先，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可以带来集聚。Krugman(1991)假定制造业人口可以由工资低的地区向工资高的地区自由转移，从而证明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产业集聚来源于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需求，而后者又是贸易成本和厂商的固定成本相互作用的结果。Hanson(2005)在不考虑技术外溢的情况下，利用美国的数据证实了Krugman(1991)的论断。
其次，产业内的垂直联系和分工有助于解释中间投入品厂商和最终产品制造商的区位决定。 Venables(1996)把下游产业对上游产业的吸引概括为“需求联系”，而上游产业对下游产业的反作用概括为“成本联系”，并证明即使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上下游产业皆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运输成本适中的情况下，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会导致产业在特定地区集聚。Davis和Weinstein(1999)对日本产业的研究发现了这一作用机制的存在。
Scitovsky(1954)把上述两种由经济上的交互活动通过市场价格调节机制而带来的好处称为“货币外部性”。与其相对应的是“技术外部性”，强调非市场的交流对个人效用或厂商生产函数的影响。 Marshall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企业从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是产业在空间上集中的原因之一。 Henderson(1974)的模型也表明，集聚是同一地区相同产业的企业间由于地理上的靠近而产生溢出效应的结果。Black和Henderson(1999)进一步把溢出效应细分，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技术外溢渠道。Martin和Ottaviano(1999)则认为当地的研发活动(R&D)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和强化。
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或所谓的“正反馈”效应 (Arthur,1990)：某地区大量的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会吸引更多的厂商和工人，从而集聚效应被持续放大。但与此同时，产业的聚集会引起特定区域内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从而构成集聚的离心力，限制最终的集聚规模。
（二）新经济地理学和FDI在东道国内部的区位选择
传统的FDI理论主要集中于解释一国的企业为什么要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以及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需具备的条件。Dunning(1981,1998,2000)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首次把区位变量引入其分析体系。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生产要素（比如自然资源、劳动力）禀赋、外商投资政策等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分布的重要区位变量。
但是，传统研究存在着以下两个缺陷。第一，它们主要关注FDI在不同国家之间的选择问题。然而一方面，一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在劳动力、资本、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对象是与其战略目标最为契合的地区，所以研究跨国公司在一国内部的区位选择比起国家层次上的区位决定可能更有意义(Chang and Park,2005)。并且，一国数据而非跨国数据可以避免由于不同国家间文化、风俗等的差异所引起的偏误(Sun et al.,2002)。
第二，以往文献对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解释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逐年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能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生产价值链地优化配置，也就是说，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FDI的动机正在日益多元化。
基于上述两点，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FDI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就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因素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的FDI理论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强调市场规模对生产企业的吸引力，但他们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除此之外，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强调了贸易成本、当地企业间的生产联系和技术联系等因素在企业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
从国外看，现有的考察FDI区位分布中集聚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国对美直接投资。Wheeler和Mody(1992)利用20世纪 80年代的数据，在国家层面上对美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进行了考察。虽然区位影响因素随东道国的发展阶段和跨国公司所在产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贸易成本等集聚因素对投资者的区位决策起决定性的作用。Barrell和Pair (1999)利用美国制造业自1978～1994年在6个欧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Head等(1995)在对日本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州水平）选择的研究中，重点区分了要素禀赋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作用，并把跨国公司投资行为本身纳入集聚变量中。新建投资的数据表明，除了日本企业自身在生产和合作上的特殊性 （比如企业联盟形式），当地中间投入品的供给和技术外溢效应是吸引日本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研究FDI在中国地区分布的文献也日趋增多。除了对传统变量的考察外（孙俊，2002），一些文献也开始检验和测度集聚变量在中国吸引FDI中的作用。Head和Ries(1996)把中间投入品的供给和需求作为中国集聚经济的发生机制，利用54个城市共931个外商投资企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集聚效应在中国吸引FDI中的作用突出，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良好的城市里更为显著。Tuan和Ng(2003)建立在Krugman (1991)的“中心—外围”理论上的实证分析表明，不管企业规模如何，潜在的消费市场和运输成本影响香港投资者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行为。许罗丹、谭卫红(2003)在Dunning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局部调整模型，用时间序列证明了历史FDI水平对当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同时，作者还通过投资来源地的差异考察了不同投资战略行为的区位决定因素。
然而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只是延续了传统的研究方法，把个别的新经济地理变量简单地纳入各自的分析模型。本文中，我们试图在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框架下系统地对集聚理论所涉及的关键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从传统的FDI区位理论获知，投资所在地本身的一些特性也会对FDI的区位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Hanson,2000)。所以在把新经济地理学引入本文的同时，我们把传统变量纳入了考察范围。
三、FDI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计量模型
从前一节的理论回顾中我们发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进行补充。本节中，我们把影响FDI在华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3个方面，即传统的比较优势、地区性制度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
（一）比较优势
本文中，我们选用劳动力成本反映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的FDI区位理论所普遍关注和认可的。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具备非常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一优势在中国内部的不同地区又有所不同。考虑到生产率的差异，我们选用各地区劳动力实际工资对当地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预计其估计系数为负。然而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被生产活动的聚集效应所弱化，所以估计结果显著性不会很大。
（二）地区性制度因素
1.优惠政策。为了吸引FDI，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税收、土地、特殊区域待遇等优惠政策，中国也不例外。Cheng和Kwan(2000)对中国分地区的研究肯定了优惠政策在吸引FDI中的正面效应，尤其是经济特区政策。孙俊(2002)的结论支持这种观点，并表明各地区外资优惠政策的重要性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弱。本文引入Démurger等(2002)的政策优惠性指数来代理这个变量，其系数估计值为正。
2.开放程度。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反映了政府对待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态度，决定了该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它能改变企业行为和人们的观念，并通过外在压力促进当地市场环境的完善，最终影响国际投资者对它的偏好。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西部的逐步推进的过程，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较大程度地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我们采用一个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来代理当地的市场开放度。
3.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越小。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FDI倾向于投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加快了市场化进程，但市场化的程度在各个地区之间仍有较大的差异。一般认为，一个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该地区的市场机制就越为扭曲，从而不利于企业参与竞争。所以我们采用国有企业产值在当地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预计估计系数为负。
（三）新经济地理因素
1.贸易成本。Fujita和Thisse(1996)指出，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集中在贸易成本较低的地区。此外我们将看到，贸易成本还会通过货币外部性间接影响企业区位选择。本文中，我们选用各地区的公路密度指标①。
2.技术外部性。它主要表现为不同产业和企业的企业家、设计者和工程师之间有用技术信息的流动，比如如何在投资所在地进行有效经营的经验性知识。东道国或地区的技术水平反映了当地可供利用的专业人员及设备等资源的可获取性，这一方面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认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Henderson (2003)认为，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东道国企业较高的技术研发水平以及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形成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技术外溢，从而提高该地区企业的生产率。而这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同样适用。 Barrell和Pain(1999)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欧盟6国的投资分布的考察表明，东道国的R&D水平与其吸收的FDI存量正相关。Dumais等(1997)对美国制造业工厂集聚的动态效果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知识外溢对于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性。本文中，我们用各地区专利授权数在全国中的比重来反映这种技术外部性。
3.货币外部性。简单地说，就是与需求（或供给）相联系的外部性。在此，我们又分为3个指标。
(1)市场规模。传统的FDI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水平型的FDI。但新经济地理学给我们的启示是，市场规模的这种效应受到贸易成本的影响。Krugman(1991)的模型表明，贸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把厂址设在大规模的市场周围以降低运输成本；但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也会相应下降。至于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我们使用各地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
(2)当地工业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更多的偏重于最终消费品需求，而当地工业的发展状况则反映了该地区提供相关投入品和服务的能力。由第二节可知，上下游产业间的垂直联系导致一个地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当地相关企业的生产活动成反比，而这种关系有着自我强化的效应。Head和Ries(1996)的文章是个很好的证明。由于本文在地区宏观层面上考察该变量，所以我们选择某地工业GDP对全国工业GDP的比例来衡量。
(3)周边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Head等(1995,1999)利用日本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制造业的集聚效应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州的地理边界内，邻近州的产业活动的增加会增强该州对FDI的吸引力。也就是说，集聚有可能会跨越更大的空间，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的产业群和城市群。为了检测这一现象在中国是否存在，我们计算了周边接壤地区工业GDP在全国中的比重。
4.FDI的自我强化效应。一个地区既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外溢加速当地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循环积累效应。前期FDI的进入会在当地培训员工、开拓市场、创造专业化服务，从而降低后来者的进入成本，增强当地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Markusen,1990)。Head等(1995,1999)的计量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日本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已经被该国前期投资者投资的地区。 Cheng和Kwan(2000)利用中国1985～1995年的地区面板数据也发现，前期FDI的规模对FDI的地区选择起正面影响。为了测度历史FDI的作用，我们考察滞后一期的FDI指标。
根据上述FDI在华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及面板数据特征，我们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表示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个数占全国的比重RFDINO，作为因变量。
代表比较优势指标，即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
和
则分别代表地区性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解释变量的说明列于表 1。事实上，为了反映贸易成本对市场规模效应的影响，包含了贸易成本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FDI自我强化效应的代理变量以滞后一期的因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模型(1)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减少由方程联立内生性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除优惠政策和贸易成本代理变量之外的解释变量在方程中均使用滞后一期。
由于西藏和重庆的数据不全，本文样本中共包括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1993～2004年的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自有关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四、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计量方法
一般而言，面板数据模型有两种处理方法：如果α[,i]与解释变量相关，就将所有变量进行去均值处理然后再进行估计，从而得到固定效应模型；如果α[,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可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Hausman检验被用来判定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的选择：若其拒绝原假设，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果Hausman检验通过原假设，则说明α[,i]与解释变量不显著相关，一般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然而，我们的模型由于包含了因变量的滞后期作解释变量，属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Anderson和 Hsiao(1981,1982)以及Hsiao(1986)指出，动态面板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与静态模型存在差异。况且，为了解决由于宏观数据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确保动态模型中的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我们使用了目前应用越来越广的 GMM计量方法。通过对模型(1)进行差分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设定解释变量差分值的工具变量，我们可以得到DIF-GMM估计量（参见Arellano和 Bond,1991）。但DIF-GMM存在应用上的不足，首先，它不仅在差分时去掉了不能观测的地区特定变量，也同时去掉了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其次，其估计量并不一定有效，小样本的情况更为明显。 Blundell和Bond(1998)在上述差分方程和工具变量的基础上引入水平方程及工具变量，得到了 SYS-GMM估计量，从而大大提高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对GMM方法下的一致性检验包括以下两种：Sargan检验（或Hansen检验）和时间序列检验。Sargan检验或Hansen检验主要用于判断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约束，零假设表明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而时间序列检验主要涉及m1和m2统计量，显著的m1和不显著的m2说明残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于中国地区样本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GMM估计结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偏误，为了更好地考察新经济地理因素在FDI区位决策中的作用，我们将同时报告不同回归方法得出的结果。
（二）回归结果
表2给出了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方程 (1)～(3)包含了我们所要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而为了进一步考察在中国投资的 FDI是否存在区位选择的地域边界，我们在方程(4)～(6)中加入了周边地区工业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对于方程(1)和方程(4)，Hausman检验支持随机效应模型。与此同时，其余的GMM估计结果也都通过了Hansen检验以及m1、m2检验。总的来看，两种 GMM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与随机效应模型相比，GMM方法的系数估计值更为显著。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主要考察随机效应和SYS-GMM的估计结果。
表1 解释变量的说明
变量分组 指标指标含义
比较优势指标 EWAGE 当地劳动力实际工资／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地区性制度指标INCP 当地政策优惠性指数(Démurger et al,2002)
OPEN 当地进出口总额／GDP
MARKETIZATION 当地国有企业产值／工业企业产值
新经济地理指标TRADECOST*当地公路里程数／面积
INNOVATION当地专利授权数／全国专利授权数
MARKET当地人均GDP／全国人均GDP
TCOSTMARKET
当地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的交互项
IND
当地工业GDP／全国工业GDP
INDS 与当地接壤地区的工业GDP／全国工业GDP
RFDINO(-1)滞后一期“当地外商投资企业个数／全国外商投资企业个数”
注：*代表方程中使用对数形式。
就传统的变量来看，地区经济的开放度有助于部分地解释FDI的区位选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与国际市场融合得越为紧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但以往文章所普遍强调的劳动力成本、地区优惠政策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本文中没有呈现显著性。这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地区间的差异、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以及生产模式的转变促使跨国公司在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传统因素的地位正在减弱甚至消失。
新经济地理变量的估计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启示。与预期一致，一个地区发达的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的运输成本，进而吸引后者对其投资。对FDI区位集聚的传导机制的考察发现，当地产业技术外部性是解释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投资的一个稳定而强健的因素。技术外部性的代理变量在所有的结果里都具有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这似乎和既有的认识有所偏差。事实上，以往有关FDI在中国区位选择的研究很少涉及当地的技术创新要素。Head和Ries(1996)认为投资于中国的外资项目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即使是高技术产业也只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环节。从国别看，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虽然相对更多地投向附加值高的产业，但他们仍然把重要的创新活动放在母国。基于上述考虑，作者把工业品之间的关联效应作为FDI在中国产生集聚的唯一机制。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在总量上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其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1.3%。当地较高的研发能力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市场进入成本，而技术外溢的空间局限性把这种作用扩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近年来加大了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这种当地研发能力和制度保障的结合减少了跨国公司对技术外溢的担忧，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研发力度。当然，我们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当地技术水平和跨国公司研发投入决策之间的关系，对跨国公司研发行为的因素分析需要另行研究。
作为FDI区位集聚的另一影响因素，货币外部性内部不同机制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首先，FDI喜欢进入市场规模大、消费能力高的地区。结合FDI的战略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FDI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但正如新经济地理学所阐述的，市场规模的这种效应有可能会被运输成本的降低所抵消。方程(3)和方程(6)中运输成本和市场规模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是证明。其次，大体而言，当地工业配套能力对FDI具有正面影响，但显著性不是很大。Head和Ries(1996)使用的城市数据可能比我们的省际数据在统计上更为有效。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结果反映了跨国公司内部组成和战略取向的微小变化。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港澳台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主体。对于他们来说，丰富的劳动力和地域集中所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低成本是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在华直接投资的生力军。这些后来者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相较于港澳台企业，他们更为看重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其二，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更愿意与既有的（特别是已在华投资的）国外供应商合作，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当地供应商的作用。结合前后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与其他变量相比，当地工业配套能力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力较为微弱。后 3个方程考察了周边地区工业配套能力对FDI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以及距离上的影响，周边地区的工业活动对FDI的作用不显著，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也有所降低。
最后，中国确实存在明显的FDI自我强化效应，且结果较为稳定。随机效应的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一个地区前期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全国来说增加1%，就可以使当期的外商投资企业比重提高0.9%。GMM估计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外商投资企业的这种跟进行为除了与前面提到的交易成本、信息共享等有关外，部分还因为其本土化战略要求更多原有供应商和相关服务提供商也到中国开展业务。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不同的计量方法表明，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FDI的区位决策是对FDI区位理论的有益扩展。实证结果发现，传统理论所关注的变量不能较好地反映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行为，而另一方面，新经济地理学所衍生出来的因素对现阶段FDI的战略行为有着很好的解释力。这对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首先，传统的区位变量比如劳动力成本、地区优惠政策等因素在我们的计量模型中都不显著。这提示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制定招商引资等政策时需要着眼于动态的视角，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并不能永远地发挥作用。如今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要想在新一轮的招商引资中取胜，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倾斜，而需要在其他方面切实地加以改进。
其次，当地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已经在FDI的区位选择中显现出来。这也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地方。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在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形成创新性集聚，实现创新与引进外资的良性循环。从经验数据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技术研发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劣势。发展适合当地的技术、提高技术的产业化能力应该成为中西部地区今后的努力方向。
第三，伴随着FDI主体结构和战略的转变，市场规模在FDI的区位选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对于中西部等落后地区来说，如何才能扭转现阶段在市场规模效应上的不足从而吸引外商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呢？我们发现，市场规模效应的发挥受运输成本的影响，当地的运输成本越低，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就相对越小。所以在无法迅速改变市场规模的前提下，中西部等地区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并缩小与国际市场距离的同时，从而提高对FDI的吸引力。
第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自我强化效应。这进一步说明，在现阶段FDI严重倾向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只有加强和完善技术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才能跳出低水平经济与 FDI匮乏的循环怪圈，提高自身在吸引FDI方面的竞争力。
注释
①张吉鹏(2004)指出，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贸易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应该纳入贸易成本的考察范畴。但由于没有相应指标，我们这里仍然选取狭义的贸易成本，即通常所说的运输成本。
标签：外部性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经济地理学论文; 经济论文; 新贸易理论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工业区位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地理论文; 投资论文; gmm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