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明[1]2001年在《素质教育的视角：校内考试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摘 要基础教育中的校内考试是对照既定的教育目标,对受教育者由于学校教育而引起的素质变化和发展进行检测和评价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在当前我国推行的素质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作者调查与分析了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中校内考试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总结和借鉴了国内外考试改革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提出了校内考试改革的原则与设想。
王伟民[2]2008年在《建国后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普通高中校内考试是一种考试标准、内容不经校外机构或团体审核、批准的考试,其对学生的学习具有检查性、反馈性、发展性的功用。自新中国建立后,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为湖北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的提高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人才观的变化,“素质教育”在湖北省普通高中教育中开始开展起来。进入21世纪,随着全国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和改革。本文以此为着眼点,对建国后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进行发展性研究,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论文的一个导论。对文章的研究前史、选题动机作以概述并对关键词作以解释。第二部分,从梳理建国后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的沿革入手,概括出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在“文革前”、“文革时”、“文革后”叁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沿革的规律和特点。最后总结其发展对当前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改革的启示。第叁部分,具体分析了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改革的“先行者”——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后简称“华师一附中”)的“素质学分制”改革。重点讨论了华师一附中素质学分评价体系的实施的背景、内容、特点及反思,借此来为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第四部分,在了解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和其对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提出新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课改区”的实施经验以及前面两部分启示的前提下,对湖北省“新课改”背景下的普通高中校内考试的改革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本文的旨趣是在于探讨“新课改”背景下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改革的问题。改革源于对历史批判性的继承与创新,改革源于对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改革来源于对时代背景的理解和先进理念的分析。本文依托“建国后湖北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的发展沿革”和“华师一附中素质学分制”这两个基础,结合“新课改”的理念和“课改区”的经验,力图对“新课改”背景下湖北省普通高中校内考试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朱彬[3]2012年在《A市初中校内考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目前的现实中，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没有什么比考试更具有引导力量，至少在我们能预见的将来内，考试依然会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引导力量之一。但考试毕竟只是检测学生学业的工具，它既可以为素质教育服务，又可以为“应试教育”服务。如果我们期望考试能够成为进步的杠杆而不是前进的障碍，就必须保证考试能引导学生走向我们期望他走向的方向，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的考试容易引导学生走向一条条独木桥，注重的是应试能力，死记硬背；而独立思考、创新应用等我们期望的品质都被忽视了。学校层面的考试，即校内考试，是整个考试系统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准确了解我国校内考试的现状，客观分析现行学校教育考试弊端的成因，科学确定校内考试改革的对策，不仅是深化中小学教学改革、稳步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瓶颈”工程，也是保证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本研究将校内考试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现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等这叁个方面入手，进而分解出了四个研究主题，研究的背景意义、校内考试现状，校内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校内考试的对策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了本论文的主体。本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引言。考试只是一种检测学生学业的工具，要使考试能促进学生进步，就必须让考试质量得到保障。本章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入手，系统地介绍国内外校内考试相关研究状况，介绍了本研究的思路和所用的研究方法，并对校内考试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A市作了简单介绍。第二章A市初中校内考试现状。确定研究背景和意义后，初中校内考试的现状便成为了本文研究的另一重点。本章运用文献研究法查阅大量文献，确定了研究初中校内考试现状的五个维度，再运用了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及个案研究法等从考试的目标、考试的形式、考试的频次、考试的内容以及考试的反馈情况五个维度对校内考试作出了细致系统的研究，准确地的反映出初中校内考试的现状。第叁章A市初中校内考试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初中校内考试现状的把握，揭示了存在于当前初中校内考试中的种种问题，如考试功能的异化、考试设计的科学性欠佳、考试权力分配失衡以及考试的整体质量偏下等。希望通过对校内考试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为提出完善校内考试的对策提供有效支撑。第四章完善A市初中校内考试的对策。在论证完初中校内考试现状以及初中校内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后，再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从多方面改善当前我国大部分校内考试质量整体偏下的状况。本章主要从明确校内考试的目标和价值、重构校内考试的质量标准、建立校内考试的监控机构、强化教师的考试评估素养和完善我国的校内考试政策五个方面详尽的论述改善校内考试的具体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有效的推进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进程。
刘清华[4]2003年在《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属于高考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亟需研究的一个课题，是高考改革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不仅关系到高考改革，还关系到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甚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到教育能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进而影响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逻辑层次上，包括高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与高中教育的关系两个论题。本论文围绕“二者关系”这个中心议题，紧紧抓住高考在高等、中等教育间“承上启下”的角色特点，以教育基本理论、考试基本理论为指导，从历史的视角，教育学及考试社会学的视角，比较的视角，研究了高考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高考改革的思路。 除了导论和结语部分，全文主干部分有四章。每一章均按照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同一个中心议题，分别为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历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国别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科举时代、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选拔性考试”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而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锋利的双刃剑”。这种作用的机制，从积极面说，通过“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或者严格说来的“招考标准的科学化程度”起作用；从消极面说，通过“不考什么，往往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或者严格意义上通过“招考标准的缺陷”起作用。就招考形式而言，它与招考标准紧密相连，为招考标准服务，历史上的全国统一考试或者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对快速提高学校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往往也有不利于高校选拔个性化人才等弊端，进而不利于高中教育个性化发展；单独招考也是利弊共存，其优点是招考自主、灵活，缺点是对高中教育往往有较大的不利影响，更不利于考生报考。至于废除高考，则更是教育导向的失控，历史表明，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正确的办法往往是改革高考，特别是高考的导向标准。 基础理论研究部分按照社会系统发展中“从目的到过程到结果”的一般逻辑顺序展开，论述高考与教育在目的、过程、结果叁个维度上的关系。就目的而言，高考目的既要满足高等教育目的之需要，同时也要照顾到高中教育目的之要求，避免高考仅仅满足前者需要而冲击高中教育教学，或者仅仅满足后者需要而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不论如何，在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数量与质量矛盾情况下，高考目的与高等教育目的、高中教育目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就过程而右一，高考过程作为选才的过程，是高考目的的展开过程，系统的分析高考过程，它由选拔者一高校、被选拔者一高中生、选才标准、选才方法四个基本的要素集合体组成，其内在的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形成了高考过程的基本规律，即高考过程的双面性规律、导向性规律、竞争性规律。在此基础上，简要概括了高考过程需要贯彻的兼顾原则、可行性原则。就高考结果而论，它事实上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双面影响，我们要继续凸显的是高考的正面功能，对于客观存在只能逐步减轻的负面影响，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并正确的对待。 应用理论研究部分则是按照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而展开，论述了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会考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应试教育表达了高考与高中教育的关系，它是利弊共存的。素质教育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诉求是教育目的并最终表现为质量标准。会考与高考有根本区别，也有诸多联系，处理好叁几者关系的关键，是借鉴会考的性质，提升会考的功能，使高考包容一次水平性考试，以满足高中教育目的之要求。 比较研究部分讨论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其教育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共同特征，以作为我国高考改革的参考及借鉴。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结语部分论及的高考改革的思路，严格说来只是通过改革高考来处理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思路，以体现高考的正面教育功能。同时，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研究，只是高考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高考改革还涉及到其它许多复杂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对高考改革涉及的所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王少非[5]2007年在《校内考试监控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始于一个基本假定：良好的考试系统必然是一个平衡的考试系统。这种平衡是借助于多种制度安排实现的，但本文只关注两个方面：(1)平衡绝对离不开制约，平衡的考试实践离不开考试监控，平衡就是考试实践和考试监控之间的平衡。(2)平衡必须满足多个层级(包括国家、地方和学校)对学生学业成就信息的需求，平衡也就是国家教育质量监测、地方高利害考试和校内考试之间的平衡。基于上述假定，本研究将校内考试监控系统模型的构建作为研究的核心主题，试图通过回答谁来监控，如何监控，依据什么来监控等叁个问题来构建校内考试监控系统模型。从这叁个问题分解出来的四个研究主题，重构校内考试监控标准、建立校内考试监控机制、设立独立的考试监控机构、提升教师评估专业素养水平就构成了本论文的主体。导论。考试只是一种工具，可以成为改革的杠杆或者进步的障碍：要使考试实践促进进步，考试实践就必须加以有效的监控。这一部分也对本研究作了简单界定。第一章校内考试：地位、价值与问题。当前教育考试管理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平衡的考试系统的建立。平衡的一个方面是考试管理层级之间的平衡，即在考试事务上国家、地方和学校的平衡。校内考试在整个考试系统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前我国的考试管理权力分配不平衡，校内考试成为外部考试的附庸，且质量低下，因此校内考试监控就成为考试监控题中应有之义。第二章重构校内考试质量标准。作为以往考试质量标准所基于的心理测量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根本上不适合于教育评估，而为大规模标准化考试开发的考试质量标准也不适合于校内考试。已有的标准重构实践和理论观点为我们重构校内考试质量标准提供了重要启发，而教育评估发展的两个新趋势——基于标准的评估(Standards-Based Assesssment)和促进学习的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让两个效度概念的重要性得以突现，课程效度和后果效度就成为我们建构校内考试质量标准框架的基础。第叁章建立校内考试监控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标准还需要良好的实施，校内考试监控的实施需要相应的制度性工具。历史上主要针对高利害考试的监控实践、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针对学区以及学校层面的考试的监控实践，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其他领域(如消费者保护)的监控实践能够为我们建立校内考试监控系统提供诸多经验和启示。校内考试监控需要的相关机制包括：审议机制、评审机制、申诉机制和报告机制。第四章设立独立的考试监控机构。校内考试监控有众多合法主体：政府、教师、学校、学生及其家长，乃至于一般公众。从历史看，政府、考试机构、学生作为考试的监控主体都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当前的一个选择是建立独立的考试监控机构。这一趋势自新公共管理运用以来越来越明显。但在我国，单一的独立监控机构的作用有限，一个适当的选择是政府与独立的考试监控机构合作实施校内考试监控。第五章提升教师的评估专业素养。校内考试监控系统本质上是校内考试质量保证系统，教师(包括学校管理者)是校内考试实践质量的最终决定者，也是校内考试监控的当然主体。由于对教师评估素养在教师专业素养中的地位认识不足，教师教育中评估培训的缺失，以及教师日常评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教师的评估素养严重不足，教师很难承担校内考试监控或质量保证的职责。因此教师评估素养的专业发展也是校内考试监控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要促进教师评估素养的专业发展，就必须有效地移除教师评估素养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障碍，教师教育需要大量的工作，教师的日常评估实践也需要改造。
陈玥[6]2007年在《基础教育考试规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考试自古以来作为学校教育评价和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历来受社会各界、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关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考试改革作为课程评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倍受人们的关注。然而，当前基础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违背基础教育考试规律的现象，如盲目的追求高分数；教学围着考试转，考试考什么，教学就教什么；有些科目考试内容脱离学生生活实际；考试方法方式单一，仅注重能测量基础知识的笔试，而忽略了口试、实验操作等可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考查方式，制约了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对考生的成绩只关注结果，而不关注其积极努力的过程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和学校的发展。因此探讨基础教育考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研究从教育测量学角度、教育学角度以及心理学角度对基础教育考试规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考试理念、建立合理的考试制度、使用科学的考试方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对这次新课程改革中课程评价改革的成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张文鹏[7]2015年在《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与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校体育政策是指由政党和政府及其他组织为了达成学校体育目标和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所制定的指导方略、发展计划和行动方案,它蕴含了时代特征、社会需要、人才培养规格以及教育方针等诸多的隐喻信息以及丰富的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指导并规定了学校体育的运行机制与状态。本文以百年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的时间维度为轴线,以制度变迁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为视野,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及数理统计法,在对百年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后,并通过对当代主要发达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的比较与借鉴,提出了中国学校体育政策进一步改革的路径。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百年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学校体育政策从单一类型转向为复合类型;二是学校体育政策数量的变迁与不同时期的社会事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叁是学校体育政策主题始终围绕着学校体育教学展开;四是学校体育政策工具从单一工具转向为复合工具;五是学校体育政策目标始终以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为主;六是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主体由单一主体转向为多元主体。2.在对当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学校体育政策研究后发现:预防肥胖、减少久坐行为、促进健康以及提升竞争力是当代部分发达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目标的基本诉求;权威工具、激励工具以及能力工具是当代部分发达国家学校体育政策重点关注与建设的内容;当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学校体育政策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协作伙伴型、社团主导型以及结合型叁种类型。3.在对中国与当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学校体育政策比较研究后发现:从政策目标看,在坚持"健康第一"的同时,可以将提升竞争力、促进参与以及形成积极生活方式作为今后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治理的新目标;从政策工具看,应对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工具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度调整与改革,加快形成以权威工具升格立法为重点、以激励工具形成活力为抓手、以能力工具为促进的新局面;从政策治理机制看,应该调整中国学校体育的治理层级、进行相关立法以及实施扁平化管理。4.百年以来始终以学校体育教学为主题的政策治理过程,在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中,其政策的溢出效应明显不足。而学校体育政策溢出效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对体育认同的缺失,这种缺失导致了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在落实中陷入了弱化的窘境,并致使学校体育政策的效应难以彰显。5.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工具体系的深化调整与改革,既需要强化中央文件、法律法规等权威工具的运用,也需要进一步推动体育师资培训、资格准入、场地设施以及信息等能力工具的建设,以拨款、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激励工具来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落地生根。6.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深化调整与改革的主要路径为四个方面:从理论路径看,要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总体目标的多元化、具体目标的操作化以及实施目标的绩效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权威工具法定化、激励工具多元化以及能力工具制度化;从现实路径看,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制定主体之间的协调,实现学校体育政策制定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以促进学校体育政策效应的最大化;从关键路径看,要构建学校体育政策的评估体系,以促进学校体育政策的贯彻与落实,让学校体育政策落地生根;从根本路径看,要从政策上促进人们对学校体育的文化、社会以及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是彰显学校体育政策效益的起点,社会认同是学校体育政策效益实现的关键,心理认同是实现学校体育政策效益的核心。
陈燕红[8]2009年在《考试与文化的互动性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考试的历史悠久而绵长,因此,考试远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文化。随着这种文化的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考试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现象。一方面,一定的文化状况对考试具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文化影响着考试价值观、考试内容、考试地位和作用、考试方式和方法、考试制度变革等;另一方面,考试对文化又具有选择与传承、传播与融合、创造与更新的作用,尤其是古代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以及当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高考制度,它们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在其绵长的运行过程中,“考”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倚重和迷恋考试成为一种截斩不断的文化传统。因此,当今教育考试改革必须认识如下问题:考试文化源远流长,已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代代相传;古代科举制度不是一无是处,当今考试并非万恶之源;考试改革势在必行,但并非解决所有中国教育顽疾的灵丹妙药。我们应该从深层上,即从文化底蕴、思维方式和中国国情上考虑教育考试改革,找准考试改革的文化参照点和认识论上的支撑点,在此基础上,本论文探讨了文化视野下的高考改革;文化变迁视野下的高等自学考试改革;文化交融诉求下的中小学校内学业考试改革,促使考试与文化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李涛[9]2014年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关系国家发展大计,涉及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乎千万学生的前途命运。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代表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其招生制度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在国立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异常重要,其招生形式多样,内容复杂,影响深远,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虽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已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原始资料发掘不足,研究视角狭窄,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运行机制和实际情况的挖掘很不深入,其观点多有可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力图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制度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及其启示。具体地说,本文除通过原始资料的梳理理清国立大学招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外,将视野聚焦于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选拔途径、招生考试、录取、照顾政策、对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等重要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国立大学招生变迁的动因、问题、影响与结果,总结经验教训及其启示。除绪论外,正文分为八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理由、研究目的、内容、研究意义及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问题。第一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及其招生概况。分析国立大学概况是探讨国立大学招生的必要前提。国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的沿海、沿江大城市。国立大学数量从少到多,地域分布从偏于东部到相对均衡,学生数量波动上升,学科发展由文法科泛滥到文实科均衡。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考试权下放到学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政权趋于稳定,自由招生显现出一定的缺陷,教育部开始控制招生的数量、科类,直到抗战时期全面接管招生事务。尔后,战争环境恶化,以及控制招生带来的弊病,促使政府与大学分享招考权。招考权是招生的关键特征,它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上,对招生制度的所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因此,根据国立大学招考权的变化,结合时代的演进,本文将国立大学的招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分为叁个时期：大学自由招生阶段(1912-1932)；政府严格控制招生阶段(1933-1940)；政府宏观调控招生阶段(1941-1949)。第二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和选拔途径。招生的组织主体是指招生由谁来组织,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大学；选拔途径是指考试还是保送、推荐。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经历了从大学到政府,再到二者分担的发展过程。选拔途径以考试为主导方式,推荐、保送等是重要的补充形式。招考权和文化传统对组织主体、选拔途径的影响最大,进而影响了国立大学招生的概貌。第叁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考试。考试是招生的内核,尤其是在我国这种特别重视考试的国度里,考试科目与内容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决定了招生的成效。本章主要论述当时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舞弊等。考试科目变迁的趋势是由合科、分科并行,发展到合科、分科融合。当时考试的命题立意、试题编制、题型及题量等都有较大的合理因素,但也有明显的弱点。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考试方式有统一考试、联合考试、单独考试等多种形式,但是单独考试是主流,多次数、多层次、多类型考试是其显着的特点。入学考试中新旧舞弊方式并存,媒体抨击之,大学和政府打压之,考生以上书、罢考、闹风潮等方式应对之,甚至发展到追究刑事责任,这反映了舞弊背后的教育和社会问题。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录取。民国时期招生录取标准以考试成绩为主,兼顾其他因素。国立大学的入学机会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立大学在校生的区域分布、阶层分布,探讨了国立大学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通过对学生籍贯的分析,发现国立大学招生有本地化倾向,东西部省份入学机会差异极大。通过对学生家庭出身的分析,发现各阶层入学机会极端不平等。学、商、政、军界等优势阶层子弟在国立大学中占据支配地位,农工阶层子弟所占比例较小,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甚微。国立大学破格录取早已传为佳话,本文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探明偏才怪才的入学机会。第五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照顾政策。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照顾政策基本形成了四大体系：侨生升学照顾体系,边疆少数民族升学照顾体系,国民党员、军人升学照顾体系,教职员子弟及公务员(包括官员)子弟升学照顾体系。这些照顾政策对于政权的稳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对国民党员、公务员特别是官员的照顾政策的实施也损害了国民政府的信誉,破坏了教育公平。第六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失调与整顿。在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招生“市场失灵”表现为：招生标准混乱,与中学教学相脱节,入学资格模糊,文实科失衡。政府对其进行了“宏观调控”,健全招生规则,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净化招生环境。这些整顿措施有利于整齐新生程度,提高录取标准,规范入学资格,加强中高等教育的联系,平衡文实科的发展,有效地保障了单独招生制度公平、有序、高效的运行。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并未发生大面积的腐败,值得深思。政府对大学招生的整顿导致了一些风波,如因整顿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而发生纠纷,这一事件不仅是教育问题,也反映了党派斗争、政治控制、青年失业、无政府主义泛滥等问题。第七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民国时期发生了叁次大规模的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废考运动”是对传统考试制度的批判：“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测验理论；“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则是探索本土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叁次论争推动了我国考试制度的现代化,促进了考试文化的更新。第八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特点、经验与启示。通过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发展的梳理,本文认为国立大学招生的发展历史有以下主要特点：招生的演进过程就是招考权的博弈过程；招生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两难问题；招生改革具有过渡性,即从受科举影响的传统考试到受西方测验理论影响的现代考试的过渡。国立大学招生的发展历史有以下基本经验：招生标准强调全面性、学术性；招生的考试追求科学化,考试具有多样性、选择性；招生的录取侧重于“考试公平”；招生的照顾政策以补偿性为主。国立大学招生发展具有以下启示：政府宏观管理,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坚持以考试为主,考试多样化；高考在文理分科基础上融合合科因素较为合理；增加弱势群体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消除“升学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语考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破格录取偏才怪才；以制度、文化变革消弭单独招生中的腐败。
鄢明明[10]2003年在《大规模考试的演变与育人》文中研究指明通观世界，近二十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大规模考试的改革。究其原因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之中；社会的急剧变化，对高考、会考等大规模考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考试改革经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将高中毕业会考与高考这两种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的大规模考试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大规模考试的发展和演变历史，在建构大规模考试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从育人的价值取向研究考试变革。本文以考试育人为崭新的视角，将大规模考试的特点与功能运用于培育具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国民素质的人才群体，而且针对小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提供的条件，通过考试育人，确立新的考试改革原则，把握好考试演变趋势，使大规模考试和整个教育体系汇成一体，通过具体的育人方略，使学生在有限的学习生涯中，获得符合时代总体需要而又具有个性特点的发展。 本文内容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言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目的、思路、内容和方法。第二章“大规模考试概述”主要是探讨了大规模考试的概念，论述了考试的源流、类型、要素和考试的社会意义，从文献中梳理出大规模考试随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当社会变革加剧时，大规模考试要实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大规模考试自身功能的增强，就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第叁章是讨论“我国社会发展与大规模考试的演变”，通过对古代科举考试、民国时期中等学校会考以及新中国建立后高考的研究，揭示大规模考试产生于大批量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需要，而且社会的变迁要求大规模考试作相应变革。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大规模考试制度。第四章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省毕业会考或大学入学考试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以便于借鉴其实际育人作用。归结出当前世界各国(地区)广泛重视大规模考试的原因，并指出其大规模考试发展的共同趋向是多样化、适切化。第五章研究“我国大规模考试改革的现状”，对新时期以来我国高考改革与会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进行了回顾，分析了会考与高考的关系，评价了 ／迄匡J飞 洱士牢仁论义 V同间W ＊厂＊RAL＊WlIAI们N新时期以来我国大规模考试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依然存在会考弱化、高校与考生缺少选择权和自主权，考试类别单一，考试组织育人意识不强等主要问题。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考试改革的原则缺乏引导性、没有把握近一时期考试发展趋势以及缺少比较具体的改革运行方略。第六章“关于我国大规模考试改革趋向的思考”这一思考实际上是改革对策研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考试育人方略：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这两个育人的重要阶段，考试要促进其发挥各自特点并更好地衔接，这种衔接是中学的多样化、特色化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的衔接；在大规模考试的范围内，高中毕业会考与高考在改革中要明确分工和相互促进，更好的培育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青年一代；而在某一种大规模考试实施时，全社会都要关心考试价值育人、考试准备育人、考试过程育人、考试结果育人和考试改革育人，使考试育人方略全方位地加以落实。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采用史学方法、文献法和调查与统计、参观、访谈、实践经验总结等实证法。实证法是大规模考试自身鲜明的实践性使然；也是本论文的一个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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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内考试监控研究[D]. 王少非.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6]. 基础教育考试规律研究[D]. 陈玥.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7]. 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与改革研究[D]. 张文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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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D]. 李涛. 西南大学. 2014
[10]. 大规模考试的演变与育人[D]. 鄢明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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