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改善中国大学生存与发展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状态论文,关系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3)06-0039-04
一、受关注程度的增强，并不意味着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同步改善
自进入现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与文化功能的持续增强，大学这一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学术机构，这一在很长时间内与政府和社会保持相当远的距离甚至有时与政府和社会完全格格不入的独特机构，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真正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可以说，大学已经以其独有的存在形态及独有的功能赢来了独有的地位。现在人们已不再否认，大学是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为独特的机构，就存在的形式、现实与潜在的功能而言，还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可以与大学相提并论。在我国，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大学在促进创新、推动知识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于是，今天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可能、实际上也不会完全无视大学的存在，人们甚至认为，现代大学正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
大学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使它受到更广、更多、更强烈、乃至更细致的关注。然而大学受关注程度的不断增强，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同步改善。事实上，在大学的重要性日趋增强的时代里，当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的是进化，有的是异化，也有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退化。
首先，中国当代大学自身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大学的自我意识日趋模糊。大学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机构，使命感空泛，很少意识到自己应如何生存，同时也未体现出大学应有的精神与气象。客观而言，中国当代大学并非不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但是它们所关注的往往只是自己生存状态中极为表层的一部分，如政府和社会支持自己的程度以及自己眼前的现实需要，而对于自己深层的生存状态，如目标定位、使命的指向、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理想的生存状态，要么根本没有意识，要么无暇顾及。尤其是随着大学经济与政治功能的逐步增强，其受政府控制和社会干预的程度也在同步增强，而进一步的结果当然就是大学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性的增强。在政府控制和社会干预的力度增强之后，大学的职能得到了广泛拓展。与此同时，大学开始淡漠了自己的本份——大学层次的研究和教育，并越来越热衷于非本职职能，尤其是非高等教育层次的服务工作，而本来这些职能是该由其他社会组织或教育机构担当起来的。在绝大多数大学中，研究和教育仅被视作求得生存的手段，早已经不是根本职能了，而且，这时的研究和教育已经离开了它们自身原有的精髓：纯粹探究和高级养成。大学重研究，更主要的是为了求得有用发明；大学重教育，主要是为了提供社会所需的专业训练。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代大学已经开始失去大学的本真意义，并正在远离其本真精神。大学正在失去自我。
其次，中国当代大学所处的外在环境实际上与大学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规律发生着越来越多的矛盾。的确，随着大学外在功能的增强，政府和社会不能不关注大学。但政府和社会关注大学，不等于真正重视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关注，仅仅是基于对大学的外在的政治与经济功能的意识，而非基于对大学的内在特殊性的认可。这种认识上的误解直接导致了行动取向上的偏差。政府习惯于将大学视作自己的下属机构，始终不肯放弃对大学的直接的、全面的和强力的控制；社会习惯于将大学视作一般社会机构，过分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职责及对大学进行干预和渗透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大学追求自治、自由与相对独立的合理性很难得到根本上的认可。超强的政府控制和社会干预无情地蚕食着大学的领地，大学所能涉足的天地似乎越来越宽，但其生存与发展空间越变越窄。相当多的大学在走向社会中心之际，也正在逐渐被剥夺自我与主体性。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或正在陷入为生存而生存的境地。它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演变成为政府的下属或社会的附庸。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变化是互为因果的，二者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则是大学主体性的削弱。大学日益远离自身的使命，日益失却大学之为大学的精神。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大学正在向非大学的方向行进。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由于受政府的控制太强，与社会的距离太近，当代大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智慧上的原创性以及通过培养具有批判性和原创性精神的人才进而提升社会理智与精神格调、推动社会创新的能力趋于退化。在亦步亦趋地跟随社会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大学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日渐消退，最起码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大学正在失去追求卓越的意识与潜能，日趋平庸化为一般社会组织。也正因为如此，不论取理论角度或实践角度，理清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力图突破这一前沿障碍就显得极为迫切也极有意义。这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力。
二、常规范式无力善解三者之间关系的矛盾
究竟如何才能改善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答案显而易见，即必须在理论上重新阐释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调适这一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必须改善当代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未由此得到改善。人们曾经以为，只要着力坚持以大学为本位，强调大学的自治、自由和相对独立性，弱化政府控制和社会干预，就能为大学提供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社会对大学的干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必然性。正如同在教育中简单强调社会本位抑制个人本位或强调个人本位抑制社会本位行不通一样，在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单方面强调大学本位而否定政府与社会本位或单方面强调政府与社会本位而否定大学本位都是不可取的。而大学日益卷入社会的现实也表明，完全立足于大学本位的解决方法，只是大学的一厢情愿，根本不可能行得通。于是，人们又试图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即通过重新认识和处理好大学与政府或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双边关系，继而通过调适这种两两对应的关系为大学寻求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但这种解决办法无法摆脱两大困境。其一是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无论抛开哪一个，都无法准确地解释和妥善地解决另一种关系。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必然牵扯到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必然牵涉到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无论我们如何周密、谨慎地思考和行动，任何单向的努力都难以达成真正彻底的解决目标。其二是在现实上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有许多人呼吁要在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或者说尽可能使二者保持均衡和适度。但这种“度”的说法只在理论上具有表面上的“圆满”性。在理论的深层，我们不得不面对自治与控制、自由与干预之间的悖论。在实践中，“度”也很难把握和具体操作，事实上，也从未被真正把握和处理好过。于是，要真正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善当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就必须走出常规范式，确立新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论和分析角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解释框架。
三、调适关系的基准是确立大学的主体性
庄子《内篇》云：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混沌可以走向清晰，在清晰产生的同时，混沌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政府一味按自己的想法去改造或控制大学，而社会又始终坚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或干预大学的话，大学终将失去自我。同理，如果大学按照政府的具体指令亦步亦趋，又追随社会现实功利而不坚守自身特色的话，大学也终将被政府和社会遗弃。
显然，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不能简单对应于布鲁贝克所谈到的世界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为基础或以政治论为基础）中的一种，更不是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置身于象牙塔中而与社会生活隔绝。用比较的眼光看，中国大学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与西方大学在20世纪60～70年代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共同点和更多的可比性。但是，如果说二战以后美德法日等国家因趋向于政治论哲学而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话，其作为大学生存的基本身份前提和属性是清楚的，可以说是在确保自我的前提下奉行着政治论哲学。而中国情况有所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大学是在没有自我、缺少自我和基本属性不明的情况下遵循着政治论哲学的发展轨迹，因而一方面欠缺高品质成就（就大国地位与世界先进大学相比较而言），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与社会紧密结合、自立自强于时代之前沿。其病灶既不在于追随了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模式，也不在于效仿了积极为社区服务的“威斯康辛模式”，更不在于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了与世隔绝的学术“圣殿”。从总体上看，政府超强的控制与社会的过分干预，异化了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致使大学的主体性缺失，造成大学身份的危机，继而阻碍了大学的改革进步及质量品位的改良提升。具体表现为——由于身份危机而至茫然之举：首先，不知道自己是谁？其次，不知道该为什么价值而做持久不懈地奋斗？第三，不知道政府明天的指向和政策会作怎样的调整？第四，不知道社会今天的需求是不是真正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第五，不知道除了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发明以外，其他的“高深学问”有无探讨的必要和实际的价值？第六，笼罩在政府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庞大的科层组织之下，依附在工具化、功利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中国大学犹如一个到了十岁还未断奶的儿童，首先不能自主，继而无法自立，最后更难以自强。它还没有走进象牙塔就被指责患了象牙塔的毛病；它还没有机会和社会开展正常的交流往来，就被批评为“适应性”不强；其生存价值权重逻辑顺序不得不是：首先选择追随政府，因为这样好处多，其次选择紧跟市场，因为这样见效快，最后不得已才选择探究学术，因为这条路充满荆棘。
当前，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大学自身，都异口同声地呼唤着高等教育的创新。然而，高等教育的创新实际上取决于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大学的创新，而大学的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改善。追根求源，决定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主要因素正是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状态。而协调的关系状态需要以承认大学这一独特事物的主体性为前提。
四、调适关系的策略存在于“三位一体”的系统之中
走出常规范式后，我们会发现，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系统只能是一个同时包含大学、政府、社会三大不可替代的主体因素的复杂系统。为了寻求对这一系统的解，我们不仅有必要分别剖析大学与政府之间以及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更需要对它们进行整合。因为我们始终意识到，复杂系统并不等于若干子系统的简单相加，由分解所求得的解释即使叠加起来，也不等于对复杂系统本身的诠释。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之所以用“三位一体”来描述这种关系，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线性的（政府指挥大学，大学适应社会），也不是平面的（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政府与社会），而是立体状态的（三者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之下，共生于宏观的社会范畴之中，每一个角度都有可能发生联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单一的角色行为，也有可能是角色之间联合以后的行为）。从外部角度观照，三位一体构成一个“混沌”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进入内部，则各自呈现出“有序”的局部特征，且自成体系。在大学生存与发展系统中，三者既相对独立又共生共荣。我们既不能单纯立足于大学本位，企图建立一个完全以大学为中心的关系系统，也不应放弃大学的立场，在这里，需要权衡，还需要综合。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把大学当作大学，把政府和社会当作他们自身来看待，更需要把大学当作与政府和社会相关的大学，把政府和社会当作与大学相关的事物来看待。而在三位一体的复杂关系系统中，政府应该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大学应该是自主的。
在三位一体的复杂系统中，要想真正解决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界定清楚并相应确立三个关系因子的形象定位问题的同时，既要致力于发展大学的主体意识，又要致力于发展大学的主体能力，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则是发展大学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并能使之持之以恒的根本保障。为此，我们应从接续传统入手，弘扬自治与自由的学术理念，还要抓好以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硬制度的建设，使有关大学发展的各项制度能得到贯彻落实，同时有必要提升整个社会的理智与文化水平，使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在健康的社会心理和更高的文化平台之上。此后，“当人们的思想更为成熟、更加进步时，当人们有了新的发现、发现了新的真理时，当人们的态度和意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时，制度必须随着时间的步伐而进步”[1]。
大学处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常常表现出混沌学所称的“确定的随机性”和“非周期的有序性”征候，许许多多的创新言行也正是从其间涌现出来的。如若我们非要强求其具体言行的高度规范和统一，过多地干预其独立自主的运行模式，那么，就难免受到教育规律的惩处。概而言之，大学只有真正自主了，才有可能自治；只有自治，才能有效服务于教育自身；只有有效服务于教育自身，才能有效服务于政府；只有有效促进了人的发展，才能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理想的关系状态是：大学、政府、社会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即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学按高等教育规律运行发展壮大，社会孕育、呵护并从大学摄取精神物质财富，成为大学成长的载体与归属；政府扶持、调控着大学的行为和走势，从大学中不断吸取先进思想、创造发明和高素质人才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简而言之，大学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但不是政府的直接下属，不能以改变自身性质为代价换取政府的青睐：大学要依赖社会，融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细胞，但它绝不是社会的附庸。如若从整体上理顺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政府之管理会更为有效，大学之办学会更有活力，社会亦将从大学获取更多的精神财富和人力资源。
最后，有必要强调，不论是教育研究还是教育实践，我们不得不放弃对“人治”的预期，不论我们对“人”的呼唤是怎样的急切，蔡元培先生亦不可以再生，他主长当年的北大，只能拯救当年的北大，他主长当年的教育部，也只能扭转教育部当年的作风，然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整体搭建，却不仅只是需要—个蔡元培，而是一大批。因此，在任何调适三者关系的努力中，我们都必须始终坚持制度平台比人格平台更为重要的观点。简而言之，唯有“制度平台”才能够孕育出一批“蔡元培”，继而引领和激励更多的教育者投身于教育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