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古典文学论文,道德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连恒几千年的中国文明，辉煌灿烂，博大精深。作为其文化主体部分的道德精神，个体修养，不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良风美俗。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东方各国。直至今日，到处可以看到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风范在现代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充满了人伦纲常，道德风范。这些恢弘的篇章，既是文学史上的瑰宝，也是思想道德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有效地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
一、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的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道德风范。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勃兴，体制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国门的敞开，各种思想意识如潮般地涌入所造成的思维的差异，观念的碰撞，利益的冲突，更向我们提出了一项项新的课题，即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并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教育。
中国古典文学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贤哲圣思们在他们至今令人折服的论述中，深刻而又明确地提出了一整套人伦哲理。他们所倡导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操，舍身取义的浩然气节，历经千年，仍独具魅力，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也成为古典文学的主要内容。
然而，曾几何时，这种优秀伦理、高尚道德却在华夏本土渐渐失去它的土壤。在当代舆论不得不为以“不许随地吐痰”为首的“七不”而摇旗鼓瑟之时，我们除了企盼文明早日在中华大地重新生根以外，深感作为教育工作者身上担子的沉重。
看来“仓廪足”未必“知礼仪”。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虽然不具备普遍意义，却也说明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传统文化中个体道德修养所提倡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洁情怀，突出了道德性，显示了人禽之辨。从中我们领略到道德精神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受到仅从物质上不能体验的道德理性给人性带来的升华。
当然，道德制约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健全的法制作为基础。但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道德在人们心理行为上的规范作用和导向功能。试想，一个社会若只剩下法律为唯一的约束，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从这点看，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二、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的基本构成
具有道德精神的中国古典文学篇章遍及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所体现的各个方面，在古代文学中都有其深刻的印迹，强调要进行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我们应当有效地开掘古典文学的教育内容，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效。综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道德精神的中国古典文学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整体为上：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整体为上的思想传统。它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从而形成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这在古典名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中，司马迁为后人塑造的廉颇和蔺相如很有典型意义。蔺相如在外敌面前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在内，他不以位高而自傲，面对廉颇的挑衅，表示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显示为国义弃己利的君子风度。蔺相如的“不战”而胜，和廉颇后来的“肉袒负荆”，是“整体为上”的道德准则在注重国家利益上的具体表现。对于这种道德准则的弘扬，会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小人自惭形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整体为上，还表现在以民族利益为重。《汉书》“苏武传”描写了汉朝使者苏武在匈奴的艰苦环境中，如何宁死不屈地保持民族气节。文中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苏武有之。”
在《东周列国》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使人感动的故事：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赶着牛群去京都洛阳贩买。路途上，偶而得知秦国已派出大量军队偷袭郑国。紧急中，他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去送信，一面机智地以郑王使者的身份，带着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欢迎”秦军。秦军在惊讶于郑国怎会如此之快得到他们偷袭情报的同时，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弦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的义举却显现出中华民族历史弥坚的整体为上传统的深入人心，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它们构成了文学上激动人心的群英谱。
2.仁爱和谐：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除了强调“礼”，还十分注重“仁”。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国家的治理都需要法律与道德，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即为现代所说的法律，那么“仁”，即为现代所说的道德。然仔细分析，中国的“礼”与“仁”，又不完全能被法律与道德所包容。简而言之，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弥漫着仁爱和谐的人本之光，显示了人类的美好希望。
孔子说“仁者，爱人”，“和为贵”；孟子要求统治者们“与民同乐”；墨子的《兼爱》阐述了“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道理；庄子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其中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于和平共处，和谐互爱的向往。
北宋张载在其著名的《西铭》中认为：用儒者的仁爱精神看待普天下的人民和万事万物，那么，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友好伙伴。因此，每个人应当视全国的同胞为手足，泛爱万物，与天地同体，以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创造温情脉脉的仁爱世界。
当然，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仁爱和谐也曾为以往封建统治者们所利用，但它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成分，在协调人际关系、凝聚人心、集合力量、维护统一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人亲近和平的气质和人格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3.人伦纲常：传统的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即人必须积极努力，奋发向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表达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怀，敦厚宽容。从《尚书》中最早提出“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到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对“厚德载物”的具体阐述，特别强调在家庭中不同关系的人应该遵守的义务，应该扮演的角色。
在家庭中，人伦纲常首先表现为父母对晚辈的哺育教养。天下没有不疼爱子女的父母，关键在于如何去爱。中国古代关于这方面的文学记录比比皆是。从系统完整的《颜氏家训》，袁采的《袁氏示范》到散见于文学史中包括散文、书信、诗歌、格言等各种文学记录，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家教”遗产。
人伦纲常还表现为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孝敬。“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在家能孝，于国则忠。岳飞的“精忠报国”，既是对国家利益的赤胆忠心，也是对父母严教的最好回报，显示出凛然的民族正气，更是一种以小见大的道德的高度自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忠孝曾经被发挥至极端，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抛弃杂芜，取其精华，孝敬父母长辈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提倡。
人伦纲常还表现为交友接物之道。不论是兄弟姐妹还是邻里朋友，都应抱着“民胞物与”的心胸去对待。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明“和”既是处友的基本标准，和舟共济，更要分清是非，不同流合污。
“天地君亲师”，由此“孝亲”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并构成人际关系的准绳。他们笼罩于传统的中国社会，迷漫于人的意识，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4.崇德修身：崇德重义，追求精神境界，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身修养方面，表现为不断的自我完善，向往理想人格。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至刚”养“浩然之气”。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特别崇尚人的精神追求，并不是为了宣扬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特别强调在利与义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与禽兽有别的人，该作怎样的选择。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这种“唯义所在”的人生追求，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气图，听到了一首首人间正气歌，他们似一股清流荡涤着俗泥污浊，反照出见利忘义者的卑琐。
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司马迁以极度悲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真挚之感，切肤之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然而其更为感人的地方在于，即便处于此种境况，仍涌动于作者内心的理想之光。“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能死得重于泰山，司马迁以超人的毅力，忍辱负重，以“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自勉，最终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记》。司马迁在逆境中仍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各种需要中最高的层次，体现出我们的祖辈们在坚韧不拔地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中，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即所谓“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在几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一直激励着正直人士发奋向上。
5.修养践履：所谓修养践履，是指不仅要有崇高的目标，更要有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知行合一”，切磋实践，时时反省，方能最终造就理想人格。为此，历代圣人贤士都很注重修养践履。
孔子认为“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倡导“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孔子的观点中有一点非常伟大，那就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君子风度，令人折服。因此他的学生曾子积极响应自己的老师，提出要“日三省吾身”。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著名散文《原毁》一文中探讨社会上为什么有人总喜欢诽谤他人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严”于待人，“宽”于待己的小人，同时更高度赞美了修己克己的圣人，显示出鲜明的是非观。仁人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舜和周公都是古代的圣人，君子以他们为榜样修身，必先探求他们所以能成为圣人的原因，然后检查自己，早晚思考，去掉那些不如他们的言行，发展那些与他们相同的品行。以圣人为镜，与圣人同则，这样做是不是过于严格，不切实际？为此韩愈提出圣凡同则的著名根据：“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圣人凡人都是人，圣凡之间本没有鸿沟。圣凡同则既是崇高的修养目标，又是仁人君子修养的途径和方法。“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仁人君子就应该这样严格而全面要求自己，规范自己。那么对于有缺点的人呢？韩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另一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这是多么超凡脱俗的境界。回首马援在《诫兄子严敦书》中“吾欲奴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这段话语，又会感到它是多么耐人寻味。
关于自身的修养践履，中国历史上有观点完全相左的两种说法：即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皆有不忍之心”。“仁，义，礼，智……我固有也”；荀子则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因为人都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然不管性善性恶，孟子和荀子都强调修养践履的重要性。因为“性善”，所以具备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基础；因为“性恶”，所以要“化性起伪”，加强礼法的约束，加强自身的修养。性善性恶理论虽然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替成贤成圣的修养践履提供理论基础。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们对于修养践履主体功能的强调。
三、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的思考
“文以载道”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使中国文学所负载的重任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及，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作用。
1.注重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道德精神。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主要目的是对一种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道德精神的呼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文化，固然要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更需要从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吸取养料，这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对时代经验的总结。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倡导传统中的道德精神，并不是对传统的一种简单回归，历史只能属于历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渊源流长的精神，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东西。
2.进一步搞好学校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学校的古典文学教学在一个潸史时期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教材已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首先，原有教材一般比较集中于歌颂爱国主义和币示封建社会的弊端，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尤其在人伦纲常、取爱和谐方面，几乎成为空白。在崇德修身，修养践履方面，也缺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去阐述而流于简单的定论。这样，就流失了留存于古典文学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另外，原有材料篇目的选择比较随意，有的按题旨，有的按作者年代，有的按艺术风格，而且因篇幅有限，学生对古典文学的了解只能是泛泛的。如果我们能从上述五个方面作为选篇宗旨，每一特点选择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应对被选作品的作家的思想及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对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作一介绍。另外，作品可以多选一些，有些是课堂重点讲的，有的让学生自学，这样，作品的学习就不是孤立的，而是融于整个文学史。
3.要有传“道”的意识。倡导具有道德精神的古典文学教育，不仅在于篇目的选择，更在于授课者讲课的方法，特别要展现古典文学道德精神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作用。比如，讲到人伦纲常，就应该突出其中的尊重长辈，孝敬父母，爱护子女，人与人之间讲究信义，增强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感，而对于它在特定历史时代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用违避，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这样，既赋予了时代感，又使每一个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去认真思考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