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易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易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致力于探求除弊救世的良方。在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同时，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也随之成书。作为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继承、发挥《周易》之道，充分吸收各种易学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易学思想，成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及时贤多有述及，但系统论述者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撰成本文。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众所周知，原始宗教巫术是道教的重要来源，而《周易》则是原始宗教巫术的渊薮。人们通常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十翼）两个部分。《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著作，而其哲学思想又是以解说《易经》为形式，借助占筮的特殊结构和方法展开的。作为宗教巫术，卜筮曾在世界各民族普遍流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更是与卜筮密不可分。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使用兽骨来卜测吉凶的现象已经产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卜筮文化，或称宗教文化。人们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并用以决定国家大事，出现了专职或半专职的卜筮人员，而这又意味着中国文明的起源。占筮使用蓍草，按照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求得某种卦象，然后依据卦辞、爻辞，对所问事情进行判断和推理。现存的《易经》可以说是这类活动的一种记录。实际上，上古时用于占筮的筮书有《连山》、《归藏》、《周易》（即《易经》）“三易”（见《周礼·春官·太卜》、《筮人》等），只不过《连山》、《归藏》皆已亡佚，唯有《周易》流传于世。《易经》分为上、下两篇，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筮辞即卦辞、爻辞。它大体成书于西周初年，由当时的宗教巫术特别是卜筮之官和兼掌卜筮之事的史官采辑、订正、增补、编纂而成，并非出自具体的一时一人。作为传统礼制的组成部分，作为占筮活动的重要依据，《易经》在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广泛流行，备受重视，而这又为易学和易学思想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一样步入著名的轴心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理性文化逐渐与卜筮文化分离并开始取得主导地位。在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中，易学逐渐与卜筮过程分离，并摆脱其束缚，开始向哲理化、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卦爻辞被赋以各种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各国史官和孔子及诸子各家的易学研究，更使《易经》成为宣传道德训教、阐释天道变化的工具。至战国中后期，著名的《易传》诸篇陆续问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的取象说、取义说和战国时期的刚柔说，还提出了爻位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些占筮体例，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从而建立起一个以阴阳学说为主要内容、以《易经》的框架结构为外在形式的思想体系。这样，《周易》就演变成为一部蕴涵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理论的文化典籍，人文化、哲理化也由此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然而，“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受认知和思维水平的限制，作为一种人文理性与宗教巫术的奇妙的结合，《周易》始终发挥着占筮吉凶、预测未来的功能，并在道教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道家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而它与《周易》及易学更是有着不解之缘。虽然《庄子·天运》最早提及“六经”一词时称述的是孔子之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提到“儒者以六艺为法”，而这些经典确也习称为儒家经典，被儒家用作教科书，尊奉为最高的理论依据，对它们的解说亦往往成为儒家学派表达思想主张的重要方式，用《汉书·艺文志》的话来说，就是“游文于六经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都不能算作儒家的专利品，不能算作儒家的独占领地。实际情况是百家治《易》，百家治经。而一些经学著作，本身就是吸收、融合各家思想的结果，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易学家之手的《易传》更是如此。它总结多方面的理论成果，利用《易经》的形式系统、框架结构，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当时人类所达到的先进的思维发展水平，这也是与当时诸子百家在易学研究上的努力分不开的，而道家又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易传》虽然内容丰富，但其主导思想还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用阴阳刚柔解释《易经》，解释天地万物和一切社会现象。这一思想是有其渊源和演变过程的。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将地震的成因解释为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失调（见《国语·周语上》），但尚未达到哲理化的高度。将阴阳说纳入哲理范畴的是亦曾做过史官的老子。他将阴阳视为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或属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后来庄子及其后学也喜谈阴阳，并用以解《易》，说“《易》以道阴阳”。其实《易经》中并无“阴阳”一词，只有《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出现了一个“阴”字。以阴阳解《易》是易学研究逐步抽象化、哲理化的结果。到了《易传》，以阴阳解《易》已经十分普遍，阴阳变易已被视为《周易》及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从卦象、爻象到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可以用阴阳加以解释，这样就形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湛命题。阴阳说在《易传》特别是《系辞》中，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并且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考其来龙去脉，这主要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再如，“太极”一词是由《尚书·洪范》的“皇极”演化而来的，但先秦时期明确使用“太极”一词的，除了《易传》，即为《庄子》。《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这里的“太极”是指空间的最高极限。而《易传》一方面将“太极”作为筮法范畴，用以指大衍之数，也就是蓍草混而未分的状态，另一方面则对“太极”的意蕴作了进一步升华、发展，使其具有宇宙论的哲学意义，这就是太极生两仪之说。《易传》中的精气说等也与道家黄老学派或称稷下道家有着相同、相通之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易传》多论天道，言性命，言感寂，言道器，颇近道家。易家显然是有取于道家的。 ”（蒙文通：《经史抉原》第164 页， 巴蜀书社1995年版）我们还是要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就《易传》的思想体系来看，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其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体思维模式，其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有许多都是来自道家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的。有此渊源关系，道教与《周易》和易学结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另外，还应注意包括易学在内的经学的演化与道教产生之间的关系。经学独尊以后，迅速向宗教化、神秘化的方向发展，与各种宗教信仰活动合流，处于经学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更是如此。而在这一过程中，易学特别是以卦气说为中心的象数易学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如西汉末年讲卦气说的经学大师刘歆，长于术数方伎，笃信神仙之事。“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新论·离事》），又“信方士虚言，为神仙可学”（《新论·辨惑》）。此时兴起的谶纬之学，实际上是一种神学经学，其中又以《易纬》为重点。进入东汉以后，谶纬之学大盛，经学和方术已经融合一起而难以分开。其间的象数易学家最为活跃，如郎覬、崔瑗、任安、景鸾等。这一现象，使当时社会弥漫在一片神秘气氛之中，并促使道教迅速兴起，促使《太平经》形成巨帙。惟其如此，对汉代易学包括《易纬》的研究成果，《太平经》多有吸收。我们说《太平经》深受经学的影响，但在表面上看来，它对经学著作却持一种贬低的态度。它认为，“非养性之道”的“经书则浮浅， 贤儒日诵之，故不可与之也”（王明编《太平经合校》第23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引此书仅标页码）。然而，《太平经》又对被列入经书之列的《周易》极为推崇。书中未提《诗》、《书》、《礼》、《春秋》，但却多处引《易》述《易》，有一章还专门标明八卦，即《八卦还念精文第一百三十》，表现出明显的八卦崇拜倾向。它认为，“《易》者理阴阳气”，“为神道”（第650页）。 这种对《周易》的特殊关注，对八卦的极力崇拜，也说明，在诸经之学中，对《太平经》影响最大的乃是易学。
二
《太平经》继承、发挥《周易》和易学之说，推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社会政治观等一系列思想理论。它借鉴、吸收《易传》的太极阴阳说及汉代流行的元气说，用以解释宇宙生成和万物起源。它认为，宇宙最初浑沌未分而含有阴阳，天地万物均从其中化生而来。它说：“天地未分，起初之时，乃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无有分理。虽无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里阴阳，虽俱相持，而不分别。”（第678 页）这种浑沌未分的原初物质就是元气：“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第17页）“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第12页）。“元气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气而生”（第78页）。值得注意的是，和《淮南子》、扬雄的宇宙生成理论不同，《太平经》将元气与道区别开来，认为道是万物生成、发展的一种普遍法则和规律，故为“万物之元首”，“为万物之师”。然而，元气是先于道而存在的，并不依赖于道。“元气无形，……不缘道而生”，只不过元气在化生万物时要依道而行，即所谓“元气行道，以生万物”（第16页），所谓“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第21页）。这样，元气居于道之前之上，成为最高范畴。很显然，《太平经》的元气与《易传》的太极同质同格，都是指浑沌未分的原初物质。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太平经》还曾利用元气说解释《周易》：“睹天微意，然《易》者，乃本天地阴阳微气，以元气为初。故南方极阳生阴，故记其阴：北方极阴生阳，故记其阳；微气者，未能王持事也。故《易》初九子，为潜龙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气之端首耳。”（第271 页）直接用元气说解释《周易》，这是《太平经》的一大创造，对易学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另外，《太平经》还提到“一”，视之为元气初起时的状态，同时又从数的角度加以说明：“一者，数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气所起也；一者，天之纲纪也。”（第60页）“天数起于一。 ”（第392页）《周易·系辞上》有“天一地二”等的易数之说，《易纬·乾凿度》也曾以易数的变化来解释宇宙生成和演化的过程：“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这些都为《太平经》提供了重要资鉴。
“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后汉书·襄楷传》），这是《太平经》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受《易传》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太平经》以阴阳学说解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认为“天地之性， 半阴半阳”（第702页）。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为阳气、阴气，亦称太阳之气、 太阴之气，前者主生，后者主养。“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一阳不施生，一阴并空虚，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第221页）阴阳之气既相互对立、排斥，又彼此依赖、 联结，从而支配和制约着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天地之性，半阳半阴。”（ 第702页）“天失阴阳则乱其道，地失阴阳则乱其财，人失阴阳则绝其后，君臣失阴阳则其道不理，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第733页）读罢此语， 自然使我们想到《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湛命题，想到《京氏易传》中一系列有关言论：“阴生阳消，阳生阴灭，二气交互，万物生焉。”“阴阳相资相返，相克相生。”“阴阳交错，万物通焉。”（《京氏易传》卷上《解卦》、《井卦》、《晋卦》、《大有》）“阴阳相成，万物生也。”（《京氏易传》卷中《比卦》）“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京氏易传》卷下）。这些都成为《太平经》最为直接的思想渊源。
《太平经》强调，阴阳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它说：“极阳而生阴”（第227页），“极阴生阳”（第338页）。“夫阳极者能生阴，阴极者能生阳，此两者相传，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故能长相生也，世世不绝天地统也。”（第44页）阴阳之间的彼此转化、循环不已，使天地万物得以存在和发展。《太平经》还直接以《周易》和易学语言来解释这一现象。它说：“极阴生阳，名为初九。一合生物，阴止阳起，受施于亥，怀妊于壬，藩滋于子。子子孙孙，阳入阴中， 其生无已。”（第338页）在《周易》和易学中，盛极则衰、物极必反的思想观念甚为丰富，可谓俯拾即是。如《京氏易传》：“阳极则止，反生阴象。”“阴阳相荡，至极则反。”（《京氏易传》卷上《艮卦》、《大过》）“阴极则阳来，阴消则阳长。”“阴极则反，阳道行也。”（《京氏易传》卷中《复卦》、《坤卦》）凡此种种，都曾在《太平经》成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资鉴作用。
《太平经》特别重视阴阳之间的相须相合，认为阴阳之间的相互统一重于相互对立。这是对《易传》太和、中正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易传》所向往的理想境界是阴阳、刚柔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协调配合、相辅相成。《易传》称之为“太和”，并将这种理想落实到卦爻体系中，就形成了著名的中正说：《周易》每卦六爻，各有其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得位或当位，当位为正，象征阴阳各就其位，合于应然之序。每卦分为上体、下体，二为下体之中，五为上体之中，若爻居中位，即为中或称得中，象征守持中道，行为适中，不偏不倚，合于阴阳和合的法则。在《易传》看来，自然界应该实现一种高度和谐，而人们又必须通过顺应、效法自然的和谐而求得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天人整体和谐。从《易传》这一理念中，《太平经》获得的理论滋养颇多。它说：“阴阳相得，道乃可行。天须地乃有所在，地须天乃有所成。”在《易纬》之说的基础上，它使用“中和”的概念来表示阴阳之间的统一性。“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第19页）“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调和，王治太平。”（第20页）这也是对易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为了说明事物的和谐性，《太平经》将阴阳两大基本概念扩展为阴、阳、和三个基本概念，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三个类别结合而成。后世道教人物将其概括为“三一为宗”。在这里，除了老子“三生万物”的理论，《易传》三才成卦之说和天地人一体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此外，刘歆“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说及扬雄以三分法构筑其理论体系的举动，也对《太平经》有所启示。既然元气为世界本原，而阴、阳、中和之气都反映了其某一方面的特性，都可以归结为元气，那么，相应地，所有事物均可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类别。也就是说，凡事皆可一分为三：“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第19页）三名均出于一祖，“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第236页）。阳气、阴气、中和之气三气相通，三名同心相合， 就可以成就万物，并使世界完美和谐。“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怳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物利。……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第148～149页）这种三名并力同心的状态，就是《太平经》追求的太平世界。“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第19页）这种理论与《易传》和易学倡导的天人整体和谐思想有着同一旨趣。
对易学的五行之说，《太平经》也多有吸收。五行之说始见于《尚书·洪范》，至战国时期，邹衍以“相生”或“相胜”来概括五行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更为系统的五行学说。入汉以后，五行之说依然盛行并有所深化。如《淮南子》以五行配干支，同时认为五行运动存在着生、壮、老、囚、死五个不同阶段或五行之间、地支与五行之间相互生扶和制约的关系。此后董仲舒又将阴阳与五行全面结合起来。到了京房，则直接将五行引入易学，认为《周易》卦爻皆由五行构成，并吸收五行生克之说，认为五行在一年四季中也分别表现为旺、相、死、囚、休五种不同态势。这样，五行之说就成了汉易的重要内容。《太平经》不但吸收了易学的阴阳理论，而且同样将五行之说融会其中。它说：“天有五行，亦自有阴阳；地有五行，亦自有阴阳；人有五行，亦自有阴阳也。……然万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人皆随四时五行为盛衰也。 （第336页）这里显然是沿袭着“著天地、四时、五行”（《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易学研究的运思理路。本于汉易五行生克之说，《太平经》指出：“今天乃自有四时之气，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废自有时，今但人兴用之也。安能乃使其生气， 而王相更相克贼乎？ ”（第232页）它还提到帝气、王气、相气、微气以及衰死囚亡之气， 以其分别象征天、地、人、万物：“帝气者象天，天者常乐生，无害心，欲施与，三皇象之，常纯善良，无恶无害心。……王气者象地，地者常养而好德，五帝象之也。地虽养者名为杀，故五帝时有刑也。……相气、微气者象人，人者无常法，数变易，三王象之，无常法也。……衰死囚亡之气象万物，数变乱无正相出入，五霸象之，其气乱凶，故不得有乐也。”（第645页）这就使五行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易传》和汉易的八卦方位说，也颇为《太平经》所取资。《太平经》说：“甲子，天正也，日以冬至初还反本。乙丑，地正也，物以布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初起，开门就职。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初生属阳，阳者本天地人元气。故乾坎艮震，在东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间，阴阳合生于中央。”（第676 页）又说：“万物始萌于北，元气起于子，转而东北，布根于角，转在东方，生出达，转在东南，而悉生枝叶，转在南方而茂盛，转在西南而向盛，转在西方而成熟，转在西北而终”（第76～77页）。“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 第154页）。“今南方为阳，《易》仅得巽离坤，北方为阴，《易》反得乾坎艮”（第272页）。综合这些说法， 就形成了一个八卦与天干、地支、四方及十二月相配的图式，显示出一年四季中万物的生长变化，进而显示出宇宙的生成、发展。其中坎居正北，与甲子相配，为天正，当十一月冬至，阴极生阳，万物萌动。其他各卦相配之法可依此类推。《太平经》的这一图式源于《易传》的八卦方位说。《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对此用图表示，就形成了著名的“后天八卦方位图”或称“文王八卦方位图”。西汉魏相、孟喜等人的易学理论也都对《易传》此说进行了取鉴和发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太平经》推出了八卦方位图式。
爻辰说源于京房的纳支说，其后刘歆、《易纬》等又有所发展，成为汉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此影响，《太平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内容：“初九起甲子，初六起于甲午”（第227页）。“初九于子日始还， 九二于丑而阴阳运，九三于寅，天地人万物俱欲背阴向阳，闚于寅”（第390页）。这里虽然没有将乾坤两卦十二爻分别配以十二辰， 但已很明显的是用两卦的某些爻与十二辰中的一些时辰相配。后来郑玄将爻辰说发展为易学的一种完整、系统的体例，其间《太平经》当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孟喜卦气说的主干是十二月卦即十二消息卦之说。消是阴进阳退，息是阳进阴退。阴阳二气的相互推移决定了四时的交替变化，这类似于阴阳二爻相互推移所引起的卦变。于是孟喜用以编制了一个卦气图式，从六十四卦中选取十二卦，将其有规律地与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组合起来：复、临、泰、大壮、央、乾、姤、遁、否、观、剥、坤分别配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它们相配的依据在于阴阳消息。在十二卦中，由复至乾，此六卦体现了阳长阴消的过程，故称息卦；姤至乾则为消卦，体现了阴长阳消的过程。阴阳消息，周流不已，以此显示十二月交替循环。孟喜的这一理论在《太平经》中也有所反映：“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十二月德在九二之时，在丑”；“正月寅，德在九三”；“二月德在九四，在卯”；“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四月巳，德在上九”；“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六月刑居六二，在未”；“七月刑在六三，申之时”；“八月刑在六四，酉时”；“九月刑在六五，在戌”；“十月刑在上六，亥”（第105～106页）。这里尽管没有提及十二消息卦之名，但以阳爻为德，阴爻为刑，还有它们在卦中的不同爻位配以十二月、十二辰，则是与十二月消息卦说相通的。
三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部宗教经典，作为对社会矛盾和现实苦难的反映与抗议，《太平经》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君臣民“并力同心”之说，而这同样是以《易传》中正、太和观念为哲理基础的，是整体和谐理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与“三一为宗”的思想相一致，《太平经》特别强调君臣民之间的关系，视之为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第150页）在《太平经》看来， “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第151页）。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君臣民三者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所以，三者应该上下通气，同心同德，甘苦与共。“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第149页）“君者须臣，臣须民，民须臣，臣须君， 乃后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有臣民而无君，亦不成臣民；臣民无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须而立，相得乃成，故君臣民当应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也。”（第150页）
然而，这种上下和谐的政治局面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东汉后期的社会现实则是政治黑暗，官府横征暴敛，土地兼并剧烈，贫富分化严重，广大农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太平经》对此进行了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它曾提及一个在远处流亡的雇农的境况：“时以行客，赁作富家，为其奴使，一岁数千，衣出其中，余少可视，积十余岁，可得自用还故乡。”（第618页）由此以见剥削之苛重。 王明先生指出：“在社会思想方面，《太平经》里有一些篇章表示反对剥削，反对统治阶级的聚敛财物，主张自食其力和救穷周急；反对有强力的人欺凌弱者，主张扶养弱者；反对后生的人欺凌老者，主张敬养老人；反对智识多的人欺侮智识少的人，主张有智识、道德的人应该相教。这些，反映了当时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的痛苦以及对于一般贫苦人民和弱者的深厚同情。”（前言第6页）统观《太平经》全书， 王先生所言的确是深中肯綮的。
在要求君臣民并力同心的基础上，《太平经》提出了“太平”的政治理想。“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地之执平也。比若人种善得善，种恶得恶，人与之善用力，多其物。子好善，人与之鲜，鲜其物恶也。气者，乃言天气悦喜下生，地气顺喜上养；气之法行于天下地上，阴阳相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凡物，三气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气至也。”（第148页）可见，在“太平”理想中， “平均”是一个重要内涵。《太平经》还说道：“调和平均，使各从其愿，不夺其所安。”（第616页）“皆自平均，无有怨讼。”（第544页）“各令平均，无有横赐。”（第579页）《太平经》认为，只有平均分配财富、 分享利益，才能实现太平。为此，它提出：“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来，职当主周穷救急也。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第246～247页）它强烈批评豪富之家贪残鄙吝的卑劣行径，认为“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第242页）。它试图通过“有财之家，假贷周贫”（第574页）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向往“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第683页）的局面。 这些都是《太平经》对《易传》中正、太和政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挥。
更为重要的是，《太平经》将这一思想与《周易》盛极则衰、 革故鼎新的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它认为，“阴之与阳，乃更相反，阳兴则阴衰，阴兴则阳衰”（第588～589页）。与阴阳之气一样，在现实社会中，君主和臣民的地位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为君，衰即为民”（第723页）。 君主如果不顾百姓死活，无休止地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导致统治政权的覆亡。东汉后期，太平道教主张角曾将《太平经》作为思想武器，领导发动了黄巾起义，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这与《太平经》“盛而为君，衰即为民”的思想当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应该指出的是，《太平经》虽然对现实政治颇多怨气和不满，但并不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只是要改进其中的某些不合理成分，而《易传》的太和、中正观念也是与天尊地卑、乾坤定位的不易之义联系在一起的。取资于此，在要求君臣民“并力同心”、“相须相得”的同时，《太平经》极力宣传君尊臣卑，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它认为，“人君，天也”（第20页），“帝王者，天之贵子也”（第169 页），而“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当主为君王达聪明，使上得安而无忧，共称天心”（第318页）。“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臣， 下者若民也”（第238页）。“阳，君也；阴，臣也。事臣不得过君。 ”（第49页）在君臣民三者之中，臣民属于被统治者，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役使。《太平经》虽然认为“人君不明，灾害并行”（第195页）， 但又将责任推到臣民身上，把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归于臣民的不忠不孝：“今返居下不忠，背反天地，闭绝帝王聪明，使其愁苦，常自责治失正，灾变纷纷，危而不安，皆应不孝不忠不信大逆，法不当得与于赦，今何重之有乎？”（第318 页）《太平经》曾明确提及自己的著述宗旨，那就是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合宜的治国方略：“吾乃为太平之君作经。”（第445页）
为了实现这种建立在一定秩序上的太平之世，《太平经》继承、发挥《易传》的尚德精神，提出了尊道重德、任德不任刑的政治主张。它将以往的帝王之治总结为十个方面，即“元气治”、“自然治”、“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法治”、“武治”（第254页）。在这里，“元气治”、 “自然治”是与其宇宙观相一致的，而直接关乎治国之道的则始于“道”、“德”。所以，在另一处，《太平经》又将治国之道概括为“德、仁、义、礼、文、法、武七事”，而“御此者道也”（第729～730页）。它说：“古者圣人君子威人以道与德，不以筋力刑罚也。”（第107～108页）“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因此，《太平经》力倡“守道与德，思退刑罚”（第110页）， 强调“君者当以道德化万物，令各得其所也”（第20页）。《太平经》主张任德不任刑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就是重生思想，所谓“天道恶杀而好生”（第174页），“天乃好生不伤也”（第32页），“要当重生， 生为第一”（第613页）。这一思想则源《周易》之说。 《系辞上》：“生生之谓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均为《太平经》所取鉴。
《太平经》的作者们深知，要真正体现重德精神，除了君主本人，贤臣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易传》的尚贤、养贤思想又在《太平经》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太平经》呼吁君主选用贤臣良吏，指出： “天命治国之道，以贤明臣为友。”（第150页）在它看来，贤臣的价值是金钱珠宝所无法比拟的，“与国家万双璧玉，不若进二大贤也”（第128页）。它还特别强调：“帝王有愚臣亿万， 不若得一大贤明乎？”（第346页）这也是对东汉后期官场昏暗、 吏治腐败现象的一种批判。
在善恶报应思想方面，《太平经》曾深得《周易》之沾溉。《易传》认为，人间的善恶报应并非受鬼神意志的支配，而是当事人自己造成的。它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文言》）受此启发，《太平经》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因果报应理论，即著名的承负说，用以解释何以善人得祸、恶人得福。它提出，承者为前，负者为后。先人犯有过失，将其恶果遗留给后代，这就是负；后人承受先人过失带来的恶果为承。代代更相负、更相承，使得品行与祸福不尽一致。“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第22页）在这里，《周易》的善恶报应思想得到某种深化和圆通。不过，《太平经》又将承负这种报应视为人间不太平的重要根源，认为现实社会政治的腐败和危机并非一日之事，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后世君主承负了其先人的过失。所以，要想致太平，只有解除承负。“今天当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众贤，以化民间，各自思过，以解先人承负之谪，使凡人各自为身计，勿令懈忽，乃后天且大喜，致立平矣。”（第255 页）“如是则天地已悦矣，帝王承负之灾厄，已大除去，天下太平矣。”（第319页）当然，在这里，《太平经》并未抓住社会不太平的根源。
在著述宗旨和治学风格上，《太平经》也深得《易传》之沾溉。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学说，包括宗教学说，如果没有吸纳、融摄其他学说的态度和能力，就不能长期生存并发展壮大。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学说，都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政治需要，在保持自我、自信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说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从中吸取各种养料，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战国秦汉之际，随着政治统一形势的发展和稳固，诸子百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往往既相互对立，相互碰撞，相互攻讦，又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认同。这样，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就出现了一种兼收并蓄、综合融会的趋势。荀子、庄子后学、韩非等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真正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融会行为有三次。一次是黄老之学的形成，一次是《吕氏春秋》的撰著，而最为成功、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就是《易传》的问世。陆续成于战国中后期易学家之手的《易传》，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为宗旨，怀着强烈的超越意识和包容精神，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试图把道、儒、墨、名、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和有益成分统统吸收过来，然后再进行加工、整合、消化，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就使它高于百家、超越百家，从而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与九流十家比肩而立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思想流派。于是，《易传》也就成了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加上封建政权提倡能不断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的思想学说，秦汉易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大都注意融会贯通，博采众家之长，其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也带有明显的包容性、融合性、超越性。《太平经》的作者们也不例外。《太平经》作非一时，其间有一个由简到繁、不断增添的过程，大约至顺帝时始成170卷的规模。 它不是一人一地的作品，而是道教初创时期众多道士作品的结集。它的思想资料或源于历史传统，或采自当代思潮，或取于上层社会，或撷自民间生活，或来自内地区域，或取于周边民族，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贤圣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第348页）。《太平经》本身也曾明确表述过自己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广集众善之说的著述宗旨：“宜拘校凡圣贤文，各以家类引之，出入上下大小，莫不相应。以一况十，十况百，百况千，千况万，万况无极，众贤共计，莫不尽得。”（第632页）“从神文圣贤辞， 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类相从，合其辞语，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名为皇天洞极政事之文也。”（第354页）与此同时， 《太平经》还要求统治者广开言路，兼听各种不同意见，集思广益，以保天下太平。“古者贤圣之治，下及庶贱者，乐得异闻，以称天心地意，以安其身也。故其治独常安平，与天合同也。”（第322页）为使下情上达、 言论畅通落到实处，《太平经》建议设立“太平来善宅”，搜集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其有奇方殊文，可使投于太平来善宅中，因集议善恶于其下，而四方共上事也”（第328～329页）。《太平经》卷八十八《作来善宅法》详细论述了这一方法。凡此种种，均与《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之说有着同样的旨趣和风格。
总之，在中国易学史特别是道教易学史上，《太平经》一书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而深刻。随着易学及道教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易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特殊关注和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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