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化路径的要素配置效应：国际案例与中国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要素论文,效应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3)05—0039—11
一、引 言
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级、低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经济状态向高级、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经济状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国外较早研究产业升级演化路径问题的学者是Gereffi(1994)，其在对东亚纺织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曾深刻剖析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购买者驱动生产链中可选择装配进口零配件→自主进行生产全过程→自主设计产品→销售自主品牌产品的快速升级路径，即产业升级沿着组装加工→贴牌生产→自主设计制造→自有品牌构建的路径演化[1]。Humphrey和Schmitz(2000)指出产业升级的路径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升级或产业间升级逐步提升[2]。Ernst(2001)将产业升级方式划分为产业间升级(产业层级领域：低附加值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要素间升级(生产要素层级领域：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需求升级(消费层级领域：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功能升级(价值链层级领域：销售、分配→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及链式升级(层级领域：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3]。
以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国内学者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李娜等(2012)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或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4]。这实质是对“雁行模式”理论和主导产业替代理论的拓展，理论本质仍是要素比较优势的路径演变与动态转化。黄永明(2006)曾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及路径选择进行深刻研究，提出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的三种企业升级路径。其中，基于技术能力的企业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分别为“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企业加工制造经验丰富”；基于市场扩张能力的企业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分别为“渠道(物流)与品牌建设能力较强”、“品牌美誉度较强和国际市场开拓经验较丰富”；基于技术和市场相结合的企业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分别为“资本积累、研发、渠道及品牌经营能力较强”、“企业已深度切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和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能力较强”[5]。张其仔(2008)认为无论是Humphrey和Schmitz提到的产业升级，还是Ernst提到的产业升级，皆为产业线性升级，但一国及地区的产业升级既可表现线性形态，也可呈现非线性形态，一般由其比较优势演化路径所决定，且因其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呈现相异的演化路径。其认为，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产生分岔，表现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的交叉进行。非线性产业升级具有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和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两种情况：前者是指产业内升级达到某种高度后，再转向另外产业实行产业间升级；后者是指产业间升级完成后，再实现产业内升级[6]。朱卫平等(2011)采用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剖析产业升级内涵，然后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发展历程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概括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等三种广东产业升级模式，且依托理论成果与经验证据，认为加工程度高度化将成为未来广东产业升级的主攻点[7]。丁志国等(2012)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进行细致研究，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是驱动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发展的有效力量，而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8]。
以上学者对产业升级路径的研究，皆涉及包括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在内的初级要素和包括技术、知识、信息、关系在内的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由低向高演进过程中分别所起的基础作用和关键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深层次理解产业演化路径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现有文献并未在各种要素、网络、发展优势、战略、产业类型等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机的联系和未被置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实际上，前人并未从微观角度更细致、更深刻地诠释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特征即要素配置结构的变革及演化，以及由此剖析和刻画不同要素配置结构所折射的发展战略、主导产业及产业升级的演进模式。另外，现有文献多数认为中国应借鉴历史上发达国家经验，抓住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本国产业的高端升级和高端竞争力，但对英、美、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模式缺乏从要素配置结构变革及演化、发展战略选择及主导产业更迭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研究和细致剖析，从而也未能得出具有针对性意义的中国产业升级的模式、定位及选择。本文将从要素的两大基本形态出发，深刻探讨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变革及演化的差异、逻辑机理及路线图，进而剖析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英、美、德、日及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模式，以此为基础探析中国产业升级的模式、定位及选择。
二、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路线图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而要素是从微观上研究产业升级的基石。基于先发国家产业升级经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虽然需要的主导要素相异，但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配置结构的构成而言，主要涉及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基本要素，前者一般指简单劳动力、物质资本、土地及自然资源，后者一般指技术、信息、网络、管理经验等。
在发展战略方面，产业升级是从基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产业低层次形态逐渐向基于竞争优势和先发优势的产业高层次形态演进的过程，而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发展战略一般主要体现初级要素配置结构的变革与演化，而竞争优势和先发优势一般体现高级要素配置结构的变革与演化。因此，若一种产业经济形态实现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变也就意味着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实现从基于初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向从基于高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竞争优势和先发优势的演变，进而表明产业升级层次的提升、发展路径的优化、升级周期的缩短与演化进程的加快。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虽能在生产中充分利用相对丰富、廉价的生产要素，但易导致经济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与此不同，基于竞争优势的产业升级重点利用技术进步，通过自主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从而不断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链中的地位，实现高端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向基于竞争优势的产业升级过渡不仅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而且是判断一国或地区产业、经济发展是否实现高端化的重要标志。基于后发优势的产业升级虽能利用较简单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借助于模仿、引进不断降低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成本与市场风险和依靠借鉴先发国家成功经验减少因制度创新而产生的“试错”成本，但容易在资本、技术、规则等尤其是技术方面依附于先发国家，且面临较严重的资源成本、环境限制及生态约束，长期下去将被锁定于低端技术路径依赖的贫困陷阱和陷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恶性循环之中。与此不同，基于先发优势的产业升级可较早利用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优势，较先进入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部门，抢占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与分工链的高端位置。显然，基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产业升级针对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只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短期目标而非长期战略选择。全球竞争新格局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开放体系的自主创新为主导，广泛利用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按照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地位，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和先发优势转化，进而实现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转化，最终使本国或地区产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主导产业方面，产业升级是指从低层次的产业经济形态到高层次的产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即低层次产业经济形态对应于低层次产业升级而高层次产业经济形态对应于高层次产业升级。鉴此，若一种产业经济形态实现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变也就意味着相应的产业升级实现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变，从而表明产业升级层次的提升和自身发展路径的优化，进而意味着其产业升级周期的缩短和产业发展进程的加快。在产业经济形态不平衡的演变过程中，一种产业经济形态总是与主导产业的发展正相关：一方面，处在高层次产业经济形态之中的核心主导产业能带动、诱发其他产业的发展，其不仅自身经济总量实现更快扩张，而且带动其他一般产业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国民经济内部各产业的规模实现非均衡扩张。另一方面，处在高层次产业经济形态之中的核心主导产业不仅自身创新能力实现快速提高，而且带动其他一般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国民经济内部各产业素质实现非均衡提高。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处在高层次产业经济形态上的核心主导产业以自身较快增长带动其他一般产业实现不等程度的增长的过程。反之，当处在某种产业经济形态上的主导产业难以支撑、带动自身以及其他产业较快增长时，必然会被更高级产业经济形态上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由于在产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一种主导产业经济形态总是与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正相关，即初级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对应于低层次主导产业经济形态，而高级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对应于高层次主导产业经济形态。因此，产业升级就是由与先期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低级主导产业形态向后期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高级主导产业形态转变的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无论是从发展战略，还是从主导产业方面皆可研究产业升级，但其最深层次的本质还是与要素配置结构的变革与演化紧密相连，即要素配置变革与演化以主导产业的更迭、发展战略的转变为表现形式，来促使产业升级形式的变化。根据要素配置结构中初级要素、高级要素所占的比重不同，可把产业升级分为以除资本要素以外的初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简称产业初级升级；以资本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简称产业资本升级；以高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简称产业高级升级。
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及产业高级升级是产业在升级过程中逐渐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演进的三种形态。其中，产业初级升级和产业资本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依赖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即在定量高级要素投入的前提下，不断追加初级要素，产业升级基本由初级要素的投入增加来完成。而产业高级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借助于高级要素，即在定量初级要素投入的前提下，不断追加高级要素，产业升级基本由高级要素的投入增加来完成(见图1)。
图1 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路线图
产业初级升级和产业资本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的逻辑思路为：高级要素不断向初级要素辐射和渗透，不断促进后者边际收益曲线递增部分延长，促使后者边际收益递减的拐点尽可能“推迟”到来[9]。这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级要素必须切入初级要素之中，进而使初级要素转化为新式初级要素。高级要素嵌入初级要素之中，不仅为其利用自身边际收益递增优势“弥补”初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劣势奠定基础，而且也是初级要素调整本身缺陷的关键；第二阶段新式初级要素依靠经济网络(主要围绕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初级要素与资本要素所产生的网络)，在劳动、资本与土地集聚的基础上，借助于制度创新和合理分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使产业具有成本优势及比较优势。这一般能使产业获得初级升级和资本升级，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组装加工型产业，而与之对应的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这两者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战略，即一国或地区采取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只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而非长期性和持续性，只适用于产业发展的组装加工、贴牌生产或工艺升级、产品升级阶段。
产业高级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的逻辑思路为：在定量初级要素投入的前提下，逐步增加高级要素的投入量，主要以发挥高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的功能为主。这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级要素必须结合和依附定量的初级要素，方可发挥其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例如，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若脱离于劳动力、物质资本等初级要素，就根本不可能依靠其边际收益递增的优势来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推动产业要素配置结构由之前的“以初级要素为主”转为“以高级要素为主”；第二阶段高级要素利用技术网络(主要围绕知识、技术、信息、经验等高级要素的优化配置所产生的网络)和社会网络(主要围绕以血缘、亲缘、地缘等为代表的高级要素即“关系”所产生的社会交往网络)，借助于技术、知识、信息、关系等高级要素的扩散效应、渗透效应及辐射效应，促使产业不断获得创新优势与竞争优势。这主要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密集型产业以及网络密集型产业，而与之对应的产业发展战略是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两者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战略，即一国或地区选择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这样才有助于升级本国或地区产业的层次、效率及质量，进而提高其在国际产业链、分工链及价值链的分工位置。这两种战略一般适用于产业发展的自主设计、自有品牌或功能升级、部门升级阶段。
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及产业高级升级分别属于低层次与低水平、中层次与中水平、高层次与高水平的产业升级形式：产业初级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为简单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而初级要素具有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虽借助于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性的高级要素的渗透与辐射，能推迟自身边际收益递减拐点的到来，尽可能使其边际收益曲线递增部分延长，但最终却无法改变其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这表明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选择以初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只具备有限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仅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竞争力较弱，利润微薄；产业资本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为资本要素，虽然借助于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资本要素比简单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具有较强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但其终究无法突破自身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在创造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方面远小于产业高级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由技术、知识、信息、关系等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性的高级要素构成。这些高级要素在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战略的辅助下，在产业内部不仅可形成技术流、知识流、信息流、关系流等，而且具有“技术创造技术”、“知识创造知识”、“信息创造信息”等较强的“自我繁殖”、“自我增值”及“自我升级”能力，从而可促使产业实现高层次升级和高端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与产业高级升级具有动态性、历史性及相对性，即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甚至产业高级升级只是产业升级阶段性发展的结果，而产业高级升级及其以此为基础向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演化才是产业升级的最终目标。这说明无论是产业初级升级，还是产业资本升级，抑或是产业高级升级，都必须要有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升级”的能力，即产业升级的演化经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样方可在要素结构变革、发展战略革新、主导产业更迭、国际分工重组及全球产业链演化中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否则，随着竞争对手的日益强大及国内、国际市场的不断组合变革，产业原先形成的升级形式即便是主要源于高级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高级升级形式也会变成落后的产业升级形式。
三、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案例
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及资源重组的产物，产业转移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一国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或地区的过程。产业转移往往与产业升级相随，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相互耦合的联系。迄今为止，国际上总共历经四次产业转移，其时间分别为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对国际产业转移中要素配置、发展战略、主导产业及产业升级路线图的考察中，不难验证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差异性的演化机理(见表1)。
这四次产业转移在主导技术、主导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虽具有差别，但存在共同之处：被转移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起初皆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占很大比例，然后通过引进领先国家的资本要素和技术、知识、经验、信息等高级要素，进行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借助于“技术创造技术”、“知识创造知识”、“信息创造信息”等高级要素的“自我繁殖”、“自我增值”及“自我升级”的能力，从而过渡到知识、技术等高级要素占很大比例，即产业升级经历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动态线性演化过程(见图2)。其中，英国、美国尤其是英国的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线性演化主要是借助于自身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的积累来积极培育主导、核心、关键产业和组建完整产业链条，进而提高其在全球制造环节和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层次、地位，且不断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产业链、价值链环节攀沿。这种自主型升级形式不仅需大量资金和资本支持，而且对企业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相关方面的要求较高，且需经长年累月甚至充满“曲折”的演化过程，这从英国、美国尤其是英国较长时间的工业化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演化过程一般适用于早期工业化国家或实行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战略的国家或地区。日本、德国及亚洲“四小龙”工业化时间大大短于英美两国，这些国家的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线性演化主要是借助于当时领先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要素和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高级要素，将本国或地区产业链的关键、核心环节镶嵌到全球产业链、分工链及价值链之中，依靠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引进领先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经验、信息等高级要素，然后通过委托加工组装、贴牌生产、订单贸易等低端方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进行嫁接、融合，借助于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高级要素的扩散、渗透、辐射效应来提高自身的技术、管理能力，培育、发展、升级本国或地区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链，且不失时机地从产业初级升级向产业资本升级再向产业高级升级的方向演进，以提高其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实现高效升级、高端发展及高级竞争力。
图2 国际产业转移中产业线性升级的路线图
四、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中国选择
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一国或地区实现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尤其是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演化所需的高级要素既可选择从内部缓慢积累，也可采取从外部快速引进，进而实现要素配置结构的高级化：前者属于产业内源性升级，即产业升级的演化过程主要是借助于自身努力，逐步从低端位置向高端位置延伸的过程；后者属于产业外源性升级，即产业升级的演化过程主要是依靠从外部引进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陆续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拓展的过程。这两种方式在高级要素的积累上虽有所不同，但皆属于产业升级的线性演化。那么，作为国际产业第四次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中国东部沿海甚至中国地区的产业升级是否可以复制英美产业升级模式的产业内源性升级或日本、德国及亚洲“四小龙”模式的产业外源性升级路径，进而实现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线性演化?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主要采取的是初级要素配置、后发和比较优势、组装加工和贴牌生产、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产业升级战略，这不仅是其积极利用以国内经济国际化、国际经济国内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机遇的必然选择，也是其主动运用自身低成本优势嵌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理性结果，更是其充分把握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趋势的正确抉择。但截至目前，中国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并没有像当年的日本、德国及亚洲“四小龙”那样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实现本国或地区产业升级的高端演化和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上的高端攀升。恰恰相反，中国产业发展几乎被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锁定在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为主要特征的“微笑曲线”中间阶段，即组装加工环节，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长期受阻。而全球价值链中较高级的研发、设计、品牌、市场营销等环节均被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所垄断，产业升级的形式主要为工艺产品、流程升级和产业发展的类型为劳动、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主要是制造业中高技术环节的产品生产中需大量配置密集劳动的生产或供应环节。这些方面的主要特征是以初级要素为要素配置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战略，以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为产业类型的主体结构，处于产业初级升级和部分产业资本升级阶段。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当年的西德、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那样以引进外国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高级要素为契机，在此基础上依靠包括“技术创造技术”、“知识创造知识”、“信信”在内的高级要素的“自我繁殖”、“自我增值”及“自我升级”能力实现自主创新，进而完成产业资本升级向产业高级升级的过渡，并以此为基础再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方向演化?这是因为在产业发展条件和产业发展环境方面，中国与当年的西德、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借助于购买者的买方市场势力和专利、技术标准、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垄断优势，不断削弱甚至消除中国产业升级在高级要素领域的研发能力、配置能力及升级动力，阻碍其在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领域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及研发活动，通过瓦解、收购、兼并中国的研发机构、特色企业及优势企业，或在中国成立(合作成立)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研发机构与孵化组织，以优越的研发条件和待遇诱导、控制甚至“同化”、“西化”及“殖民化”中国的研发机构、科协组织及优秀人才，将其长期封锁和限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网络的低端、低级、微利位置。另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晋升的不断激励下，普遍发展见效较快和绩效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绝大多数企业因基于短期收益—成本考虑，仅从事组装加工和贴牌生产活动。这种以简单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初级、资本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初级升级和部分产业资本升级引致中国产业升级的逐渐低端化、贫困化及微利化，企业长期被锁定于无核心能力、价值创造及著名品牌的低端经营和微利运作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依靠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组、分工链转换及价值链重塑的机遇，在利用中国地方政府提供的简单劳动力、廉价土地及优惠政策等人为形成和客观存在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利用和迎合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第二产业和加速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强烈愿望，把全球价值链分工机制与中国工业化偏向的制度规定、机制设计及政策导向“巧妙”地相互结合、相互嵌套，最终形成“中国组装加工制造、母国提供生产服务”的产品价值链垂直型分工模式，进而导致中国产业形成依赖国际低端市场的“俘获型”发展形态和被封锁于低级化、微利化的结构状态。[10]中国目前所处的特殊产业发展环境和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获取政治晋升资本的情况，是其企业发展在技术上严重依赖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以及在要素配置结构上严重依赖于以低技能、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要素为核心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直接原因。
除以上两方面因素造成中国在产业发展条件方面迥异于西德、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外，还有国际政治和知识产权、专利等标准体系方面的原因：就国际政治方面来讲，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大力扶植包括西德、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所谓西方阵营的盟友，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慷慨的技术帮助及优惠的贸易条件，而其因此获得广阔的出口市场、充裕的贸易利润、高额的资本积累及不断累积的知识增量和逐渐增加的知识存量，这种基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带来的众多益处，与西德、日本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国策一起，共同造成西德、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快速崛起，期间亚洲“四小龙”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亦从二战后美国、欧洲及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中获得大量资金、技术支持；就知识产权、专利等标准体系而言，西德、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当年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过程中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专利观念及标准制定并不是十分严格，比较容易分享跨国公司或先进企业溢出的知识和扩散的技术。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或先进企业日益借助于包括构建商标、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及各种“标准制定”在内的市场进入壁垒，甚至形成所谓的“知识产权陷阱”，以实现打击竞争对手和维持市场垄断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根本不可能依靠跨国公司或先进企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来掌握产业核心技术，进而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和领导者。这一点已被改革开放30余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经历所佐证：发达国家或先进企业为防止技术过度外溢和维持产业发展的垄断地位，只把全球价值链中低技术水平且标准化的生产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而对于包括关键、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基本由其所在母国独立完成，形成非常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进而起到保护其核心、尖端、关键及主导技术的目的，结果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绝大多数企业只能根据跨国公司的特定要求生产产品，产生较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其他替代性却非常少，所承接的国际外包业务往往处于价值链中下游，仅实现附加值较低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在附加值较高的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方面难以突破甚至停滞不前。显然，跨国公司或先进企业把中国纳入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目的，便是利用其简单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禀赋优势，进而获取其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要素租金，当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沿着全球价值链从中游的生产组装低端环节向上游研发、设计或下游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攀沿时，常常遭受跨国公司或先进企业的“严厉打压”甚至“无情封杀”。例如，中国模具业的集聚地—浙江临海曾在与日本进行合作过程中获得对方一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转移，但当临海决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跃迁时，却遭受日本企业的设计、技术及市场封锁。无独有偶，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也遇到类似情景。当然，西德、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当年廉价的石油、原材料及运输成本也是其产业结构保持不断升级和经济发展层次保持不断提升的基础。
中国与当年西德、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发展条件和产业环境上面临的差别表明：中国无法完全依靠引进国外技术、知识、经验等高级要素来实现本国的产业高级升级。那么中国是否应该完全像当年的英美尤其英国那样，经过缓慢的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的自然积累来实现本国产业资本升级向产业高级升级的演变，并以此为基础再向更深层次、更具附加值、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高级升级的方向演进?未必，因为：从产业资本升级向产业高级升级演变起至关重要作用的虽是关键、核心、主导技术和技术链及其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关键、核心、主导产业和产业链，但一般技术和技术链及其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一般产业及产业链，对产业升级的高级演变也会起到拉动作用，尽管这种拉动作用远远小于关键、核心、主导技术和技术链及其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关键、核心、主导产业和产业链。对于从产业资本升级向产业高级升级演化所需的一般性的技术、知识、信息、经验等高级要素，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封锁性动机、知识产权意识及产品生产隔绝观念较弱，且一般愿意转让甚至“出售”，因此中国完全可借鉴当年日本、德国及亚洲“四小龙”模仿性技术创新的经验，在对所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集成创新和再创新，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进行产业追赶式升级。即：中国企业应借助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重新嫁接、延伸、扩张及协调产业链的机遇，立足自身在初级要素方面的禀赋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国际分工网络中选准环节和领域，积极、主动嵌入，以充分利用资金、技术与管理等多种要素，积累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模仿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为产业高级升级及以此为基础的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奠定坚实基础。但对于产业资本升级向产业高级升级演化所需的关键、核心、主导技术，中国必须依靠自主研制和独立创新，因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根本不可能把历经长期投入所研制成功的技术“外溢”其他国家，这由其只能是先进技术的“封锁者”而非“扩散者”的盈利本性所决定。因此，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方面，中国必须打破原有的单纯靠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低端路径依赖模式，转而走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产业升级在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方面要重点强调以主动性、率先性及内生性为主要特征的自主创新战略而非以外生性、被动性及跟随性为主要特征的模仿创新战略。
图3 中国产业升级线性演化和非线性演化的路线图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应批判地吸收英美产业内源性升级和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外源性升级的经验，以此为基础来推动自身产业高端升级：在关键、核心及主导技术领域，借鉴英美产业内源性升级经验，实行产业自主创新和赶超战略，而在一般性技术领域，借鉴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外源性升级经验，采用产业模仿创新和追赶战略，这表明中国产业升级的模式是一种线性演化和非线性演化相结合的复合演化路径(见图3)。具体来讲，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定位就是在保持投入定量初级要素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一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一般高级要素)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在涉及产业关键、核心、主导技术、知识、信息等(重点高级要素)方面，要保持必要的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在整体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领域，中国要尽量缩小在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领域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鉴于此，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应是选择必要的国家干预手段：在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领域，干预的重点是对引进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消化、吸收、运用及集成创新；在技术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方面，干预的重点是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在关键、核心、主导技术和在现代先进管理方法、市场营销策略、渠道推广经验等高级要素领域中的研发瓶颈与创新困境。
五、结论与讨论
产业升级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而要素配置结构变革与演化是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特征。本文尝试从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两条途径，采用文字阐述和图形分析两种方法，较细致、周详地对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路线图进行阐释：在对要素进行初级和高级划分的基础上，对要素配置结构的变革与演化所引起的不同类型产业升级模式下主导产业的更替进行剖析，并进一步研究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演化差异，然后以剖析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演化差异的逻辑机理为承接点，深入研究全球四次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演化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产业升级与英美产业升级模式和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模式的区别。本文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应把英美产业内源性升级和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外源性升级结合起来，在关键、核心及主导技术领域，借鉴英美产业内源性升级经验，实行先发优势、自主创新及赶超战略；而在一般性技术领域，借鉴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外源性升级经验，采用后发优势、模仿创新及追赶战略，并遵循线性演化和非线性演化相结合的协同模式来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但是，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从要素配置与演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产业升级问题仍不失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关于如何清晰界定三种产业升级路径，准确测度要素配置效应在不同产业升级模式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与细致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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