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与许地山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古典论文,许地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1109·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3—0124—04
一
许地山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具有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本色的中国人。这些人物的塑造能够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古典美学人格美的追求对许地山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典美学有个特点就是“注重内美”，特别是精神美、道德美。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美的核心往往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仍然唤起人们的美感、给人以鼓舞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史记》中司马迁除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丑恶嘴脸外，所竭力歌颂和刻画的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下层劳动人民和有智谋有英雄豪气的才俊人物。从陈涉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到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在这些人物身上躁动着的是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勇于与命运抗争的活力。另外，中国古典美学对人物道德美、精神美的要求，还表现在人物要有自尊自爱的人格美。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人生信念已溶进历代作家的审美理想中，甚至作家、艺术家本身就是这种人格美的典范。《汉书》中记载的苏武牧羊这一史实，一直是历代文人歌咏的题材，而苏武的形象简直是“匹夫不可夺志”的理想化身。象文天祥，他所有诗作就塑造了他自己的人格，在他的诗中，处处让人感到一个忠贞刚直、自尊自爱、宁死不失节的民族英雄形象。这种审美理想的延续，在许地山的创作中则表现为他塑造了一系列为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搏斗的人物形象，他的人物无论在什么处境中，都能善自为之，不失做人的尊严，闪耀着理想美的光辉。
《商人妇》中的惜官，是一个遭人遗弃、但又不甘沦落的妇女形象。她千里寻夫到南洋，结果却是丈夫另有新欢，自己被卖与他人为妾。悲惨的处境使惜官一度想死，然而，“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情绪过去了，不但不愿死，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底命到底是怎样的。”她不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并且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她终于独立生活下去，站稳了脚跟。许地山在对她寄寓了深切同情之外，着力刻画的是商人妇的抗争，赞美了人的力量。《缀网劳蛛》是许地山早期创作中的代表作。作品中女主人公尚洁，也是一位遭人抛弃的女性。有人说，尚洁的处世哲学是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以基督教的教义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表面看来，这话不无道理，尚洁确实常常以基督教义为自己的行动作解释，然而尚洁的最感人之处，却是我们所认同的符合中华民族审美观点的性格特征。她在一连串变故前，表现出惊人的镇静，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体现了自尊自爱的人格力量，即使那些说话粗野、举止随便的工人们，在落难的尚洁面前，也尊她为女神，没有一点放肆与不恭。许地山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所接受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灌注于人物形象之中，使他们在一片异国情调的笼罩下表现出我们民族传统美德和精神涵养。
中国古典美学对于人物的要求，还有与儒家宗法相背离的一面。庄子的浪漫主义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在《逍遥游》《秋水》等文章中，庄子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壮丽宏大的画卷，表现了作者向往自由、鄙视庸俗的心理意绪。鲲鹏的形象，表现了他浪漫的想象和对独特个性的追求，“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的人格，显然是对世俗观念的蔑视和对儒家宗法的挑战。到了魏晋，庄子的那种对人格美的追求，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一般知识分子能冲破儒家宗法观念的束缚，而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在《世说新语》中，作者用简约生动的文笔，塑造出许多超俗、乃至怪诞的人物。从阮籍的“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到王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以及刘伶的纵酒放达，都是以狂狷反抗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对这种人物性格的赞美，表现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从此也确立了中国古典美学对桀傲不驯，超凡脱俗，具有真人性、真道德的人物形象美的欣赏。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具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许地山，他的心理结构的形成，审美理想的内容，必然会受到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熏染。而五四时期反封建礼教、要求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与这种自由冲荡、重视人的价值的心理意绪有相似之处，或者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所以在许地山的创作中，出现像春桃、东野先生这样一些具有真人性、真道德的美的人物形象，是很自然的。
《春桃》可谓是一篇惊世骇俗之作。主人公春桃是一个纯朴善良、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她有惊人之举，则是收留了残废了的丈夫并和青年向高同居。两男一女同睡一铺，这一超越习俗和违背旧道德观念的作法，是春桃这一人物形象最光彩的一面。当然，如此生活，决不是春桃的本意，这是社会逼迫出来的。正如作品中所说“老实说，在社会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至于依赖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的人们，心目中并不看重这些”。在这里，春桃无论选择了谁，都会使另一个人无法生存下去，因而她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把三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无私的美德。这才是真正美的精神，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对虚伪封建道德的一种批判。
对于东野先生（《东野先生》），作者着重写他的真诚、古怪的性格特点。东野先生是一位行为乖僻的人道主义者。许地山在创作中故意渲染了东野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喝牛奶从不退瓶子；穿着不加修饰，一身蓝布衫进皇冠饭店，以至于伙计们认为他是仆人；为了一个对小女孩的许诺，宁肯再跑一趟，也不愿失信于孩子；在饭桌边与妻子辩论，认真执拗，如在万人之前演讲；为革命者收尸，宁肯挨愚昧群众的拳打脚踢。在这些看似“荒唐”的事情中，东野先生真诚待人、善良博爱的美德，象金子在沙砾中闪光。他貌似怪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充满了虚伪狡诈、只重衣服不重人、贪财好利者的社会里的歪曲表现，东野先生的怪，正显露出他的超凡脱俗、远在众人之上的品德。
许地山创作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给人美的享受，不仅仅是由于他的人物表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理想，而且还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一些艺术方法。
首先，讲究人物塑造的神似。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跟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一样，有一种在形似的基础上追求神似的倾向。所谓神似，就是强调典型特征的概括。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肖像大多缺乏形似的细致描写，但许多典型性格的创造，却达到了神似的艺术效果。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人们读后说不出林黛玉究竟长相如何，但林黛玉的性格及整体形象——一个弱不禁风、多愁善感、才高气盛，又不得不寄人篱下的贵族少女形象，却栩栩如生。许地山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讲究重点描写，概括特征。象尚洁，作者对她的肖像描写是极一般的，“流动的眼睛，软润的颌颊，玉葱似的鼻，柳叶似的眉，桃绽似的唇……”这样的描写，也是中国小说的传统笔法，但作者抓住了她性格中柔中有刚的一点着重描写，让她在一连串的变故前，平静而又坚定地奉行自己的信念，使一个外貌柔弱、内心刚强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在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和理论都非常重视情节的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在情节的变化中刻画人物性格。许地山的创作，往往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特别是由于他的一些飘洋过海的经历，更使他的创作笼上一层传奇色彩。但他不是单纯为情节而情节，情节发展是为刻画人物性格而服务的。《女儿心》这篇小说情节曲折复杂，女主人公麟趾的性格就是在这情节中得以完满的表现。从她离家外逃，到被掠入匪窝，从误陷江湖，到被土匪抢亲，在这一系列的情节变化中，麟趾始终不忘寻找父亲，这个几乎像宗教一样虔诚的愿望，将情节串联起来，贯穿在她的行动中，一颗玲珑剔透的女儿心，在一片浮世的尘埃中显示着理想美的光辉。
再者，善于在性格对比中刻画人物。笪重光说：“密叶偶间枯槎，顿添生致，纽或生刻蚀，愈见其苍颜。”（《画签》）他讲的虽是绘画的技巧，但联系到文学作品的创作，即要求通过映衬，可使个性更加突出。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中说：“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读此可悟文章相衬之法。”许地山塑造春桃形象时，以李茂、向高两人的性格为陪衬。向高的软弱和沾染上的读书人的虚伪、李茂因身残而变得多愁善感的性格，都从反面衬托出春桃的纯朴、刚强、爽直和能干。在《东野先生》中，以志能的空喊革命的浮飘作风衬托出东野先生脚踏实地、为民生尽力的性格特征等等。
所以，在许地山的创作中，他以人物形象为中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给读者以审美享受。
二
意境，是我国诗论、画论中常用的概念。中国古代文论中常以意境的高下来衡量作品的成败。许地山在创作中对意境美的追求，有其本人的审美趣味，也显示了中国古典美学对他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首先，山的奇峻、险恶，海的深沉、博大，注入了作家的主观感情，使山、海的意象在许地山的意境构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成熟的诗人往往有自己的独特的意象群。屈原的“香草美人”，构成了他的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李白的大鹏凤凰、美酒明月、山峦江河，把一个愤世疾俗、豪放不羁的诗人，置身于超凡脱俗、神奇变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意境中。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画也常在一片虚白中只着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使这些意象的组合呈现出宁静而深远的意境。在现代作家中，冰心散文中的海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海，深蕴了她的爱，反过来又让人感到她的爱如同海一般深沉。这个意象的使用在她的文章意境的形成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许地山的创作中，山、海的意境使用频率特别高。与冰心不同的是，他的海不仅仅是博爱的海，而是变幻多姿的，它与人物的主观感情相一致，为构成作品的意境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与作者的经历相吻合，许地山的一生与海有密切关系。他生于海岛台湾，二十一岁时为谋生，飘洋过海，到缅甸教学，熟识了东南亚一带的风土人情。他又曾到英美留学。航海无疑会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因而他的许多故事，都是在船上生发开来的。大海，在许地山眼里，如一部人生的教科书。散文《海》里，作者说“我们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里，眼看着载我们到半海就毁坏的大船渐渐沉下去”，“在一切的海里，遇到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海上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许地山以大海象征着人生，无论情况怎样恶劣，人应该努力向前，大海给了他这样的启示，他又用形象的海，与人的奋斗，构成一种进取的人生境界。在许地山的海中，溶进了人世间的爱、想、行、识，使他的海充满人的主观感情。令人赞叹的是，许地山很少直接咏叹大海，也很少在强烈的感情抒发中，把海的意象呈现在人面前，而是让海在作品中时隐时现，就象画家手中的调色板，必要时涂上一笔，便构成海一样深远辽阔的意境。《再会》写一个老航海家从海外归来，与少年时的朋友萧老太太谈论“少年时代的旧话”，他们情不自禁、亲切自然地回忆着往事，充满了幸福与甜蜜。通篇呈现着平静安宁的气氛。这种意境的产生，恰恰是由海的隔离造成的。航海家在海上度过了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分离，使他们再会时，连少年时代最小的记忆都被唤起了。
海在许地山的创作中，又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联。《枯杨生花》中的云姑，出门寻子，在海上航行时，船触礁沉没，她被救后，竟与年轻时的恋人意外相逢，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终于如愿以偿，共度幸福晚年，真是奇事奇境。这色彩不甚浓烈的大海，是故事发生不可缺少的支点。潜形不露的海，是符合我国古典美学的艺术追求的。道家在艺术上提倡一种自然全美的境界，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便是对这一境界的总结。看来，许地山也深谙此道。不过，作为一个注重现实的作家，他的海则更多地溶进人间的苦难。商人妇坎坷的一生，就是起伏跌宕的大海的对应物，她所受的苦难，象海水一样无边无际；尚洁自认为的不幸，不是长孙可望的误解，不是生活的艰辛，也不是众人的诽谤，而是出于一颗母亲的慈心，苦于和女儿的隔海相望。当然，大海不是造成她们苦难生活的根源，可大海这个意象的使用，使人们更深地体会到她们的苦难。《海角底孤星》里，大海吞噬了青年人的爱情，《铁鱼的鳃》里，大海埋葬了雷先生的理想。只有大海，才能构成这包容万象的境界，也只有大海，才能在貌似平静下，奔流着作者激奋的感情暗流。
山的意象，与海的运用有同工异曲之妙。在《空山灵雨》中，几乎篇篇都与山有关，主人公或是住在山里的村民，或是到山中游玩的旅人，无不是在山所构成的空灵氛围里，展示他们心灵的隐秘。山的奇峻险恶与人物的思想感情相融合，达到物我如一、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作者对山的偏爱，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原因。作者受过严格的古典文化教育，历代文人骚客对名山大川的景仰，归隐山林的浪漫主义情趣，对他的审美心理的构成，不会没有影响。而现实中，五四时期对人生的探索，充满了痛苦、彷徨，于是，便有了返朴归真的意念，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一个超然脱俗，空明澄清的意境。《愚妇人》一开篇，便描绘出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从深山里伸出一条蜿蜒的路，窄而且崎岖。一个樵夫在那里走着，一面唱”，深山的脚下却坐着一个对着流水哭泣的老妇人。一打听，原来她悲哀自己是个“石女”，永远不会象果林那样生出新果子来。她的感情单纯质朴，和那个乐哈哈的樵夫一样，在山林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不知扭捏作态为何物，老妇人可以尽情地流她的泪，樵夫可以尽情地唱他的歌。如果说《愚妇人》对山的描写是间接的，那么《春的林野》就直接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山林图。作者把万山环抱中的林野春色，点缀的如同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山的秀丽、林的柔美、草的起舞、鸟虫的歌唱，构成一个柔和、纯净、美丽动人的意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在嬉戏玩耍，无忧无虑，展现着小小心灵的奥秘，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它倾注了许地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和赞美。《暾将出兮东方》写清晨曙光初透，一队唱着歌的童男童女从山中居住的游人屋前经过，他们的歌由远而近，又渐渐消失，歌中劝勉榻上的人要早起，切莫贪睡。未露面的童男童女和清晨的山构成健康、明朗向上的意境。山，陶冶了人的性情，故有这么一队勤劳的童男童女；歌声的婉转飘逸，可以想见山回水转的奇美景色。作者这样叹道：“在山中住，总要起得早，因为似醒非睡地眠着，是山中各样的朋友所憎恶的。”这些充满诗意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田园生活、山林意趣的由衷欣赏。但是作为社会的人，在不同情绪的影响下，许地山对山的描写又有另一番景象。在《万物之母》中，一个被乱兵总爷杀死了独生子的寡妇，神志失常，在山中寻找儿子。山是那么阴森，“就是白天也少有人敢进去，何况在盛夏底夜间，杂草把樵人底小径封得那么严！”神志不清的母亲，就在这阴森森的、野狼出没的山里挣扎着，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的气氛，山是一片黑压压、冷森森，使人透不过气来，让人联想起乱兵混战的社会状况，表现出作者对这种状况的憎恶和对人民的同情。
其次，含蓄、清奇的结尾和虚静、超脱的音响效果，也构成了许地山创作中独特的意境。中国古典美学强调文章应有一唱三叹、言不尽意式的含蓄和沉郁，多表现为意境浑成、不露痕迹。许地山继承这一传统，在客观冷静地描述后，总有一个耐人寻味、虚静超脱的结尾。这种效果的产生，得力于许地山的音乐修养。“先生晓音律，会一手好琵琶，爱好奥讴”，“课余钻研乐理和制谱学”（周俟松：《许地山传略》）。在文学创作中，许地山将音乐的效果溶进作品中，借助于一些音响效果，来表达作品中人物或作者自己的心情。中国传统的“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思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强烈的音乐效果应该在那静静氛围中的两三声中。像“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便是在一片寂静中故发一两声，越发衬得环境幽静。而“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则是在音乐的猛然停顿中给人强烈的音乐美的享受。许地山的作品中几乎处处可感受到这种“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并与含蓄清奇的叙述相结合，衬托出一片虚静超脱的意境。
《鬼赞》是一篇哲理散文，许地山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在凄凉的月夜铺展了这样的意境：“我独自在空山里走，除远处寒潭的鱼跃出水声略可听见以外，其余种种，都被月下的冷露幽闭住”，一片静寂中，只有鱼的跳跃出水声，使山越发空，景越发凄。在这样的背景下，听一群幽灵唱人生的歌，不能不让人寒彻骨髓，让人赞叹于作者的奇思构想。《黄昏后》的结尾，写关怀在深夜思念亡妻，“满屋都被黑暗充塞着，秋萤一只两只地飞进关怀底卧房，有时歇在石像上头。那光底闪烁，可使关山恒媚底脸对着她底爱者发出一度一度的流盼和微笑。”这是极虚极静的描写。然而，作者却让画面上响起音乐声，“汩
的海潮音，嘶
的蟋蟀声，铮铛的铁马响”，恰似柔和的小夜曲，是关怀心中孤寂的歌，因为他一听见铁马的底音响，就会想起妻子做新娘时，那脚钏铃铛的声音，因而，它又是关怀心中思念的歌。小说把内在的心理情绪和外在的音响效果结合起来，让情绪赋于音乐生命，音乐促进情绪深化，在表达上中和平易，像中国古琴中常有的那种意境。《处女的恐怖》写受封建思想束缚的男女青年羞涩拘谨的会面。其中的“我”向朋友小坡的妹子求扇面，小坡的妹子当场为“我”画扇面。这时“屋里庭外都非常沉寂；窗前也没有铁马的轻撞声，所能听见的只有画笔在笔洗里拨水的微响和颜色在扇上的运行声。”文章到此而止。这里的静，带着些紧张气氛，可以想见男子的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推测女子的心慌意乱、急于成画的窘态。真是含不尽之意尽在言外，把男女之间的交往表现得清新可爱。《铁鱼的鳃》是以雷先生最后以身殉理想结尾的。这场面本来是何等的悲壮，可作者只是客观平静地写道：“黄不觉滴了几行泪，想着那铁鱼的鳃，也许不该发明的太早，所以要潜在水底。”这结尾也是一片虚静，连雷先生的朋友黄，也只是默默地掉几滴眼泪，在心里念叨那铁鱼发明的太早。然而，“沉默”的力量，就象无声的控诉，满腔的悲愤尽在不言中了。可以看出，许地山小说散文的创作，结尾往往归于虚静。我国先秦道家也曾强调虚静，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对美的感知，都需要虚静，只有人的心理状态处于一片虚静，才能真正把握世界，体会到美。许地山的创作便以这样的结尾，使读者从故事情节、心理剖析、哲理论述中解脱出来，在一片虚静中，细细品味其内涵。
再次，许地山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带人进入佛家境界，创造出一片柔和虚幻的美。许地山对宗教哲学极有研究，善于幻想并有独到的见解。做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希望世间人人平等，“我愿做调味底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皆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散文《愿》里的这段话，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表现出愿为人用的理想，这是许地山早期对人生的探索和追求。有人说许地山是基督徒、佛教徒，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宗教学者更为妥切。他借佛学中积极的因素来充实自己的人生观，因而在创作中，往往把佛学中美的色彩溶进人物的性格，以奇美的想象描绘出非人间的境界，一个比丑恶现实更美好的所在，并在与现实的对比中，透出一股诱人的美。有人说，这正是许地山创作中消极的部分。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许地山积极地探索人生真谤，把自己的一些美好愿望寄托在佛家思想中，或者是借以表达自己的理想，也不可求全责备。在《命命鸟》这篇小说中，许地山歌颂了加陵和敏明这对青年纯洁的爱情，把笔锋刺向封建礼教。而两青年终于被现实扼杀了。作者以奇特的想象，通过敏明的梦境，描绘出一个空灵超尘的极乐世界：敏明在无意中推开一扇宝石的门，里面的山水、树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见过的。这里有盛开的鲜花，有穿林而过的泉水，有婉啭的鸟叫，还有圣人在讲道。作者的描绘充满诗情画意，为两个青年的自杀在情节发展上埋下了伏笔。因此，他们的自杀就表现出平静甚至快乐：“那时月光更是明亮，树林里萤火虫无千无万地闪来闪去，好象那世界底人物来赴他们底人物来赴他们底喜筵一样”，“他们走入水中，好象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许地山把两个青年的自毁，描绘得如同新生一般，月光照着他们的路，远处送来鼓乐的声音，动物园的野兽为他们唱着欢送歌。而现实是痛苦的，正如许地山在《空山灵雨》开篇所叹“生本不乐”，社会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苦难，青年人受压抑的爱情，一切的不幸，使研究宗教的许地山从佛宗“人生皆苦”的教义中得到启示，他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但他为两个年轻人安排的极乐世界，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中不现实的一面，因而这个佛家的极乐世界，只是透出一片虚幻的美。五四时期写青年为爱的自由，自杀殉情的凄绝故事不为少见，但写得像《命命鸟》如此美丽、快乐的自绝场面，却绝无仅有。这是宗教意识在许地山创作中的反映。许地山的好多作品都有那么一层佛家色彩，像《债》中的融容，自觉是负了贫乏人、愁苦人的债而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这其实是他的平民思想、民主观念借宗教外衣的显形。同时，中国佛教以不舍弃生命的禅宗为特色，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所以许地山创作中的宗教色彩在意境的构成中，多闪烁着生命的光彩。即使是象《鬼赞》那样赞美髑髅的文章，也要求人在当生、来生的时候，尽量地发挥生命的功能。他的佛家境界很少颓废无为的悲音，而多是《命命鸟》那样的快乐幻美，这也是许地山与众不同之处。
总之，许地山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派”一位个性比较鲜明的重要作家。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或者说熏染，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并非罕见，在潮水般涌来的外来思想观念的冲击下，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改变。传统文化在五四作家作品中的延续，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我们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研究的实例。
收稿日期：1998—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