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的形象和主题与中国题材取舍的关系——以中岛敦《牛人》的创作与出典《左传》的关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典论文,关系论文,左传论文,日本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起
日本作家中，像森鸥外、幸田露伴、武者小路实笃、中岛敦、武田泰淳①。等取材于中国古典，并依据自己的创作思想取舍素材，构筑自己文学世界的为数不少，以至于可以形成一部《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②。然而我国对于这类作家作品里的形象和主题与其所依据的中国原典资料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具体的文本研究还较为薄弱。以中岛敦为例，我国学者评价他的作品“有过分依赖汉文原典的倾向，自创性不足”③。其实他在尊重原典素材、展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同时，却表现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自我”和现代思想主题。日本学者重松泰雄和桑原武夫都认为“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是作家的创作意欲通过历史人物的具体实现。”④ 而中岛敦的中国题材小说也正是他创作意欲的艺术表现，本文将以中岛的《牛人》为中心，论述其文学形象和主题与中国题材取舍之间的关系。
昭和十七年（1942年）三月，在经历了“精神上完全像是被流放的犯人，肉体上则好像是常常被放在火上烤一样”⑤ 的南洋不如意的生活、感受到了生命的危机、经过了命运恶意的内在体验之后，中岛敦连续发表了中篇《光·风·梦》和短篇群《古谭》，投入了《悟净出世》和《弟子》的创作，并在杂志《政界往来》七月号上以《古俗》为总题发表了《牛人》和《盈虚》两个短篇。
根据《政界往来》社昭和十八年（1943年）一月给中岛敦的约稿信，以及《古谭》在《文学界》发表后，出版界频繁找中岛约稿、商谈出版等情况，可以认为，《牛人》的执笔写作时间是和《盈虚》及《弟子》几乎同时的五月到六月之间⑥。所以，从南洋回到日本本土，直至当年十二月去世的短短八个月里，中岛敦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顶点，而在这个顶点上发表的《牛人》应该是探索中岛文学创作本源、解读中岛文学特征的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写的是鲁国叔孙氏的家臣竖牛，赢得了父亲叔孙豹的信任后，杀害了异母兄孟丙、驱逐了异母弟仲壬、最后恶意地饿死叔孙豹的故事。故事的素材来源于《左传》⑦ 昭公四年《传》记事部分。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历来都围绕着作品结尾处的“外部世界严酷的恶意”展开论述。佐佐木充站在被世界的恶意挤压而死的叔孙豹的角度认为，人毫无意识地终结着自己的生命、固执于无法摆脱的愚蠢，这大概是人类生命的真实形态⑧。而越智良二则强调，叔孙豹所虔诚畏惧的那毫无条理、混沌无序的上天的恶意才是小说的主题，正像作品中“外部世界严酷的恶意”所蕴涵的世界观和存在观⑨。另外还有小川由香里的观点与佐佐木氏接近，认为小说的主题是被悲剧性的死所渐渐吞没的人类的生存形态⑩。而与越智氏观点相近的奥野政元则认为，作品主题是“人自身无法左右和控制的、被外在因素和秩序挤压而死的历史的必然性（这大概就是世界恶意的实质）(11)。
两种不同的主题归纳方法，决定了对作品主人公的把握方法不同。如果主题是佐佐木充的“人类生命的真实形态”的话，主人公就应该是叔孙豹，如果是越智良二的“上天的恶意”的话，那主人公就应该是上天恶意的直接体现者竖牛。本文围绕着作品的主题和主人公造型问题，对《牛人》表现出的中岛文学艺术特色加以总结，并探讨中岛文学创作的认识论根源，从而例证性地认识中国题材日本文学的某些本质特点。
二、叔孙豹的形象与《左传》
《牛人》中的主要登场人物是竖牛与叔孙豹，作品的中心内容也围绕着竖牛的出生、出世以及叔孙豹的死亡这些主要事件展开，对二者的生死以及性格全貌的表现都不如原作《左传》充分。围绕着叔孙豹事件，《左传》先记述了叔孙豹逃命齐国与竖牛出生的因果关系，再写到竖牛被“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上”（《左氏会笺》(12) 第二十一昭公四年），最后还引用《周易》以占卜的方式探讨了叔孙豹被饿死的原因。叙述内容相对集中，而且带有某种因果报应的思想成分。特别是对竖牛罪行的描写：“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嫡立庶。将以赦罪。又披其邑。罪莫大焉。必速杀之”（《左氏会笺》第二十一昭公四年）。
竖牛败坏伦理，杀死叔孙嫡子、立叔孙庶子为继，为使罪恶得到赦免而割让叔孙家领地，给叔孙氏带来了灭顶之灾，犯下了滔天大罪，必须立即处死。这是叔孙一族对竖牛的最后裁决。其实这裁决也是出典《左传》修撰者劝善惩恶主导思想的具体例证。司马迁鲜明地指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屑。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13) 正是《左传》主张恢复伦理道德、维持社会秩序、树立太平盛世的大义。
但是，小说《牛人》却没有体现《左传》的思想大义。作品非但没有写牛人被处死，反而“以他那非人的弥漫全身的冷酷，悄无声息地蔑视着”（中岛敦 450－451）将要死去的叔孙豹。而作为受害者的叔孙豹，“这时就连反抗牛人的气力都已经失去了”（中岛敦 451）。就是说竖牛这样一个罪恶的存在，在中岛作品中既没有受到惩罚和应有的制裁，反而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像“扎根于原始混沌中的物体”（中岛敦 451）一样俨然存在，难以撼动。
这样看来，出典与小说之间的最大不同，就是围绕着叔孙豹被饿死的历史事件，对于象征“恶”的竖牛结局处理上的大相径庭。可以认为，中岛敦决没有惩罚“恶”的体现者的创作意图，而是极力注视着恶存在的本体，试图清楚认识其危害人类的真意、形状和样态。这样，作者就已经不是拘泥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而是离开了历史本身来构筑自己的小说世界。
一般意义上讲，取材于历史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从历史纪录里挖掘出没其中的人物，并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选择取舍，然后再把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进行个性化、典型化塑造。叔孙豹在鲁国的历史上是成公、襄公、昭公三代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是被称为鲁国三大支柱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族中叔孙氏的家长，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具有卓越的才能。在《左传》中被尊称为“穆子”、“夫子”。
《左传》中关于叔孙豹的记载有九十余处，而且几乎全是对他历史功绩的纪录，例如：“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左氏会笺》第十四襄公二十四年）。这里记录了叔孙豹作为鲁国鲁公的使节出使周天子的经过。他在祝贺宫城建造完工仪式上致贺词，他完美的礼仪风范、君子般的高贵品格受到了周天子的高度赞赏，得到了名之为“大路”的贵族用豪华马车。另外，在昭公元年的诸侯集会“虢之会”上，因为鲁国的过失，叔孙豹受到了楚、齐、晋等列国代表的围攻，为了抵偿祖国的外交过失，他准备用自己的生命谢罪于诸侯，但结果意外出现了——“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鲁叔孙豹可谓能矣。请免之以靖能者。”（《左氏会笺》第二十昭公元年）。列国代表不但没有处死叔孙豹，反而为其豪勇和才略以及高风亮节所感动，认为叔孙豹的行为符合“忠信贞义”的道德典范。
像这样作为一国重臣的叔孙豹，在《左传》里只有一处预言性地记述过他性格的不足之处：“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择人。吾闻君主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师。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左氏会笺》第十九襄公二十九年）。也就是不能善终的“不得死”、向善而不分善恶的“不择人”、不能慎重用人的“不慎举”三点。
然而，小说《牛人》对叔孙豹的政治才能、道德风范和高贵品格等不但没有进行哪怕是客观的描写，反而将导致他非正常死亡的、一生中一连串的错误行为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结构作品。例如①路边的“一夜情”带来了牛男（竖牛）的生命；②深信梦境预言，把家政权力完全交给竖牛；③命令杀掉长子、驱逐次子；④最终被饿死。这其实是扩张和强化了《左传》中吴国公子指出的叔孙豹三点性格不足之处，如①②就是“不择人”、②③就是“不慎举”、而④就是“不得死”。其实，出典《左传》正是把吴公子的来访放在了叔孙饿死之前叙述，自然形成了因果关系。
不难看出，中岛敦正是有意识地放弃关于叔孙豹的正面（善）记述资料，而将自己的创作重点集中在其负面（恶）记述资料上，表明他在对相关史实的处理上遵循的是去善存恶的选择方针，并以此为主导思想完成了作品。
短篇小说的容量很小，只能够选取现实生活或者历史事实的一个横断面，然而《牛人》的人物塑造又把焦点集中在这样一个横断面的一部分素材上，突出了选材上的片面化和个性化特色。其实在中岛的其他作品中这样的特点也非常突出，例如小说《盈虚》中对主人公蒯聩的形象塑造，就只选择原典资料中他刺杀继母、肆意横行、争夺自己亲生儿子的王位等人性负面的素材，而把蒯聩在亡命中夺回政权、多次卷入政治事件，为了祖先的荣耀冒死参加著名的“铁之战”，在成为卫侯后拨乱反正、努力调整内政和外交政策等正面历史记述弃之不用。不仅如此，小说还在史实的基础上描写蒯聩疯狂地复仇、沉湎于斗鸡游戏、追求私欲的极大满足等性格弱点(14)，这比起《牛人》“去善存恶”来可以说是“去善增恶”，进一步增强了人物的个性。
如上所述，出典资料中用理性主导自己行动的贤明士大夫叔孙豹在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小说中登场的只是偏执偏信、一意孤行的顽固家长叔孙豹。正是这样的叔孙豹才会在逃亡途中随意与女性发生一夜情、留下私生子，才会将一时的梦境当作现实迷信，假私生子之手杀害嫡子，才会最终被饿死在亲生儿子手里。在这里人类好像是为了自戕而生存的愚昧生物，深陷愚蠢之中，想摆脱却又永远都无法做到，似乎不执拗于自己的愚蠢就无法生活才是人类的真实形态。
中岛敦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狼疾记》中这样自问自答：“最终，我将为自己的愚蠢而殉死，别无出路”，“人最终还是会顺从于自己的性情所向”（中岛敦 113）。这样看来，叔孙豹正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招来了被饿死的结果，作为中岛文学的形象他担负着表现主题的重要使命。但是从作品整体来看，叔孙豹的悲剧成因并不在于他的性情与性格，而在于“根植于原始的黑暗混沌之中的怪物”——竖牛的存在，以及竖牛所象征和代表的外部世界的恶意。
三、竖牛的形象与《左传》
在《左传》中竖牛被叙述为从一开始就“欲乱其室而有之”（《左氏会笺》第二十一昭公四年）的想夺取叔孙家支配权的恶人。他“强与孟盟。不可。（略）又强与仲盟。不可”（《左氏会笺》第二十一昭公四年），于是他杀孟丙、逐仲壬。在排除了最具威胁性的后继者后，他巧妙地饿死生父叔孙豹，然后选中叔孙豹另一个庶出的儿子昭子作为自己的继承者。虽然他一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最后被昭子暗中指使的孟丙和仲壬的儿子们所杀。如此《左传》里的竖牛不过是为权力和财产这些世俗利益作恶多端、死有余辜的一个恶人而已。
但是，在小说中只有竖牛加害叔孙豹父子三人的主线与出典相同，为了世俗利益坏事做绝的竖牛形象却找不到。可以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作者出于主观创作意图上的考虑，有意识地弃用了相关素材；其次是作者在出典素材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例如，作品中巧妙地设计和塑造了竖牛的性格特征：对各方面高于自己的人使用“非常滑稽而又充满敬意”（中岛敦 446）的面部表情；而对于同辈人则总是“板着不耐烦的”面孔。他还可以“毫无意识地、自由自在地分别使用这两种面孔”（中岛敦 446）。这种性格设计使史书里仅仅是一个小恶人的竖牛形象表现出了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显得神秘而又具有性格张力，同时也会给读者一种艺术的悬念和期待。
（竖牛）虽然得到了叔孙豹的无限信任，但是叔孙并没有想到过要把他立为继承人。作为秘书乃至主事（竖牛）都应该是无以伦比的，但作为鲁国名门世家的掌门人，仅人品长相方面就很难过关。对此，即便是竖牛本人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对叔孙的儿子们，尤其是刚从齐国迎接回来的孟丙和仲壬，总是表现出极端殷勤的谦恭态度。（中岛敦 446－447）
这里已经看不出典中竖牛对叔孙家的阴谋和意图，尤其是叔孙豹病倒之后，从日常生活的料理到病床前的命令传达全部都交给了竖牛，这时的竖牛对孟丙和仲壬的态度却是“越发的谦卑”。毋庸置疑，这样描写会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这种不祥预感的来源本体却又面目不清。
这样，出典中的小恶人形象在小说里就好像藏在了暗云之中，不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孟丙被残忍杀害，仲壬被驱逐出境，意识混乱的叔孙豹被竖牛“冷酷地、居高临下地蔑视”着，他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反抗这种蔑视与压迫，终于他看到“牛人的脸上轻微地浮现出了那不怀好意的、得意的笑容”（中岛敦 450）。可是这非但不是那预感的来源本体的面目，就连牛人的微笑也仍然是“得意的”。小说终了，在病床上拼命挣扎、发出阵阵悲鸣的叔孙豹面前出现的竖牛形象是这样的：
○脸色变成了发怒后僵硬的表情，眉毛一动不动地、死死地盯着［……］
○（竖牛）以他那超世脱俗的非人的冷酷，无声无息地盯视下来［……］
○那不是人！好似一个黑色的、扎根于原始混沌中的物体。（中岛敦 450－451）
仅仅是外观上就可以看到，小说前半部中可以毫无意识地、自由自在地分别使用谦恭和傲慢两种面孔的竖牛，在这里的面部表情却是“僵硬”的、“死死的”“盯着”“超世脱俗的非人的”，形象整体上的特点已经“不是人”，而是以“原始混沌”为母胎的“物体”。
像这样冷酷地蔑视人类的、以“原始混沌”为母胎的“庞然大物”，用人世间世俗的权力和利益等人类的欲望来判断和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超越了人类常识的东西。可以认为，中岛敦舍弃了竖牛以霸占叔孙家业为目的的原始素材的理由也正在于此。这样，给叔孙家带来灾祸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物体、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蔑视全体人类的、无法了解其本体为何物的东西。因此，小说中的叔孙豹才会有这样的心灵惶恐：“与其说这是对一个要杀害自己的家伙的恐惧，还不如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严酷恶意的一种近乎谦恭的畏惧”（中岛敦 451）。
这样看来，中岛敦 塑造竖牛：一个男子→黑牛→竖牛→物体→外部世界的严酷恶意，这样一个过程同样也是在贯彻主题、突出主题的鲜明特色。换言之，竖牛形象是小说《牛人》全篇的核心内容所在。不仅如此，作品的构造形式也体现出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例如小说用空行的方法把作品分为五个段落，把每个段落的大意简明地归纳一下，就如下表所示：
作品最后还有独立的一行“三天后，鲁国的名大夫叔孙豹饥饿而死”（中岛敦 451）。这主要是为了强调叔孙死亡的特性，应该归属于第五段落。不难看出这五个段落都是以竖牛为中心展开的。小说①段里竖牛虽然没有登场，但是全部四个句子中有三个句子都是在暗示牛人的由来。
鲁国的叔孙豹年轻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曾经逃亡到齐国。逃亡途中，在鲁国的北部边境庚宗遇到了一位美丽女子，两人很快亲密起来，并共同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分手后，叔孙豹来到齐国安顿下来并迎娶了齐国大夫国民的女儿为妻、生下了两个儿子。过去在逃奔齐国途中与美丽女子的一夜情，却忘得一干二净。（中岛敦 445）
这里的“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共同度过了一个夜晚”，“一夜情”等词句不但意味深长地通过文学性的悬念暗示了牛人的由来，还埋下了小说的伏线、设定了牛人性格发展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讲，叔孙豹一家的悲剧就是从这个“一夜情”拉开序幕的。
四、竖牛形象与作品主题
与小说开篇部分①紧密相联或者互为因果关系的是小说中两次对梦的描写，可以认为两个梦的基本结构形式是相同的，共同彰显出了作品表现形式上的特色：梦境中，占据整个画面的是黑色的房屋顶棚和黑色的牛，而黑色的牛在前后两个梦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相反的，从而表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一个梦是：“顶棚越来越低地压向自己，当难以承受的重量压向自己胸前的时候，（叔孙豹）猛然发现一个男子站在自己的旁边。［……］从整体上看完全像一头纯黑色的牛，［……］那乌黑的男子伸过手来，替自己撑起了从上面压下来的无限重量”（中岛敦 445）。这个梦里，竖牛作为可以自由托起千斤顶棚重量的救援者登场，正是这个梦使得竖牛得到了叔孙豹无限的信任，从而拥有了掌控叔孙家命运的权力和可能性。
这之后孟丙被害、仲壬被逐、叔孙豹被迫与外界隔离，就在叔孙即将被饿死的时候，第二个梦境出现：
从上面压下来的重量在逐渐地增加，想逃跑却无法移动半步。一看旁边，纯黑色的牛一样的男子就站在那里。但是这次他却没有把手伸过来帮助自己，而是默不做声地冷冷地直立着，好像终于达到目的似的得意地笑了。当再一次绝望地乞求他救助自己时，他的脸色立即变成了发怒后僵硬的表情，眉毛一动不动地、死死地盯视着自己。也就是此时那黑色的、重重的庞然大物从正上方直着向自己的胸前压了下来，叔孙豹发出了最后的悲鸣。（中岛敦 450）
梦里，面对叔孙豹的灭顶之灾“得意地笑”着的竖牛出现了。其实中岛敦有意无意地在向读者暗示：纯黑色的牛人与“黑色的、重重的庞大物体”是同一种性质的存在。漆黑的顶棚“慢慢地下降”从“上面压迫下来”，而“漆黑的”竖牛则是“僵硬的表情”，“眉毛一动不动地”变成了“物体”从上面“死死地盯视”下来，这一刻，顶棚与竖牛已经融合为同一种“漆黑的”颜色，从而共同形成了“从正上方直着向自己的胸前压了下来”的黑色的庞然大物。
仅从这两次梦境的描写就可以认为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就表现在这两个梦的构造上。第一次，竖牛那捉摸不透的对叔孙豹的救赎，可以看作是为了从精神和肉体上蔑视、蹂躏、杀害叔孙豹而设下的铺垫、圈套或骗局，这就好像猫在吃掉老鼠之前故意再给老鼠一线生的希望，然后再尽情地极尽捉弄之能事，最后毫不留情地将其吃掉。就是这样，在牛人所代表或象征的、作为绝对存在的外部世界的严酷恶意的重压和捉弄之下，叔孙豹只能绝望地、在绝对的孤独中死去。
因此，竖牛既是这两个梦境的主角，同时也是整部作品结构上的主角。某种意义上，叔孙豹形象只可以理解为竖牛人物塑造的配角。这一点可以从前面论述过的、作者将出典资料中的历史人物塑造成文学形象的过程和方法上得到印证。另外，从对竖牛形象的塑造方法上来看，作者同时使用了几个视点描述竖牛：作者的直叙，叔孙豹、孟丙、仲壬等竖牛周围的人的叙述视角等等，就像是聚光灯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聚焦在竖牛形象上。不仅如此，就连读者的视线其实也和叔孙豹一起恐惧地集中在竖牛的身上。最后，从作品中将竖牛和叔孙豹这两个名字作为主语使用的次数上看，“竖牛”使用了43次，而“叔孙豹”只有31次，很明显小说作者是把对登场人物的叙述重点放在了竖牛一边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题目《牛人》的特殊含义问题。中岛敦对自己作品的题目每每刻意斟酌，往往要多次变更才最后定夺。例如，在考虑《盈虚》的题目时，中岛最初考虑的是“鼠竄记”，这形象地表述了作品主人公蒯聩动荡的一生，但后来又改成了“一个古代人的半生”，带有鲜明的历史感，最后在他的作品集《南岛谈》出版时定格为现在的“盈虚”，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历史、人生和古代哲学的丰富内涵；《弟子》也曾经有过“子路”“师弟”等思考(15)；遗作《李陵》现在的题目虽然是中岛的生前好友深田久弥决定的，但中岛在生前曾经将“李陵·司马迁”“漠北悲歌”等作为题目候补记在笔记本上(16)；小说《山月记》的出典则是唐朝李景亮的《人虎传》。就是说在中岛敦的文学世界里，将作品的内容集中、洗练、诗意地通过题目表现出来是一个突出的特色。
《牛人》的题目设置好像是一开始就决定的，没有任何变动和变更的痕迹。而“牛人”这个词本身在出典《左传》里没有，在小说文本里除了题目之外，尽管叙述过程中使用过“牛”“竖牛”“牛男”等称呼，也没有使用过“牛人”。也就是说这个词是中岛敦的创造，这里包含着一个强烈的意图：最为象征性地将作品主题凝缩于题目之中。如前所述，中岛敦在塑造竖牛人物形象时，从多个角度把登场人物的视线集中在竖牛身上，形成聚光灯效果，从漆黑的牛男形象达到“世界的严酷恶意”的象征目的，从而完成了竖牛的形象塑造。因而“牛人”这个题目既是指作品人物竖牛，同时也是对作品主题的暗示和象征。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既然竖牛是作品的主人公，为什么作品以“三天后，鲁国的名大夫叔孙豹饥饿而死”来结尾，而不以竖牛的最终被杀作为结束呢？可以认为这是作者在作品结构上的精心设置。如前所述，作品的出典《左传》通过竖牛事件用“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屑”来劝善惩恶、维护伦理道德的纲常大义，因此以竖牛受到惩罚作结束；而中岛敦与之不同的是试图通过对“恶”的关注，将“恶”具体化、形象化，因而对出典素材进行了目的性的选择取舍，以善无善终、恶无恶报为结尾。
小说结局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印象：叔孙豹作为人类的一员，被“外部世界的严酷恶意”压碎了，而象征这种恶意的牛人却依然是“不怀好意地、得意地”笑着，“冷酷地、居高临下地蔑视”着人类，俨然要永恒不变地存续下去。所以作品没有必要写竖牛的死亡，因为他代表的“外部世界的严酷恶意”无时不在愚弄着、蔑视着人类，随时将人类蹂躏、碾碎。“太阴郁、太暗淡、太沉重，简直是不可能存在的阴暗的事实！”(17) 这是武田泰淳在论及这部作品的主题时发出的感叹。也正因为此，中岛敦的文学在战争期间“启示和预示了战后文学的新气象”(18)，而在战后又保持了他文学的时代性和新鲜感。
可以说中岛敦的这部《牛人》的题材是不折不扣地取之于中国古典文献，但是他不但没有过分地依赖原典素材，拘泥于《左传》劝善惩恶、恢复伦理道德、维持社会秩序、树立太平盛世大义的思想主旨，反而更表现了他出色的创新才能，展现了日本纯文学作品对人生与人性进行哲理性思考的特征。
注解：
① 例如森鸥外：“寒山拾得”（《新小说》，大正5〈1916〉年1月）。幸田露伴：“命运”（《改造》创刊号，大正8〈1919〉年4月）。武者小路实笃：“西伯与吕尚”（《百桦》，大正9〈1920〉年3月）。中岛敦：“山月记”（《文学界》，昭和17〈1942〉年2月）。武田泰淳：“司马迁”（日本评论社，昭和18〈1943〉年）等。
② 王向远主编：《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题材日本文学作品的专著。
③ 同注解②141页。
④ 参见桑原武夫：《历史与文学》（新潮社，1951年12月）。重松泰雄：“井上靖·大冈升平论争”（《解释与鉴赏》433，昭和1970年4月）。笔者从原文译成汉语，文责自负。本文全篇所引日文资料皆为笔者所译。
⑤ 参见中岛敦：《中岛敦全集》（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一〈1976〉年4月，初版第二次印刷）67—69。本文作品引用全部依据此版本。
⑥ 参见小川由香里：“〈古谭〉和〈古俗〉——以（古俗）成立为中心”（《大妻国文》十五号，1984年3月）。木村瑞夫：“‘古谭’六篇再考”（《日本近代文学》第三十九集，1988年10月）。木村东吉：“中岛敦《弟子》论——行动者的救赎及其局限”（《国语和国文学》第66卷12号，1989年12月）。木村秀明：“中岛敦《盈虚》成立考”（《国语国文学研究》第三十号）。
⑦ 参见拙论“中岛敦小说的创作流变与《左传》”，《外国文学研究》2(2005):133－138；“原典依据的取舍与中岛敦的文学特质——以《盈虚》与《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古典作品关系为例”，《东方文学研究》集刊3(2007):309－329。
⑧ 参见佐佐木充：“《古俗》二篇——超越者的风貌”，《中岛敦的文学》（樱枫社，1973年初版）127－129。
⑨ 参见越智良二：“《牛人》的基础”（《国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1980年3月）。
⑩ 参见小川由香里：“〈古谭〉和〈古俗〉——以〈古俗〉成立为中心”（《大妻国文》第十五号，1984年3月）。
(11) 参见奥野政元：“中岛敦论考”（樱枫社，1985年4月）124－132。
(12) 竹添进一郎：《左氏会笺》，服部宇之吉校订（东京：富山房，明治44〈1911〉年）。这是在日本出版的最权威的《左传》关联的中国古籍，中岛敦在创作《牛人》时极有可能参考了这个版本，故引用此版本。
(13) 司马迁对《春秋左氏传》的评价：《史记》（台湾中华书局发行的《四部备要》本）。参考《史记评林》（富山房，明治44〈1911〉年）。这是在日本出版的最权威的《左传》关联的中国古籍，中岛敦在创作《牛人》时极有可能参考了这个版本，故参考引用此版本。
(14) 参见拙论“原典依据的取舍与中岛敦的文学特质——以《盈虚》与《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古典作品关系为例一”，《东方文学研究》集刊3(2007):309－329。
(15) 参见拙论“中岛敦小说的创作流变与《左传》”，《外国文学研究》2(2005):133－138。
(16) 参见拙论（日文）“中岛敦『李陵』考—李陵の死を中心に—”（『山口国文』日本，2001年3月号）。
(17)(18) 引用参考武田泰淳：“作家の狼疾——中岛敦『ゎが西遊记』を読む”，『中岛敦研究』（东京：筑摩書房，197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