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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12日-11月14日，我去上海领取《上海文学》给的奖并参加该杂志主办的题为“面向新世纪的文学”座谈。我是领奖与会者中的最为老大的了。回忆过去在一些文学活动中差不多常常是以“新生力量”自居，略感嗟叹。
我本来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自己的这一辈子的经验既帮助着成就着一个人也决定着限制着一个人。看来“代”的烙印与区分特别是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了。现将谈论中的一些思絮补记如下，抛砖引玉，幸有以教之：
关于新世纪
人们说，新世纪只是纪元上的新，未必新到哪里去；再说，新也不一定就比旧好，新与旧，这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意味。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大不相同了。应该说是成熟一些了。五十年代的青年人，信奉的是“新与旧的斗争”，（当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有一篇文章，题为《新与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认为历史是从我们开始，认为应该对于旧的一切摧枯拉朽而对于新事物“大喊大叫”地去歌颂捍卫，乃至为之奋斗牺牲。
后来到了文革，就真格的有了“破旧立新”“破四旧”等口号。
显然，现在的人们多了一点怀疑主义，少了一点理想主义，多了一点批判，少了一点信仰。
这不是偶然的，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当然理想主义永远也不会灭绝。正像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永远也不会消失一样。
幼稚与幻想也不会从此消失。人人都十分成熟，搞恋爱的时候已经预见到了日后的吵嘴，这不可能，也太可怕。那么成熟就什么都消解了，没有历史也没有人生了。
什么都“后”起来就是一种可怕的成熟。后多了人们会复归去追求“前”，“前”有时候可笑，然而是有魅力的。“后”是太疲惫了，而“前”，津津有味，许多许多还没有开始呢。
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幼稚下去，一代又一代地成熟下去。
未必是进步，但总括说来，人类的大趋势是慢慢进展。
新旧世纪云云，当然只是纪年方法上的人为说法。既然有了这个方法，也不妨顺着这个方法想想，人的思想本来也常常是自己给自己出题目，自己给自己找文章，是自己为了自己练体操，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思想云云，有时可以不看得那么神圣或者严重。
那么可不可以探讨一下新世纪的开始可能带来的“新”呢？
二十世纪末的一大事件是二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的终结。二极对立的影响是深远的。二极对立的格局自然也影响到思想方法：简明，激烈，自信，排他，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都认为己方是正义真理而对方是魔鬼妖孽。都认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都充满着悲壮的英雄主义。正面地说，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人心明眼亮，一步一个脚印，活得充实，死得崇高。负面地说，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极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方法论根源。
随着二极对立模式的终结，是世界开始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运作形态与生活方式，而代之以经济活动为中心。这必然带来理想主义的一时式微与务实心态、实用主义的泛滥。正面看更正常也更有实在的盼头一些。负面是礼崩乐坏的局面精神空虚的局面令识者心寒担忧。这样，也就会反激起新理想主义乃至新造神运动的崛起。
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抵制旧的结果抵制了新，求新的结局是呼唤来了旧……二十世纪常常发生的想要走入这间房子偏偏走到了那间房子的现象肯定还会屡屡发生，自己与自己做对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事情肯定还会屡屡发生。
所以，还有许多小说可写，还有许多悲喜剧好看。
权力与文化专制主义
说没有权力就没有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常识。独断论，唯意志论，信仰主义，种族主义，武士道精神，原教旨主义，某些邪教和蒙昧主义，各种极端主义，即使在掌握权力之前，曾经是也极其可能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先声与理论基石，是杀伐异己的战略武器。在汉语以及至少在英语中，主义可以是指一种体制，也可以是指一种思潮。可以是指一种现实，也可以是指一种信念。最好的信念，如果带有排他的极端主义色彩（我们这里常常美化称之为“彻底”），也一定会通向文化专制主义。愈是自认为伟大崇高，这种专制主义就愈厉害。
反过来说，权力并不等于专制。如果有法制的约束和民主的监督，如果有全民的包括执掌权力者的更高的素质，权力不但不等于专制，而且正好相反，这种权力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与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保障，没有一定的权威就没有人民的权利。应该巩固这种权力而不是相反。
专制思想与专制权力，这是很有同一性很容易互相转化的东西。而一般的讲权力与专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以一种极端主义反对另一种极端主义，古人称之为“以暴易暴”，识者不取。
关于人文精神
如果说是失落了革命传统，或者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易明白。如果说是物质文明一手硬了，而精神文明一手软了，则不但明白而且符合主流提法。
现在说的人文精神究竟是指什么呢？指人道主义？文艺复兴式的从“神权”中把人特别是个人解放出来？指东方道德的八纲四维？指“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还是干脆指精神文明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培养？
或者干脆是指一种西方式的基督教价值标准？自由平等博爱尊重个人？这玩艺不适合咱们的国情，咱们压根不这么讲。压根没有的，上哪儿失落去？
或者是指时髦的“终极关怀”？是指抽象的与绝对正确的真理？永恒？“上帝”？
或曰，是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期失落的，不是现在失落的。那也绝了。失落了四十余年，没有谁说过失落，就是说连失落也不许说，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失落了，是不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点回归了呢？
失落的时候不说失落，回归一点了反而大喊失落。这是中国特色的现象，甚至于是某些悲剧产生的原因。
有一点确定无疑的含义我并没有异议：知识分子的追求不能完全地物质化。不能大家一起掉到钱眼里。精神的价值应该得到各方的承认，特别是应该得到自己的承认，主要是自己的承认。自己的承认，侧重的是精神价值。别人的承认，恐怕带来的不会是纯洁的精神。知识分子应该保持自己的尊严，文学应该保持一定的矜持和操守。
请原谅，我劝告我的朋友慎用“纯洁”两个字。它勾起了我太多可怕的回忆，外国的与中国的都有。
再谈人文精神
中国处在几个不同的人文参照系统的交叉点上。
中国式的士人的儒道互补的道统与操守。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规范。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对于欧洲文明的某些价值观念──标准的人文主义──的认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普罗革命的价值追求──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战争的优良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等。近代民族意识与自来的“中国”意识以及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半是屈辱记忆半是争强决心的爱国主义……等等。
这几种参照系统在近百年互相斗了个不亦乐乎，自己与自己也斗了个不亦乐乎。互相与自相不知道捅了多少窟窿。有时候斗得干脆令善良的人们无所适从了。然后只剩下了钱。（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其中也有许多伟大的成就。这里谈的只是“失落”的方面。）
不知道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意思是不是指这种悲喜剧。如果不是，请朋友们把你们心目中的人文精神内容摆出来。
所以只能强调建设，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下努力从以上几种（可能还有更多的品类）参照系统中寻找契合点吧。让我们作一点具体的建设：如探讨一下道德规范问题或是扫盲与普及教育问题而不是用大言扫荡一切吧。
关于王朔的告别文学界
王朔说他搞文学是由于当时实不得已。这个话是真的，过去，人们的选择可能性是太少了。几乎只有文学创作这一行，还没有完全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但也不是没有人耿耿于怀地提倡“组织创作”“三结合创作方法”之类。在上海，对于《虹南作战史》的方式，大概不会淡忘。
大多数文学青年（包括当年的我本人）走向文学，是由于热爱文学。热爱当然好，爱了才能投入，才能哭号──自己哭泣才能催人泪下。但太爱了也可能过于执着，自恋自迷，自拉自唱，孤芳自赏。而这些，其实是一个文学家远未成熟的表现。
王朔一边搞着文学一边又讨厌着乃至恨着文学，过去我以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知道是可能的了，这也算是开了眼界。
可能王朔极其反感于某些作家的装神弄鬼，自命不凡，目空一切，拿凡人不当人的那股子优越劲儿。王朔不是理论家，他太缺少这方面的准备，他说不圆也说不准，便乱挖苦起来。
这反映了一种隔阂。有悲剧型升华型的作家，也有喜剧型化解型的作家。前者比较投入、执著，比较看重自己与自己从事的文学，往往追求一种理想，一种悲壮和神圣，具有一种使命感，英雄主义意识，有时候高高在上，俯瞰人间，悲天悯人，与俗难谐。他们爱惜自己的美好形象也往往赢得公众的敬意。弄不好了也容易流于大而无当，偏激排他，峻急独断，直至装腔作势。
后者比较灵活、随意，至少口头上不把什么东西当成一回事，似乎什么都看得很透，因而时不时地调侃一切，亵渎一切，动不动就把一些伪君子的面具撕个粉碎。他们尤其敢于自嘲，具有一种轻松直率的性格魅力。在公众当中，他们宁愿蹲下来，不但与俗人打成一片，而且是与“下等人”不分你我。但弄不好容易搞得痞味十足，朽木难雕，机会主义，乃至败坏道德风气。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如个人内向的，纯艺术追求的，只求本色的，小圈子“雅皮士”的，淡泊从容与世无争的，以及杂合型的等等。
中国这么大，当然只能是有各式各样的作家。解放四十多年，现在有点“式样”了，真令人额手称庆。
我希望各种作家能多看到别人别类的长处，能在坚持自己的为人原则与创作个性的时候也“悠着点”，不要膨胀得越了位，不要一件事还没有干好先否定旁人。
王朔干脆宣布退出文学界，他的选择理应受到尊重。窃以为这与他已经喷发了一阵子了有关。如果他正在写《我是你爸爸》或者《动物凶猛》，他才不退呢。谁能百年不变地保持井喷压力呢？觉得干别的更好的时候就赶紧去干别的，这比明明已经写不下去了，就是放不下作家的架子，或转而专门整正在写作的劳动者好。
退出就退出吧，祝他在新的领域开拓成功。既然文学殊不足道，干不干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啦。不妨更淡一些，就叫做淡出吧。
大大小小
大概只有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批评作家选择的题材太小了。四人帮肆虐时期批的文艺“黑六论”中有一个“反题材决定论”这一论相当拗口，有“后现代”风格──谁说他们不会搞新名词？但也透露了他们重视题材乃至视题材为决定性的因素的消息。
五十年代初期思想理论界批判过“脱离政治”的倾向。中期又批“群居终日，好行小惠，言不及（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专指文学，但不难看出当时成为主流的价值选择取向。
六十年代屡屡批评“（写）身边琐事”“（写）家务事儿女情”，并视之为“修正主义”。“反右”后，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几无可看者，那时有了个茹志鹃，独领风骚。结果也被一个“家务事儿女情”的帽子扣掉了。后来，八十年代初期，茹志鹃专门写了一篇《家务事》再加一篇《儿女情》以为反拨。
谁想到1982-1983年间，一面批“现代派”，一面批评起“小”来。说是那一阵子小说写的净是“小男小女小猫小狗小村小屋”也不还有小什么小什么。对此，我的反应是：“他还忘了一个最最恶劣最最有罪的小─‘小说’，为了反掉以上诸‘小’，我看干脆把小说改成‘大说’算了。”
听者为之喷饭。
最近又来了劲，什么猫呀狗呀家呀孩呀我的呀又成了罪过了。
乃至用一种下流的语言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名家写了小文章就是乱打喷嚏。名家也是人，不仅可能打喷嚏而且每天要大便小便。然而名家之为名家，至少大多是为了他们的某方面的特长与劳动成果，小文章也不是那么好写的，小文章也可以有多种意义与产生的历史依据，而写小文章大多与上呼吸道的分泌无关。企图吐一通口水就给自己够也够不着的众名家抹黑，那口水会落到什么地方呢？
其实文学的特点恰恰在于以小见大。而且一个国家生活愈正常气氛愈祥和作家就会愈多写一点日常生活，多写一点和平温馨，多写一点闲暇趣味。到了人人蔑视日常生活，文学拒绝日常生活，作品都在呼风唤雨，作家都在声色俱厉，人人都在气冲霄汉歌冲云天肝胆俱裂刺刀见红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怕是又大大的不太平了。
写小事有小事的意义，不然，江青就不用批判“反题材决定论”了。而且，如果不是搞极端，就必须承认，作家有选择题材的自由，读者也有选择阅读的自由。全国人民全国作家都在大声疾呼一件事，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作的，又给人们，给文学自身带来了什么成果了呢？
至于那些写小这小那的文章自然也有自己的得失，也有写的很无聊的。这只能具体下功夫分析，而且这得失多半不在于大或是小上。笼统骂倒，太廉价太陈旧也太不怀好意了。
关于壮烈意识
作家要不要壮烈？要不要“跳崖”？
我看我就够壮烈的了。十来岁就一心革命，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五十年代后又壮烈了一些次。
经过多次壮烈，我在年已花甲之时积累了一点经验：
壮烈能带来什么？为什么壮烈？为谁壮烈？祖国和人民需不需要你的这个壮烈？这是要考虑的。不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问效用，但讲壮烈。只拉车，不看路”。
什么时候壮烈？什么事情上壮烈？天天壮烈，还算壮烈吗？事事壮烈，壮得起来吗？
你自己壮烈还是大家壮烈？如果不是亡国之日陷城之时，可能不可能大家一起壮烈？大家一道壮烈，这是出了什么事要出什么事？还是只有少数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壮烈？
或者反过来，你让人家去壮烈，你烈不烈呢？海外寓公中就颇有这样的人，动辄要国内知识分子去壮烈，你不去壮烈他就大骂知识分子没了，只剩下了“妓女”。或者“宽大为怀”地说什么对国内的人不能“要求过高”。这些人是专门让别人壮烈的，不知道他们在要求自己些什么，谁又屑于要求他们！切不要上他们的当。
中国近百余年来，真是够壮烈的。烈士是伟大的。烈士出得那么多出得那么频繁，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么？天知道是什么兆头。但愿我们的后代不是生活在天天壮烈的时代。
还有一个经验：自己壮烈者常常自认为有权去壮烈掉别人。自己准备为革命而牺牲的人往往会眼也不眨地牺牲别人以“革命”。解放以来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伟大的革命使太多的人在不需壮烈的对象上也过于壮烈的缘故。
我钦佩壮烈也警惕壮烈。可能说明人愈老就愈没有魄力了。
当然我也讨厌蛆虫。可惜的是对于蛆虫，以壮烈之法治之是无效的。
关于庸俗
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特别容易佩服，自从米兰·昆德拉引进中国以来，都学会了批“媚俗”了。我相信昆德拉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崇拜者追随者一定多于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角落，包括捷克与哥伦比亚。
“洛伊宁格尔”也受到了那么多赏识，可惜后来鄙人多事考证出他只是冒牌的德国造质量还不如合资生产的“四环”或“桑塔纳”。不然，在我们这里也会出现一批追随者的。德国人这么说就特棒，中国人这么说，恐怕只能算是“反动”。这里是有一些幽默的。
媚俗当然不好，因为怕媚俗而处处做出不俗来，就成了媚昆媚洋媚某一句话某一个命题，也显得不大自然，就是说有些忸怩做态，容易倒牙。
人应该本色，有多少俗就是多少俗，绝对无俗不甚可能。做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难免矫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不要怕暴露自己的真相。媚雅媚上媚洋媚古媚书媚学媚口号媚帽子都不足取。再说，一旦人人说媚俗，也就和人人讲“终极”一样，忽拉一下子那么多反媚俗者与关怀终极者一拥而上，这本身不就已经颇俗了吗？也许昆德拉的反媚俗是颇不俗的，人云亦云就走向反面了。
本色不一定就好，有的人一心本色，作恣情任性状，却暴露了自己的粗鄙低下，实无货色。有什么办法呢？别人爱莫能助。靠把自己打扮起来也未必有效；或许是更糟。
本色不一定好。好的却一定比较本色。真正的高雅不会掩饰自己的世俗一面。不劳掩饰。
关于幽默
说起米兰·昆德拉就想起了一个故事。1994年4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诗人比尔·霍姆向我用英语转述了这个故事。他说昆德拉在一本书里写道：有一阵子捷克的克格勃很多。人们发明了一个鉴别方法：你讲一个笑话，随后看听众的表情，哈哈大笑者是“好人”，怒目横眉，一脑门子官司者多半是克格勃。
小说家言。可以首肯的是，幽默感是一种心理健康的标帜。完全没有幽默感，只知道一心上纲上线，则是不健康的表现，北京人说法，他“有病”。
于是人们想起了池莉最近的一点遭遇。她参加一次研讨会，她正在与王安忆说悄悄话，会议主持点她的名让她发言，于是她说：“出门前我家先生说，‘女人要少说话’”
一般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此位池作家是犯懒，不想发言，乃推托之，却不会认真地认为池某人是污辱女性污辱自身的罪魁。即使你不太欣赏她的笑话特别是武汉口音的此种笑话也罢（我以为北方人听了武汉话大约会觉得太吃力的），总不至于上纲上线地批一通的。
但是有人硬是抓住做文章。
自从那年文坛出了一匹黑马靠大骂名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来，现在又有了效颦者了，以为到处吐口水便能树立一点什么形象──踩在名人的肩上嘛。
过去我不太能理解杜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情感，总觉得火气太大，特别这一联诗常常被借用到政治运动中，就更使我对之不生好感。最近的这个不得幽默的故事使我从愿意上想起了它。
长篇小说的语调
愈来愈多的作家在忙于写长篇小说，很好。说明，作家的心态走向沉积。一些作家在从呐喊心态走向叙述与回忆。
但是长篇小说也不容易写好。近年来还是真有好长篇。例如《九月寓言》。
这是一首长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以这样饱满的诗情，以这样的投入，以这样的纯真来呕心沥血地写一本书了。前几个月在获悉张炜此书获上海文学大奖的时候，我特地从北京打电话给他祝贺。
如要提点什么意见的话，我只是觉得他字字千钧，太用力了。章章都是诗，都是歌之爱之感之念之的一个调子，没有起伏，太少变化了。还有，缺少纵的发展，这样就减少了悬念。仅仅靠悬念是没有意思的，一点悬念没有也并不一定自然。
我对王安忆的小说也有类似的想法。她的才华与突进是不劳饶舌的。但是她太自信于自己的叙述了。得得得得，老是一个腔调，像是在听一个调门不变的长篇大论，对于读者的阅读耐心，实在是一个考验。
有平地与深谷才有山峰。有轻松才有庄严。有世俗才有崇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小说之调，亦然。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请求他们的原谅。不是说我自己就写得好。不，我盼望他们也给拙作提出批评。以文会友，文以清心，真正谈诗论文，其乐何如！
好久没有参加过这样友好地又是互不苟同地谈论文学了。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想念这些同行和朋友们。我期待着下一次聚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