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价格论文,生产要素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讨论的生产要素价格主要是资本、劳动和土地的价格。现代经济学中通常把技术也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旧中国技术虽然已有作为商品买卖的现象，但技术市场尚不存在。更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本文将不对这一要素的价格问题加以讨论。所谓生产要素的价格，土地以地价来表示，资本的价格用利息率来表示，而劳动的价格则以工资来表示。
一、利息率的变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借贷资本具有高利贷的性质，利息率很高。高利贷资本主要来源于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途径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它与社会生产没有联系。其借款对象一是遭受意外的小生产者，二是大肆挥霍的剥削者，高利贷的利息水平除了货币需求者的负担能力和抵抗能力外，没有其他经济上的限制。据《天津金融志》中的记载，鸦片战争前天津地区高利贷的放债者多为富绅及市井流氓。借款方式或为信用借款，多凭商号或个人具保；或为抵押放款，多以房地红契为抵押品。借款额常为100元以上，还款期六个月至一年为普遍。利率随数额、期限而定，最低为年息30%，高的常达50-60%。①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票号和钱庄等金融组织机构已经产生并不断发展。但那时的钱业市场主要还是经营货币的兑换、异地间的款项划拨和同行之间的拆借，存放款的业务有限，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分行，其业务主要是为外国对华商品进出口融通资金。随后国人自办的银行也开始出现，1897年率先建立中国通商银行，其直接原因是铁路建设拨款的需要，希图能比外国银行降低资金的成本。与此同时，旧有的钱庄也开始转向以经营存放款业务为主。总之，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中西贸易的扩大和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在沿海的商埠发展起来，它调动了闲余资金投入周转，信贷活动活跃起来，不断加速的资金流动和激烈的竞争，使利息率有下降的趋势。但其主要服务对象还是日益繁荣的商业活动，而与当时近代工业的兴起联系甚少。当时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企业筹款都甚困难，尤其是洋务派所办企业，不得不依靠官款或通过私人关系筹集。明定官利若干，借得的资本仍具有某种高利贷的印记。
20世纪初年以后，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加快，银行法和其他一些有关金融活动的法规相继出台，中国的新式银行，尤其是私人商业银行有迅速的发展。到1937年时，各类银行共计162家，其在各地的支行共计1700家，实收资本434302000元，③存款总额4067506000元，放款总额为2594556000元。②另据侯继明的计算；1921-1936年期间，中国新式银行的贷款额以年率12.3%的速度增长。④
银行业与近代工矿交通业及农业的关系逐渐密切，放款对象逐步变化。如金城银行自1917年至1936年的二十年间，放款额由3810107元增加为95924343元，增加了24倍。贷款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放款由1917年占总额的78.19%下降为1936年的39.41%，而工业放款的比重则由8.05%上升为16.50%，农业贷款由2.47%上升为6.48%。矿业放款由2.44%增加为7.65%，交通及公用事业放款更由0增加为占全部放款的15.05%，增长最为迅速。⑤
上海银行与金城银行相同，其放款总额和对工业放款的数额在二三十年代也有明显的增长。1926-1936年的11年间，上海银行的放款额由19194822元增加为119549389元，增加了5倍多，比存款额增加要快得多。其对国货工业的贷款则由1931年的22973611元增加为1936年的38372000元，⑥也有明显的增长，到了30年代，我国很多银行出现资金过剩的现象，如上海银行1933年6月21日总经理处会议上，主席陈光甫说：“现在资金过剩，我行已有4000万之余款无处可放，不得不设法疏通。”⑦如果说资本的价格也是供求的均衡价格，那么这种供大于求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利率的下降。
与银行对工业企业放款增加相对应的是，我国民族工业来自银行的贷款有明显增加，据本世纪20年代的一次调查，78家企业平均借入资本（主要来自银行）占全部资本的比例则达36%。⑧
在新式银行迅速发展的同时，20世纪早期，中国的钱庄并未衰落，而是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要求，业务方式向近代银行业转化，从而使其实力有所扩展。钱庄对工业贷款在20世纪30年代有明显的增加，包括棉、丝和毛纺织厂、炼铁厂、面粉厂、化学工厂、水泥厂，实收资本不断扩充。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增加，据罗斯基的估计，在1910-1936年期间，中国的货币储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纸币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银两，在20余年的时间里，货币供应量增加了2.56倍。⑨
按照经济学原理，如果我们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将导致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和GNP的上升。
关于我国银行贷款利率向无系统的统计资料可供使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均以贴现率来代表当时的市场利息率。我国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贴现的制度出现较晚，所以我们不得不使用拆息来作为讨论利率变动的基础。所谓拆息又名银拆，是钱庄间的拆息，银行遵行。1933年废两改元后，由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根据市场对资金供求的缓急，为同业间短期借款所定之利息率。在银本位时期，通常可以用拆息作为资金市场的代表利率。
由表1可以看出，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拆息的变动除在1903-1912年期间略有回升外，总的说来趋势是逐步下降。19世纪70年代时平均高达0.2343两，到20世纪30年代时只有0.093两。月息由7.0‰降到2.8‰。
表1 上海银拆平均市价(1873-1936)（十年平均）
时期 平均市价
时期 平均市价
1873-1882 0.23431913-1922 0.1396
1883-1892 0.17491923-1932 0.1293
1893-1902 0.14431933-1936 0.0930
1903-1912 0.1781
资料来源：据《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78-481页，和《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中数字计算。
拆息率毕竟是银业短期借款的利率，逐日变化无定，数据经过处理后虽然可以反映出一个长时期内资本价格的变动，但分析利率水平的变动趋势，最理想的还是长期放款利率的系列数据（见表2）。
表2 天津各银行放款利率统计(1892-1937)
单位：分／月息
年份 最高 最低 平均 年份
最高最低平均
1892
- -0.71906 3.3 0.4 1.301
1893
- -0.61907
3 0.651.250
1894
- -0.71908
3 0.7 1.112
1895
- -0.81909
3 0.6 1.2
1896
- -0.51910
5 0.5 1.182
1897
20.5
1.46
1911
6 0.5 1.282
1898
- -0.75
1918 1.0 0.8 0.9
1899
10.5
0.917 1923 1.050.9 1.0
1900
10.5
0.614 1927
-
- 1.1
1901 2.5
0.525 0.934 1928
-
- 1.0
1902 2.5
0.5
1.008 1932
-
- 1.1
1903
20.525 0.848 1935
-
- 0.8
1904
30.6
1.056 1937 1.2 0.50.9
1905
20.6
1.179
资料来源：《天津金融志》。
从表2可以看出，天津各银行长期放款的利息率变动趋势与拆息的变动趋势有相似之处，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些上升，而从1911年以后又趋于下降，并维持在月息1分上下。
过去在论及中国近代银行贷款利率时，最常被引用的是严中平先生《中国棉纺织史稿》中的1910年各城市年利率。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到的是沿海城市的利率低于内地的利率，如上海的年利率为7.2-9.6%，天津为8.4%，宁波为6.0-8.4%，而九江为9.6-18%，长沙9.6-11%，宜昌为12-18%。⑩利息率水平的不统一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不完整。
尽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资本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但到了抗战前，一般说来长期放款月息仍在8‰左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明显偏高。
当然，上面所讨论的银行利率，主要是指在大城市中华资商业银行的放款利息率，而外国银行的贷款利率，一般说来略低于中国银行。据有人估计，约在4-8%之间，(11)但它们主要是为外国在华贸易和投资活动服务的。尽管其对华资银行的贷款利率不无影响。
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借贷资本仍未摆脱高利贷性质，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这些地区的借贷利息仍在2分左右，甚至更高。
造成这一时期资本价格下降的原因，除本节前述的金融市场的发育和货币供应量增加外，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国外资本流入的作用。
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是价格的统一性的发展，利润、利息都是如此。世界市场的共同语言就是价格，“一个价格”是市场的法则，商品如此，资本也是如此。资本从低利率国家向高利率国家的流动，是资源在国际范围内配置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列强各国已处于资本输出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外国资本的流入是导致中国这一时期利率下降的另一原因。尤其是在1894年到20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里，外国资本为缓解中国资本的短缺做出了贡献，他们所要求的利率是较低的。
澳大利亚经济史学家赖特（Tim Wright）博士认为：如果把外国资本算进来，资本供给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困难所在。当20世纪初10年间中国投资者不愿为煤矿企业提供股份资本时，外资还是可以自由地被利用的。1914年以前外资的增加是迅速的。(12)
国外资本流入中国，除了国内外利率差异的作用外，其在中国境内的购买力上升是另一方面的原因。19世纪70年代以来，银价下跌的总趋势对于外国对华投资和侨汇是有利的，据有人估计，1871-1936年期间，中国资金入超总计在45亿美元以上。(13)
二、工资率的变动
关于旧中国工资变动的情况，尚无全国性的资料可供使用，我们只好尽量从工矿交通等近代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等传统生产部门中选择一些有较长系列工资统计的厂矿企业、城镇乡村的资料作典型加以分析，以从中寻求具有共同性的变动趋势。
在矿业方面最具典型性的资料，自属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一书中编制的开滦煤矿工人工资的统计数字。由于开滦的劳工档案之丰富在旧中国工矿企业中实属罕见，所以以之为基础所编制工资率之科学性和可信度甚高。从该书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在1887年至1936年期间，开滦工人的月名义工资，只是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月挣工资班数减少，使月工资额也相应地减少，或者是由于工人的构成发生变化（新工人增加，里、外工比例变动），造成日工资率略有下降，一般说来，名义工资是持续上升的，井下煤工的工资可以代表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变动趋势，其月平均工资由1887年的4.01元增加为1936年的18.91元，增加了3.7倍。井上机匠的工资统计则可以代表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变动趋势，同期他们的月平均工资由6元增加为38.17元，增加了5.4倍。但如果我们将表中的工资变动作一曲线就可以看出，开滦工人的名义工资各时期增长的幅度不同。在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一周期上升期的1887-1905年，(14)开滦工人的工资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如井下煤工的月工资由4.01元增加到7.48元，增加了近87%，井上机匠的工资由6元增加为14.15元，增加了137%。(15)而在这一周期的衰退期的1905-1913年期间，开滦矿区全体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则几乎没有增加。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后，开滦工人的工资并没有立即增长，而是到了1919年后才开始提高，在1919-1931年期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矿区全体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由8.37元增加为17.20元，12年间增加了108%，而在这个周期的下降期的1931-1935年期间，开滦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16)
按照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在商业繁荣期内，对产品的需求增加，生产迅速扩充，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必然增高。相反，在经济衰退期内，生产收缩，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工资相应下降。但由于工资刚性的作用，在中国各企业一般只能保持工资率不变，减少名义工资是很难做到的。
开滦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则与名义工资不甚一致，在1887年至1905年期间略有上升。促使这一时期工人实际工资上升的因素，是货币工资的增加，这一时期的物价虽有所上涨，但幅度不如工资增长的大。1905至1920年期间，开滦工人的实际工资处于一种显著下降的状态，导致这一时期工人实际工资降低的因素，是货币工资基本上没有增加，而物价却显著上涨。1920至1926年期间，开滦工人的实际工资又开始缓慢地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工人进行了大罢工斗争，迫使矿方先后三次增加工资。由于名义上工资增加较快，物价虽然也在上涨，但上涨的幅度小于名义工资增长的幅度，所以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提高，1926-1929年期间，矿区工人的日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物价却在继续上涨，这就使开滦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又趋于下降。1929至1935年期间，开滦工人的实际工资显著提高，1935年达到一个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从1931年开始物价大幅度下降，尽管这一时期工人的名义工资几乎没有上涨。(17)
下面再让我们看一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变动的情况。中兴煤矿的工资统计数字系列较短，其价值远不能与开滦的资料相比，但其有统计数字的期限（1917年-1930年）恰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由22.87元上升为29.37元，实际工资由22.87元上升为30.06元。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由7.84元上升到11.53元，实际工资由7.36元上升到11.56元，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与上述开滦工人工资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18)
运输业工人工资的变动情况，我们以广九和广三铁路为例。从《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中的有关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广九铁路工人的名义工资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0年分别为105.4和77.8，1926年则分别为203.1和118.4。广三铁路以1913年为100，则1920年分别为111.6和82.4，1926年为179.8和104.8。(19)可见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周期性波动的下降期内，两路工人的名义工资几乎没有变动，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趋势。1920年以后，名义工资迅速的上升，而实际工资在此期间亦略有上升。
以广州和上海为例考察城市产业工人的工资变动状况，与上述铁路工人颇为相似。以1913年为100，1920年广州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分别为107.23和79.19，到1926年分别为253.59和147.86。(20)上海纺织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如表3所列，在1910-1937年期间都是上升的趋势。
表3 上海纺织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1910-1937)
资料来源：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第301页。
北京瓦木工匠工人名义工资变动的系列数字说明，其与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基本一致的。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在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中，北京手工业工人的工资也有所上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后在周期的下降期中，工人的名义工资也趋于下降。直至一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经济周期的增长期后，北京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又有所回升。实际工资的情况则不尽相同，技术工的实际工资变动不大，从首尾年份看还略有上升，而壮丁（小工）的实际工资则略有下降。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县乡工人工资的变动情况。以广东台山县为例，该县工、商、农工工资的平均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5年上升了184.1，实际工资指数上升为106.8，而其中从事工业生产者的工资上涨较快。(21)
最后，再让我们看看农业工人工资的变动情况。据张履鸾对江苏武进农工工资的调查，1908年至1932年期间名义工资呈上升的趋势，其指数由79上升为137。但如果与当地农人生活费指数比较，则是明显下降的趋势，指数由98.9下降为74.9（均以1910-1914年平均值为100）。(22)
另据卜凯对中国21省99个县100个地方的调查资料所编制的中国农业工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见表5），如果只观察一首一尾，在1906-1933年期间，中国农村中雇工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有明显的上涨，但如果我们观察大数字系列中的大部分时间，即1907-1932年期间的变动情况就会发现，农业雇工名义工资与生活费指数，几乎是同步上升的。亦实际工资基本上维持原状或略有上升。
表4 北京瓦木工匠每日工资指数
1862-19251913=100
资料来源：1862-1899年据：鼓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中数字计算，1900-1925年：《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62-63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化起步后的50年间，城乡劳动者的名义工资都在周期性的波动中程度不同的有所提高，其中近代生产部门工人的名义工资增长幅度较大，而传统部门工人的名义工资增加较少。在用生活费指数加以折算后，所得到的结果是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而手工业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则增长不多或有所下降。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近代化起步以后，国民经济各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不同，其工资的差距也将扩大。即近代生产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其工资率亦增长较快，而传统生产部门则反是。因此，中国在这一时期近代生产部门的工资增长较快，而传统生产部门的工资增长较慢是理所当然的。对一个能发挥二元结构优势的后发展国家，比如日本，其成功之处在于其近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较慢，与传统部门的工资差距相对较小，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以城市中的制造业代表近代部门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而以农村雇工的工资水平代表传统部门，来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动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用数字来说明一下日本的情况。1919年以前日本农业工人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比例虽然由于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不断变化，但总的看来比例较高，约在70-75%之间，即如果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为100，农业工人的工资则为70-75。而1931年以后工资差别扩大，约在53%（1931年）至56%（1938年）之间。
中国农村虽然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却未能发挥二元结构的优势，近代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差距远大于日本。据统计，本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在30元左右，而郊区农村农业工人的工资每月平均只有5元（不供食）左右。(23)前者约为后者的6倍。另据巫宝三的调查，1933年时，全国制造业工人年平均工资为178元，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只有26元，前者为后者的6.8倍。(24)而19世纪80年代据一些省份的统计，农业雇工的工资平均每年为12元左右，但供给饭食，如果将饭食计入工资，约为24元左右。同一时期城市和矿区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平均每年为72元左右，约为前者的3倍。造成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地区城市化的超前发展，那里的生存工资水平迅速上涨，另方面则由于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极为缓慢，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甚至没有增长，当第二、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程度稍有发展，就造成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相比以较大幅度上涨，从而使工资成本急剧上升（农产品构成工资成本的主要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好处主要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农业劳动主要还是家内劳动，所以农村劳动工资并未同步上升。此外，还有第三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直至本世纪30年代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所以城市近代部门的工资上涨并不能同步带动农村旧式生产部门工资的上涨。新垦区移民的工资水平提高也不能使移出地区农业工人的工资相应的提高。总的情况是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较快，而农村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较慢。因此，那种以中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城乡之间各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为基础，用城市非熟练劳动工人的工资增长来推论农村工资也相应增长的做法是缺乏根据的。(25)
三、土地价格的变动
土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西方和日本的中世纪不同的是，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生产要素很早就开始比较自由的买卖，不只是官僚和世族地主可以兼并其它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成为地主，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也可以通过各种致富所得购买土地。可以说中国较早的出现了土地市场，这种市场每年的交易量是十分可观的。清代随着限制各种土地买卖的法律和习惯的废止或变化，土地买卖更为频繁，由于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同步增加，但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有限度的。尽管当时中国还有不少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但受政府政策的阻碍（如禁止向东北移民），交通的困难，技术条件的制约，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尚无法开发，这就造成从康熙，尤其是从乾隆朝以后，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苏州地区顺治初，良田每亩不过二、三两，康熙时增至四五两。(26)到乾隆时全国各类农地平均在白银五两左右，直至鸦片战争前，大体仍保持这一水平。(27)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本文在第一章中已有说明）和农业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使土地的收益增加，更激发了各阶层人民购买土地的欲望，这是造成土地价格上涨的又一原因。
表5 中国农业工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
(1906-1933) 1926＝100
资料来源：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The Commerical Press,LTD Shanghai,China,1937)第319页。实际工资指数系根据前两栏数字计算。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减少人口对土地压力的因素。这些因素有：(1)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江南主要农业区人口锐减，荒弃土地增加，一度缓和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2)20世纪初年以后，向东北地区的大量移民使农村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数略有增加（以20世纪30年代与19世纪40年代相比）。但由于中国工业化过程进展的缓慢，农村人口增长与土地相对不足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土地价格仍然是上涨的趋势。
下面就让我们检阅一下有关土地价格变动的历史资料。我们的分析仍从农地价格入手，而且主要是讨论农业用地的价格。因为终中国近代社会，农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由于在这一部门中技术进步甚少，所以如传统社会一样，土地仍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农地价格是城市和矿区用地价格的基础和起点。所以我们将在分析了耕地价格以后，再对城市和矿业资源用地的问题略作交待。
关于农地价格变动的全国性统计资料，有《农情报告》中所载各省历年地价之变迁，现将其中各省的平均数摘录如表6。
表6 中国农地价格之变迁
(1912-1936) 1931=100
年份水田 平原旱地
山坡旱地
1912 7473 72
1931100
100 100
1932 9593 94
1933 8987 88
1934 8283 82
1935 8183 82
1936 8486 83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7卷4期，第47页，1939年4月。
从表6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第二个周期上升期的1912-1931年期间，土地价格呈上升的趋势，其指数由72-74上升为100，而在其下降期的1931-1935年期间则为下降趋势，其指数由100下降为81-83。
但上述资料的期限较短，与之相似的另一个全国性统计资料是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有关21个省99个县100个地方的调查资料（见表7）。
由表7可以看出，在1906-1933年期间，中国各地的农地价格逐步上涨，麦作区的上涨幅度快于稻作区，20余年间上涨1倍左右，加以土地价格与农村零售物价相比，土地价格上涨的速度明显的高于物价的上涨。
表7 中国农地价格指数
(1906-1933) 1926=100
资料来源：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第316、318、319页。
为了与上述资料相印证，我们还可以举出江苏武进的系列数字。在1912-1932年期间，江苏武进地价由每亩41.78元上涨到122.50元，几乎上涨了3倍，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年增长率高达8.33%，远远高于当地零售物价上涨的程度。(28)此外，在1905-1924的20年间，昆山等县的地价则上涨了2至4倍。(29)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对20世纪早期中国农地价格的变动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而19世纪后半期的土地价格情况则只有个别地区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根据河北省滦县刘立合堂历年买地价格的记载，可以看到在1801-1900年的20年间，其买入土地的地价基本稳定，多数为每亩8-9两，而从20世纪初年以后，土地价格则明显上升，由每亩一百余吊，增加为一、二十年代的每亩500-600吊。(30)东北梨树县土地价格的数字虽然只是一个点上的情况，但因其贯穿本文讨论的全部时期，所以摘录如下：1855年时上等、中等、下等地价分别为每响地3元、2.3元和1.5元。1905年则分别为50元、45元和40元。1927年更上涨为120元、100元和90元。(31)梨树县可能由于是新开发的地区，在19世纪中叶，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关内的水平，但在以后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一直是上升的趋势，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如关内一样，在经济的不景气影响下，出现地价的下跌。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每晌地价格下跌了147-181元。(32)
梨树县在东北尚属开发较早的地区，尽管地价在1855-1927年间上涨了40-60倍，但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仍远远低于关内的水平。而吉林和黑龙江的一些新垦区地价更低，到本世纪30年代，据有人调查每亩荒地仅值七、八角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城市土地价格以远较农地价格迅速的速度上涨，尤其是城市中心的繁华地区最为突出。以上海黄浦滩地价为例，1844年时，每亩仅42两，到1933年时上涨为36万两，90年间上涨了8570倍。(33)上海公共租界的土地平均价格亦由1865年每亩1318两，上涨为1933年的33877两，增加了2570倍。一般说来，城市土地价格水平是由该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全国十一个大城市平均每亩地的价格分别是：上海：22062元，厦门：12900元，广州：10671元，汉口10271元，天津：8110元，重庆：7320元，福州：5280元，南京：3660元，杭州：3000元，昆明：3000元，北平：790元。(34)上海地价在中国各大城市排名榜首。但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相比，仅排名第22位。1931年时，其最高土地价格仅相当于当时世界上土地价格最为昂贵的纽约的1/34。
从19世纪末期，中国近代采矿业开始兴起，其初洋务派所办企业的矿区土地使用费是很低的，在一些未开垦的地区其价格一般均低于附近的农地价格。20世纪初年以后，由于采矿业的发展，矿区用地的价格亦有所上涨。但据澳大利亚学者赖特的研究，其比同期的英国要低得多，因此他认为在工矿业中土地不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其供给是有足够弹性的。(35)
本文在前述三节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中三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趋势作了分析。这种研究当然只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但笔者认为其所显现的大致趋向是正确的。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1.资本的价格在周期性的波动中下降，但利息率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2.货币工资，尤其是近代生产部门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在周期性波动中上涨，但实际工资增长有限，传统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变化不大，甚至有所减少，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的价格是便宜的（主要是就计时工资而言，而不是就单位产品中所含的工资成本而言）。3.土地价格，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均有程度不等的上涨，但城市地价上涨的速率和幅度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
注释：
① 《天津金融志》（未刊稿）第3篇：金融业务。
② 《银行周报三十年纪念刊》，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in Prewar China，第三章。
③ 《民国经济史》第509-510页。
④ 《外国投资和经济现代化，1840-1937年》，载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⑤ 《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年纪念刊》第164-165页，154页。
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08-609页。
⑦ 上海银行档案，总经理处第94次会议记录，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413页。
⑧ 刘佛丁：《我国民族资本企业集中问题初探》，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4年，第232页。
⑨ 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第395页。
⑩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58页。
(11) 张继凤：《略论百年来我国利率的变迁》，载《金融研究》1992年，第4期。
(12) Tim Wright,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189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3) 邓伯格：《1840-1949年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4) 根据于建纬同志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平均大约为25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波动。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化起步以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一十年代中期为第一个周期：20世纪一十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周期。周期的下转折点为1887年，1914年和1936年。周期的上转折点为1905年和1931年（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即将出版）。笔者在对近代中国物价变动趋势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近代物价和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大致趋势是一致的。
(1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著：《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7页。
(16) 丁长清、阎光华、刘佛丁：《旧中国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管见—析开滦煤矿工人的工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4年。
(17) 参见《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
(18)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60页。
(19) 参见《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55，58-61页。
(20) 《南华评论》3卷14期（1932年11月）第26页。
(21)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66-67页。
(22) 根据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3卷1期）中的有关数字计算。
(23)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3页。
(24)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中华书局（上海）1947年版。第14，73-74页。
(25) Lawrence Klein and kazushi Ohkawa,Economic Growth:The Japanese Experience Since the Meiji Era；第26页。
(26) 钱詠：《履园丛话》卷1。
(27) 据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土地买卖与社会再生产》一文中数字计算，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8)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载《金陵学报》第三卷，第一期，第62页。
(29)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
(30)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7-278页。
(31)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6页。
(32)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第550页。
(33) 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34) 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35)k Tim Wright,Coal Mining in China's Eeonomy and Society,189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年，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