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课程规划的社会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课程论文,社会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1-0095-05
21世纪伊始，美国社会面临着上个世纪未曾想到的挑战。就课程学者而言，尽管他们难于把握新世纪教育的精确走向，但着实知晓教育与人们未来的生活质量休戚相关。由于教育表达了社会的目标及价值，映照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而教育必须不断糅合特定时空中人们的生活与观念。鉴于社会在不断地流变，因而经常审视当下的社会势力以及未来的趋势，力图理解学校及其体制如何适切地反映周围的现实世界，不断提炼和修剪课程对社会的描述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课程规划推重对社会势力的分析，及时调整课程规划的内容框架和航向，于我国的课程规划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问题与趋势：课程规划遭遇的挑战
课程规划者如何把未来社会的要求恰当地整合到现有的课程之中，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当下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及呈现出的趋势颇多，其主要表现为：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日益增大、环境恶化、家庭危机的笼罩与价值观道德观的嬗变、微电子革命的冲击、职业更替的扰动、平等权利的抗争、暴力与犯罪以及生活目的和意义的缺失、全球的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所有这些对21世纪美国的课程规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文化差异的不断扩大。当今美国，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愈发增大。据“美国统计局”(Th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在2000年发布的报告，每年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多达82万，令人惊奇的是，近七分之一的美国居民在家中不讲英语。[1] (p95)美国的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大学和学院，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人数激增。据统计，在2000年，生活在城市学区的学生数量与传统上被视为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数大致相当。在亚特兰大、芝加哥、底特律、休斯敦、洛杉矶、迈阿密、新奥尔良等地，白人学生的人数不及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2] (p72)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熔炉”，不同的民族文化融入其中。然而，在美国，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和文化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文化的多元特质应予以保护，而不是简单地融为一种文化。由此，如何吸收不同的民族文化，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宝贵财富，也就成为美国课程规划者所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文化差异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迫使课程规划者对原有的课程标准作出调整，以确保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拥有平等的学习权利；另一方面要求课程开发者开发一种具有文化包容性的课程，能把异质的文化和不同种族的经验融入其中，以达到消除种族偏见的目的。
(二)环境问题的压抑。众所周知，美国属于后发型的工业化国家，尽管在环境治理方面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全球环境日渐恶化的当今，美国社会对环境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醒。以往不少人天真地认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和开发大自然，以达及满足人类自身安全、舒适和方便的需要。然而，时至今日，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这种观念正逐渐转变。现在部分美国人反过来悲观地以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空气和水严重地受到污染，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一些物种濒临灭绝或变种，已危及其他物种的生存。以上种种情形表明，世界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危险的边缘，诸如人口过于拥挤、环境污染、臭氧层的破坏以及其他可怕的环境问题，同样是美国课程规划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环境问题的压抑要求课程规划者对课程目标及课程标准进行修补，添加有益于增进生态意识的课程内容，并在课程实施当中，设法把环境保护的教育置于主要的位置。
(三)家庭危机的笼罩与价值观、道德观的嬗变。在传统意义上，家庭是美国社会的细胞。可是，时至今日，家庭在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社会中得不到良好运作，甚至可以说，21世纪美国家庭的上空将阴云笼罩。细究其因，一方面，美国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大，家庭与社区的维系不再那么紧密，而且家庭成员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越来越多的儿童是在无法体验到父爱和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这样一来，父母亲的地位和作用无情地受到弱化。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贫穷、吸毒和暴力所产生的恶果，极易导致家庭的崩溃，离婚率高达50％，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奔赴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使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剧增集中体现在这样的事实当中，美国单亲家庭的百分比从1985年的22％增至1998年的26％。[3] (p11)由此，对美国的课程规划者而言，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学校教育应如何帮助学习者达及“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目标，而课程规划如何反映这些目标并促成这些目标的实现。
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嬗变，也是当今美国社会比较突出的现象。据社会学家分析，美国社会中的诸多机构，包括政府、学校、宗教和各种专业性机构，正逐渐失去信仰。其主要原因有：1.全球重大事件发生的节奏和频率加快，社会中各种时尚来去匆匆，使得思想开放的美国人其价值观迅速改变。比如，在短时间内，美国人从提倡节约到风行高消费，从提倡“生态型节约”(ecological oriented frugalality)再到奉行新的高消费，尤其是在当下处于中年这一代，这种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止。[4] (p251)2.伴随着价值观的变化，许多美国人的道德标准出现了波动，引发了成人和少儿吸毒、青少年酗酒和较高的离婚率，人们私人生活的图景则变幻无常。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对年青人所进行的价值观教育的失效。所以，在课程规划的过程中课程规划者如何进行价值分类，对年青人进行价值观及道德判断的教育，促使儿童循着平等、公正、关爱和同情的路线而健康地成长和生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微电子革命的冲击与职业更替的扰动。英特网以及相关的通讯技术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其中包括工作时空的改变、产品和服务范围的拓展，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学习的时空观念及学习的方法。电脑及互动的多媒体和通讯设施的广泛使用，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对各种层次的课程与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21世纪的学习者需要掌握教育技术方面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而言，不仅要学会使用电脑，在全球范围内能进行广泛的交流，而且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要求他们不仅能在电子空间中大量地储存信息，而且在大量的数据库、学校、学院和大学中，能娴熟地获取信息。[5] (p407)因此，美国课程规划者同其他各国的课程规划者一样，如何把培养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以及运用电脑开展学习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充分反映到课程规划中来，依然是一个需恒久努力的过程。
微电子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工作的方式和场地，正如美国课程学者马丁·卡努瓦所言：“信息技术加剧了州际之间，或同一楼层之间的工作任务的离散化程度，也促进了通讯网络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6] (p263)事实上，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工作发生激剧变化的社会中，因而对来自中小学和研究生院的课程规划者而言，发展学生的经验非常重要，而且这种经验能够在学生的能力和愿望的范围内达成，使学生终身能进行自主学习。在美国风云变幻的劳动力市场，职业变更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个体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必须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所以，如何把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这一要求充分体现在课程规划的诸多环节中，乃是课程规划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五)平等权利的抗争。与过去相比，现在美国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在表达同等权利的愿望方面显得更自由，也更为积极。可是，就如何争取平等权力这一问题而言，她们彼此之间的意见尚未达成一致，但她们都在作出共同的努力，抗击多年来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社会地位的卑劣、边缘化及经常性的非人道待遇。[7] (p49)此外，对于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处于贫穷境地的人们，不管其属于哪一种族，他们都在为争取更好的生活而不懈地奋争。最后，即使在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欧裔美国人中也有部分人认为，为了顾及其他群体的权益，他们自己的权益正遭到破坏。美国的教育为学生提供的课程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说，由于缺乏足够的选择，许多有能力的学生在特殊教育阶段被迫终止学业；也由于不断地追求卓越，许多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被贸然贴上“低能”的标签。由上可知，对美国的课程规划者而言，如何在课程规划中反映少数民族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平等权利，乃是他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六)暴力、犯罪与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丧失。美国社会充斥着暴力和犯罪，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街头犯罪、家庭暴力、有组织的团伙暴力、由于积怨而起的犯罪、最高政府阶层的犯罪和欺骗、社会福利和税收中的欺诈行为、商业中的腐败、电视和电影中的暴力、滥用毒品等。美国社会对上述种种社会现象作了多次调查。比如，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1998年的调查显示：1990至1997年，美国犯罪的人数增加了60％，且男性和女性犯罪的比率大致相当；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人在劳动工地受到或强或弱的攻击、威胁，大约有140万人因暴力而致伤；现在美国国内有近11000名全副武装的警务人员守护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8] (p158)更严重的是，犯罪对教育的影响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例如，国家每年用于修复被破坏了的学校公共财物，所耗费的资金达60多亿美元，这笔费用足以用来支付美国所有中小学生全部教科书的费用。
许多美国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能力，未能实现他们所预设的目标，从而引发其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丧失，但他们意欲重新确立生活的目的又变得尤为艰难。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商业中的联盟非常脆弱，家庭结构在不断变更，部分领导人滋生非道德行为，社会公正的天平发生偏离，收入存在具大的落差，科技变化的节奏令人头晕目眩，全球经济剧烈波动，对科学及专家失去信任等等。更严重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若隐若现地感到，他们在与社会、家庭疏离，也与自己疏离。而且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年生活在极度压抑、家庭暴力、受贫穷煎熬、犯罪、缺乏成人引导的情境之中。为了寻求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他们借助音乐、影视游戏、电影、性、巡回于超级购物商场，与朋友一起在街头游荡来填补其心灵的空虚。所有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当代美国青少年的脆弱性。
暴力和犯罪与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丧失，对美国学校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课程规划者如何调整学校现有的课程，添加有助于这一社会问题解决的内容，乃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七)全球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对各个层级教育的课程开发具有重大影响，而教育有助于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联系，也可以增强全世界人民对彼此的需要和动机的敏感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未来的幸福依赖于各国人民明智地参与全球合作的程度。因此，未来的课程势必强调全球的相互依赖，尊重不同民族的价值观，通过国际合作来解除对人类安全、健康和环境所构成的威胁。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是彼此维系在一起的。比如，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各地，对各国的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全世界的人们能即刻知晓这一事件的发生，并让大家意识到，金融危机是当时大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对美国课程规划者而言，如何增进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从而使彼此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这也是美国各个教育层级的课程规划不容轻估的目标。
二、层面分析与概念框架：影响课程规划的社会势力透视
当今美国的课程规划，受到源自社会的强大拉力，因而课程规划者在规划课程之时，应着力思考影响课程的诸多社会势力。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势力划分为三个层面。[7] (p52)
第一层面：国家和国际间的(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社会势力。它关注的是课程规划必须明辨的6大关键问题及趋势，即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日益增大、环境恶化、家庭危机的笼罩与价值观道德观的嬗变、微电子革命的冲击、职业更替的扰动、平等权利的抗争、暴力与犯罪以及生活目的和意义的缺失、全球的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
第二层面：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的社会势力。它覆盖家庭结构、阶级结构、种族、肤色、学生的宗教背景、社区的价值等等。地方社区层面的社会势力对学生的影响甚大，直接决定着他们所体验到的适宜的课程。
第三层面：学校中的文化势力，这是课程藉以实施和生长的“沃土”。学校文化层面上的社会势力主要包括学习者的社会地位、学校中教师的作用、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价值以及学校与社区的分歧或和谐的程度，这典型地反映出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在一种意义上，中小学校、学院和大学是相似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尤其是具有富于特色的学校文化，这是一种方向性的信仰、假设、价值观和传统。正是这些文化，在同等水平上，把上述机构同其他教育背景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化是在公共场所体现出来的。在公众场合，人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承诺，而其他的文化则缺乏统一的目标和方向感，每年都在发生着变化，有的还表现出外部的失和与冲突。在学校文化之中，一般不会顾及它们是如何凸显出来的。
上述三个层面的社会势力对课程规划的影响颇大，具体而言，国家和国际间的社会势力制约着课程目标的层次及水平，影响到课程内容的更新。而地方社区的社会势力关涉课程内容如何维持文化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合理张力，还涉及社区内的学生所体验到的课程是否适宜。学校中的文化势力在引导价值、整合观念、激发情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到课程实施的效果。
鉴于社会势力对当代美国课程规划的影响，在界定和描述社会势力的时候，借用一些源自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概念包括：“人性”(humanity)、“文化”(culture)、“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亚文化”(subculture)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这些概念还可以推演出许多其他的概念。
人性。这是课程规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要素。它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比较稳定的那些特质，主要包括：仁慈、关爱和怜悯。尽管当下世界各国都相对独立，但各国仍需共同致力于解决诸如环境污染、能源、食物短缺和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在美国，课程规划者除了力图理解影响课程的社会势力的要素之外，在总体上还要思考影响人性的社会势力。事实上，有待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重大问题以及开发课程的方法可以跨越国界，“文化普适”(cultural universals)应成为课程规划的指导思想。例如，在艺术方面，全球都具有普适性。
文化。这一概念有诸多的界定方式，比较简单的方式把文化定义为“特定群体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它表达了特定群体认知世界的共同方式，包括价值观、态度及影响其行为的信仰”[7] (p54)。事实上，世界上的文化千差万别，因而欲了解所有的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尽管特定文化之间的差异颇大，但这些文化在特定的群体内产生作用，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文化都是相似的。比如，某种群体文化可能规定了群体获取食物、衣着和掩蔽的方式，也可能表明群体内不同工种的划分模式，还可以标定男子、妇女与儿童之间以及年轻人与长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当今美国，不同的文化群体，他们在语言、道德、宗教、政治、经济和地域等方面迥然不同。
文化适应。个体从生到死一直受着文化的浸润，在儿童的早期生活阶段，他们开始学习人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自儿童出生就不断地得到文化的支撑。我们称个体学习这种原初的文化过程为“文化适应”或“社会化过程”。由于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父母对儿童的要求日趋增多，各种社会机构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以促进儿童、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所以，当课程规划者在整个规划的过程中，尤其是他们在分析社会势力之时，文化对课程规划具有深远的意义。
亚文化。这是文化群的一个分支，它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构成，而这些群体拥有主流文化的特质。例如，美国社会由诸多的亚文化组成，出自不同亚文化的儿童来到学校，他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有的生活经验甚至是学校和教师前所未遇的。因此，课程规划者应力图理解社区和民族文化之中亚文化的同质与异质的要素。由于单个的学习者对他所属的亚文化具有特殊的情感，因而课程规划者明了由不同的亚文化所引发的儿童的行为、态度和信仰是不同的，这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多元主义。它指涉种族和世代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它是基于复杂的价值观、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以及认知世界的不同方式之上的。“多元主义”这一术语在理论上暗含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意味着所有的个体，拥有法律和传统对公民的权利所作的承诺。文化多元主义要求课程规划者注重开发学生的学习经验和环境，以确保每一社会群体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能得到真正的认可，而且这种认可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在课程之中。促进文化多元主义理解的学校，其所表达的是在政治、实践和教育中的包容性，文化多元主义对当代美国课程规划具有重要价值。
三、未来规划：课程规划的新视点
21世纪美国的课程学家强烈地意识到，教育肩负着塑造人类美满幸福的未来这一重任。但困扰课程学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课程最适合现在和未来的学习者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关于这一问题，尽管目前尚未给出精确的答案，然而，它对课程规划者深入思考未来具有深远的意义。
“未来规划”是指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概念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采取步骤创造我们所期盼的未来的过程。对课程学家而言，他们可以明智地从各种行动路线中加以选择，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言：“每一种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希望的’(probable)未来，而且是多个‘可能的’(possible)未来，甚至是一个‘美好的’(preferable)未来。对这种变化的管理也就是，力图把某种‘有希望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在确定未来‘有希望的’事情方面，需要借助‘未来主义’(futurism)科学的力量，而勾画这种‘可能性’，则需要仰仗未来主义艺术的威力。界定‘美好的’未来，需要藉以未来主义的政治。”[9] (p241)对未来进行规划的课程学者有必要把当下的社会势力设想成未来的社会势力，希望选择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应对这些社会势力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同以往的未来主义者不同的是，当今的未来规划者很少成功地预见未来，用预言家托夫勒的话来说，他们只是开发了许多“可能的”未来。在对未来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课程规划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的社区成员需共同努力，讨论和明确现在的趋势，预见一种趋势对另一种趋势的影响，并力图在改变未来的基础上去设计未来的图景。例如，因特网及其相关的通讯技术是时下一种重要的社会势力，课程学者如何根据现有的这种势力来作出未来规划？30多年以来，微电子技术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电脑已经从实验室、大学和公司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们在电子空间中花费了无数的时间，他们或在聊天室聊天，或进行商业交易，或参加远程学习，接受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各种即时性信息。按照微电子技术如此迅猛的发展步伐，今天的课程规划者应得到这样的启示，即运用电脑进行学习和解决问题是新世纪的人们非常重要的文化能力。此外，生活的快节奏要求课程不仅能为儿童、青年和成人的现在做好准备，而且还要着眼于未来，依据未来可能的各种变化而学会前瞻，能够洞悉国家及全球的趋势。所以，当今的课程规划者被赋予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即必须根据学习者富有意义的学习经验审慎思考未来的发展规划。[7] (p55)
四、标准问题：社会势力与课程规划的契合
从前面所论及的影响美国课程规划的诸多社会势力中，我们可以推导出课程规划中的一些标准问题，它们能有效地体现社会势力对课程规划的影响。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教学的价值观、培养自我理解和问题解决的技能，无疑是美国课程规划中最重要的四个课程标准。由此，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一系列的标准问题。
首先，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与家庭背景、亚文化和社区的背景有关。考虑到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课程规划者制定的标准问题可以是：1.影响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社会或者文化因素有哪些？2.课程如何适应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性？
其次，所有的课程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得以实施的，在社会氛围之中，教师的价值观或许得不到清晰的阐明，抑或课程规划者尚未意识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性课程”。[10] 它通常是指学校文化无意识地传授给学生的态度、知识，关于教学价值观的标准问题主要有：1.我们希望传授怎样的价值观？2.我们正在传授怎样的价值观？
再次，“自我理解”作为一种课程标准，与文化的多元主义及各种社会势力存有关联，比如，由于变化中的价值观及家庭生活的改变等。有效的教学应帮助学生更充分地理解他们自己，不管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也不管他们的生活处境如何艰难。由此，关于促进学生自我理解的标准问题为：学校教育如何帮助学习者达成“自我理解”及“自我实现”的目标？[11]
最后，“问题解决”作为课程标准，要求课程和教学有助于学习者阐明问题以及形成良好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为此，课程规划者可以制定三个方面的标准问题：1.课程是否得到有效的规划和组织，以帮助学习者明确个人和社会的问题？2.课程是否有助于学习者获得现在及将来他们所需要的问题解决的技能？3.在未来规划中，课程是否考虑到学生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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