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是我国避免经济周期频繁波动的有效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我国论文,经济增长论文,频繁论文,措施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的周期波动一直困扰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伴随出现了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这种周期的经济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本文从我国以高投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率入手分析出现经济频繁波动的原因，从而探讨避免经济频繁波动的有效措施以及实现经济适度增长的一些必要条件。
一、以高投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是导致我国经济频繁波动的主要原因
建国以来，为改变我国贫困的面貌，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几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
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一·五”期间。新中国诞生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国家采取了扩大基建投资规模的强硬措施，以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1953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比上年增加51%；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分别增长了37%和27%；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3.1%。基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供应的严重短缺，接着经济增长速度被迫大幅度下降。
第二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1955年。1955年由于批评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以及后来的“工业战线上的右倾保守思想”，于是形成了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工人工资和农业贷款扩大化“三管齐下”的局面。财政当年赤字18.3亿元。1955年预算内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58%，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增长40%和20%，农业产值增长5%。虽然速度快，但是“三管齐下”的压力导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产品脱销、物价波动。1957年又进行了调整，经济发展再次滑向低谷。
第三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大跃进时期。1958年国有制单位基建由年初计划的145亿元增加到年末实际执行的269亿元，1961年又上升到388亿元，从而导致总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连续三年赤字。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1961年又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使“二·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仅为0.6%，其中，农业出现负增长。
第四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1966-1976年“文革”期间。在那段时间，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导致了投资膨胀。1969年基建投资186亿元，1970年达295亿元，增长幅度高达58.6%；1969年积累率为23.2%，1971年上升到34.1%。高度的投资膨胀再一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第五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1978年。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五·五”期间建设120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在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同外国签订的22个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加上200亿配套投资，共需600多亿元，致使当年积累率高达63.5%。大规模的引进已使不平衡的国民经济更加失衡。
第六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1979-1988年期间。1979年党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为8%，但由于基建投资过大，导致1979年和1980年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六·五”期间提出经济增长速度“保四争五”方针，之后又提出“保七争八”方针，但是，在1983年、1985年、1986年和1987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6.3%、21.4%、11.7%和17.2%。1988年又不得不治理整顿。
以上几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都是由于国家基建投资规模扩大化的结果。
二、以高投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消极后果
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大幅度的变动是引发经济频繁波动的直接原因。我国历经的六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前五次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发生的。政府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决策是通过高投入来现实，同时，非经济因素的政治运动对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投资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紧缩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大幅度周期波动，加上不重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第六次严重的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在“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指令性计划有了减少，但市场发育不全，没有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
以高投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对投入的依赖，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状况。当高投入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能力时，必然导致增发通货，于是出现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导致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短缺，使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不可避免地出现产业结构失衡和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产业结构的多次调整，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例如，农业发展缓慢，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滞后，这些“瓶颈”产业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加之小而全、分散而重复的投资项目无法产生经济规模效益。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目前产出率低，经济效益下降的困难局面。
三、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应采取的措施
为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使我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认为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应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所谓“适度经济增长”包含以下内容。
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不是指经济扩张处于高峰时的经济增长。一般而言，经济处于增长高峰往往是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荣因投资过度而引起通货膨胀以及产业结构失衡，因此国家被迫采取紧缩政策，这样经济便从高涨逐渐向低谷下滑。适度经济增长也不是经济处于低谷时的经济增长。因为此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出现闲置，于是“市场疲软”、“限产压库”等不正常的现象就会出现。所以，适度经济增长是指在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前提下，严格掌握投资规模，使经济增长率的选择处于建国以来多次经济周期波动统计记录的高峰和低谷之间的平均增长率。
就保持适度经济增长而言，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这个观点是从宏观的角度而不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第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必须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在总体上的适度增长。
我们认为，要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必须充分利用财政、税收、信贷利率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1)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由财政来安排。财政资金的分配规模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财政资金的分配构成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格局。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强调了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经济调控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财政政策显得更加重要。利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避免经济的频繁波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必须力争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基本平衡，尽量避免过度的财政赤字。财政收支平衡，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出现较大幅度的财政赤字，国家被迫通过多发纸币来弥补，这就会加剧通货膨胀，引发经济波动。
第二，财政资金的分配必须根据国情在支出结构上趋于合理，从而使产业结构的比例合理。财政资金的分配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兼顾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利用税收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尤其是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国家应利用税收政策对这些产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适当给予照顾，使这些产业发展壮大。对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要实行“寓禁于征”的办法，适当提高税率。
第二，对再投资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走内延扩大再生产路子的应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对“三资企业”如果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就可以在所得税方面适当减免。
第三，利用税收政策鼓励出口创汇。对某些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好销路的商品，应适当减免出口关税或用出口退税来扶持出口商品的生产。
(3)充分利用货币金融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货币金融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人民银行要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各专业银行要转为企业化的商业银行。
货币金融政策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控制。主要是力争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平衡，防止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势头，以避免经济周期的频繁波动。
第二，适当掌握投资规模，调节集团购买力和工资、奖金的增长幅度，以使货币增长量和流通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
第三，我国存在着资金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对投资结构进行调节，加强对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确保扩大再生产能顺利进行。
第四，要充分发挥利率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在目前通货膨胀条件下，适当提高银行利率以鼓励城乡居民储蓄，使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生产建设资金。另一方面，要建立差别利率体系，对国家短缺的产业给予低息贷款，以鼓励其发展；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贷款，提高利率以限制其发展。
关于利用利率对经济的调控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根据各国经验，利率的变动频率不能过快，幅度也不能太高。第二，利率政策的实施与见效存在着“时间滞后”的现象，因此，不能把力度放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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