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平捻之后的“善后”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朝论文,措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1868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边的覆灭， 清朝政府终于完结了持续多年的平捻军务，度过了农民起义风暴对它所构成的严重难关，它曾被摧毁的各级地方政权相继复活。外出逃亡的地主豪绅纷纷还乡，重新骑在贫苦农民头上作威作福。负责或参与镇压捻军的清朝官员均获升赏，他们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封建统治阶级一度遭到撼动的天堂又得以稳定，他们弹冠相庆。就在此时，为了和缓社会矛盾，安定其统治秩序，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善后”措施。这些“善后”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十项：
第一，严缉起义军余部与处理被收抚者。为了防备捻军余部重行集结与展开活动，清朝政府严令进行搜捕，对于已被收抚的起义军人员，也分别作出处理。
1868年8月19日，清廷接到钦差大臣都兴阿、 李鸿章等人关于扑灭西捻军奏报的当天立即下令，要求他们“乘此声威”，“督饬各军搜捕余匪，总期尽绝根株，以免后患”〔1〕。接着， 清廷又命他们对于“各处藏匿余匪，必当搜捕净尽，断不可使一名漏网”〔2〕； “如查有成股未散之著名匪棍，派兵搜拿，以清积患”〔3〕。在清廷命令下， 署理直隶总督官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直隶、山东地区各饬地方道、府、州、县亲督绅团地保，各按地段严密查拿。不久，总兵王心安所部军队与地方勇丁乡团在山东茌平水套以内搜出“零星匿匪”十数名，在博平境内搜出“匿匪”三名〔4〕。1871年3月21日，先是山东八卦教起义军将领而后加入捻军的宋景诗在安徽亳州界沟集被捕，4月惨遭杀害〔5〕。据载为了缉捕宋景诗，署理安徽巡抚英翰曾经派人跟踪了一段时间。“迨同治九年（1870年），皖抚英翰炯景诗改名许连升，往来归（德）、徐（州）、陈（州）、亳（州）之间，卖技授徒，为人符水治病辄验，人呼为许半仙，遣总兵牛师韩、刘永清、游击顾廷文、都司刁文焕等率巨盗黄宗孟、赵克振等自秋徂冬，改装尾蹑。宗孟与景诗有旧，先令往来款洽，告以亳、寿（州）间余捻不少，可纠约举事，景诗信之。”〔6〕因而陷入敌人设下的圈套〔7〕。1872年9月，宰杀僧格林沁的张皮绠也被丁宝桢派人逮捕，随即遇难〔8〕。清朝当局对起义军余部丝毫都不放过，一定要斩草除根。
同在1868年8月19日这一天，清廷又对都兴阿、钦差大臣左宗棠、 李鸿章、崇厚、英翰、丁宝桢等下令，要求对被收抚者“妥筹善策，分别遣散”，上谕提到，“此辈狼子野心，当贼匪炽盛之时，拌力抗拒官军，迨剿败后，始行乞降，以冀免死，恐日久故态复萌，为患无穷，所有收降之各头目，著该大臣督抚等密为察看，其中历次反复及桀骜不驯者，即予正法，毋稍濡忍，致滋后患，其所带降众如实系裹胁者，量予遣散，其余亦当妥为钤束，设法安插。”〔9〕遵照清廷的旨意， 这些大臣与总督、巡抚对于已被收抚者严加审核，分别处理。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是如此，8月27日，他曾奏道：“臣自带兵剿贼以来， 从不轻有收降，而山东切近畿疆，尤不敢留桀骜反覆之徒，溷杂其中，以贻隐患。此次派军追剿贼匪，每切嘱其毋易招降，设有自愿乞降者，亦必于收抚后押解臣营讯办。故王心安等军所收降众，通计不过三百余人，均随时押解来营，臣委员逐一研讯，以从贼之久暂，定该匪之去留，如讯其从逆于上年十二月（1868年1月）贼窜山西以后，而又系山西、 直隶及河南之河北三府（指黄河以北的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山东之济（南）、武（定）两府属者，查无凶暴形状，均作为胁从，讯明籍贯，立饬地方官递解原籍约束；如讯其从逆在上年十二月以前，而又系江南（指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及山东之曹（州）、沂（州）各属者，实系老贼，决不可留，即分隶各营，暗予诛戮，通计降众递解回籍者七十余人，正法者二百数十人。即不露杀降之形，亦不阻来归之路，现在东军各营中，实在无一降众，不致贻患将来。”〔10〕这是颇具代表性的，他以参加捻军时间长短而定其“去留”，对入军校长者即“暗予诛戮”，以致被收抚者绝大部分依然惨遭屠杀。
另外，清朝政府对于遣散归籍者也进行安抚。署理安徽巡抚英翰在奏报中提出“颍（州）、亳民情易动难安，现在军事既定，宜令咸与维新，宽其既往，若再分别良莠，执前事以相诛求，反侧者无以自容，必致别滋事故。”“应请再申明谕宣示，凡捻逆未平以前，所有为匪之人，已经投诚遣散者，一律准予湔洗自新，不准再行寻仇指控，地方官亦不得藉端绳求，以安反侧。此后再有作奸犯科之徒，仍照例由各地方官随时严办，以昭炯戒。”〔11〕清廷采取这种安抚手段，1868年9月9日颁布上谕：“捻逆未平以前，所有为匪之人已经投诚遣散者，一概准予自新，不准该处绅团再行寻仇控杀，地方官吏亦不得藉端苛求。”〔12〕以避免引发矛盾，“别滋事故”，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挑选劲旅，驻扎要地。防止人民群众反抗活动的再起，仍是清朝政府思考的主要课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还是倚靠军队。所以，清朝政府决定在要地驻军，预防不测。
要地自然首推畿辅。当时，署理安徽巡抚英翰曾经认为，直隶创练六军“一无足恃，有名无实，徒耗饷需”，“似可裁撤，各归原伍，未便再事迁就，畿辅重地，必须另简精兵，以资拱卫，为长驾远驭之计。”〔13〕并建议从皖、豫各军中选择劲旅18000人，重组六军。但是， 这一建议并未获得赞同。盛京将军都兴阿觉得，这些兵勇“到处抢掳，恣情扰害，直省百姓仇怨已深”，“若如英翰所议，令皖、豫各军拱卫畿辅，窃恐未能防贼，必致先启衅端。”〔14〕署理直隶总督官文也感到，“南勇（指皖、豫各军）与直隶民团互相构衅，久驻则睚眦成仇，相寻不已，倘或别滋事端，首要之区似非所宜。”因此，他以为“与其留客兵而别开生面，莫若循旧制而汰弱留强，涿（州，今涿县）、固（安）等州县地居冲要，拟仍于六军之中，认真选择酌留精锐数营，选将统带，分驻各要隘，无事则勤加简练，有事即可就近征调。”〔15〕后来，他同李鸿章、左宗棠等函商，“均以不必尽撤为是”。于是，1868年10月24日，他进而对直隶所练六军提出处理办法：“拟将保定一军酌留本标练兵一千名，归中军副将统带，为省城巡防弹压之用，宣化、古北口地处边关，尤为紧要，亦拟各留练兵一千名，仍归宣化镇、古北口提督统带，遵化则附近陵寝，且边口甚多，亦拟留练兵一千，以资镇压，仍归通永镇统带。以上四处，各留练兵千名，均令汰弱留强，各驻原处，认真训练。”“天津一处，则本有洋枪炮队，河（间）、正（定）练兵则本非驻于一处，合操诸多窒碍，此二处练兵，现拟尽行裁撤，另于河、正二郡，各留勇队扼防，较为得宜。”〔16〕除练兵外，对于原来各营勇队，则饬“各该统领于所部内慎选精锐得力者，各留数营，在直、东、豫交界地方及东西大道扼要分布，责令严密搜捕，实力梭巡，以壮声威，而资捍卫。”〔17〕直隶一省便作了如此布置。
安徽北部地区是捻军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清朝政府也很注意。 1868年8月22日，署理安徽巡抚英翰提出，“请于皖军内，挑留一万二千人，分为四大枝，每枝三千人，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分驻要地，联络弹压，遇有小丑滋事，即时剿除，不令滋蔓。”〔18〕这个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也与布政使吴坤修的意见相合，获得清廷批准。清廷命令由英翰、吴坤修督饬提督程文炳、黄秉钧、总兵牛师韩、张得胜等分别统率这四枝军队，驻扎亳州、宿州、颍州、三河尖四处，此外，记名提督徐登善、道员方长华等部分驻凤台、太和一带，署理总兵徐鷷与道员任兰生率部扼扎寿州，水师炮船分泊淮河、沙河，往来梭巡。
山东与直隶毗连，也同河南、苏北接壤，是一个重要地区。1868年9月11日，山东巡抚丁宝桢奏道，拟将山东军队中“酌留七八千人， 分驻武（定）、东（昌）、曹（州）、沂（州）各属，藉资镇抚”〔19〕。清廷当即批准这个计划，要求他们在上述府、州中择地扼扎。
河南也是重要省份之一。1868年10月17日，河南巡抚李鹤并提议，在提督宋庆、张曜两军内挑选归并，各留10营，共计20营，由宋庆率领所部驻扎归德府，张曜所部驻扎河南府（治今洛阳），“分资控扼”〔20〕，即被批准。
江苏徐州一带，1868年11月11日，漕运总督张之万提出，在“清（江）、淮（安）各军内挑留水陆勇丁数千人，自邳州以下分段驻扎，俟一二年后，再行逐渐裁撤”〔21〕，此后，李鸿章又作补充，留提督吴长庆步队8营、马队3营，会同择要驻扼，被批准执行。至于长江沿岸由道员段领军2营分要扼扎，与长江水师联络巡缉。 金陵（即南京）留湘勇3营驻防，总兵刘玉龙率开花炮队一营扎于城外下关江口。
湖北亦是四战之地。1868年12月31日，湖广总督李鸿章认为，该地“游匪肆行，防勇尚未尽撤，非有重军驻守，难资钤制”，因此，拟带提督郭松林步队5营、总兵周盛传步队9营与马队3营、亲兵枪炮队2营前往，“如江、皖稍有蠢动，即调回策应，以顾全局”〔22〕。这立即得到清廷的批准，以为是“老谋深算”〔23〕，遂付诸实行。
清朝政府在直隶、安徽、山东、河南、江苏、湖北等捻军曾经频繁活动省份的紧要地区驻军布防，目的是弹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已被动摇的统治。
第三，修理圩寨，整顿乡团。鉴于皖北、苏北、河南、山东等交界地区需要安插的“散勇降众”最多，而这些地区“民贫地瘠，生计艰难，势不能人人得所”〔24〕，1868年9月9日，李鸿章奏请“饬下江、皖、东、豫各督抚晓谕交界各州县，圩寨、团练照旧整理，以期化莠安良，即有滋事散勇、零股马贼，亦不得逞志矣！”〔25〕清廷当即下令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各督抚，”于徐（州）、海（州）、颍（州）、亳（州）、归（德）、汝（宁）、曹（州）、沂（州）等处饬令各该地方官，劝谕民间照旧修理圩寨，整顿乡团，互相保卫，庶足以戢奸宄，而安闾阎。”〔26〕清朝政府图谋借用地主豪绅所掌管的圩寨与团练的力量，增强对广大群众的控制。
第四，所招兵勇逐步裁撤。在镇压捻军过程中，清朝政府组成庞大的军队，费用甚巨，平定捻军后，面临裁撤兵勇的难题。吏科掌印给事中陈廷经奏言：“自粤匪（指太平军）平后，凡士卒无家可归者，聚而平捻匪，捻匪平后，不惟无家可归，抑亦无营可投。此辈不农不商，惟知战斗，无可仰食，势不至为乱不止。此外，粤逆、苗逆（指企图割据的苗沛霖团练）、捻逆先后降众现在各军者，尚不下两三万人，皆无生业，又多仇怨，万不能与民相安，散之尤为可虑。”对于这个难题，他认为“在用兵甫靖省份，每省酌留万余人，或数千人，以示体恤，诚今日之良策。”即以留兵驻防解决一部分兵勇的出路。同时他提议“刻下西路用兵，地广贼众，闻左宗棠之兵不过三万余人，不敷分布，若议招募，又须增饷，岂若留素练之兵，就现有之饷，合群策群力，为一劳永逸之远图乎！”〔27〕就是派遣一部分兵勇去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军，其余必须裁撤的兵勇，则分期进行。
安徽便是这样。1868年10月22日，英翰奏道：安徽除留防本省外，“应撤者尚近二万人，为数太多。近日，淮、东、豫三路遣勇载道，行旅已觉不安，若皖军同时遣撤，深恐顾惜小费，致有贻误。现在，悉心筹画，将应撤之勇分起遣散，以免滋事。”〔28〕后来，他与布政使吴坤修会商，分成三次裁撤，第一次为当年阴历九月即10月为止， 遣散7000多人，第二次以十二月即1869年1月为止， 第三次以次年三月即1869年4月为止。
湘军与淮军则采用部分裁撤的办法。如提督刘铭传部裁遣马队1 营，布政使潘鼎新部裁遣马队3营、步队8营，提督郭松林部裁遣马队7 营、步队10营，总兵周盛传部裁遣马队2营，提督唐仁廉裁遣马队3营，记名提督张树屏步队3营全撤等。1868年12月31日， 清廷决定“由李鸿章等酌度情形，次第裁撤，以节饷需”〔29〕。
第五，力行保甲，清查户口。御史游百川提出，“靖乱与制治宜认真讲求也。”而“思患豫防，莫如严饬督抚责成各属牧令妥行保甲之法”。“盖保甲政行，户口之多寡，习俗之美恶，皆得周知，禁奸除盗，销患无形，政治始基，莫先于此。地方官如果倡率董事，实力举行，一切教匪、会匪蘖芽，无自而起，逆捻余党，纵有窜伏草野者，亦莫能漏网，不致灰烬复燃。”因此，他要求清廷“饬下督抚责成各属牧令实力奉行，如有贪庸不职不以民事为心者，即据实纠参，力除泄沓故习”〔30〕。御史吴鼎元也奏请“力行保甲”。他说：“察盗诘奸，保甲为要，此次禁防捻匪，拟责成各该处州县认真清查户口，并居民各习何项生理，按例以时声报”〔31〕。这项呈奏，得到清廷的认可。1868年8月26日上谕曾经指出，“保甲之法，尤当实力举行，以辑闾阎。”〔32〕河南等地遂命令各州县官尽力执行，“加意拊循”。〔33〕
第六，整饬士习，查禁“伪书”。1868年9月23日， 吴鼎元在奏报中提出，“士为四民之首，一乡一村中，士所趋向，四民从而效之，皆历验不爽，然士习端否，视乎教官，教官贤否，视乎学政，学政督率有法，则教官皆正身教士之人，教官训迪以方，则士子皆读书立品之彦，其宗族、乡党日闻大道，日近正人，自不致堕入恶习。”〔34〕强调“士”即知识分子在广大群众中的示范作用，在捻军活动的各个地区，企图通过学政、教官加意整饬士习，以发挥其社会影响。
同时，清朝官员建议查禁“伪书”。1868年4月， 江苏巡抚丁日昌曾经将《水浒传》列为“伪书”，奏请禁毁，获得清廷批准。可是，这类书籍民间蓄藏甚多，不是清廷一道上谕就能遍搜净尽。随着时间的推移，“销毁之禁渐弛，则刊售又如故矣！”〔35〕所以，吴鼎元于上述奏报中提议，不仅要禁毁此书，而且应指明是“伪书”，广为告知。他奏道：“捻匪等罔涉经史，粗能识水浒传奇等书，误信剧盗一流真为英雄豪杰，遂甘陷刑戮而不辞。”因此，应该说明“水浒传虽有其人而所叙之事则百无一实，其余似水浒传者，皆并无其人，套袭成文，自有此等书以来，凡师法宋江一流以致全家夷灭者，皆此等书误之也。”他认为，“如此多方晓谕，似乎事易行而人立悟。”〔36〕众所周知，《水浒传》一书叙述了以游民为主的下层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他要求多方晓谕，说明这类书籍是误人“伪书”，力求肃清其在民间产生的影响，消除群众的造反意识。
吴鼎元有关整饬士习，查禁“伪书”的主张，当天也都得到清廷的赞许，下令推行。
第七，严禁赌博，肃清此风。河南、皖北等地所设赌局，远近齐赴，输赢为数巨大，其社会影响也很广。捻党的滋生与此相关，有些人投入捻党活动，就是因为赌博输钱的缘故。所以，吴鼎元要求于“各该处严禁斯风并一切赌博常局”〔37〕。通过禁赌防止捻军的再度滋长，这也得到批准执行。1868年9月23日清廷上谕宣称，“御史吴鼎元所奏， 系为易俗移风起见，著各该督抚等体察情形，次第筹办，毋使萌孽潜滋，复贻后患。”〔38〕
第八，贯彻裁撤厘金分局。所谓“厘金”，就是一种商业税，即在通商要道与商业城镇设立局卡征收货物捐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采纳幕僚钱江的建议，向江苏扬州附近的仙女镇、邵伯镇、宜陵镇等乡镇劝谕捐厘助饷，税率原是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捐”，亦称厘金，次年在长江南、北各地推行，以后扩大到全国。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政府曾经下令各省裁撤厘金分局，但有不屑局员局绅为充橐分肥起见，竟予积压，或者由于分局地处偏僻，无人查问而未实行。针对这种情况，吴鼎元请求清廷“饬下各省督抚将裁撤日期刊刻告示颁发，省会总局并分局地方一律张贴晓谕，如查有违示滥收情弊，即将该局官绅等治罪，并将该道、府、州、县分别议处”。〔39〕清廷接受这一建议，于1868年9月23 日命令各省督抚一面将所撤厘局若干处据实奏闻，一面通饬各属即将所撤厘局日期一律张示公布，“各州县等有违示滥收情弊，即著分别参办，以苏民困”〔40〕。
第九，蠲缓钱粮，赈济贫民。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捻军出入较多地区，由于“闾阎耕种失时，田无所出”，失业之民，“餬口无资”，“饥寒切肤，莫能存活”〔41〕。1868年8月26日 ，御史游百川提议，“蠲缓与赈济宜并行筹画也”，奏请蠲缓钱粮，并饬督抚“查有失所贫民，令州县据实详报多少名口，先期筹款赈恤，或设立粥厂，或酌给米粮”〔42〕。这也为清廷所采用。
9月23日，上谕宣布：“安徽凤阳、颍州、泗州、江苏徐州、 海州、山东曹州、济南、青州、沂州、河南开封、归德、陈州、许州、汝州、光州、湖北黄州、德安所属各州县，同治六年（1867年）以前钱粮除业经蠲免外，其实欠在民者，均著概予豁免”，其他捻军活动较少地区，也命督抚查清，“分别奏明请免旧欠钱粮”〔43〕。在这之前不久，9月9日，清廷还命官文、崇厚、丁宝桢在直隶、山东地区“督饬地方官将难民分别抚恤，毋令流离失所，庶不致迫于饥寒，穷极思乱”〔44〕。他们力图以此使贫苦群众能够生活下去，不致被迫再度起来反抗。
第十，清查田亩，招垦荒芜。由于长期战事，尤其是清朝政府的屠杀政策，加上自然灾害，捻军曾经活动过的地区，人口锐减。例如安徽颍上兵燹前的1825年为271886人，兵燹后的1867年为162679人，减少了40%。〔45〕寿州兵燹前的1828年为765757人，兵燹后的1888年为379663人，减少了一半〔46〕。因此，导致一些土地荒芜。1868年10月4日 ，署理安徽巡抚吴坤修提出要“督同司道各员，将清查田亩，招垦荒芜”〔47〕。这一主张当即获得清廷的准许。次年4月， 上谕又道：“其现经克复地方，小民亟宜复业，乃田畴或占于豪强，猝难认领，旧赋或亏于官长，恐迫追呼，种种困苦情形，殊堪矜悯。著各直省督抚于从前被兵现经收地方，慎选贤良牧令，责令加意拊循，流亡有归业者，为之清还田产，缓其逋租，假以籽种之资，俾有归农之乐，务使兵燹余生，各安旧业，以恤民艰而固邦本。”〔48〕
同治初年，安徽当局就宣布过招垦政策，例如建立机构，依靠绅耆：在临淮设有屯垦总局，凤阳、定远各设分局，由委员同地方官吏经理垦务，而且“每局须由地方官保出公正绅耆数人帮同料理，凡佃户领田领牛领种，均由局绅承保，有将田地抛荒及私行典借者，惟局绅是问”；同时，减轻盘剥，组织保护：当秋成日即由委员与绅耆履亩估计，以中熟为率，岁收一定，各亩皆同，第一年官收田租十分之三，第二年十分之四，第三年实行平分，倘遇水旱偏灾，报局勘办酌量减收，又令佃户“自立小堡，每堡以五十家为限”，其间距离或五里、八里，“以期联络声势，互相保卫”〔49〕，等等。而今，他们依据清廷旨意，继续推行这类政策，且广为宣传。如两江总督和安徽巡抚曾经将文告发往河南、湖北与陕西等省，鼓励邻省农民来皖垦荒。其中一个文告写道：“你们离开你们贫瘠之土，到这里肥沃之地来吧！让这些田地、这些房屋成为你们的不动产吧！头几年，你们可免交公粮，到了规定时期，你们再和其他人民同样向朝廷纳税，共享同样利益。只要你们奉公守法，我们一定保护你们。”〔50〕另外，封建统治阶级赋予佃农耕种权力。由于荒地急需招人开垦，开垦又要投入较多劳力工本，地主不得不对佃农“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51〕，从而使过去有过而后受地主破坏以致趋于衰落的永佃制、即佃农有权“永久”耕种地主田地的租佃制度重新发展起来。如皖北舒城、桐城等县，“佃农几全有永佃权”〔52〕。在永佃制下，地主不得任意增租，或以撤佃相威胁，其权势与租额受到一定限制，而佃农的利益却有所保障，以便开展农业生产，当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
总之，在平定捻军之后，清朝政府实施上述诸种“善后”措施，一面加强防范，以制止广大群众的反抗，一面减少压榨，从事救济，以缓解社会冲突，企求稳定政局，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些措施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和缓了社会矛盾，巨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一时没有再现，绝大部分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也逐步恢复了，开始出现了清朝政府自我标榜的所谓“同治中兴”局面。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清朝政府与地主阶级根本没有放弃压迫和剥削，其所造成的社会对立是无法永远缓和与彻底消除。所以，无论封建统治者如何交替使用硬软两手策略，都吓不倒和骗不了广大劳苦群众。各地捻众仍然断断续续起来，同清朝政府搏斗。如西捻军余部在陕西的斗争，河南固始和安徽霍丘的起义，皖北宿州等地与河南鲁山一带的起义，安徽涡阳的起义等等。他们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息。
注释：
〔1〕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第317卷，第9、11页。
〔2〕同上书，第317卷，第28页。
〔3〕同上书，第318卷，第4页。
〔4〕同上书，第318卷，第11页。
〔5〕《清实录》（穆宗实录）第306卷，第54页，中华书局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宋景诗档案史料》第370—371页， 中华书局1959年版。
〔6〕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4册， 第330—331页；参见王韬《瓮牖余谈》第2卷，第12页，上海进步书局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版。
〔7〕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云， 可能被捕的不是宋景诗，宋景诗还活着，活到八十岁（1903年），后至内蒙古的今呼和浩特、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包头等地（该书第221—225、265—269页），待考。不过，这说明清朝政府是想方设法捕杀起义军余部的。
〔8 〕江地：《捻军人物传》据邹钟《志远堂文集》说是在家乡安徽于1872年被捕后解入北京途中绝食而死（第116页），录此供参考。
〔9〕朱学勤等：《方略》第317卷，第9—11页。
〔10〕同上书，第318卷，第12、13页。
〔11〕《署理安徽巡抚英翰奏捻逆荡平豫筹善后事宜折》（同治七年七月初五日，这是批时间，下同），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17卷，第25、26页。
〔12〕朱学勤等：《方略》第319卷，第35页。
〔13〕《署理安徽巡抚英翰奏捻逆荡平豫筹善后事宜折》（同治七年七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17卷， 第23、24页。
〔14〕朱学勤等：《方略》第319卷，第1页。
〔15〕同上书，第318卷，第27、28页。
〔16〕同上书，第320卷，第18、19页。
〔17〕同上书，第320卷，第20页。
〔18〕《署理安徽巡抚英翰奏捻逆荡平豫筹善后事宜折》（同治七年七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17卷， 第25页。
〔19〕朱学勤等：《方略》第319卷，第38页。
〔20〕同上书，第320卷，第14页。
〔21〕《漕运总督张之万奏筹办江北情形敬陈管见折》（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22〕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36页。
〔23〕同上书，第320卷，第37页。
〔24〕〔25〕同上书，第319卷，第29页。
〔26〕同上书，第319卷，第35页。
〔27〕同上书，第320卷，第22、23页。
〔28〕同上书，第320卷，第16页。
〔29〕同上书，第320卷，第37页。
〔30〕《掌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奏请饬办善后事宜折》（同治七年七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18卷， 第6、7页。
〔31〕《江西道监察御史吴鼎元奏捻逆肃清宜杜绝根株折》（同治七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 第5页。
〔32〕朱学勤等：《方略》第318卷，第7页。
〔33〕同上书，第320卷，第15页。
〔34〕〔35〕〔36〕〔37〕《江西道监察御史吴鼎元奏捻逆肃清宜杜绝根株折》（同治七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5页。
〔38〕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7页。
〔39〕同上书，第320卷，第6页。
〔40〕同上书，第320卷，第7页。
〔41〕〔42〕《掌福建道御史游百川奏请饬办善后事宜折》（同治七年七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朱学勤等：《方略》第318卷，第5页。
〔43〕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8页。
〔44〕同上书，第319卷，第34页。
〔45〕都宠锡等：《颍上县志》第3卷，第8页，清光绪四年（1878年）初刻本。
〔46〕曾道唯等：《寿州志》第7卷，第13页，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活字本。
〔47〕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12页。
〔48〕《清实录》（穆宗实录）第254卷，第542页；参见王先谦《东华续录》第77卷，第19页。
〔4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49—850页， 三联书店1957年版。
〔50〕〔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51〕〔5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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