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艳[1]2003年在《民间的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分析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民间转向这一文学现象入手，考察民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及知识分子的价值追寻所具有的价值。90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相当明显地变化，“走向民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以余华、韩少功、王安忆、池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不约而同地放弃指了点迷津式的启蒙导师的立场，从“为老百姓写作”转向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场；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宏大的叙事中游离出去，开拓出另一个话语空间来寄存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在民间世界寻找个人本色的叙事风格。向民间的转向的并不是知识分子对启蒙责任的逃避，相反，当知识分子以一种更富有人道情怀的态度进入到社会底层的庞大空间去，与“民间”展开平等的对话时，人文话语才能找到坚实的落脚点。此外，民间视角的出现，应该看作是价值多元化的突破口及其象征。“民间”这一博大庞杂的文化空间的引进，为知识分子的反思和社会批判确立了又一个客体，更也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追寻提供了另一种参照。透过“民间”的盔甲而发现“人”，在最终意义上实现和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异曲同工的目的，这应该是“走向民间”的最终目的。
张相宽[2]2017年在《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莫言曾经在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后记中提出"大踏步撤退"的设想,后来又多次对"撤退"的内涵进行过论述。根据莫言本人的阐释并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可以确定莫言所说的"撤退"主要就是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毋庸置疑,相对于莫言所在时代的创作潮流,莫言的创作的确是在"撤退",而且他几乎是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己经身在"传统"之中,他的"撤退"也是相当彻底,一直"撤退"到小说的起点。莫言正是"撤退"到了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原点,带领着我们重返原始民间讲述故事的情境,带领着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围绕在大人身边听故事的时期,他用他的原始而又现代的创作阐释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发生学。本文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故事的没落与崛起、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几个方面论述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在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拓展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特地对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廓清,而且,也正是以口头文学传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依据,限定了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和结构。第一章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两个方面来论述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这也为下面诸章节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依据。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作为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农村,识字人少,书籍也不多见,这就为口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民间故事的口耳相传就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主要承传路径。莫言正是听着平安庄的故事长大的,由于民间故事的耳濡目染,他天然地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受益者和继承者。此外,莫言小时候也极爱听说书人讲故事,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说书天赋。同时,由于莫言过早辍学在家,没有经历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阶段,这种"不幸"反而使他在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海洋里吸足了营养。莫言不仅潜意识中受到了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他还很快就建立了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使得莫言在创作中汲取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叙事艺术也就成为必然。第二章主要论述"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莫言坚守"讲故事"这一小说创作理念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论及莫言小说中民间故事的插入、叙事功能、存在缺失,探讨了荤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审美意义,也对莫言小说整体上讲述故事的风格进行了论述。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是以故事的讲述为中心的,只是到了近代之后,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将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提上日程,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观点。到了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小说要不要讲故事的话题也比较流行,而且更是出现了对故事的蔑视,同时出现了小说创作抽象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在当代的中国,就是在为中国提供理论资源和写作经验的西方,也是对故事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讲故事已经被视为落伍的写作方法。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的视阈来看故事在小说中的流变,就更能体现出莫言小说的传统性、独特性,也更能体现出莫言坚持自己的勇气,体现出莫言小说创作宽广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和超脱的智慧。当莫言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之后,口头文学传统的资源都纷纷涌到他的眼前,汇聚到他的笔下,从而使得他的小说中插入了许多民间故事。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借鉴口头文学传统讲述故事的技巧,另一方面又通过直述、转述,或者是将民间故事化为小说中人物经历等方式使之不留痕迹地编织进小说的情节之中。这些被嵌入的民间故事增强了莫言小说的传奇色彩,在情节上和主故事有承续关系,有助于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起到升华小说主题、渲染和加强主故事的叙事氛围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也有极个别的被插入的民间故事和主故事有脱节的嫌疑。荤故事在中国民间口头故事中特色鲜明,数量众多,莫言小说深受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也插入了一些荤故事。莫言小说中荤故事的插入,有助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深化小说的主题,赋予小说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有助于充分认识人物所遭受的性压抑心理,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莫言小说中嵌入的民间故事及其嵌入方式和叙事功能,似冰山一角,反映了莫言小说与口头文学传统的联系,而实际上我们如果仅仅是从莫言的叙事姿态,从整体上来考察莫言的小说,也能够看出莫言小说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语言到结构都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第叁章是探讨莫言小说对中国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中国说书传统的重要影响。首先,表现在莫言小说中"类书场"的重建与异变。莫言的小说大都含有多个叙述层次,而叙述者层次的存在遮蔽了叙述者所叙故事层次的说书特征。莫言小说中充满个性化的叙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或与己相关的"同故事",与传统说书中模式化的"异故事"的说书人拉开了距离。莫言小说中"说——听"叙述模式中双方人物的具体化、说书场合的多样化和闲谈风格的形成使得其说书形式从传统的独白型转变为莫言小说中的对话型,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交流。其次,表现在叙述者跳进跳出,有说有评的叙述特征上。叙述者介入故事进行评论是传统说书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莫言作为一个受到说书传统影响的作家,他在小说中保持了充分的冷静与客观,但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能够感觉到作家的声音,能够看出作家的介入。第叁,莫言小说也体现出传统说书所承袭的绿林传统,并塑造出一系列英雄传奇人物。莫言受到说书传统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显着的草莽英雄和传奇侠义的特征。第四,莫言小说的语言由于受到了说书艺术的影响,往往同义铺排、夸饰华赡,不在意语言的简洁精炼,但求随意挥洒、一吐为快,由此形成了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的语言的狂流。这可以从莫言喜用排比、雅俗共融、语体混杂和讲究语言的韵律势能几个方面见出。第四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对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作为农村出身的作家,莫言对反映了民间生存体验的俚谚俗语耳熟于心,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对俚谚俗语进行了淋漓尽致、颇为夸张地运用。论文对莫言小说中俚谚俗语特定的审美意蕴与修辞效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民间歌谣在民间喜闻乐见,莫言受到这种口头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自己的小说中充分利用各种民间歌谣塑造人物、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展示独特的民情风俗、讴歌男女之间真挚野性的爱情、营建小说神秘的气氛、揭示狂欢的精神和生命,也用民谣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儿童世界。莫言对流行于山东的茂腔、吕剧、柳腔等民间小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民间小戏在莫言的小说中表现出民间生命的混沌苍茫与英勇悲壮,而戏中戏的结构形式对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莫言的"撤退"之作《檀香刑》更是以戏代言、以戏叙事、以戏言情,使得整部小说回荡着小戏的旋律,达成"戏剧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戏剧"的效果。论文的第五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莫言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先是从原先按照教科书上的理论写作变为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再从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变为逃离西方影响向传统回归的写作。但是,莫言在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作品的先锋性一直都没有变。他在运用口头文学传统的创作形式时也会怀念现代技巧,而在运用现代技巧时会反思对技巧的过度运用以防止作品"读不懂",莫言是在中国文学盲目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转过身来向民族叙事传统汲取营养的,而同时并未摒弃西方的于他相宜的创作技巧。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在寻求着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他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既有鲜明的本土性,同时也褒有充分的世界性。论文的结语主要是探讨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意义,认为莫言既保持本土性又不失世界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宋学清[3]2018年在《“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与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被全面纳入现代性体系,现代化与城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化,大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等方面,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结构、行为习惯、衣食住行、日常消费等方面,都在变化中呈现出新的经验模式。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注意到现代乡村在“常”与“变”间的剧烈变动,努力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和新方法去表现新乡村、新农民、新景观和新故事,创作出具有异质性审美特征的新乡土小说。正是基于新世纪乡土小说审美转型的文学事实,本论文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首先新乡土写作不同于新乡土小说,前者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后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一个是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一个是文学的静态文本,具体而言新乡土小说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新乡土写作尚未完成正处于进行状态,我们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审视正在发生的文学新变,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向乡土小说进一步创作提供有效资源提出文学期许。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定位于新乡土写作的“发生”,这是一个过程和阶段而我们正处于初发期。作为概念出现的新乡土写作在范围上我们做出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我们借用汪晖对“世纪”概念的认识,以社会现实和文学特征的同一性标准,将新世纪时间范围前推到1990年代;在空间上我们延展了乡村界限,沿着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农民迁移轨迹,将乡镇、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等特殊区域纳入考察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我们缩小了新乡土写作指向的文学体裁,排除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主要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避免研究过于宽泛。之所以选择长篇乡土小说,是因为在表现现实的广度、长度、容度和高度等方面长篇更具优势,更能表现出当下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生活。本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以新乡土经验去书写新的中国乡村故事,围绕着新乡土写作话题主要思考了几个大问题:一是新乡土写作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新乡土写作?二是新乡土写作是什么?叁是新乡土写作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四是新乡土写作写什么?五是新乡土写作怎么写?正是沿着这一思考逻辑我们对新乡土写作问题进行整体框架,先后辨析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论述了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且在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新乡土写作应该讲述哪些乡村“新”故事和“大”故事,以及如何以新的表现手法去建构文学,实现艺术形式的突破。首先我们解决的是新乡土写作概念,带有本质主义的本体追问,即新乡土写作是什么的问题。新乡土写作的提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新时期以来对“新乡土文学”的不断探索,不同时代的“新”融汇成新世纪新乡土小说的“新”。这种“新”不仅包括新世纪中国乡村现实变化带来的乡土小说新内容,也包括世界文学背景下基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地方的和民间的文学形式的创新。正是基于新世纪的新乡村和新乡土小说创作现状,我们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认为它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在“新乡土经验”和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新历史观作为根本推动力,以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乡村,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新乡土写作的“新”不是赶学术时髦,也不单纯为响应新世纪求新求变的热潮,而是基于我们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认识和期待。新乡土写作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是以农民作为表现的主体,避免当下乡土小说脱离农民写乡村的弊端,更要避免当下乡村建设脱离农民求发展的问题;二是强调乡土小说的农民性特征,农民性是从人民性转换过来的一个概念,不仅仅包括文学对农民心理特征和人格结构的认识,也包括农民审美兴趣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转换性概念;叁是新乡土写作的文化自信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崇洋媚外,既要避免文学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又要避免文学过于西化,努力实现西方文学的本土化和传统文学的当下化,实现基于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文学自觉;四是新乡土写作经验的独特性,我们将新乡土经验纳入中国经验范畴,这是实现新乡土写作的基本前提;五是新的中国乡村故事的文学书写,乡村是中国的乡村,故事是中国的故事,我们将新乡村故事纳入中国故事范畴,实现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故事的文学书写。在概念基础上我们需要清理出新乡土写作的前提问题,也就是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问题。今天部分乡土作家对土地、乡村和农民不熟悉、不了解,同时又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思考的高度,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写作在剧烈变动的新世纪显得捉襟见肘。新世纪中国乡村变化太快太大太杂,快速变化的乡村早已逸出了作家既有的经验范畴,如何认识当下乡村,重建文学与乡土间的血肉联系成为新乡土写作的首要问题。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早已废止,而扎根生活又无法完全实现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探索出一条平衡认知和感知经验的新乡土经验模式。同时我们还需要汲取现代乡村叙事经验,我们将这种经验概括为“鲁迅风”、“田园牧歌”和“追踪式”叁个方面。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基于传统创新当下保持乡土小说的文学脉络,推动乡土小说的现代发展。在经验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新乡土写作究竟应该写什么?现代乡村充满太多的“大”故事,这里的“大”不是指事件发生的程度,而是指事件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针对的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看,新世纪土地流转制度、新型合作社和惠农政策对乡村已然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土地制度孕育出“农村新人”,而不同于以往合作化小说的新合作化小说已经构成了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方面。但是新土地制度和乡村政策正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同样新合作化小说也处于未完成状态,新农民形象有待重新定位。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化流失已然成为重要问题,文学超越现实努力重建现代乡土文化,力图表现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地方的、民间的和传统的民风风俗,重建乡土文化。而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分层现象严重,在普通农民之外出现大量新的群体,比如村支书、话事人、二流子、能人、村霸、村阀、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民兵、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等,他们对于现代乡村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在讲什么的基础上新乡土写作还要做好怎么讲,即如何以新的写作手法去书写新的乡村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乡土小说要想获取文学的尊重和话语权,必须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叙事方式,不能再追随西方文学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追求“走向世界的文学写作”。因此我们需要从传统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汲取资源,在语言、结构和叙事等方面实现“中国风”式的文学创新。我们倡导民间“传奇叙事”,以民间鬼神思想去表现乡村,以鬼神作为叙事者讲述乡村故事,新的叙事视角可以呈现出一个另类的乡村。同时乡村的世界又是一个自然之音的世界,以农民的耳朵去聆察世界讲述故事,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音景世界。新的乡村孕育出新的史诗,只是当下的史诗更具有传奇性,可以说是乡村经济引发的传奇故事。同时我们引入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现象,看到它在底层发声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意义。本论文基于当下文学现象提出了“仿志体小说”概念,关注到乡土小说在文体创新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新乡土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如同“新世纪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等概念一般,都是站在“当下”文学现象的萌芽期提出的一种文学期许。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当下既有的文学现象,又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张春[4]2013年在《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拓展和改写着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这一切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传媒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中,新世纪文学出版经历了深刻的观念变迁和全面的市场转型,迅速成为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流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文学生态的整体样貌,使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时代质素。针对上述社会文化背景,本文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探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变化状况,对新世纪文学生态进行了重点研究。有别于传统的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流派等出发进行探讨的文学研究范式,本文引入生态观念,并从传媒视域观照文学,将文学放在市场化、产业化、传媒化的视野下进行审视,通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宏观论述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多元影响与制约关系,进而结合文学出版在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中的文化功能、媒介特点以及价值取向等,论述文学生产向市场开放的演变过程,阐明了在媒介力量的影响下,文学生产、文化传播、市场消费等各环节多元互动的生态状况。本文首先从时代语境出发,详细论述了新世纪以来多元共生的思想文化态势以及众声喧哗的传媒景观等社会文化环境特点,辨析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时代变迁规律,全面阐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回归出版本质,到90年代深入探索、促进出版转型,再演变到新世纪深化改革、出版市场化的历程,强调了文学出版观念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形塑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中“出版主导”的时代特征,集中论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功能调整,对编辑角色、作家心态、读者趣味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以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纯文学等文学空间的分化为例,深刻说明了媒介权力在文学领域的渗透与扩张。具体而言,本文以文学畅销书生产和纯文学生产作为实践研究领域,开展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畅销书生产领域,本文通过大量文学畅销书的市场运作案例,论述了文学畅销书生产机制走向成熟的特点和表现,并以趋附影像的影视化写作、追逐时尚的类型化写作以及注重市场效应的名家写作等现象,分析文学畅销书生产从独立的个性化创作走向社会化、潮流化的商业化书写的趋向,论述了通俗文学繁荣发展中的大众化、娱乐化、快餐化等创作和阅读风尚;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畅销书运作策略,对民营书业在新世纪畅销书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和思考。在纯文学生产领域,重点研究相对小众化的纯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状况,通过都市写作的繁荣、乡土咏叹与“民间叙述”、宏大历史的“日常叙事”等纯文学的审美探索,分析了文学出版对纯文学生产的现实规约,并重点阐述了新世纪富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出版潮流与文学“年选”现象。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以畅销书和长销书的关系为例,深入分析了新世纪文学生产、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品牌战略是文学出版建构市场形象和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强调文学出版应坚持“内涵式发展”,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并从文化自觉与文学编辑的价值引领、文学出版的“双赢”策略入手,阐明了建构健康文学生态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文学出版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在文学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出版体现了市场的浮华和喧嚣,又容纳着多元艺术的自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出版不能单纯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而应着眼于当代文化的发展与大众审美的需求,大力支持文学精品的生产,不断提升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积极引领文学走雅俗共赏的道路,从而实现“雅”与“俗”、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以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建构和发展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
匡秋爽[5]2015年在《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文中指出“梁祝”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它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生发和传承了近1700年的东方爱情故事,在其漫长的演化、传播历程中,逐步跨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穿越了语言、文字、审美心理和认知、思维习惯的壁垒,不仅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与欣赏,更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形式。“梁祝”的打动人心的魅力何在?其无远弗届的情感和精神感召力从何而来?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轨迹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跨过了语言、文字、审美心理和认知习惯的阻碍,成功叩开了普通西方民众的接受之门?在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时代,“梁祝”的跨文化传播和接受,能够为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发展和海外传播提供哪些经验、智慧?本文旨在从母题学研究的视角出发,以历史的、美学的方法对“梁祝”传说的生成、演化历程展开考察和分析,探讨总结出“梁祝”文艺经典化的路径:一方面研究“梁祝”在生成、演化和传播、变异的过程中,容纳、形成的那些作为最小的叙事单元、持续存在的情感和叙事“母题”;另一方面探讨“梁祝”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和文化样本的“文化母题”,如何超越时空融汇各种文艺样式,最终形成洋洋大观的“梁祝”文化的历史过程。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论叁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梁祝”传说的本事考证与历史考察、起源与流传地域、域外传播与文艺样式作以梳理和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梁祝”研究提出了“文化母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着力探讨“梁祝”作为一个文化母题的生成、演化、变异、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与价值。第一章是“梁祝”母题的生成,在已有史料典籍和研究成果中整理出“梁祝”产生、丰盈、嬗变的历程,从而提炼出“梁祝”母题的两个基本文化内涵:一是对现世情谊的坚贞执着,对现实和命运的不屈抗争;二是超越现世的自由意志与生命精神。这构成了“梁祝”在演化、传播和丰富历程中最为稳固、最具感召力的基本情感和价值内涵。第二章对元明清时期的“梁祝”母题经典化之初步展开进行论述,并重点考察“梁祝”母题在进入文人视野和文艺创作之后所呈现出的“精致化”、“典雅化”的流传与演化特征,提出了“梁祝”在明清时期被中国诗词的抒情传统所吸纳、改造,成为诗词抒情的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意蕴含量的象征“符号”的观点。第叁章主要从小说叙事和影像传达两方面讨论“梁祝”母题,包括对现代学术视野中“梁祝”的缘起与价值分析,简要介绍“梁祝”母题的现代化概貌,以小说和电影为核心讨论了“梁祝”母题的现代化之路所积淀的历史经验:“梁祝”之所以能进入“四大”系统,成为中国民间传说的典范代表,一方面固然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与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民俗学建立之初的那种将“经世致用”与“学术自律”合二为一的学术品格关联密切。第四章是以中国戏曲艺术中的越剧为范本讨论中国传统戏剧形式中的“梁祝”母题,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产生、发展、演变及传播的历史脉迹为线索展开讨论,力求揭示越剧“梁祝”为“梁祝”母题的传承传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第五章则是以音乐领域当中的经典之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例,通过对其创作、演绎、中外流传历程的考察和音乐美学的分析,明确“梁祝”母题的世界化与经典化的路径和意义。第六章是对以“梁祝”为母题所衍生的“梁祝”文艺之跨际传播的论述,主要针对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梁祝”文艺作品进行研究分析。结论部分通过对艺术视野中“梁祝”母题研究的历时梳理与剖面解析,得出“梁祝”母题从民间传说走向艺术经典所具有的规律性启示:民间“梁祝”传说是“梁祝”文艺作品的根源;文人创作是“梁祝”母题经典化的必经之路;现代媒介对“梁祝”母题的推进与创新;“梁祝”母题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构成的文化张力,对构建世界文明格局中的民族文化精神与文艺创造图谱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张军[6]2010年在《史家立场 叙述声部 述史方式》文中指出论文从史家立场、叙述声部与述史方式叁方面出发,对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历时性考察,并对大陆外史家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着进行分析,力争梳理出近50年近百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着的编撰规律。新中国开始至文革结束期间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初创期。此时的史家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撰写“新中国”文学史,即这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塑造了“新中国”形象,昭显了“新中国”性质与气象。“新中国”形象的塑造体现在文学史着注重“新”的历史起源,“新”的作家作品、“新”的文类以及“新”的文艺方针等方面。文学史文本呈现为政治话语的独白,书写方式是社论式写作,文学史语言具有社论宣告般的权威性、号召力和激情鼓动性；史家常常使用“我们”的人称,直接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立场；而能够体现出互文和多方向释义的注释逐步减少,甚至消失。用政治话语的独白方式书写“新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时期史家在年龄特征、知识范式、阶级认同等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自觉归依政治话语,从而将自己个人“我”的声音融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我们”之中。本时期文学史述史线索是同一的：新中国文学不断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取得巨大进步。这条述史线索在压抑与它竞争的其它述史线索之时逐步走向极端。这一方面受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编撰的影响,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形态更替学说机械僵化的运用。文革后至199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建设期。本时期文学史着主要为客观化写史,史家站立在知识话语的立场,追寻历史的真相和历史规律,力争全面反映文学历史。体现在对十七年文学史进行重评,对“文革”文学不回避,大量书写文学史实叁方面。史家着意探寻文学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开始按照文体、主题以及思潮进行文学史体例编排。这是因为史家进入学术成熟期,并响应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求真史学思潮。而中国当代文学在本时期得到学科化,使得文学史叙述声部为知识话语的独白。课堂教授的层次性、知识规律的明晰性、学科开始的常规研究使得文学史编撰出现了条理化、语言风格客观化、史着雷同化等特征。本阶段仍然书写政治话语规定的建立在“叁分法”基础上的历史分期、历史评价、述史线索。该种述史线索的权威性也是通过批判与规训获取,例如1982年对杂志《时代的报告》所提出的“十六年”进行批评。19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进入探索期。本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客观化、个人化文学史并存繁荣。个人化文学史站立在个人立场之上,以“六经注我”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本时期文学史着在编写形式,编写体例、文本选择、文学阐释、文学史概念、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与个性化色彩。这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家,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文革”度过,“新时期”才进入大学的一代学者。自身的经历与西方史学思潮相互呼应,特别是主观史学以及年鉴学派历史学对他们影响甚大。他们通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探讨并创建了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本时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色彩。本阶段的当代文学史文本出现了多声部。文学史着类似史家在主持多方会谈,文本内各种声音形成多元对话,众语喧哗。文学史实的理解不再是唯一,而需要读者重组真实。文学史分期与述史情节也开始出现个性化。出现了封孝伦的英雄主义与人性的交响曲；洪子诚提出的“一体化”;陈思和的从“共名”走向“无名”,民间与主流的互动等述史情节。也有史家用现代性理论框架来思考并编撰现当代文学史。“他者”的文学史一方面是指相对于中国大陆文学史家,大陆外文学史家是“他者”;另一方面是指这些史家书写的不是他们自己地区、国家的文学史,而是异于他们的“他者”的文学史。这些史家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坚持知识分子直面写史,但又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们的文学史中存在两种文学、文化对话的声音。其中林曼叔、杜博尼的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和文学史述史线索上做了比较成功的探索。林曼叔认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是作家、理论家等人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杜博尼则将20世纪中国文学归结为叁个述史情节：走向新文学、回归传统及重估现代性。
高艳芳[7]2014年在《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文中研究表明白蛇传传说是中华民族着名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为数不多的“古今发展一直健旺的民间故事类型”①。白蛇传因其广大的受众群体,悠久的传承历史,广袤的传播范围被赞誉为民间文学“经典”。“经典”的建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经典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工业社会日趋进发,农耕文明加速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下,白蛇传传说依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和“经典地位”的现象,是个值得追寻的问题。这里,笔者主要从经典的“实在本体”、“关系本体”及其经典的“当代承继”叁方面来探讨白蛇传作为“经典”的建构,并结合传说所承载的具体文化意义来对传说的“经典化”作出相应的文化阐释,以期能为当下的民间传说传承提供“借鉴”与“参考信息”。文章首先从“文学经典”概念着手,集各家所长,提出自我对“文学经典”概念与经典特征的认识。继而,由“文学经典”具化到“民间文学经典”。对白蛇传的“民间文学”经典定位进行相应分析,从学理角度佐证其“经典”的地位。本文根据白蛇传传说演变发展、传播传承过程中所依凭的传播媒介对之进行不同阶段的划分与阐释,指出白蛇传口头叙事主要以民间传说白蛇传和民间歌谣白蛇传的形式活跃在民众生活当中。口头叙事是白蛇传叙事的起点,也是其能提升至经典的“根本”。书面叙事白蛇传在口头叙事的基础上,以民间“本事”为依托的文人叙事。其中通俗文学的介入使得传说的情节日渐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逐渐饱满圆润；精英文学的介入则使传说具备更多的时代特征和思辨色彩。两者的融合使得传说逐步朝着“关风化”和“雅化升格”的方向发展。影视作品白蛇传是以白蛇传为原型,对白蛇传传说进行的“现代化”和“影视化”处理。这一演绎模式适应了当代人的娱乐需求,稳固了白蛇传的“经典”地位。网络叙事白蛇传虽然兴起较晚,但影响巨大。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虚拟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白蛇传“民间性”的回归。网络小说、论坛、续书、漫画、恶搞等较为“现代”的形式被运用到白蛇传的传播传承当中,深化、扩展了传说的代际传承模式。传说承载的文化精神,昭示的文化品格是其“经典化”的精髓和动力。白蛇传传说以异类婚恋的故事形态隐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传说中的“人妖恋”深刻展现了人类对生命、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并以具象化的方式展现了人类对自由、对平等、对婚恋、对狂欢等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经典的建构生成必然与其艺术路径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白蛇传晋升“经典”的原因之一：在于对白娘子、许仙、小青、法海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透过这些典型人物形象可见其背后所展现的人们的悲喜与爱憎。之二：在于传说的叙事结构,白蛇传传说采用了民间常用的二元对立结构：“设禁”与“违禁”；“善”与“恶”；“强”与“弱”等对立结构。这些对立几乎贯穿了白蛇传发展的各个阶段。之叁：在于传说的叙事角度,白蛇传传说充分体现了原型叙事,“小传统”叙事与“大传统”叙事结合的“互动”叙事。叁者彼此借鉴,合力推动,最终实现了“叁位一体”构造下的“经典”。毋容置疑,白蛇传的经典化与其间杰出的创作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创作主体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其中较为优秀的代表作,成为传说演变发展、传播传承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白蛇传流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冯梦龙在白蛇传的演变发展中起到了串联成篇、“节点”转换和使传说趋向“世俗化”的作用。黄图珌和方成培乃白蛇传戏剧的奠基人。其中黄图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白蛇传艺术形式的转化及其“宿缘”和“情太痴”两大主题的引入与挖掘上。与黄图珌相比,方成培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白娘子这一形象的美化上,方成培通过增设“端阳”、“盗草”、“夜话”、“塔圆”等回目,几乎褪却了白蛇身上所有的妖性。鲁迅和田汉的最大贡献是将白蛇传这一古老传说,拉进了“革命抗争”的话语体系,为白蛇传传说注入了“反抗”主题。《新白》剧组和《青蛇》剧组则是两种当下不同的书写范式,前者是对理想和谐生活的想象性表述,后者是对传统男权话语体系的反击,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男性,开创了白蛇传现代情欲书写模式。伴随接受美学的兴起,文学作品的接受者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就白蛇传来说,接受者不仅在传说的传播传承中发挥着重大功用,在传说意义的生成与建构上,也具有重要功能。他们甚至可以左右白蛇传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白蛇传中存在“创作接受同体”的现象。即此时此地的接受者,可以成为彼时彼地的讲述者、书写者。更甚者,作为接受者中的少数人可能成为传说的“发现人”,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学术威望、个人魅力等促进白蛇传的“经典化”进程。在世界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影响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如火如茶地展开。2006年白蛇传传说经江苏镇江、浙江杭州两地联合申报,成功登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此,一来提升了白蛇传的知名度；二来进一步扩大了传说的影响,于潜移默化间促进了传说的传播传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白蛇传的“当下”意义与价值具体体现在“文化精神”、“历史存在”、“物质财富存在”等几个方面。对于白蛇传经典延续,政府、民众和产业等相关层面已做出了具体努力。政府以行政律令、法律法规的形式在“大层面”上引导社会舆论、规范社会行为,并在必要时对需要支持的项目提供相应经济支持;民众以“自发”“行为叙事”和“自觉”组织等形式维系传说的传承；产业则以经济收益为动力,将这一古老传说与现代科技手段紧密结合,使之再度融入民众生活。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传播传承过程中,白蛇传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影响。白蛇传的“经典地位”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角逐的结果。可以说,白蛇传的“经典化”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精英文学——“叁位一体”合力建构的结果；是民间话语、主流话语、甚至宗教话语等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渗透的结局；是白蛇传以“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品格采纳各种演绎方式与包容各种书写范式的成果。同时,作为文化原型,白蛇传“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它还没有被定型,它还等待着有创造力的颠覆者,从颠覆《白蛇传》,解构《白蛇传》为传统原型找到新活力”；作为民众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它还有“与民同在”的亲和力,亦然活跃在民众生活当中,继续演变发展、传播传承；作为文化资源,它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品格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与转化,实现其由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于经济效益的生成中实现传说的保护传承。
曾利君[8]2005年在《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在新时期纷涌而来的外国文学中,魔幻现实主义也许要算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最持久的一种。它曾在80年代的中国掀起竞相借鉴的热潮,此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仍不时通过作家的创作文本得到体现。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它给中国当代文学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中国作家笔下的“魔幻”和拉美的“魔幻”有何差异?或者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原有的文化传统中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和意义,进入一个异质的文化语境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作家是如何将拉美的“魔幻”化为一种本土性的表达的?中国作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个体差异性和复杂性表现何在?这些问题,关涉到我们对中、拉两种异质文学各自的民族特性的理解,和对中拉文学交流经验的总结,以及对魔幻现实主义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意义的认识,所以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题,确实需要展开系统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 然而,目前的研究现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从国内学界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来看,长期以来研究者的目光大多放在中国与欧美国家或者亚洲一些国家间的文学影响关系上,而很少关注中国与遥远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虽然中国学者对魔幻现实主义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有一定的了解,也看到了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事实,却未曾及时转移他们的研究视线,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题展开重点研究。 从中国学界的文学研究状况来看,在打破固有的研究格局、打通中外文学的研究方面也还做得不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外国文学的研究彼此分隔、割裂开来的情形。由于学者们的研究多囿于各自的领域和固有的研究格局,以致于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搞外国文学研究尤其是拉美文学研
杨秋[9]2016年在《行走在精英与大众间：苏州福纳电视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第一批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甲种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影视公司,苏州福纳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多年来共创作了38部(约1500集)电视剧,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力。该公司电视剧在主题选取、剧情安排、细节设计以及传播方式上不仅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而且在消费主义影响及大众文化流变趋势等作用下,整体呈现了行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电视剧创作特色。全文努力运用叙事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消费主义理论、快感理论等分别针对苏州福纳公司不同类型电视剧进行深入而独到的分析研究,同时也获得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电视剧创作传播方面的一些相关认识。论文第一章主要阐明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范围、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论文架构,阐述了苏州福纳电视剧与苏州文化及中国电视剧的关系,指出该公司电视剧整体创作一直具有行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特色。其中重点论述明确了“新文人电视剧”和“新神话(系列)剧”的概念,对“南方派影视剧”、“作家电视剧”、“新文人电视剧”、“新人文电视剧”等相关名词进行了必要的辨析。第二章主要论述福纳公司的“新文人剧”从文学精英走向电视大众的改编特征。将福纳电视剧放在江苏尤其是苏州历史文化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考察其在影视剧拍摄、类型开拓、娱乐功能和商业潜力挖掘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地域历史文化传承之间密不可分的渊源。同时,全面梳理江苏当代作家小说作品和福纳电视剧的改编的姻缘,借鉴模式论方法对福纳改编剧和原着小说进行文本比较研究,分析并提炼了福纳改编剧的影像创新手法。第叁章主要论述福纳“新神话(系列)剧”的无厘头风格引发的草根狂欢现象。无论是空前收视率背后的大众文化传播原因,还是文化主管部门和部分理论研究者曾经对“春猪”系列神话剧的无情批判,甚或是福纳系列一部接一部的传播效应,都是主要研究内容及重点关注的问题。作者努力运用后现代主义关于解构、颠覆等理论观点,分析研究了福纳电视剧中最受观众欢迎且产生较大影响和争议的、以《春光灿烂猪八戒》为肇始的“新神话剧”系列作品。第四章的关注重点是福纳古装题材剧对大众快感需求的刺激与满足。论文在对快感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并在探讨电视剧中快感生成、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基础上,分别阐释苏州福纳公司在古代题材剧的创作中通过混搭拼贴等后现代手法,将分析该类题材剧通过将历史故事与戏说形式混搭、江湖功夫与喜剧元素混搭、古装想象与时尚潮流混搭,从而营造出电视剧的奇观化效果和快感体验。第五章重点阐释福纳近现代题材剧在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求口碑与商业双赢的案例。以福纳近期最为重要的电视剧《叶问》为重点,一方面探寻主创人员的民国情怀和英雄戏创作背后的深层文化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探讨福纳电视剧在全力打造年代武打剧升级版方面的努力及成功,同时特别强调苏州福纳公司围绕该剧借船出海提升民营华语电视剧海外影响力的成功经验及营销传播模式。第六章研究福纳当代电视剧的创作传播。分别从心理学视阈分析当代剧的人格塑造变化轨迹,从女性主义视阈分析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影像呈现,从人文主义视阈分析作品中折射出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关照。既关注我国当代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相对不足,又分析福纳电视剧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仍存在明显问题的相关电视剧创作及传播现状。最后的余论,主要就苏州福纳电视剧创作传播与营销管理中的成败得失进行简要总结,在此基础上也适当涉及了当下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的问题。
毕磊菁[10]2014年在《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安忆是一位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作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到今天,她一直在努力地耕耘着,并且成果颇丰。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小说学》课程,她在援引和赞同纳博科夫的“好的小说都是好神话”的观点后,得出自己对小说的认识：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它的价值则在于开拓精神空间,建设精神宫殿。王安忆本人30多年来的创作,也就是她苦心构建起来的“心灵世界”。研究这个“心灵世界”,就必须关注外国文学对她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她的整个文学创作,尤其是几次“转型”的代表作品都浸淫着外国作家作品、外国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将王安忆的作品和对她产生过影响的相关外国作家作品联系起来,从取材立意、叙事方法、情节设置、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对照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她在创作上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影响的渐进过程。和许多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初登文坛的王安忆在创作中主要受到的是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影响。俄苏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之初就侧重接受与借鉴的资源。她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都有着大量模仿和借鉴俄苏作品的痕迹。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是王安忆欣赏和学习的另一榜样。她从奥斯汀身上汲取到了从身边事件出发,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二者在男女爱情的价值观取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典型环境描写则对王安忆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她的作品中对于外部环境的描写,尤其是对城市的勾勒,就有着巴尔扎克的影响的痕迹。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介绍、翻译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热潮中,王安忆的创作也相应地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接受与融合的特点。她创作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小鲍庄》在故事内容上有机地借鉴和模仿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叁恋”系列作品的横空出世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联。西方现代主义“向内转”的倾向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促使她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叔叔的故事》则是王安忆又一“转型”力作。她的作品在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上的转变,都有着西方小说“元叙事”的影子。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王安忆对女性心灵史的描写在她创造的“心灵世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她对女性独特而丰富的个体存在有着自己的理解。她承认女性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其作品中也相应塑造了很多女性的悲剧形象；但又不认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同性之爱”,以及“以身体进行写作”等观点,而是采取一种温和妥协的方式进行创作。《长恨歌》、《富萍》等系列作品的成功体现了她善于在历史进程中刻画各类女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个性不同、命运不同的女性人物的特点,这是一种融合了“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写作。与她笔下出现的女性世界相适应,她的语言风格也有了再次转变,呈现为一种更加女性化、更加看似漫无目的的“女人腔”写法。这和伊瑞格瑞的理论有所契合。我们由此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到她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王安忆在小说创作的多年实践中,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创作理论。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对她的理论文集《心灵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纳博科夫关于经典小说家们创造出了一个个颇具神性的世界的言论,更是直接刺激了她的小说创作观的成型。王安忆学习与借鉴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经验的总结性作品《华丽家族》,更说明了她已经对如何创造“心灵世界”有了自己的主张,她从作品主题、人物类型、叙事手法等诸多方面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外国文学和外国文艺理论对她的一贯滋养。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摆脱周围环境的浸染,无法拒绝外来的影响。王安忆多年来的文学创作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接收外国文学的某种契合度。外来文学资源作为文学传统和文学环境的一部分,为她提供了更开阔的创作视野和创作思维,时代为她提供了大量可资书写的内容,文学本身的发展又为她提供了多种艺术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个成功范例。基于这样的作家作品研究,才能获得一种厚实的基础,最终使我们能比较清晰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打破原先的简单国别文学研究的局限,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 民间的当代价值[D]. 张永艳. 暨南大学. 2003
[2]. 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D]. 张相宽. 山东大学. 2017
[3]. “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D].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4]. 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D]. 张春. 南京大学. 2013
[5]. 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D]. 匡秋爽.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6]. 史家立场 叙述声部 述史方式[D]. 张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7]. 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D]. 高艳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8]. 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D]. 曾利君. 四川大学. 2005
[9]. 行走在精英与大众间：苏州福纳电视剧研究[D]. 杨秋. 苏州大学. 2016
[10]. 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D]. 毕磊菁.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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