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视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对于技术这一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的重要现象，人文主义学者自然要从人的利益出发加以批判与反省。本文就是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这种技术图景所做的一个初步研究，它所试图表明的是，人文主义学者所提供的各种技术批判理论并不是反技术的、拒斥技术的。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具有它的理论向度，它所反抗的是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的根本理趣与假设，如人类中心论、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同时，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也有它的社会合理性，它所关心的是技术与人的关系，人类的未来。因此，作为技术文明的解毒剂，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为我们重新估价技术，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摆正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技术 人文主义 技术哲学 技术批判理论
对技术的反思已愈来愈成为当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很多人视技术为人类的福祉和建立真正平等社会的凭藉，为技术的发展而辩护。另一方面，以“认识你自己”为宗旨的人文主义依然留意人性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潜能，对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和人性戕害，多持一种激烈的批评态度。的确，作为人，我们便不得不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技术。只有从社会、文化和哲学方面等来探讨技术，澄清技术与人的关系，并进而以人文来提升技术，才能使技术得到妥善的发展与运用，为人类创造一个真正幸福的光明前途。因此，从人文主义的视界来观照和反思技术，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一、技术，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意含
在历史上，人文主义一直与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文艺复兴时，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为近代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世纪下半叶现代技术兴起时，有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运动与之相对抗，视新生的机器技术为恶魔，并使“返回自然”风靡了整整一个时代。在19世纪这个被誉为高度发挥的科学时代，有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运动的觉醒，它们重视生命的表现和人的历史性，对当时实证的科学运动进行了不折不挠的斗争。进入本世纪，无论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存在主义思想，还是30、4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两支当代人文主义的劲旅都对现代技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在60、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那么，为什么相伴着现代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人文主义学者总是这样热切地关注技术，并对技术多有指责和批评呢？这是因为技术不只是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技术是负荷着价值的，或者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说，技术是具有其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意含。这一点对于现代技术来说，尤为如此。
现代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它一经产生，就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周围的世界，而且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已不再适应（也许从来就不适应），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现代技术已经愈来愈变成了一个伦理与政治问题。
概括地说，在某些人文主义学者眼中，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伦理与政治问题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现代技术急剧地改变了人类周围的空间，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
2.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和工业结合成一个整体，现代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对技术活动的控制与导向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权责。
3.现代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现象赖以合法化的基础。
4.现代技术造成了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分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之间出现了两元分裂。胡塞尔主张凭借本质的直观从生活世界中找出认识和技术活动的前提，并以此来回答科学技术对人生的意义问题，回答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
5.现代技术造成了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崩溃与断裂。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即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上，它趋向于捕获和控制每一件东西，使世界变得愈来愈依赖于人，而人则愈来愈依赖于其虚无缥渺的意志。因此，现时代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上帝死了，人则无家可归。
从以上几点我们不难理解，人文主义学者既然宣称“我是人，凡是赋予人的一切我莫不具有”，对于这一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与人的关系日趋密切的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的技术，自然要从人的利益出发加以批判与反省。那么，在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二、技术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根源
当人文主义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技术这一社会现象时，他们需要深究的是，技术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现代技术何以能成为现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对于这一问题，人文主义学者的解答与别人不同，他们竭力为技术提供非技术的依据，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去追溯现代技术的根源。
尽管培根、笛卡儿、马基雅维里等一些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就已对现代科学技术与前现代的理论与技术实践作过明显的区分。但自尼采以来，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却开始竭力去寻找现代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前现代的根源。就尼采本人来说，这种根源是双重的，即是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尼采的这种分析基本上代表了人文主义学者对现代技术的根源的根本看法。
同尼采一样，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在他看来，作为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西方形而上学始于柏拉图。正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形而上学不再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亦即不追问存在的本身的真理。相反，它只着眼于存在者，尤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人，以及人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执拗于存在的遗忘之中的形而上学，必然要通过笛卡儿的主客体两元论导致现代技术的勃兴，必然要通过尼采的权力意志导致现代技术的至上的和虚无主义的发展。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在笛卡儿哲学中开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笛卡儿认为，如果人要想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如果人要想做到真正的自主，那么，他就必须找到一个他能作出不容疑的判断的绝对基础。在他看来，这个绝对基础就是“我思”即人的自我意识。通过我思，人获得了自我确定，变成了主体。而主体的这种自我确定又成了测定所有判断是否有效的不可动摇的标准。更进一步，随着人成为主体，整个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图景方式出现，成了一个由数学规律所组成的数学宇宙。实在的东西是可认识的东西，可认识的东西是只有通过数学才能认识的东西。当然，可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控制与操纵的东西。这样，世界上的所有存在者作为客体，都为主体决定并赋予价值。自然成了主体所分析、测量、利用的对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正是这主、客体的并置在客观上导致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兴起。现代人在现代技术世界中所取得的地位就是对笛卡儿哲学中的主体的地位的僭取。
形而上学在笛卡儿那里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它的真正完成者却是尼采。尼采宣称实在只有在它有助于增强人的权力意志时，才是真实的、有效的或是有意义的。因此，在他那里，人已经成为万物的尺度。人的需要是唯一绝对的东西，而所有其它的东西（包括自然和人本身）都被当做材料来满足他的这种需要。没有什么东西是先验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出人的范围之外。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尼采的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本质的完成与终结。不仅如此，尼采哲学也标志着技术的本质的完成与终结。因为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形而上学所体现的精神的外化。在现代，虚无缥缈的权力意志指引着人们从事技术实践。人通过他的权力意志增强和建立了他对世界的统治与支配能力，使他成为所有事物为之旋转的中枢。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人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关于现代技术的宗教起源，最具权威性的论述最早出现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加尔文教的教义是宿命论的。上帝在每一个人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决定了他是否被拯救。尽管从表面上看，这种信仰的逻辑后果将是一个人对命运的完全屈从。但事实上，这种宿命论的教义却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的兴起。这是因为，加尔文教徒们由于不知道他们能否被选择获得拯救，因此总是努力去寻求上帝恩典的征兆与迹象。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他是入选者之一。而且，为了这一目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找出一些确凿的证据。于是，这种被拯救的欲望把加尔文教对待世界的可能是听天由命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世界进行技术改造的极活跃与繁忙的入世或现世态度。
然而，韦伯的真正兴趣在经济史方面。在《中世纪宗教与技术》这一论文集中，美国历史学家怀特对技术的宗教起源作出了真正系统而全面的探讨。他宣称现代技术实践兴起于中世纪，并认为这种现代技术的兴起直接导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至少有如下两个基本的因素是有助于技术进步的。第一个因素源自《创世纪》，指的是基督教把世界视作创造物，把人当做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并与上帝一起统治和支配这一世界的思想。第二个因素源自《出埃及记》，指的是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指向一个确定的未来，一个必须通过其现世活动而为之献身的未来的思想。此外，他还提到了《福音》中关于“化身”与“复活”的教义对技术发展的影响。
三、作为人性表现的技术
什么是技术？对这一问题，人文主义的视角往往不同于技术专家和技术史家按其原理和功能结构来对技术进行严格分析的研究倾向。在其看来，尽管这种分析极为重要，但却没有切入问题的实质；只有从作为技术的创造者的人的人性出发，从技术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技术后果出发，全面分析技术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技术的本质。
斯宾格勒的技术观是建立在“人是掠夺者”这一基本论断的。他认为，技术是作为掠夺者的人的一种策略、一种获得权力的手段。然而，人的权力意志，尤其是对技术的权力意志同时也是他的命运、他的毁灭。同尼采的哲学一样，斯宾格勒的哲学带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对于他来说，乐观主义是愚蠢的。勇敢的人必须直面技术所赋予他的现实、他的毁灭。只有梦呓者才相信有逃避的可能。
加西特，这位早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技术是人努力实现他自己这一超自然规划的活动系统；技术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活动，是人实现其人性的基本手段。无疑，加西特的技术哲学是建立在他关于人是一种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存在的观点之上的。人有一种需要实现他自己这一超自然规划的发明意愿和创造需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产生。由于在不同时期人对自己有不同的规划，所以技术也有一个变迁、进化的过程。加西特将技术的历史区分为三个主要时期：①机会的技术；②工艺的技术；③技术家的技术。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原始技术阶段，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机会来发现技术。在第二阶段，已有一些特定的技术，并通过一些特定的阶级如工匠世代相传，但技术仍然是技艺而不是科学。只有在第三阶段，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技术家的技术才开始出现。在这时，发现技术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已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自我意识。
芒福德无疑是对技术进行人类学分析的典范。对于他来说，现代西方文明对技术与科学的信奉源于“人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基本的判断。反对这种把人当做“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的概念，芒福德认为人是“思想制造者（homo sapiens）”。对于他来说，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都使用技术；要不是被语言符号和文化形式所修正，早期的原始人的技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刚开始，人用他的肉体同大自然抗争。但很快地，人通过他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超额精神能量发展了他最早的原始文化和宗教礼仪。同样，这种超额精神能量也导致了语言的产生。不仅如此，人的技术能力的发展，包括他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具有同样的根源。因此，在狭隘的工具制造或使用意义上的技术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因。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促进语言、符号文化的进化无疑比劈出一大堆手斧重要得多。
因此，芒福德提出了一种生活指向的，而不是工作指向或权力倾向的“生命技术（biotechnics）”概念。对于他来说， 大约五千年前，也就是文字发明之时，这种生活指向的生命技术开始被一种他称之为“单一技术（monotechnics）”的东西所取代。不像生命技术，单一技术通过对物理能量、宇宙和人的剥削来系统地组织工作，以实现其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单一技术是一种高度集中化、权力化的技术。对于芒福德来说，这种单一技术首先出现在他所称之为“巨机器（Megamachine）”的社会组织中。这种巨机器对工作进行系统的组织和分解，是后来一切特定机器的原型。它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和古波斯军队。芒福德认为，单一技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改变了我们有关人的概念：①压抑那些不适应有组织的工作的人性部分；②将人类活动的处所从有机环境和人群纳入巨机器。如果人类需要从这种单一技术解放出来，首先要做的是抛弃那种为单一技术辩护的“人是工具制造或工具的使用的动物”的陈腐概念。在狭义意义上的技术必须放到生活指向的技术——生命技术的背景上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技术重新服务于人类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四、技术与人的未来
无论是对技术根源的追溯，还是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人文主义学者的最终着眼点都是人。可以说，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文主义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
早在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家卢梭就曾对新兴的技术与科学对人类道德与风纪的破坏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这种浪漫主义的批判却往往是激情多于学理的探讨。只是在进入世纪之交后，人文主义学者才开始对技术与人的关系作出审慎的哲学反思。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西方历史的决定性命运，它在现时代的虚无主义发展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最高危险。这倒不是荒谬的技术已经把我们推到了生态毁灭与政治自杀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它将执拗于存在的遗忘中的形而上学推到了顶点。使存在的天命蔽而不现。然而，“那里有危险，那里就有拯救的力量？”。当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这句诗时，他所需要指明的是，陷人于危险的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拯救的力量。因为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一悲剧性的过程，就会去对作为危险的技术进行追问。因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正是在现代虚无主义所导致的人类危机的最后时刻，人类最终走出危机的希望也应运而生。这种希望就蛰伏在我们对技术的本质的追问之中。因为，正是在这种追问之中，我们将发现隐含在技术之中的形而上学假设；而存在也将在这种追问之中呈现自身。海德格尔将这种存在的自我澄明称之为“转折”。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从作为危险的技术中获得拯救的转折，一种从存在的遗忘的中回返到存在的澄明的转折。如果我们需要从现代技术的毁灭性能力中解救出来，这种转折是必须的。但我们却不知道这种突发性的转折将在何时发生，或许我们已处在这种转折所投射的光影之中。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同海德格尔一样，他也表达了一种对技术与人的未来的迫切关注。在他看来，技术是理性工具化的产物；在工具理性所设定的地平面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所实现的正是工具理性的统治功能。在今天，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技术已充满政治意含，它实现着对自然的统治并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
然而，马尔库塞并不是反技术的。在他谈到技术的政治意含时，他所意指的技术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中所成长起来的那种技术。对于他来说，现存的技术是一种统治的技术，它是不可能充当人的解放的基础的。那种能够缔造人的解放的技术必须是一种“新技术”，它将打破植根于现存技术的统治逻辑。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曾对这种新技术作了明确的表述。在他看来，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人道和美学条件下，一种新的技术与科学是可能的。它们将以一种新的形式拥有它自己的“设计（project）”与性质。
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因此，一个“新技术”的概念必然要承担一个“新自然”的概念。这种新的自然观将要求我们不再把自然看做是一个仅仅被操纵的客体，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与人共存于这个世界的伙伴，一个具有自己权利的主体。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指出，不仅人，自然也等待着解放。从统治逻辑中解放出来的技术将是非暴力性的、非毁灭性的，尽管它仍然以支配自然为前提，但这种支配不再是压抑的支配而是自由的支配。它着眼于现实生活的重建，而在重建的生活中，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五、结 语
技术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掩盖其种种缺陷。随着这些缺陷的日益昭彰，对它们的分析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技术整体的怀疑使得人文主义思潮对技术多持一种指责与批评的态度。这种指责与批评的态度的极致便是六、七十年的反文化、反科技运动。然而，尽管技术有种种缺陷，但它的正面价值却是不容否认的。技术是人类的福祉，也是人类建立真正平等社会的凭藉。技术虽然造成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单凭放弃技术所能解决的，而仍有赖于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来解决。如若我们因噎废食，一味地排斥技术，则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先前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决无意义。从以上我们对人文主义学者所提供的各种技术批判理论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到，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具有它的理论向度，它所反抗的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的根本理趣。海德格尔反对的是导致技术虚无主义发展的西方形而上学（人类中心论）。法兰克福学派反对的是西方文化把理性工具化的倾向。芒福德反对的是西方把人视作工具制造和工具使用的动物的概念。
不仅如此，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也有它的社会合理性。它所关心的是技术与人的关系，人类的未来。技术本身诚然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却决不应该也决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此，作为技术文明的解毒剂，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为我们重新估价技术，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摆正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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