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新文学的萌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萌芽论文,文化传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206.5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9162（1999）05－0016－07
论及新文学的渊源，要么远祧明末，被认为是“童心说”、“性灵说”的张扬（注：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3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要么被说成是新文化运动干将努力为之的结果（注：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150 页，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而对距此不到10 年的维新派的作用言而慎之，认识不够，即使有人谈及，也多从文学改良与挽救清政府衰亡之命运方面入手。不仅如此，更少有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革新主张与新文学的形成关系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这一切都影响了对新文学源流、成因及其特质的准确把握和认识。为此，本文立足晚清民初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和对话的历史背景，从文化传播和文化参与的视角来探讨新文学萌芽的要素。新文学的发生，不是20世纪初一帮留学生振臂一呼，于一朝一夕发动起来的，它在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果。晚清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剑与火在刺伤国民自尊的同时点燃了域外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的导火索，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想几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同时成长，势如破竹。这一切都使得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系和坐标。由文化传播而导致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趋势，催生了新文学，并不断支配、影响着其变革的流向，这是20世纪初新文学发生、演变的基本形态。
一、传媒与文学传播通道的变革
曹聚仁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注：曹聚仁《文坛五十年》8页、8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此话一语中的。新文学从萌芽、发生以及之后的演变都是与报刊息息相关的，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也可以说，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所以，为论述文化传播与新文学的关系，首先得廓清这一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
中国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一种传达君臣间消息、官员迁谪信息的政府机关报。但是，近代以来的现代报业却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动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过程伴随着入侵的枪炮带给了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可笔者还是认为传教士在这一点上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人为地缩小、回避其在报刊史上的地位，极不利于对新文学渊源的考察。
1815年8月5日，转道美国历尽周折到达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3年，传教士麦都士与郭力士先在广州，后迁至新加坡出版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曾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称：“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注：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载《国闻周报》1927年4卷5期。）叶继元在《核心期刊概论》中把中国期刊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其中萌芽时期（1815－1890）的期刊大都为外国传教士所办。1860年以前，只有8 种宗教性期刊（这与戈公振文章中提到的数字一致），至1890年，共有127种。 书中还转载了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于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其中提及76种报刊的名称，40种是宗教性质的，36种是世俗性的（注：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尽管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数目无法准确统计，但其在华创办报刊的大致轨迹还是可以清楚看出的，绝非文化侵略一语可以盖过。传教士作为文化人士的互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从宗教传布到自然科学知识、域外时事新闻、经济活动、文化习俗的报道，均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它不但是维新前中国士大夫借以了解域外文化的窗口，而且直接影响了维新变法的发生及又一个办报热潮的来临，尽管它在早期曾受到官方和士大夫的排斥与抵制。
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报纸，滥觞于林则徐。林在广州组织人员根据外国人的报纸编译了《澳门新闻纸》，并摘录汇编《澳门月报》。作为在近代史上有所作为的清廷官员，他已悉知报纸在传递信息、了解世情方面的作用。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产生。1897—1898年两年内，创办的报刊达104家（注：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1896年《时务报》创办至1911年，中国各地创办的报刊（包括海外华文报刊）多达1600多家（注：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神速，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势衰微，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力图救国于危难之中的封建士大夫从传教士及外商办的报纸中窥见了报刊在政治活动中的功用，从反对、敌视进而走向参与报刊的创办，以此传播思想，介绍域外文明，开启民智，实现政治图谋。甲午战败，洋务派的强国梦破灭。亡国灭种的沉痛反思使士大夫们再次对域外文明产生深层关注，而不再把对域外文化的学习限于技术移植，报刊的功用因此得到重新审视。之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报刊当作实现政治图谋的工具加以重视、倡导。柳亚子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波尔克谓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注：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载《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梁启超认为“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维一切文明之母”，他主张“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注：梁启超《本馆第100 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一百期，1901年12月21日。）。视报刊为治国之利器，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报刊的数量看出。清廷也在“庚子事变”后，科举改试“策论”，糅合了“报章体”——一种新兴的报刊文体。这一切都是报刊业蓬勃兴盛的主要原因。其二，传教士与外商所办报刊为维新派、革命派倡导的报刊业勃兴提供了办报经验，甚至说培养了办报人才。“中国近代的报刊大多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先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外文报刊给外国人看，然后是外国人创办中文报刊给中国人看，最后是中国人自己办中文报刊给中国人看。”（注：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此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报刊师法传教士们所办报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维新派倡导变法，深受《万国公报》刊发的李提摩太撰《新政策》、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和《文学兴国策序》、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条议》等文章的影响。1895年维新人士在北京创办的刊物定名为《万国公报》，不但名字与传教士所办报名相同，而且多数文章取材于前者，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变法主张是以域外文明邦国的历史和现状为参照系，这很有见地。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务印书馆，其主持人夏瑞芳幼年入教会学校学习，18岁入教会报馆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捷报》做排字工头，后与妻兄鲍咸恩合资创办商务印书馆。商务大股东沈伯芬为天主教徒，商务内部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教徒，人称“教会派”，他们所受国外报刊的影响可见一斑。186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首次采用外国报纸形式编排，不再采用书本形式。因此，早期的报人多是传教士、外商所办报刊的职员、主笔，后来才独立办报。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学习之前，报刊早就先行一步，其文体的简洁、通俗、立体化就是向外报学习的结果，从而迫使中国传统文体首先在报刊中失去市场。第三，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是使报刊、出版业勃兴的又一主要原因。上海开埠的翌年，传教士麦都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采用机器印刷。据载，书馆拥有一架铁制印刷机，用一头牛拉转机轴，日印四万余张（估计这是夸张说法）（注：参见王韬著《瀛海杂志》卷六。）。1861年11月，英国商人匹克乌得创办《上海新报》，铅字排印，机器印刷，在外观上摆脱了线装书的形式。1897年，《申报》用了华府台单滚筒机，用电气马达拖转，每小时可出一千张，报纸销数大增。1900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在国内采用纸型技术。印刷技术的近代变革和与世界的接轨，既可以降低书刊成本，又可以增快传播速度，促进文化普及。例如一部《通鉴辑览》木刻本，老书坊售价非一、二十元不可，商务的铅印本，用有光纸印刷，售价不过二元几角，因便宜而畅销一时，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受。
不难看出，报刊在晚清民初的勃兴是域外文化强行登陆与传统文化碰撞、对话的结果。它不仅仅体现了对政治变革的参与，而且还表现在与近代出版机构一起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通道，使文学从创作——传播过程——受众，皆与以前发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
晚清以前，文本的创作者主要是士大夫，他们渴望以文学藏之名山、留于后世，带有浓厚的功利性。有的文本创造者就是用文学参政、议政的，如韩愈、白居易等。这种“文以载道”的遗绪可以说直到科举废除才在客观上稍稍得以遏制。真正导致文本创造者从士大夫范围奔突而出的是近代报刊的兴起及出版业印刷术的近代化。新兴的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广设副刊，于是出现主笔与连载作品；专门的文学性期刊问世，职业作家以笔墨为生，从而使文本创作者普泛化为落魄文人、士大夫、新式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物。1892年，韩子云创办的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登载他自己创作的《海上花列传》、《太仙漫稿》。1897年，《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三年后，《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1902年至1916年有57种文艺期刊问世，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随之产生。辛亥革命前一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律》，使职业作家的存在有了保障。众多作者的掐稿费而加入小说创作队伍，使文本制作者成分日益复杂。不仅如此，报刊作为“维新”、“革命”的工具之一，引起社会各层面的关注，一种新兴的报章文体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这是报刊作者与报刊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晶。文本制作者的这一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士报刊，作为教会的宣传品是非卖品，由传教士向社会散发。但19世纪40年代之后，不论传教士还是外商所办的报刊都采用营业方式出售。报刊的商业化使之与读者的需要更加紧密起来，使报刊发展受市场支配而非某一集团的行政干预。1872年创办的《申报》直至1949年5月方才停办，长达77年，不仅是近代历史最久的报纸， 而且是商业性报纸的典型。它作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而诞生，其目的是为了赢利，当然是受市场规律的支配，而市场的一个方面就是各阶层的受众。《申报》创始人安纳斯脱·美查原为茶叶、棉布商人，后转而经营报业。其创办的《申报》在创刊号上便提出：传统的记事文“维其事而荒诞无稽，其文皆典瞻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报刊文章则“求其记叙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弹，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因服务对象的不同，宗旨也必然不同，因此，每张铜钱8文的报纸以其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不久便将获得甚丰的有10年历史的《上海新报》挤垮。一批职业作家主持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更是要以其作品的传奇性、娱乐性、艺术性符合大众化的消费心理而求生存。因此，报刊鲜明的“读者意识”和市场意识决定了报刊迎合公众的平民意识。因此，市场规律像只看不见的手操作、制约、支配着近代报刊、出版事业这一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使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日益紧密，也日益世俗化，而不再局限于某一阶层。从以上的讨论还可以看出，文化传播如此迅速地拓展，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还来自接受对象。传统文化的接受者是士大夫、读书人，与老百姓无缘。而晚清以降，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为数众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以及逐渐形成的市民阶层、准市民阶层不仅分布在都市，而且也延伸到城市周围的城镇，这样一个大众化的受众体对文化传播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据1903—1905年初南京、武汉、杭州等11座城镇的调查，当时这些地方共订购报刊62种，20227份，除《南洋官报》由江宁各级官府分摊外，其余11000余份为民间私人订阅，其中白话报刊14种，订数达12531份，普通市民也加入了订报行列（注：参见章开沅、罗福惠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文化传播的受众已突破了特定阶层而走向了大众，大众的多层次需求又促使文化传播的立体化。此时，在“维新”、“革命”派倡导的文学之外，纯娱乐、趣味性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也因公众需要兴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经久不衰。因为读者的大众化，白话文作为传统文言文的对立面被大力倡导，这一阶段出现白话报刊一百多种就是例证。
到此为止，晚清民初的报刊、出版业的兴盛，在当时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已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现代报刊业的兴起，如果没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作为阵地，很难想象之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会是怎样的情景？这一阶段文化传播的世俗化、大众化、市场化，直接触及的是传统文化及其体制，它反映、张扬的是各种绳索束缚下的人的要求，它参与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使士大夫之外的各阶层都享有接受文化传播的权利并被文化传播所影响，它将文学创作——传播——受众这个原本来自大众后被统治者据为己有的权利还给了大众。所以说，这是域外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次有效的碰撞和对话绝不过分。如果我们不将目光、思维仅局限在“维新变法”的成功、“辛亥革命”的理想是否全面实现；如果我们的民族自尊不是病态、神经质的，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这近百年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的结果，是域外文化与传统文化得以沟通，并且使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长河，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急遽变革的过程，直至新文化运动才达到了一个新的提升。这一次文化大众化的普及性尽管有限，但是毕竟是成功而且卓有成效的，况且这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危机中全方位完成的。
二、文化传播与新知识群体的形成
传教士除了引入域外报刊和出版印刷技术，他们带给晚清中国的还有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这是因为，面对盲目自大的中国士大夫的本位文化心态，传教士为了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不得不用报刊的浅显文字介绍域外文化，并且开办学校培养人才，使他们首先成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这一切旨在打破清朝帝国锁国排外的自尊自大，引入世界文明的宏阔背景使病入骨髓的晚清加快与世界接轨，方便域外文化的流布及市场的开拓。尽管这一举措的实施与枪炮加辱中华是同步的，但却在客观上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和文学创作队伍。他们睁眼看世界，身上汇聚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接触到的先进文化思想，努力变革旧体制，改变民族被异族侵略、凌辱的命运。他们不但成为晚清封建专制的掘墓人，而且也在努力“复兴”民族文化，使日益自强的民族取得与域外民族平等对抗与交流的资格。当然，这一行程才刚刚开始。
晚清民初的这一新知识群体的形成是从文化传播的另一形式——教育的推广而开始的。1859年以前，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主要是贫家子弟为学习谋生资本。时隔7年，教会学校、 书院又增加了24所，不但深入京师及偏远的云、贵、甘、陕等地，并且将招生目标逐渐投向士林子弟、富豪人家，因为他们在社会影响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改造、影响了他们，才能加快这一文化传播的进程，减少干涉和阻挠。“李提摩太任广学会总干事时，便计划将10000名正式候补官员和34000名士子童生作为经常施加影响、 进行系统教育的对象”（注：参见章开沅、罗福惠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足可见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和改造、影响中国的决心之大。到1889年，新教学生已达16863人，1895年增至21353人。1892年，天主教有学校633所，学生10917 人（注：参见《中国基督教会差会手册》326页，1898年第二部分。）。 上海圣约翰学校于1891年正式开设大学课程。
迫于传教士办学的高涨之势，以及外交人才中匮乏懂外语者，晚清官僚层的有识之士才纷纷建议开办学馆，广采西学，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中国共自办学堂25所，在校学生约2000人，主要是适应洋务需要而办的一些水师、武备、造船学校。由于时势和民意，19世纪最后五年，新式学堂有了长足发展，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0所， 其中仅百日维新期间就有106所，学生总数达到1万人。到1916年，不包括四川、贵州、广西省和未经立案的私立学校，全国已有学校121119所。至辛亥革命前，还向美、日及欧洲国家派遣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注：参见章开沅、罗福惠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清楚地认识到晚清民初这一由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潮影响下逐渐成熟，并对近代社会变革及新文学产生给予很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不仅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且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载体。
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传教士早就零零星星地介绍过。1875年6月12日，基督教会在上海的《万国公报》登载了一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云：“其治国之权属之民。”谓民主国，不论君臣、小民应人人平等，因为“均是人也”。这是一篇较早向中国介绍国外民主、自由思想的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各民主国的章程等。但真正注意到民主、自由对于中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并在这一方面有独到见地的是经过系统域外学习的严复等人以及维新、革命派人士。严复早年留学英国，精通英文，翻译《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影响深广。因为他能较深入地考察中外文化，所以才提出：“夫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民主之权。”（注：严复《主客平议》。）因此，“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注：严复《老子评点》。）。梁启超受域外文化浸染较深，主要是因了报刊及翻译的影响，并加之流亡日本的亲身体会。所以，他不仅使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性思想研究走向深化，而且指出了中国国民积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专制（政）体造成国人奴隶性之中最可怕者为“心奴”，如此下去，国无国格，人无人格，国岂不亡乎？对“自由”的理解比严复更进一层，直指“自我”、“个人”。要自由，就必须打碎束缚人性的枷锁，不然，“有专制则无我辈”（注：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梁启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尽管严复、梁启超后来曾出现与此矛盾的言辞，使“自由”学说陷入困境，但这是历史形势所迫的缘故。因为民族危机日重，他们作为智者不得不考虑国家之于民族的重要性，所以试图找出个人自由与国家的中间物。但由于历史局限，他们摇摆于传统与域外文明之间而找不到出路，又不得不将目光从现实转向过去。学贯中西的王国维试图打通中西艺术沟通的渠道，并在此方面作出了不朽的建树，但由于现实的局限，他的思想也不能为世人理解，使他不得不陷入痛苦的思考中。但这一切恰恰是后来的思想先驱者要解决的难题：域外文明与传统文明只有碰撞、激活，才能使民族文化复兴，产生强大的生命力，简单地移植或者想以此文化改造、取代彼文化，都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严复、梁启超由于历史和时势的局限，陷入了两者的矛盾之中是必然的。
晚清的这一自由、民主思潮的矛盾也深深地印在辛亥志士身上，革命者反对传统文化其实是出于颠覆旧政权、旧体制的一种需要，而不是说明他们果真已彻底割断传统。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留学海外或接受新学，接受过域外文明的洗礼，但他们的意识仍深埋在传统的土壤中，这一点就是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了，但国民依然愚弱，复辟帝制者十分猖狂，革命的阵营也出现南辕北辙的分化，根本原因便是文化的局限及制约性。但与此同时，随着辛亥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却有一种文化反思的言论十分引人注目，其基础是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等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尽管他们所占的位置非主流角色，但其激进的锋芒却显示了这一股文化革命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注：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22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
1903年起，陈独秀先后参与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甲寅杂志》等，“开风气，倡革命。”批判传统文化的毒害。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在晚清以降就一直反思传统文化，致力于开启民众、宣传革新的思想活动。此外，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蔡元培和鲁迅。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发动者之一，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主张广纳贤才，使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成为自由、民主思想发芽、成长的土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他的支持、默许有很大关系。蔡氏早年中第，但不为名利所累，追求新知。戊戌政变后，他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监督，提倡“西学”，与传统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其后，于1906年、1913年两次前往欧洲学习，并主持《外交报》、《警钟日报》，宣传新思想，实行文化启蒙。他认为开发民智，不仅要传播现代科学，还要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伦理观念。他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但在传播过程中却用深厚的旧学（国学）根底加以“消化”，使它在深受封建旧伦理浸淫的黄土地上生根结果（注：参见陈原《书和人和我》19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7月第1版。）。 正如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的那样，“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欧化即欧洲文明），向“欧洲文明”撷取精英。留学日本，弃医从文，一心想疗救愚弱国民性的鲁迅是用实绩为新文学奠基的作家，他早在辛亥前的1906年前后，就著《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力倡“摩罗诗人”的反抗一切束缚、冲决罗网的精神，对传统文化提出反思。与此同时，他与周作人合作《域外文学集》，对域外文学表现出了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和域外文明的深刻体悟，鲁迅才立足较高的角度推出代表新文学精神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对国民性给予深刻、冷静的剖析。
尽管这里列举的只是几位可以联结晚清、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发展的轨迹，却有其一致性。他们生于晚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可他们心灵中跃动着追求新知的渴望；他们不但受到来自本土的域外文化传播的影响，而且走出国门接受了域外文明。陈独秀、鲁迅留日，蔡元培两次留学欧洲，他们都深受域外先进文化的洗礼，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域外文化碰撞的张力，不是排斥和消灭异己文化，而是激活一种更生文化的因子。这就是他们深受传统和域外文化的影响，却未在守旧与崇洋之间独尊一种的原因。他们三人都致力于晚清文化启蒙，在革命失败后失落过，经历了沉闷期的反省与新生。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他们倡导下被发动并引向深入，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文化、全面传播域外文明并不是割裂传统，而是以域外文明激活、复兴传统，改变文化的发展走向，使之更有利于文化启蒙和科学、自由、民主的传播，使民族富强。发生在这一文化运动激流中的新文学，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专制对人性的戕害，使文学中有了人的声音，这便是五四——人的文学艰难发生的历程。它付出了文化传播者的无数努力和心血，经历了漫长的实践历程，而不是一种理论和模式的仿效与照搬。它是民族文学在世界先进文化的激活下的一种“复兴”和“再生”。在这一个过程中，日渐壮大的新知识群体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晚清民初的文化传播为新文学萌芽贮备、培养了人才。
三、文学观与文化传播符号的变革
文化传播影响在文学观念、文体方面，主要是翻译热及白话文提倡带来的。1840—1896年发表（出版）的域外小说译作，只有《意拾寓言》、《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听夕闲谈》、《安乐家》、《海国妙喻》（《伊索寓言》）、《百年一觉》（《回头看》）七部。早期文学作品的引入，比起科学、政治类书籍尽管较少，但也有传教士的功劳。其中个别作品曾极大地震动了像梁启超一类维新、革命人士。如《百年一觉》，原名《回头看》，1891年底至1892年4 月由上海《万国公报》连载了其节译本，1894年广学会出版单行本，在士大夫中引起较大反响。从一些著述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明显受其影响。因此可以说，传教士们的翻译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提供了“政治小说”最早的蓝本。1895年6月， 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云：“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变更，终非富强之道。”其文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传播文化的作用，比起1897年严复、夏曾佑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8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不但早，而且可以说在提及小说功用方面有一脉相承之关系。以此为契机，翻译域外文学作品在晚清学术界得到了重视。这一时期风行于国内的外国小说主要包括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等类型，尤以林译小说最受欢迎，时人有诗称赞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902年之后创刊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都宣称“著译参半”，一时翻译小说备受青睐。据粗略统计：1906年至1908年三年的翻译小说共334种， 超过了创作小说许多。翻译热之所以迭起，盖因国人从域外小说中窥出了其改良群治、唤醒国民魂的作用，“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注：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把翻译域外文学当作宣教启蒙的工具，是此间翻译热的一大特点。由于一些翻译者用心操之过急，往往使翻译者在所译作品中加进对时局的大段批判、讥讽，这一点尽管使域外作品进入中国时发生了人为的“变形”，但对传统的文学观冲击较大，扭转了士大夫文人的思维定势。梁启超为“新民”的需要，竭力鼓吹，使小说、戏曲这一被放逐到文坛正统地位之外的文学门类登上文坛，占据了主流地位。仅这一点，他与其他诸公的努力，可谓功绩大矣。
从梁启超等人翻译域外文学改良群治，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介绍西洋小说的现代思想和技巧，翻译水平明显提高，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外文学对照、比较的参照系。这一点对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对域外文化的学习。作为历史的延续，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全面译介域外文学因此有了积极准备，其发展势头比十多年前明显成熟、稳健，更多的是艺术性与新思想方面的输入与借鉴。
除文学观念的变革之外，晚清民初文化传播对新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语言——白话文这一文化传播符号的变革上。
白话文历史悠久，一直存在于民间文学（俗文学）中而跻身于文坛的边缘。从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白话文以市井文学的角色而得以在市井社会流传，但其价值与意义长时期未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只有在晚清民初，由于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作为文化传播媒介之一的报刊业兴起，白话文才逐渐得到文坛接纳、提倡，小说、戏曲从文坛边缘走向中心，逐渐占据一席之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对这一文学实绩的历史考察和勾勒，尽管该书仅写了半部，但其对白话文学的倾心和推崇，可见一斑。作为文化传播的阵地、媒介，报刊文体自晚清日渐从文言走向白话。出于宣传新知识的时代需要，文言已无法承载思想和文化传播的功能，越来越显得不适应形势发展，因此迫切要求变革。所以从报章古文化——古文报章化——新的报章文体（时务文体等），报刊文体日益走向大众化、通俗化，逐渐摆脱文言的束缚。与此同时，报刊文学与前面提到的传统的白话文学结合，加之维新派对小说、戏曲的提倡和推崇，使各种言情、市井小说随着域外小说的翻译、评介，一时得到空前的发展。时人称之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言志、言情小说在晚清民初兴盛，就是这一时代要求使之然。社会的需要代表了读者的心理需求，维新革命、辛亥风云带来人性解放的渴望，不仅体现在对新潮知识的追求，而且体现在情感趣味的满足上。社会的多层次、立体化，需要文学的多层次。白话文学不但乘机登上文坛，而且发展之势锐不可挡，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因此，无论是报章文体还是重新勃起的白话文学，其传播符号都与传统旧文学不同，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文学的语言从文言走向白话。尽管晚清还存在言文分离、文白并峙的弊端，但白话文的重要性已被社会各阶层公认。清末的最后十年，出现过约140 份白话报纸和杂志，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和渊源。有了这一运动的发生，才使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普及和推行。1876年创刊的《民报》称其“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常谈”。1897年创刊的《演义白话报》称“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1906年创刊的《兢业白话报》，其宗旨为“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这些报刊的倾向把白话文兴起的原因说得明明白白，皆是因为文化传播的需要。配合着白话报刊的兴起，白话出版物的大量印行也是不容忽视的。近代中国小学教科书的创始人陈荣衮，在澳门创办蒙学书塾，编白话书刊36种。钱塘人施崇恩主持上海彪蒙书室编印教科书，所编书籍，都有插图。该室1903年出版的《绘图识字易》，包括白话解说和文言解说两部分。1905年，书室又编《绘画蒙学造句实在易》，分十六法，每法都冠以白话解说。在施氏手中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最通俗的白话字典《绘图白话字汇》，以及《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幼学白话句解》。白话教科书之外还有1500种以上白话小说在清末出版。晚清的政治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岭南女士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都是以白话形式出现的。据《大公报》记载，1902年已有白话历史书。
这一阶段，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由此也可以看出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系和观念上的关联。
综上所述，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解放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是决定新文学品质的关键所在。
收稿日期：199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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