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65X(2006)01—0034—06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创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民族纲领政策，开展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随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将散见于众多文献、著作和论文中的有关史料，收集整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拟做一个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介译
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是外国传教士，接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后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这些介绍，开始时是只言片语地提及马恩的名字，介绍他们的生平及其学说，随后是节译马恩著作的某些内容，往后才有全译本问世。从第一次提到马恩的名字，到第一个马恩单行本的发行，先后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时间。
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在报刊上首次出现是1898年的夏天。当时，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委托胡贻谷翻译了英国学者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以《泰西民法志》为题由广学会出版。该书对马恩及其学说做了简单的介绍和评述。就目前资料看，这是在中文书刊上最早出现的有关马恩及其学说的介绍。次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册连载了由李提摩太和他的助手蔡尔康节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著的《社会的进化》，译名为《大同学》，同年又出版了它的单行本，文中多次提到了马恩的名字。
在中国人自己的著述中，最初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他从1902年9月开始对马恩及其学说做过多次零碎的介绍。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提及马克思，“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次年9—10月，他在《新民丛报》第40—43号上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再次提及马克思，“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随后，他在其他文章中又多次介绍了马恩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甚至称誉说马克思开创的“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最美妙之主义。”同一时期，一些留学生、改良派人士也通过翻译日本学者的论著，介绍了马恩及其学说。1901年1月，留日中国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2期，译载了有贺长雄著《近世政治史》的部分内容，文章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使用了“共产党”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中文概念大概由此沿用。① 1903年3月，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较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本译著。书中有“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称誉马克思说，“一代之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马君武。1903年2月15日，他在《译书汇编》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附列了马克思著作目录，计有《共产党宣言》等5本书。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字记载上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朱执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人物。1905年冬季开始，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及马恩及其学说。1906年1月和4月《民报》第2、3号上刊载了他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马尔克Marc(即马克思)”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恩的生平、事业，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概略内容。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他们主办的《建设》、《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为阵地，大量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1919年8月到次年4月《建设》杂志共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共计20余篇(次)，约占同期全部篇(次)数的15％—20％，其影响在当时全国的期刊中是最突出的，甚至为同期的《新青年》杂志所不及。
上述各类人士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不可能自觉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介绍使中国人知道了马恩的名字及其生平，帮助人们接触和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刊物在全国销量较大，影响较广，这就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在中国介译最早，传播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作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文献。
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介译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的。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在介绍《宣言》时，称作它是“一大雄篇”，并摘译了《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无隐蔽其意见与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这段译文与现在的译文相比在文字和内容上有不少的出入，但这是《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1906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宣言》的要点，节译了《宣言》中的十大纲领，还摘译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名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同年6月，《民报》第5号刊载犟斋著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再次摘译了《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并翻译了著名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原译文是，“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同年9月，《民报》第7号发表廖仲恺和梦蝶生的文章，他们二人又分别翻译了上述口号和十大纲领。
1907年12月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多次介绍和摘译了《宣言》。当年12月，《天义报》第13、14卷合刊登载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宣言》英文版序言全文，译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序言》。同年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译载了《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
1919年4月6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介绍”栏目里发表了《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的最后几段译文，约有1千多字，并全文译载了十大纲领，编者在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同年4月开始，北京《晨报》副刊连载陈博贤(署名渊泉)著《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概述了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经历，赞扬了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价值，说《宣言》是“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的著作。同年5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成为当时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专栏除介绍马恩的生平外，还刊载了马恩的部分著作译文。5月5日，副刊译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学者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又节译了《宣言》的第一章。1919年5月、11月，《新青年》第6卷5号、6号连载了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在中国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名论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并节译了《宣言》第一章中的8个自然段、1千多字的内容。当年8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中也节译了《宣言》的十大纲领。同年11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又刊登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李泽彰节译的《宣言》第一章的全文，据许德珩回忆，译者已将《宣言》全文译完，但因限于篇幅计划分期发表，后因故没有继续刊载。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引用了《宣言》第二、三章中的有关论述。上述这些对《宣言》的介绍和节译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还没有问世的情况下，对于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增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知识，有相当的裨益。
1920年3月以后，《宣言》的全译本正式问世。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当年3月成立后，组建了一个翻译室，下设3个翻译组，其中德文组的刘仁静等人曾翻译《宣言》全文，还印过油印本。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发行。当年初，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周刊的约请根据编辑部和陈独秀提供的日文本和英文本开始翻译。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他来到乡村躲在四壁透风的柴棚，点着昏暗的油灯，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苦斗1百多天，终于完成了译作。译稿原准备在《星期评论》周刊上发表，后因它突然停刊，译者把译稿交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设法出版。这件事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视，为此他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牌号叫“又新”的印刷所，这样《宣言》才得以问世。这是《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恩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此书的出版，立即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进青年的热烈欢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初版只印刷1千册很快赠售一空，为满足读者的需求不得不再版，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印刷2次。之后各地争相翻印，不断再版。如平民出版社仅1926年1月到5月就翻印了10次之多。这充分表明了《宣言》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宣言》在中国帮助大批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尤其是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另外，笔者认为，《宣言》全译本的正式出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的重要标志。
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在中国，最早介绍和节译《起源》的是无政府主义者。1908年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上刊登了《女子问题研究》一文，文章把《起源》第二章《家庭》中的几段文字译成中文引用，把《起源》书名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这是笔者所查到的《起源》的最早节译。同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杂志。1908年4月25日，《新世纪》第44期刊登了《国粹之处分》一文，文中提到了《起源》一书，并转述说：“社会党烟改而士(即恩格斯)论家庭、私产、国家三者曰：‘待社会革命之后，此种种者，当置诸博物馆，与古之纺车、青铜斧并陈之’。”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期连载了恽代英摘译的《起源》第二章中关于家庭起源的部分内容，译文的标题是《英哲尔士(即恩格斯)论家庭的起源》。1922年，蔡和森根据《起源》的基本思想，联系实际资料，编写成讲义，在我们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课，以此为基础1924年写成《社会进化史》一书出版，这是一部运用《起源》的基本原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著作。1923年8月，《今日》杂志第3卷第2期刊载熊得山翻译的《起源》的第一章(标题为《历史以前的文化阶段》)、第五、六章(标题为《国家的起源》)和第九章(标题为《未开与文明》)的译文。这是当时《起源》各章节中，节译数量最多的一次。《起源》这本书的全译本、单行本的正式出版，是在1929年6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是杨贤江根据英文本，参照日文本翻译的。另外，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节，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专著，1920年前后，杜畏之把它翻译成中文公开发表。
三、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列宁、斯大林学说的介译和传入时间，与马恩的学说相比要晚一些，但它一经传入就很快被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接受，尤其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直接成了中共制定最低纲领和民族问题最初纲领政策的指导思想。
1919年9月1日，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第1卷第1号刊载了列宁著，金侣琴根据英文本转译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部分译文。这是迄今所见到的列宁著作的最早中译文。1920年9月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杂志改组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后又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了列宁及苏俄领导人的著作。同年11月第8卷第3号上，刊载了列宁在1919年3月19日，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全文(震赢译，译名为《民族自决》)。同年，《新青年》杂志译载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性著作《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在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1921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3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介绍了列宁的学说、长达6页的列宁小传及其主要著作目录，列有列宁著作共19种，包括《国家与革命》，还有翻译为英文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等。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著作，阐明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基本策略。1922年1月，列宁的这部重要著作的部分译文，首次刊载于党的刊物《先驱》半月刊创刊号上，后来1924年12月，由蒋光赤翻译，全文刊载于广州《新青年》季刊第4号上。也是1924年，《新青年》杂志还刊载了蒋光赤翻译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1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刊载了共产国际二大宣言《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的中译文，宣言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强调说，“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后，大量刊载了关于共产国际、列宁学说的文章，其中就有《国家与革命》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中的第一、二两节。1923年10月25日，上海《觉悟》杂志刊载了《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的译文。以后又有多篇节译文发表。如1924年，《觉悟》发表了张太雷翻译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后来，大革命时期，《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得以问世，是上海浦江书店出版的，这是该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1年2月10日，苏俄《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当年3月，斯大林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同年3月31日，瞿秋白写出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第一部分《民族问题》，首次公开登载于当年6月22日北京《晨报》上。《民族问题》，全文6000多字，是对斯大林上述文章和报告的第一次译述。通讯较系统、准确地译述了斯大林阐述的俄共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着重译述了俄共制定的旨在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繁荣的有关新政策，以及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民族理论和纲领。
1922年1—2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张国焘、瞿秋白、邓恩铭等参加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当年夏天，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多数成员陆续回国，他们带回了大会的文件和精神。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出版机构、发行网的成立
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并逐渐成为其主力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心工作之一，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过程中，有以下三点颇引人注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成立。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首先发起组织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上海、天津、济南等地也成立这类研究会。这些研究会成立后，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个人变为集体的行动，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即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团结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定期集中学习和讨论马恩学说，专题研究《共产党宣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等重大问题。研究会还建立了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书舍)，到1922年12月藏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外书籍数百部，包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等有关民族理论经典著作。该会发起时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发展到包括唐山、郑州等地工人在内的二、三百人，可见其吸引力和影响力。
(二)人民出版社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有领导、有系统、有计划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介译到中国来，除了继续办好《共产党》等刊物外，又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这是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由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主持，主要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述，原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他理论书籍9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神圣家族》、《国家与革命》等民族理论著作。但是因为环境的恶劣和条件的限制，没能完成计划，只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15种书。
(三)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行网的建立。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3年11月，成立了党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党的刊物、进步书刊。后来，上海书店还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在长沙、南昌、广州、青岛、重庆、香港等地，以至海参崴、巴黎等海外建立了10多处发行机关或代销处，从而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广布各地的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网。上海书店从成立到1926年遭到封闭的3年间，除印刷发行《向导》等党的刊物、宣传读物外，还出版发行了《共产党宣言》等30多种书籍。这样，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总之，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解，对中共制定民族纲领政策起到了指导作用。
注释：
①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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