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苏联犹太政策的变化(1947—195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苏联论文,冷战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111－09
长期以来，苏联政府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视为反动势力①。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斯科突然一反常态地积极支持以色列建国。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政府在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借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并且扩展到了东欧，1952年的“医生间谍案”更是把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由此可见，斯大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其对国内犹太人的政策之间具有某种互动性。对这种互动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苏联内外政策的复杂性。
对苏联犹太政策研究现状的概括
由于相关档案文献迟迟未能解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苏联犹太政策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很有限的成果也只是建立在一些苏联的官方公开出版物以及移居到西方去的苏联犹太人的回忆录的基础之上②，而这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个人偏见。
近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⑧，俄罗斯和西方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苏联犹太人的论文和专著，其中代表性的有：瓦科斯堡(Ваксберг,А.М)的《斯大林反对犹太人》、鲍尔夏科夫斯基(Борщаговский,А.М)的《血的控诉》、科斯迪尔琴科(Костырченко,Г.В)的《红色法老的囚徒——斯大林的最后十年对苏联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和《斯大林的秘密政策——当局与反犹主义》、布列恩特(Джонатан Брент)和纳乌莫夫(Наумов,В.П)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后案件》等等④。但这些著作往往过于突出表现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斯大林主义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反犹主义传统，斯大林主义中暗含着反犹主义的因素，甚至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等等。
笔者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斯大林也许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他不可能以个人好恶行事。至于斯大林主义中是否暗含着反犹主义的因素，这一点无法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证明。
中国方面对苏联犹太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笔者惟一所能查到的专著是陕西师范大学宋永成的博士论文《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⑤。该文利用了大量已经解密的俄文档案材料。但是宋永成的论文所关注的重点是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⑥，对于二战后苏联政府改变其犹太政策的原因则着墨不多。其他的一些相关论文有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高麦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唐裕生《前苏联反犹政策和犹太移民潮》、刘心华《苏联境内犹太人问题探讨》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论文都较少利用到已经解密的俄文原始史料⑦。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为什么战后斯大林在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笔者试图利用已经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战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历史原因
1947年4月28日，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А.А)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在档案中看不到这封电报的发电人是谁，但是内容很清楚：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犹太民族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空前的灾难……应该准备好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建立一个包含两个民族的二元制国家，第二种方案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如果考虑到第一种方案因为阿犹关系恶化而无法施行，那么就应该考虑第二种方案。⑧
这份电报表明曾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从这一时刻起开始公开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上，支持他们所主张的分割巴勒斯坦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苏联开始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一部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接到莫斯科高层的指示之后，葛罗米柯于1947年5月1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关于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著名演说。
葛罗米柯在演说中首先提到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
随后葛罗米柯详细论述了为什么犹太民族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在谈到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时，葛罗米柯强调了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是现有诸方案中最妥当的⑨。
值得一提的是，葛罗米柯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犹太民族(ев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多次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⑩。所以葛罗米柯的这次演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对葛罗米柯的演说做出了如下评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国领导人(杜鲁门总统除外)谈论有关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话题。这些话，葛罗米柯是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讲的，葛罗米柯讲话的重要性和意外性不在于叙述了犹太人的悲剧和苦难，而在于他对目前犹太人问题做出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苏联代表对我们的认可：犹太人民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11)。
那么苏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呢？
笔者注意到在葛罗米柯收到这份电报的13天之前，也就是1947年4月15日，斯大林与刚参加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l,G.C)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
马歇尔在谈话中着重强调了苏美关系问题，他指出：“尽管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执政理念不同，但是，美国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苏联的任何意思。美国不追求对其他国家的控制，美国想对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免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混乱现象，而一旦出现这种混乱现象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马歇尔同时希望苏美之间能够恢复理解和信任，就像他们在战时那样。如果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中能够取得某些成果，那么这将是他们之间恢复信任的开端，这将有利于今后的和平。斯大林答复说：“马歇尔做得很对，开诚布公和真诚是今后信任和合作的唯一基础。如果条件合适的话，苏联政府希望从美国得到30—6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贷款……或许，今天的会谈可能不会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不应该悲观，下次会谈或许就会取得成果。”(12)
从这次会谈的情况来看，尽管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使得美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可是通过与马歇尔的谈话，斯大林重新看到了与美国继续保持合作的可能性。
从目前已经解密的俄国档案来看，战后初期，斯大林是希望继续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的(13)。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伊万·迈斯基(Майский,И.М.)曾提出，战后苏联恢复经济需要三大支柱：1.西方国家的援助。2.德国的战争赔偿。3.苏联本国的资源(14)。前两者都是要和西方继续保持合作才能够实现的。
犹太人在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犹太人的游说集团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决策。这或许是冷战全面爆发之前斯大林做出支持以色列建国决策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苏联在英美矛盾中(15)选择了支持美国。
战后苏联的重建迫切地需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而此时的大英帝国业已衰落，指望英国人的援助是靠不住的，美国是惟一有实力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西方大国。于是，在与马歇尔进行谈话之后，斯大林很快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了支持犹太人的决断。
但是冷战的全面爆发(16)使得斯大林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的愿望落空了。
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正式提出之后，苏联方面经过短暂的试探和犹豫，终于认清了该计划是美国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一个工具，于是苏联宣布退出马歇尔计划，同时也禁止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不仅如此，在1947年9月，苏联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的协调中心——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斯大林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模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当与西方合作的幻想破灭之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就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进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道路。
此时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倒退，其主要表现有两点：
1.1947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美国将对中东地区实施武器禁运(17)。武器禁运的最大受害者是犹太人，因为阿拉伯国家依然可以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武器。
2.1948年3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Austin,W)向安理会建议：“鉴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我国政府认为应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18)
而苏联政府在此时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犹太人建国。1948年4月9日，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В.М)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汇报了他给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下达的最后指示：苏联代表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捍卫巴以分治计划，反对美国提出的托管方案(19)。
冷战的到来意味着斯大林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的愿望落空了。此时苏联支持以色列显然不是为了和美国继续保持合作。其原因何在？笔者通过对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档案进行解读，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巴勒斯坦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对苏联的重要性。而犹太国以色列，既好像是希腊神话中帕里斯的金苹果一样被抛到了巴勒斯坦，又好像是一个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自其成立以来，中东地区就再无安宁之日。因此，对于苏联来说，与其让美国和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倒不如让这一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之中，而作为中东地区动乱根源的以色列继续存在下去，这显然更符合苏联的利益(20)。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中，欧洲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美国因为支持以色列建国而陷进中东地区这一泥潭，这将大大减轻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军事压力(21)。
总之，笔者认为战后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绝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这一决策完全是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考虑的。但是以色列建国这一事件对苏联国内犹太人的冲击有些让斯大林始料未及。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后果及其影响
战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政策在外交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苏联国内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苏联国内惟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了国内犹太同胞倾诉的主要对象。来自犹太大学生、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发出的信件、电报不断涌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团结报》编辑部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其中有不少信件明显流露出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信件的写信人对苏联犹太公民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不加区分，并且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
例如，公民罗森施泰因(Розенштейн,Н.С)在给“犹委会”的信中写道：
一旦在巴勒斯坦取得胜利，全世界的犹太人将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他们将成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公民。当然，我们苏联犹太人对移居以色列连想都不会去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第二祖国。(22)
耐人寻味的是这封信的作者把苏联当作他的第二祖国，那第一祖国显然是犹太国以色列了。
公民佩雷尔穆特(Перельмутер)表示说：
目前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犹太人已经大大地扬眉吐气，我们已经成了拥有平等权利的民族……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取以色列国独立的斗争，而且也是一场为我们的未来，为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争。(23)
卫国战争参加者、预备役中尉、联共(布)党员、时为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研究生的扎姆斯基(замский,Х.С)在来信中写道：
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领袖们，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如何，都是在从事一个正义的事业并因而受到全民族的尊敬和感谢。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我不能仅仅做一个“喝彩助威者”。现在需要的是干实事、发扬积极主动精神和做出牺牲。对这些事件袖手旁观就是对民族的背叛。积极参与这些事，不仅是每个犹太人的义务，而且也是他们的权利……成为一名犹太军队的士兵是我的梦想。(24)
甚至就连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员们，也感染了这种情绪。伏罗希洛夫(Ворошилов,Г.И)元帅的妻子果尔达·戈尔布曼(Голда Горбман)，一个老资格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在以色列国成立的那天一语惊坏了自己的家人：“今天我们可有自己的祖国了。”(25)
公开表达对新生的犹太人国家具有好感的还有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日娜(Жемчужина,П.С)。她在1948年11月8日与驻莫斯科的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会谈时说：“希望你们健康。如果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好了。”(26)
1948年10月16日，犹太人的新年节日，聚集在莫斯科犹太教堂门前的人们，高兴地接受了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的问候，数万名犹太人参加了这一自发的游行活动。梅厄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教堂前的街道变了样，挤满了人，男女老少，包括红军军官，战士，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抱在父母怀里的婴儿，成千上万，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平时假日只有两千左右犹太人来教堂，今天近五万人等着我们……这些好心、勇敢的犹太人是来和我们在一起，表示我们的亲属关系，并庆祝以色列国的建立的。”(27)
尽管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示好感的游行活动，并没有违背苏联政府的任何官方路线，但是，因为游行没有经过官方批准，因此，当局觉得这成了一种破坏性的活动。
根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Аллилуева,С.И)回忆，斯大林深深地感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在1948年底，斯大林对自己心爱的女儿说：“你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整整感染了上一代人，而现在他们又在感染年轻一代……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为你挑选了第一位丈夫。”(28)
在苏联犹太人看来，战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外交政策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对以色列国的好感了，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在斯大林心目中，苏联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完全是两个概念。
1948年9月15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орин,В.А)在会见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时曾指出：“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都会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会移民以色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犹太人在苏联从未受到歧视和压迫。”(29)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资料，从1945—1955年，仅有500名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30)。而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材料显示，在1948—1955年，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有131名，这其中只有9名犹太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离开苏联的(31)。
苏联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就是限制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官方的说法是苏联不存在反犹主义，也不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因此苏联犹太人没有必要移民巴勒斯坦。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口急剧下降，百废待兴，因此在战后实行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总体上来说，犹太人在苏联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莫斯科希望犹太人能留在国内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服务。
但在以色列建国后，部分苏联犹太人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让苏联政府始料未及，尤其是考虑到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更让斯大林难以容忍。
惊恐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企图与这一切划清界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犹委会”机关报《团结报》反复地强调说，苏联犹太人的祖国是苏联，而不是以色列(32)。但是，这些忠诚的保证已经无济于事了。斯大林已经准备消灭“犹委会”，发动反犹主义运动了。
战后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政府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同时，在其国内掀起了一场反“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其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33)。俄国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Медведев,Ж.И)指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生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几乎是同义词。”(34)就连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承认“反世界主义运动具有公然反犹太主义的性质”(35)。
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层领导和一般党的干部开始将反犹主义当作党的一项正式路线。“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成了“犹太人”的代名词：这意味着，苏联犹太人由于赞同西方犹太人的世界观，所以无法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反犹运动与斯大林周围政治力量平衡的改变相吻合。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Г.М)(36)被降职，贝利亚(Берия,Л.П)(37)被禁止过问一切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而且此时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说莫洛托夫(38)和他周围任用的人都是犹太人(39)。在官方的支持下，不论是政界还是科技文化界，大批犹太人遭到开除或免职的厄运。
在反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之时，身为“犹委会”主席的米霍埃尔斯(Михоэлс,С.М)为了维护犹太人的权益，与费费尔(Фефер,И.С)一起专程拜会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对官方的“反犹政策”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采取措施(40)。但是米霍埃尔斯这种不合时宜的干预明显将自己置于政府的对立面。
经过反复权衡，斯大林决定秘密处死米霍埃尔斯。根据解密的档案材料记载，斯大林授命副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Абакумов,В.С)全权处理此事。1948年1月12日晚，米霍埃尔斯最终死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为制造的一起车祸(41)。
在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不久，1948年3月26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递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查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42)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民族意识觉醒，也不希望犹太人与以色列联系过密。在苏联这样的社会，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同和狂热支持必然会被当局看成对国家的不忠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叛，特别是在以色列倒向西方(43)和美苏冷战的前提下，在二战中与西方犹太人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44)的苏联犹太人势必会被看作是西方的“第五纵队”。斯大林后来曾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45)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因为以色列建国而引发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而“犹委会”与西方的联系密切，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因此，它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查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决定，理由是该委员会已经成为了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同时被查封的还有“犹委会”的报刊出版机构(46)。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几乎所有“犹委会”成员都被逮捕了。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世界主义者斗争”运动，矛头直指犹太人。“苏联政权机关和部门，首先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开始全面地解除‘犹太人’的职务。”(47)
在1952年5月，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开始对1948—1949年期间被逮捕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进行秘密审判，14名囚犯之中有13名被判处死刑(48)。
在1951—1952年期间，斯大林把自己反犹太人的立场，扩展到自己的整个势力范围内。1952年底，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反犹太人的审判。其宗旨是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原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Slánsky,R)和布拉格领导层的其他代表。在进行审判过程中，绝大多数囚犯的犹太人出身这一点，被多次地进行了强调。斯兰斯基被指控犯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11名囚犯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这种逮捕“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和“世界主义分子”的行动，也扩展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49)。
大量犹太人从科研机关、教育机构和工矿业部门中被驱逐出去。反犹运动也波及了军队，这一时期，有63名犹太将军和111名上校被迫退休，到1953年，高级军官中已经没有一名犹太人(50)。
“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案”使反犹运动达到全民性的高潮。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发表了关于逮捕一批“医生破坏者”的消息。这是根据前几天一名女医生季马舒克(Тзмащук,Л.Ф)的揭发而采取的行动。季马舒克揭发说：克里姆林宫有多名著名医生企图用有害的治疗，使病人逐渐死亡的方法来谋害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安全机构逮捕了9名长期为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生，指控他们涉嫌谋害这些领导人。这9个人当中有6个是犹太人。同日，《真理报》发表了《披着教授和医生外衣的卑鄙的间谍和杀人犯》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个恐怖集团是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由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从事卑鄙的间谍活动(51)。“医生间谍案”在全国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排犹运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和医院被赶出，许多科研机构因此而减少了半数以上的工作人员。不少出版社在选题计划中删掉了犹太作者所写的书。甚至连被捕的医生研制出来的药品也遭到了禁止，尽管这些药品早已得到公认。在某些城市和工人村，一些流氓分子还殴打了犹太人(52)。
结语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反犹太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的确，在战后斯大林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以“犹委会”案和“医生间谍案”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笔者认为斯大林的反犹主义，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种族的，更不是制度性的。斯大林的反犹主义纯粹出于其政策的需要。
战后，斯大林之所以选择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政策，具有外交方面的考虑，但是斯大林低估了苏联犹太人生生不息的民族意识。这种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让斯大林始料未及。
随着冷战全面爆发，加之以色列有了倒向西方的苗头，这使得斯大林对苏联犹太人极为不信任，在冷战时代，强化内部，整肃纪律是必然的，于是就有了对犹太人的大清洗，这种清洗是其政策的需要。
从此之后，犹太人问题成了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最尖锐的民族问题。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苏联政府的国家反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也违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最严重的后果是使苏联犹太人产生了一种离心倾向，从而成为了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收稿日期：2011—09—23
注释：
①关于苏联方面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请参阅肖瑜：《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42—45页。
②Robert Conquest,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The Struggle for Stalin's Succession,1945—1960,N.Y.:st.Martin's pres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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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宋永成：《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年。
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成立于二战期间，其主要任务是“动员和使全世界的犹太人群众，积极地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犹委会”成立以后为揭露法西斯意识形态做出了巨大贡献，向世界通报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壮举。它同北美和欧洲犹太人组织的国际交往使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得到了粮食、衣物、药品、外汇等方面相当大的无偿援助。苏联政府也曾对其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
⑦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高麦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唐裕生：《前苏联反犹政策和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刘心华：《苏联境内犹太人问题探讨》，《问题与研究》(台北)1986年第7期。
⑧我们还不能看到这份电报的原件，也无法知晓这封电报的发电人是谁，但是在1947年10月23日季莫菲耶夫(Тимофеев.А)给苏联外交部所起草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份电报的存在，并详细地介绍了该电报的主要内容。法国学者劳伦特·拉克尔(L.Rucker)最先注意到这份文件，但是他对苏联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做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决定并未做出解释。АВП РФ,ф.06,оп.018,оп.9,п.17,д.77,л.25—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c.257;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6,2005,pp.16—17.
⑨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ом,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1947,c.83—8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ом I,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c.215,216,217—218.
⑩参见列宁：《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68页；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1页。
(11)马拜党(Mapai，以色列左翼政党)中央委员会通报节选，1947年5月29日。Document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London:Frank Cass,pp.198—199.
(12)斯大林和马歇尔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谈记录，1947年4月15日。АВП РФ,ф.06,оп.9,п.71,д.1104,л.29—39.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щения,1945—1948,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атерик》,2004,c.224.
(13)迈斯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5,л.1—41,СССР и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Том 1,c.333—360；葛罗米柯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1944年7月14日。АВПРФ,ф.6.оп.6,д.603,п.45,л.15—26.转引自Pechatnov,V.O.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 13,1995.7,p.6；李维诺夫关于《与美国关系》的报告，1945年1月10日。АВПРФ,ф.6.оп.7, д.173,п.17,л.47.转引自Pechatnov,V.O.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p.10.
(14)迈斯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5,л.27—29,
,Г.П.Лауфер,Й.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Л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н,Том 1,22 июня 1941г.—8 мая 1945,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c.315.
(15)美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建国，支持欧洲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而英国人对这两个问题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参见全克林：《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3—100、137—163页。
(16)本文提到的冷战全面爆发的时间采用的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所能接受的观点：即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
(1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7,Near east and Africa,Vol.5,Washington D.C:GPO,1969—1977,pp.1281—1282.
(18)FRUS,1948,Near east and Africa,Vol.5,p.743.
(19)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4月9日。АВП РФ,ф.06,оп.10,п.15,д.160,л.4—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c.290—291.
(20)在苏联高层领导人的范围内，斯大林曾经说过：“以色列将会长久地成为美国身上的‘一根刺’。”参见
Ж.А.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c.99.
(21)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爱波斯坦(Epstein)曾向苏联驻美临时代办查拉普金(Царапкин,С.Г)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研究向巴勒斯坦地区派驻军队的可能性。参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查拉普金和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爱波斯坦的会谈记录，1948年1月26日。АВПРФ,ф.0118,оп.2,п.2,д.11,л.65—7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c.284.
(22)(23)苏联犹太人对建立以色列国的反应的来信综述，1948年6月5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c.296.
(24)苏联犹太人对建立以色列国的反应的来信综述，1948年6月5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c.296—297.
(25)Пламонов,О.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ХХ век.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М:Московитянин,1996,c.264.
(26)(27)［以］果尔达·梅厄著，章仲远、李佩玉译：《梅厄夫人自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39，236页。
(28)Алл
луева,С.И.Двадцать писем к друту,М:1990,C.149.
(29)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2,л.8，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30)Источник, 1,1996,c.154—155.
(31)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1948—195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46.
(32)“犹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48年11月21日。ГА РФ,ф.8114,оп.1,д.1054,л.213—236,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c.305.
(33)［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著，魏小明、陆柏春等译：《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34)罗伊·梅德韦杰夫著，何宏江等译：《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96页。
(35)［苏］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著，刘白岚译：《仅仅一年》，北京：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年，第140页。
(36)马林科夫的女婿是犹太人。
(37)贝利亚具有犹太血统。
(38)莫洛托夫的夫人是犹太人
(39)［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著，魏小明、陆柏春等译：《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41页。
(40)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Boulder:Colorado,1982,p.82.
(41)贝利亚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4月2日。
А.М.Обвиняетсякровь,c.5—8,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c.358.
(42)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48年3月26日。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ФСБ РФ.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c.359—371.
(43)关于战后以色列倒向西方的原因，许多学者都谈到过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以色列和美国关系密切。很多犹太人是由美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在美国表现不俗。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国的犹太富翁可以组成院外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苏联犹太人就不具有这个优势。参见余崇健：《美以“特殊关系”初探》，《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2.以色列吸引外来移民的政策与苏联当时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战后苏联希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犹太人留在国内为苏联的建设服务，因此对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加以种种限制。参见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4年第4期，第36页。
(44)关于苏联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的联系参见宋永成《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第43—47页。
(45)［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李惠生等译：《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9页。
(46)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查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决议，1948年11月20日。РЦХНДНИ,ф.17,оп.162,д.39,л.140,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c.371—372.
(47)Люкс,Л.Еврейский вщ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т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 7,c.50.
(48)Космырченко,Г.В.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го фарао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c.147—150.
(49)Люкс,Л.Евр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 7,c.53.
(50)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NYU Press,1990,p.529,531。
(51)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6—487页。
(52)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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