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移民论文,海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现代经济和高科技发展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的海外移民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他们遍布全世界，其本身既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中国已加入WTO，今后不仅有更多的中国人要走出国门，而且还有大批的外国人要来到中国。因此，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的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本文只就全球化与国际移民的关系、中国海外移民在国际移民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海外移民呈现的民族问题进行讨论。
一、全球化与国际移民
据学者考证，全球化一词是1985年莱维特(Theodre Levitt)首先提出来的，（注：参见江学时：《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经济》，《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4期。）该词很快地在学术界和政界传开。全球化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民主、人权等领域。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自然形成的，是不可抗拒的进程。有关全球化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广泛的讨论。（注：有关全球化的问题，国外学者做了比较广泛的讨论，例如：［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著，文军等译：《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1年版；［法］雅克·阿达著，何竟、周晓幸译：《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中国学者也积极地探讨全球化问题，例如李慎之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李慎之、何家栋著：《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广义上可以溯源到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而在狭义上是指16世纪以来的事情。（注：有人把全球化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他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利实施的网络。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而网络指的是独立的能动者之间有规则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动的接点(nodes)或者权利的地点。”［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8页。）从总体上来讲，学者采取的是广义的历史分期，但是在具体分析中又把狭义的历史分期作为重点。全球化分为前现代（1500年以前）、现代早期（1500—1850年）、现代（1850—1945年）以及当代（1945年以来）四个阶段。（注：参见Stephen Castles,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sation,Conference:Reinventing Society in the New Economy,pp.9-10,University of Toronto,2001。）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集中的全球人口大规模迁移阶段。移民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自16世纪前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到现在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全球化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
自15世纪末以来，世界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有三次：第一次始于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第三次是“二战”后至今。（注：参见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经济全球化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2001年）论文。）第三次国际移民主要有三种类型：持续的殖民地移民、临时性的劳工移民和难民。这些移民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类型通常都会使家庭得到团聚，它成为最大的移民活动。以往20年的移民类型朝着多样化、扩散和内部混合的方向发展。（注：参见Stephen Castles,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sation,Conference:Reinventing Society in the New Economy,pp.9-10,University of Toronto,2001。）“二战”以后，难民在国际移民中所占的比例很大。难民包括受政治迫害、因战争引起或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国际移民。（注：为建立国家而发动的战争以及在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种族冲突，使得非洲四分五裂，出现了大批的难民。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1990年的数字，在非洲大陆有200万难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全世界有1500万—2000万难民，其中近一半在亚洲，这些难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印支战争、区域性革命、国内战争以及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造成的。1989年，360万阿富汗人逃往巴基斯坦，200多万人逃往伊朗。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418—419页。）当代国际移民总的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发端很早，但是，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却肇始于明中叶，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民是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只是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例如，人类学主要讨论移民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人口学主要讨论移民人口的变化，经济学主要解释移民的动因和影响，历史学关注的是如何理解移民的经历，法学讨论法律怎样影响移民，政治学讨论不同国家对移民的控制，社会学主要解释移民社会的构成等。（注：参见Edited by Caroline B.Brettell & James F.Hollifield.Migration Theory: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p.3,New York:Routledge.2000。）有关移民的理论，西方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注：参见Edited by Caroline B.Brettell & James F.Hollifield,Migration Theory: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Edited by Biko Agozino,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Migration Research:Interdisciplinary,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0。）国内学者也积极地参与移民的讨论，葛剑雄等对中国历代移民做了考察，主要研究中国境内的移民；（注：参见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国宏根据“推拉理论”，对中国的海外移民做了探讨；（注：参见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杜1994年版。）杨国桢等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的关系；（注：参见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丘立本提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海外移民；（注：参见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陈孔立根据中国移民的特点，结合世界移民的现象，对移民的定义、移民的动因、移民的类型、移民的特点、移民社会的结构、移民社会的内外关系、移民社会的转型等理论做了详细的介绍；（注：参见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此外，李明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国际移民的理论，从国际移民的动因来看，有推拉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国际移民的延续来看，有网络说、连锁因果说（或称“惯习说”）和移民文化说；从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看，有“熔炉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政策”。（注：参见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以往的学者对移民现象和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移民对移入国社会的影响，较少涉及移民对移出国社会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中国海外移民的研究，很少顾及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地展现的民族问题。中国的海外移民，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续和发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同学科、不同范式的海外移民研究，都不能无视这一历史渊源。笔者曾从事东洋航路移民（即明清移民台湾与移民菲律宾）的研究，比较国内移民与国外移民的异同；（注：参见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近年来，又从事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的研究。笔者深信，要深入地探讨中国海外移民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在全球化过程中，放在国际移民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对中国海外移民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大规模地迁移海外是在明中叶以后，也就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出国累积超过1000万，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而人数也仅占全球国际移民人数的10％左右。”（注：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第2页。）不过，如果把中国的海外移民放在世界国际移民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在时间上比全球性的国际移民要晚。近现代中国的海外移民主要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一区域属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带，中国海外移民则很少。近现代中国两次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只不过是世界性大规模移民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移民数量至少在3500万以上，而战后迄今的华人移民不超过400万，仅占世界移民数的12%。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而从大陆出国者则不会超过200万。（注：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由此可见，中国不是典型的向外移民的国家。“二战”以后，各国的移民政策不同，接受移民的人数也不一样。大体上，北美是华人移民的首选去处，其次是澳大利亚和西欧，再次为东南亚国家，也有少量华人移居拉丁美洲和非洲。”（注：关于非洲的华人移民，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葛公尚：《非洲华人研究的若干问题》，《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通过正常渠道移居海外的人数比较好统计。以中国留学生为例，《中国教育报》报道：“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到2000年底，全球留学生总数达到160多万，其中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国家和地区有108个，中国的38万留学生分布在世界103个国家。在日本和美国，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这两个国家最大的生源国；在英国，中国留学生在3年内增长了近4倍，总数突破了1万人。目前，位居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排名前几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据悉，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层次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为主，其中自费生占绝大多数。据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公派留学的国家，目前每年派出的公派留学人员大约2000人左右。有关人士认为，中国留学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各国看好中国的留学市场，纷纷推出招揽中国学生的优惠政策。此外，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留学派出国》，《中国教育报》2002年2月10日。）
非法移民是相对于合法移民而言的。近10年来，时常看到国内外报刊披露中国非法移民情况的文章，以在英国多佛港发现的非法移民集体死亡事件最为触目惊心。总共60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藏匿在一辆运货卡车里，从比利时的布鲁日港被偷运到英国。由于车厢完全密封，58人在途中被活活闷死，只有两人侥幸存活。这起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也使日益猖獗的人口偷运问题再次暴露于国际社会的聚焦之下。中国究竟有多少非法移民，要准确地估计其数量很不容易。笔者曾访问过福建省沿海地区的河口镇，（注：由于偷渡移民问题比较敏感，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惯例，笔者将该镇取名为河口镇。）该镇为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个著名侨乡，自清末开始，乡民就陆续地移居海外，移居地主要是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镇现有人口约8万人，移居海外的乡民及其后裔约有13万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01年为止，乡民通过各种途径移居海外，其中通过非法途径移居国外的人数约1.5万人。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劳务输出到澳门、香港和新加坡，主要从事建筑业，每年约有1000名，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劳工到期后仍滞留在澳门、香港和新加坡。像河口镇乡民这样以非法移民的方式移居国外，只要不被抓到，就不会被官方统计。
中国的非法移民在国际中的比例怎样？据英国内政部2000年公布的数据，每年约有50万非法移民试图进入欧盟国家，大约有300万至500万“无证移民”住在欧盟国家。在美国，非法移民则高达700万，（注：参见李明欢：《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而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主要是福建长乐的非法移民，其数量约为20万。（注：参见［美］彼得·邝著、王冰等译：《黑着：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5以上，而中国的非法移民在世界非法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如何看待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首先，非法移民是全世界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非法移民占世界非法移民的比例不大。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支持、不鼓励非法移民的活动。其次，非法移民牵涉到移出国与移入国双方，单从一方加以打击和禁止是杜绝不了非法移民的。移入国的移民政策导向比移出国政府对移民的影响更为重要。西方一些国家在对待移民的政策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为了制止非法移民，一再强调当非法移民一旦被发现或抓到，他们必须被遣送回国，雇用非法劳工者将被重罚；另一方面，有关国家却一次次地对已入境的非法移民实施“大赦”，使之从“非法居留、非法打工”转为合法居留、合法打工。（注：参见李明欢：《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这种政策，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而且在东南亚国家也同样存在。例如1975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曾让华人集体入籍。移入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使得非法移民存有希望或幻想，所以他们才会冒险前往。再次，只有当普通老百姓真正认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抛弃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偷渡的社会根基。纵观中国海外华人，不乏巨贾大亨，但是在移居地能够成为大亨的毕竟是少数，回国投资或我们媒体宣传的华侨华人，主要是成功的华侨华人，他们往往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仿佛海外华人大多能发财致富。
中国新移民与老移民相比，有哪些特点？首先，从新移民的移出地看，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大中城市以知识分子和技术移民为主；广东出现有组织的移民，当地有关机构事先对劳工进行培训，然后再组织他们移居国外，广东江门许多人移居国外就是属于有序的、有组织的、合法的移民；非法移民的现象依然存在，福建籍非法移民比较多；浙江温州人主要移居欧洲；广西人主要移居东南亚。可见，新移民的移出地主要还是集中在沿海几个省份。其次，新移民与老移民最大的差异在于老移民主要以做苦力为主，而新移民除了劳工之外，还有留学生（包括公派和自费）、专业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等。此外，还有大量女性新移民，例如目前在柬埔寨，中国劳工有五六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女工。他们主要集中在金边及其周围的180多家大小制衣厂，担任技术工人或管理人员。（注：参见雷柏松等：《中国劳工受骗柬埔寨》，《参考消息》2002年8月29日。）再次，中国新移民的流向除了主要向西方发达国家迁移之外，还向世界其他地方迁移，包括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海外移民的族群问题
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和米勒(Mark J.Miller)指出：“20世纪后半叶的移民在许多国家已经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增强和新族群的形成。”（注：Stephen Castles & Mark J.Miller,The Age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he Modern World,p.212,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8.）当今人口全球性迁移和区域迁移对民族国家的自主和主权意味着什么？人们着力就人口迁移模式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策、制度、分配和结构的影响进行了许多探讨。戴维·赫尔德(D.Held)等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全球化、迁移与民族国家的问题：(1)决策上的影响：边境控制与监督；(2)制度上的影响：国际合作与管制跨越国境的迁移；(3)分配上的影响：就业与繁荣的不同模式；(4)结构上的影响：民族认同和国民身份。（注：［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448—455页。）从中国海外移民的角度来看，其族群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政策对海外移民的影响
国际移民涉及到移出地和移入地两个方面，移出国和移入国制定的移民政策，对国际移民的影响很大。明清时代中国曾实行“海禁”和“迁界”的政策，不仅制约了中国的海洋发展，而且限制了向海外移民。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向海外移民也基本终止，这与中国当时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从移入国来看，1882年，美国通过了一项针对中国人的《排外法令》，限制中国的移民人数。美国不仅在本土限制华人的移入，而且在其殖民地菲律宾（1898—1946年）也实施排华法案，排斥华工，禁止华工入境。美国在菲律宾实施该法案或把本在美国本土实施的排华法案延伸到菲律宾，是从1902年4月29日美国国会正式批准并由美国总统签署排华法案开始的。1943年，美国在菲律宾废除排华法案。根据菲律宾人口统计记录，在美统以前，从1889年至1893年的五年中，入境比出境的华人人数多36,250人。但在美统的前五年，即从1899年至1903年，入境华人人数比离境人数仅多8624人，而且是在前三年（1899—1901年）出现的；在后两年，是离境华人人数超过入境华人人数122人。美国在菲律宾实施排华法案的结果和影响是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菲律宾华人人数的锐减，在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的华人不仅人数少，而且在人口比例中也比较低。二是禁止华人劳工进入菲律宾，导致菲律宾华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相比从商的比例较高。三是美统时期允许菲律宾华人的妻子和子女赴菲，一些闽南人在不能以其他合法身份进入菲律宾的情况下，只好买他人“大字”，充当别人的子女进入菲律宾，因此出现了许多菲律宾华人英文姓氏与华文姓氏不同的现象。（注：参见［菲］吴文焕、王源培编：《纪念排华法一百周年》，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2002年版，第5—6页。）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放宽华人入境条件，接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放宽华人入境条件，华人新移民才能大批地移居上述国家。因此，移出国和移入国的政策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移入国的政策对移民的影响往往大于移出国的政策。
（二）族群关系
华人来到移居地，他们必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活，特别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生活；此外，他们还得与当地民族和不同源流的其他族群接触。例如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们不仅要与当地土著民族接触，而且还要与西方殖民者发生联系。在不同时期，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西方殖民者不同，在殖民者更替之际，华人适应当地社会的难度就更大。在西方列强殖民时代，华人族群与殖民者的关系是属于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华人到达东南亚的时间比西方殖民者还早，移居的人数也比西方殖民者多，倘若华人不在当地的政治、经济事务中起决定作用，至少也应该掌握住自己的命运。然而恰恰相反，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受到西方殖民者的种种限制，甚至惨遭西方殖民者的屠杀和驱逐，他们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华人在菲律宾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六次屠杀和五次驱逐，在六次屠杀中华人死在殖民者屠刀之下者，共达10万人。“二战”以后东南亚掀起反对殖民统治的浪潮，华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族并肩浴血奋战，迎来民族国家的独立，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东姑所说：“没有华人、印度人的支持，马来人无法向英国人争得独立。因此马来人应该感激华人、印度人的合作。”（注：《国会议事录》有关1967年国语法案的辩论，第6213—6214页。转引自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87年，第61页。）可是，当东南亚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后，东南亚民族主义高涨，一些国家对本国的人民采用“土著与非土著”二分法，认为土著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把已经入籍的华人族群和其他外来族群当作“外来移民”，采取种族主义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护土著民族的利益，打压华人族群的发展，并通过修订宪法使之制度化。
中国海外移民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融合是主流，（注：参见曾少聪：《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冲突主要是因为争夺经济与资源而引起。
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也是海外华人族群关系的重要内容。例如，东南亚各国华人族群并非铁板一块，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以及操不同的方言等原因，华人族群内部往往分为若干社群，不同社群之间既冲突又联合。此外，华人新移民的不断增加，构成东南亚华人族群内部一个新的关系。区分华人不同社群的主要标准是来源地和方言，但是，闽粤沿海社群的组织有自己的特点，如海盗集团、海商集团和船队，他们不是按严格的行政区域来划分，而是按港口或海湾来划分；海洋社群与大陆传统农耕社群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分类和组合。因此，探讨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分类，不能仅仅依照中国大陆传统的族群分类标准，而应陆海对视，注意船上社群的分类法则。华人族群内部的不同社群既冲突又联合，不同族群的冲突有的是殖民者一手造成的，有的是因为争夺利益而引起的。在面临其他族群的威胁时，不同的华人社群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在新加坡却是一个例外，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政府推行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和睦相处的政策，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造政策，试图将不同种族和不同社群整合起来，改造成为全新的新加坡人。由于新加坡推行的社会改造政策，原来相对隔离的华人不同社群也逐渐地被整合起来。例如华人使用国语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使用方言的人数逐渐下降。使用方言的人数下降，必将弱化华人社群的认同，有利于华人族群的整合。
（三）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二战”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绝大多数已取得居住国的国籍，他们政治上认同所在国，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至于新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他们中有些人已获得居住国的国籍，有些人还属于中国公民，他们在文化上基本上认同中华文化。中国的海外移民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战”以前，大部分海外华人效忠中国，积极地支持或参加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经济上，海外移民的经济属于移居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移民与中国特别是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战”以前的海外移民，很多人希望能衣锦还乡，所以他们大多把钱汇回中国。“二战”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世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发生对峙。中国的海外移民主要在东南亚、欧洲和北美，这些国家大多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那些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大多数海外移民与中国失去联系，因此他们纷纷加入其居住国的国籍，政治上认同其所在国。笔者曾对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进行考察，认为“二战”后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由于新移民人数的减少，菲律宾华人社会失去认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鲜血液的补充；第二，战后菲律宾政府制定的华人政策，迫使华人认同于菲律宾社会；第三，1978年以前，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状况，客观上促使许多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注：参见曾少聪：《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王秋贵、庄英章、陈中民主编：《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印行，2001年，第587—608页。）
在文化上，海外移民原居住的区域不同，其文化认同也有很大的差别。海外华人文化的根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类学界把文化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属于士大夫的文化，小传统属于庶民文化。按上述划分，老移民的文化传统属于庶民文化，主要来自于移居地的民间文化。新移民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了劳工移民以外，有的是专业技术移民，有的是投资移民，有的是留学生学成之后滞留不归，因此，从总体上看，新移民的文化水平比老移民的文化水平高。此外，源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的新移民，其文化认同也存在地区性的差异，因为移民的文化认同主要来自其出生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文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台、港、澳三地曾受殖民统治，这在文化上势必会留下痕迹。
至于海外移民的文化适应，李亦园从客观环境和时间因素出发，把海外移殖分为弱势客地文化与优势客地文化两种类型，在弱势客地文化里又分为殖民地时代与独立时代两个时期。（注：参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第i—vii页。）对中国海外移民而言，欧美等地的西方国家属于客地优势文化，东南亚国家则属于弱势客地文化。在优势客地文化国家里，虽然当地社会比较民主和宽容，但华人移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更大；而在弱势客地文化的东南亚，华人则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此外，华人的发展道路也有差异，在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成功的华人移民主要在科技界等技术领域；而在东南亚，华人在经济领域游刃自如，在经济方面有较大的建树。同是在弱势客地文化条件下，殖民时期与独立时期移民文化的认同也是不一样的。在殖民时期，殖民者对华人移民的文化比较宽容，华人可以较好地保持和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到南洋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纷纷成立。“二战”以后，东南亚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一些国家推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如印尼曾实行强迫华人同化的政策，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曾限制华文学校的发展，马来西亚至今还把华文中学限制在60所之内，它直接影响到华人移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我们并不反对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包括文化方面，但是融合是一个自然的和长期的过程，是一种发展趋势。有的学者提出政治认同其所在国和文化认同祖籍国可以相形不悖。（注：参见［菲］邵建寅：《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商报：1919—2001创办八十二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马尼拉，《商报》出版，2001年，第106页。）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是它反映了大部分海外移民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事实。
（四）新老移民的关系
中国新移民是相对于老移民而言的。中国大陆关于新移民的概念，比较通行的定义是：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或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者。上述的定义对中国大陆而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基本停滞。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大批公派留学生，还有自费留学生以及其他合法和非法的海外移民。但是，对台湾、香港、澳门的海外移民以及东南亚华人再移民而言，把新移民界定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移居者则不符合事实。台湾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派出大批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学成以后滞留在所在国，成为新移民。“二战”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扶植土著民族，限制和排挤华人的政策，有些国家甚至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许多东南亚华人被迫外逃，移民到西方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回到中国。对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东南亚华人，我们也应该将其列在新移民之列。有的学者把“华人新移民”界定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国移居的华人，他们具有华人血统又认同中华文化”。（注：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351页。）这一定义比较准确。
新移民在移居地不仅要与其他民族接触，而且要与老的华人移民发生联系。在华人社会里，形成了新、老移民的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对于家庭团聚的新移民来说，他们自然会得到家人和亲友的关照。至于投资移民，他们是携着资本到移居地办工厂、开商店等，他们在移民之前大多已在移居地购买了住宅和厂房，由于他们有比较雄厚的资本，所以也容易被当地的华人社会接纳。再说，虽然投资移民以台湾、香港和澳门人为主，然而，台、港、澳的华人先民和东南亚华人的先民大多来自闽、粤两省，例如菲律宾的汉人80%来自福建的闽南地区，他们在当地通常可以找到自己的亲人和宗亲，只要他们需要，很容易就可得到当地华人社团的帮助。至于偷渡移民，他们刚到东南亚国家时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有亲友就投靠亲友，假如没有亲友的，他们通常也在华人社会生活。例如在华人开的工厂、商店打工，或在华文学校教书，或在华文报社、宗亲会打工，先找一份工作糊口，再求发展。这些人通常也会得到华人社会的关照。菲律宾移民局官员和警察经常到华人开设的工厂、报社等单位搜查非法移民，有时非法移民来不及躲藏，就被抓到移民局关押起来。这时老板将会酌情疏通关系，通常在2—3天之后，被关押的非法移民就会被保释出来。
不过，新、老移民的关系并不总是融洽的，他们之间也存在隔阂，甚至冲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新老移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上。老移民由于较早来到国外，相对而言经济条件比较好，有的人则瞧不起刚来的手无分文的新移民，有的华人社团不让一些新移民加入。特别是一些新移民到东南亚后进行非法的贩毒活动，或参与抢劫绑架华人的活动，再加上带有种族歧视的媒体炒作，当地的华人对新移民存有偏见。老移民认为自己是循规蹈矩，勤劳致富，而现在有些新移民想不劳而获，或干些非法的活动暴发，因而鄙视这些新移民，也不让新移民参加宗亲会和同乡会，甚至把他们排斥于华人社会之外。不可否认，新移民中有害群之马，他们损害了新移民和华人的形象。还有一些第二、三代华人华裔，对中国大陆不大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其祖父母留给他们的——中国人贫穷落后，因此他们对华人新移民就带有偏见，甚至抵触的心理，从内心深处就瞧不起从大陆来的新移民。例如菲律宾有个华文报社，它聘请了大陆去的新移民，虽然大陆新移民和当地华人做的工作相同，但是报酬却相差很大。其实，许多新移民与早期的移民一样，他们抱着到菲律宾发财致富的宏愿，只要条件许可，他们也有可能像现在取得成就的华侨华人那样，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当地华人社会也注意到新移民的困境，呼吁道：“我们还应当帮助所有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我们永远不要因为许多新移民不会说英语、菲语、闽南话，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是小商小贩，就歧视他们。我们自己的父母和先祖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怎么能忘记我们自己的祖先移民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华语的文盲，不像现在新移民，他们多能读写华文。我们为什么要陷进菲律宾传媒的种族主义陷阱中，这些传媒总是强调新移民中的坏人或毒贩，而不报道很多人的努力工作和好品质？我们应当帮助贫穷和处境不利的华人。”（注：李天荣：《种族危机；加强菲华社会的历史性挑战》，菲律宾《世界日报》2000年2月15日。）
四、结论
人口迁移是全球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不管是否愿意都会被卷进去。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大批的中国人背井离乡，移居海外，这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移民大多是苦力劳工。当代中国海外移民与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相比，移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以劳工为主，而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劳工移民，二是专业人才的移民，三是投资移民。在劳工移民中，非法移民占有一定的比例。新移民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第一，新移民的流动性比较大，许多新移民先到东欧或东南亚，然后再寻求机会到美国或加拿大；如果他们认为在北美生活得不好，很可能再跑到新加坡等地，寻找更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地方。第二，移民与种族没有多大的联系，在美国及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不会说自已是黄种人，而称自己是华人或中国人，实际上移民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进程中，人口跨国流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口的跨国活动可能淡化民族国家的意识，这一趋势是国际移民的普遍现象，中国的海外移民也不例外。
关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笔者曾指出：中国海外移民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走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注：参见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28页。）中国海外移民之所以走民间自发的移民道路，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海外移民与官方几乎没有联系，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海外移民只能走民间自发的移民道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的海外移民，如明代林风集团移居吕宋（菲律宾）是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他们曾被朝廷当作海寇追捕。由于中国的海外移民与中国的朝廷和政府没有联系，他们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们在国外时常惨遭殖民者或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屠杀和驱逐。又由于中国海外移民以劳工为主，缺少精英阶层，因此他们只能沿袭中国民间文化，特别是闽粤民间的传统文化，按血缘、地缘、秘密会社等组织原则组建华人社会，这就使得华人社会不够团结，影响了华人在移居地社会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华人受歧视的现象也会逐渐得到缓解。
由于舆论的宣传，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渲染，社会上普遍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是海外华人很富有，他们控制了东南亚的经济命脉。其实，海外华人的经济是所在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各国所占的经济比重也没有媒体所渲染的那么高。海外华人能到中国投资、捐款等，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大多数海外华人属于中产阶层，而生活在底层的海外华人往往被忽视，东南亚有许多华人到台湾等地打工，由此可见一斑。第二种是关于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一些非法移民，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如墨西哥等国）相比，我国非法移民的比例不大，如果按中国13亿人口的比例来看就更少，但西方媒体却极力渲染中国的非法移民。其实，非法移民是世界移民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中国所特有。国际上之所以会有非法移民，是因为世界上有非法移民存在的空间，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需要劳工，如果没有需要，就没有非法移民活动的空间。因此，在打击非法移民的时候，应该关注移出国与移入国两个方面，而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移出国，移入国的作用比移出国更为重要。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与国际接轨。今后，不仅有更多的中国人要走出国门，而且还有大批的外国人要到中国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是人口大国，有大批的专业人才和劳工，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一些外国劳工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因此我国有必要制订有效的移民政策，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提高市场急需人才的流动，实现供需双赢，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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