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论文”学科扩散的早期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诺奖论文为例论文

·科学计量·

“革命性论文”学科扩散的早期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诺奖论文为例 *

梁国强1,2侯海燕1 黄 福1孔祥杰2,3胡志刚1

(1. 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所暨WISE实验室 大连 116023;2.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信息、工程与计算学院 伯明顿 47408;3.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 大连 116024)

摘 要: [目的/意义] 革命性论文能够打破某一领域研究现状,促进研究范式的转移。有学者认为革命性论文超出了当前人们的认知范畴,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被认可,并建议基于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科研评价从更长时间窗口考察论文。这有利于对论文的革命性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却不利于追踪研究前沿和及时评价研究人员的工作。[方法/过程] 以诺奖论文为例,对革命性论文学科扩散的早期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采用学科组合系数对1900-2017年生物医学领域的诺奖论文(革命性论文)与非诺奖论文(常规论文)进行比较,分析了两组论文发表后5年内的学科组合系数大小,并从团队规模、参考文献量、参考文献新旧三个方面对该系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70%以上的革命性论文自发表后第2年其学科组合系数高于常规论文,这对追踪研究前沿、制定政府资助政策以及研究人员的评价具有重要启示。团队规模和参考文献量是影响该系数的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诺奖论文;革命性论文;学科扩散;学科交叉;跨学科

0引 言

科学是科学家从事的一种“解谜”活动,其发展离不开研究者利用已有知识、技术、方法和工具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1-5]。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他们主要面临着二种不同的问题解决策略[6]:a.传统型研究策略。选择该策略的科学家在既有研究范式下从事解谜活动,通过提高研究精度和深度来积累知识,促进科学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容易被学术共同体接受,且成果发表后往往在短时间内就获得同行引用。b.创新型研究策略。选择该策略的科学家不拘泥于科研传统,失败的风险较高且成果容易遭受质疑,而一旦发表,往往能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获得同行认可,成功解决困扰科学界多年的问题,开辟科学研究新范式,因此其研究成果最具有革命性。

Determination of seven UV filters in cosmetics by HPLC 5 24

革命性成果代表了人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改变了本学科领域甚至整个科学的发展方向,最大限度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福祉。在学术网络中,革命性成果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论文间的引用关系来追踪[7-9]。诺贝尔奖(下文简称“诺奖”)是科学界的最高奖励,众多学者将诺奖论文视为最具革命性的论文对其引文演化进行了研究[10-12]。Wu等[13]比较了诺奖论文与非诺奖论文的引文模式,认为革命性论文(Disruptive paper)能够打破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将科学家注意力从过去的研究中转移到该论文上来,并采用革命性指数(即革命性论文的直接引文在引用革命性论文参考文献的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论文的革命性。Hu等[14-15]以诺奖论文为例,对革命性成果的引文以及二代引文进行了研究,认为被引次数低估了某些革命性论文的价值,而其二代引文的被引次数则体现了该论文的真正贡献。为了解新知识克服“马太效应”并转变原有研究范式的机制,Mazloumian等[16]对1990-2009年的诺奖论文进行了研究,认为诺奖论文通过引文级联可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最终战胜原有范式,从而促成研究范式的转变。因此,本文借鉴Wu等[13]对革命性论文的界定,认为革命性论文能够打破某一领域研究现状,促进研究范式的转移。

有学者[7, 15, 17]认为革命性论文超出了当前人们的认知范畴,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被认可,获得引文影响力,因此基于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科研评价要避免低估表现出“延迟承认”“睡美人”“科学早熟”等特点革命性论文的贡献,建议从更长时间窗口考察论文的革命性,以降低偏倚,比如论文发表后15年、30年甚至更长,或者从论文发表后引文的引文是否为高被引论文来反映论文的影响力。这些方法有利于更加客观的识别革命性论文,但不利于追踪研究前沿、政府资助政策的制定以及研究人员的评价。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对革命性论文发表早期的学科扩散特征进行分析,设计学科组合系数指标对革命性论文与常规论文发表后5年内的大小进行比较,并初步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的“常规论文”并非质量不高、创新性低的论文,有些论文因高度创新超出同行的理解范畴,或受限于文化、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相对漫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革命性论文则是那些已被人类认识到的重大科学突破。文章首先对知识生产方式、论文影响在学科间的扩散、以及采用诺奖论文作为革命性论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其次,论述了学科组合系数的设计方法,并将其用于革命性论文与常规论文发表早期的比较,从论文团队规模、参考文献量以及参考文献新旧三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对本研究进行讨论与总结。

1文献回顾

a.团队规模对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影响。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依赖于具有不同专业背景、技能和想法的成员间的合作,以促进已有知识创新性的从一个领域引入另一个领域,从而解决本领域面临的问题,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向大课题组提供资助,团队合作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3, 13, 19, 34]。本文的团队规模即论文合作者的数量,不同专业背景团队成员的数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团队可利用的科学知识的多少和该团队潜在创新能力的大小。在本文的四种变化类型中,团队规模是否是两组论文差值在5年内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呢?本部分对不同变化类型的论文对的团队规模进行了研究(图3)。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团队规模的均值在波动、不增不降、持续增加三种类型中高于对照组,而在持续降低的类型中低于对照组(表1),提示团队规模是可能是影响本研究结果的一个因素。

革命性成果并不常见,而一旦出现则能够改变科学研究的方法、实验对象以及结果呈现方式,并传播到其它学科领域[16]。引文网络不仅是论文间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还反映了论文所属学科与其它相邻学科对该论文的反应,众多学者基于引文网络,借鉴创新扩散理论、流行病模型等对革命性成果的传播过程进行了研究[24-27]。Zhai等[20]以Scopus数据库中收录的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论文的施引文献为数据源,分析了该技术自2003-2015年在不同学科领域扩散的过程,发现该技术首先扩散到相邻学科,而后扩散到其它学科领域,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得到补充、完善和发展。Van等[28]认为,学者们往往借助科学出版物来传播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发现,通过引用关系则可以追踪知识的流动,这些知识通常先在本领域内传播,而后逐渐扩散到其它相邻或相近学科。Wang等[17]认为高度创新的成果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会产生影响力,并以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中2001年发表的全部研究型论文作为数据源,认为论文的创新性是其参考文献所属期刊对出现的难易程度(即两本期刊共同“好友”的多少)的总和,对高度创新的论文和其引文影响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基于文献计量学指标对论文影响力的短期评价存在较大偏倚,与此同时还指出高度创新的论文容易被其它学科领域的论文引用,并逐渐扩散到距本学科较远的其它学科领域。

第二阶段(1988年—1991年),徘徊和茫然阶段。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才确定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从此,中国的私营企业才有了合法地位,1989年开始有了登记的记录,全省出现了石宝凤、李麟、苏云安、任怀灿、杨宗祥等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诺奖是根据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于1901年开始颁发的奖项,被学术届普遍认为是所颁奖领域内最权威、最重要的奖项[10, 16, 29]。众多学者将诺奖论文视为颠覆了传统研究范式的论文进行研究。Hu等[14]认为诺奖论文能够对现有知识体系造成深刻的变革,能够引发科学知识在科学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转移,这种变革的影响可以通过不同学科领域对该变革性成果的反应(即引文网络和特征的变化)来衡量。基于此,Hu等对WoS数据库收录的2016年生物医学和化学领域的诺奖论文进行了研究,并采用火花指数(Sparking indices,即间接引文)来衡量被引次较低的论文的革命性。梁国强等[30]认为诺奖论文是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并将它们的影响力分为广度、深度和速度三个方面,采用WoS数据库收录的1901-2017年的高被引诺奖论文作为数据源,对诺奖论文施引文献的学科多样性(影响力广度)进行了衡量,认为65%以上的高影响力论文在发表早期即可影响较多的学科。Heinze[31]认为诺贝尔奖是学术界对重大科研突破的认可,他们以物理学领域扫描隧道显微镜(STM)和巴克明斯特富勒烯(BUF)主题相关的高被引诺奖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引文网络,对诺奖论文如何影响本领域以及其它领域的后续研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类型、不同时间的重大科研突破其网络结构、紧密型、学科交叉性差异非常明显,科学的发展除了会形成新的专业或子领域外,也可表现为学科交叉之处形成小的研究团体。

2指标设计

3.2.2 两组论文发表后第1-5年学科组合系数差值的变化 图2显示,实验组每年约30%的论文学科组合系数小于对照组,为了解其影响因素,本部分依据两组论文第1-5年学科组合系数差值的变化将两组论文对儿的变动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即不增不降、持续降低、持续增加和波动。结果发现,4.11%的论文对该组合系数的差值5年内未发生变化,即不增不降,9.51%的论文对的差值持续降低,52.19%的论文对差值持续增加,剩余34.19%的论文对的差异在发表后5年内有增有减,呈波动趋势。文章同时分析了团队规模、参考文献量、参考文献新旧对该组合系数的影响。

图 1革命性论文早期学科扩散特征及影响因素技术路线图

其中,f ij 是论文j 的施引文献所属学科类别i 在该论文的施引文献中出现的次数;m 是WoS学科分类中的细分学科总量,即256;n 是施引文献论文总量与施引文献i所属学科相同的论文量的比值。 对每篇论文的施引文献,我们提取了它们所发表期刊的学科细分领域分类;当施引文献同时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细分领域时(如i 1,i 2…),我们对每篇论文的施引文献总量与施引文献i 1,i 2…所属学科相同的论文量的比值进行了计算,并取平均值来计算最终的组合系数。

3.2数据分析

3案例分析:以 1901-2017年生物医学领域诺奖论文为例

3.2.1 两组论文学科组合系数的比较 本部分对两组论文学科组合系数的大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组论文发表后第1至5年实验组大于对照组的论文量分别为247篇(63.50%),274篇(70.44%),281篇(72.24%),293篇(75.32%),295篇(75.84%),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小于等于对照组论文的数量逐年减少,其中:小于对照组的论文分别为113篇(29.05%),95篇(24.42%),92篇(23.65%),82篇(21.08%),81篇(20.82%);等于对照组的论文分别为29篇(7.46%),20篇(5.14%),16篇(4.11%),14篇(3.60%),13篇(3.34%),见图2。

对照组则按1∶1配对原则,选择与实验组论文所在期刊、卷、发表年份和主题相同或相近的论文,以消除期刊、主题、发表时间可能对结果产生的潜在影响。例如, 对亨利克·达姆的诺奖论文选取对照时,选择与其获奖论文发表在同年、同期刊、同一卷上的与“Vitamin K”研究主题相关的两篇高被引论文纳入对照组,最终获取了389篇非诺奖论文及发表后5年内的14 955篇施引文献,本文的技术路线见图1。

在土方开挖施工时,施工管理部门要制定好科学有效的计划安排和组织管理,充分利用好施工现场的有利条件,严格控制施工成本、施工进度以及施工安全。很多情况下,基坑土方开挖的面积较大,在开挖过程中不仅要求配合锚杆和土钉的施工进行分步开挖,而且为了增加日出土量,都会选择盆式开挖,也就是每边给锚杆和土钉留有约10m的作业面,中间部分就以每步3~3.5m的速率开挖,其土方开挖允许的偏差如表1所示[3]。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源于WoS数据库,收集生物医学领域1901-2017年诺奖得主发表高被引诺奖论文作为实验组。具体步骤为:依据诺奖委员会提供的214位生物医学领域1900-2017年获奖得主名单、获奖时间以及颁奖词,本研究提取了诺奖得主的姓名、获奖时间、获奖主题,并将诺奖得主在授予诺奖前发表的与获奖主题相关,且被引次数最高的两篇论文纳入实验组。例如:根据诺奖委员会官方网站显示,亨利克·达姆(Henrik Dam)因发现维生素K而获得1943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因此本研究将“Vitamin K” 作为检索主题词,检索Dam H 在1943年以前发表的全部期刊论文中被引次数最高的2篇。但并非全部诺奖得主的论文都和亨利克的一样比较容易的确定检索主题词,例如诺奖委员会官网显示,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因发现人类的ABO血型系统而获得1930年的诺贝尔奖,其获奖主题词并不明确,因此本研究获取了维基百科上提供的关于卡尔的个人信息,将“血液”、“抗原”、“血清”、“血清学”作为卡尔的获奖关键词,检索Landsteiner K在1930年以前发表的全部期刊论文中被引次数最高的两篇。最终,本研究获取了389篇诺奖论文及发表后五年内的67 724篇施引文献,纳入实验组。

依据WoS的学科划分标准,将科学分为艺术与人文(Arts & Humanities), 医学领域(Clinical, Pre-Clinical & Health),工程与技术(Engineering & Technology),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 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六大学科门类,每个学科门类下,包含不同的学科细分领域共256个。学科组合系数的设计原理即增加学术论文施引文献所属学科领域中不常出现的学科之权重。例如,论文A(非诺奖论文)[32]和论文B(诺奖论文)[33]同属医学研究领域,二篇论文发表年份相近,被引次数相近,但论文B的施引文献所涉及的学科波及到了法律、伦理、艺术学等领域,而论文A则只波及到其相同或相近的学科领域,因此法律、伦理、艺术学领域的权重则高于论文A和论文B同时波及到的学科领域,法律、伦理、艺术学领域的权重则由它们出现的频次决定。本文对每篇论文发表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的施引文献所属的学科进行加权,对两组论文历年的学科组合系数进行计算。论文j的学科组合系数(Combination Coefficient)的计算方法如下:

创新拓展了科学的边界,改变了本学科领域甚至整个科学的发展方向[16-17]。当今科学已成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性事业,它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的活动[18-19]。科学家通过不同方式组织利用已有知识来产生新知识,而今天的新知识又会被后来的科学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组织利用,再次产生新知识,从而推动科学发展[5, 20]。正如牛顿所言:“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对已有知识组织利用的过程中,不同科学家解决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同,关于其影响因素Kuhn认为是由科研人员传统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张力决定的,传统性思维是在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循的范式下从事研究工作,在这种范式下,他们容易产生较为丰厚的成果;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开放的、革命性的,传统性思维的发展最终会要求新技术、新方法的产生,从而为创造性思维铺平道路,推动革命的到来[21]。与Kuhn不同,Bourdieu认为科学场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科学家面临着“继承”和“颠覆”的选择,这是由科学家所受教育、科研经验以及他人科研方式影响的,而且即便是选择“继承”的科学家,在其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再创新的过程,通过对原有问题的持续研究,以增强其学术资本。与此同时,科学家还可以担任新职位,来颠覆传统,获得认可[22-23]。基于上述理论,Foster JG等[6]从复杂网络的角度进一步将科学家的研究策略分为跳跃、搭桥、巩固、持续巩固、持续搭桥五种类型,其中前三种类型对应不同的创新程度,后两种类型对应不同的保守程度,并以Medline数据库收录的生物医学领域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该领域科学家的研究策略进行了研究,发现该领域的颠覆性(革命性)创新较少,保守的研究较多。

图 2两组论文学科组合系数的比较

图 3不同变动类型论文对的团队规模

表 1两组论文不同变动类型的团队规模均值比较

c.参考文献新旧对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的发表时间分布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家对新旧知识的利用能力,有研究认为论文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丧失[7, 35], 因此,很多研究者高度关注新发表的论文[36]。本部分对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参考文献时间分布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参考文献时间分布基本一致(图5)。

表 2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篇均参考文献量

图 4不同变化类型论文对的参考文献量

b.参考文献量对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科学发现是一种解谜活动,科学家通过系统的组织现有知识从事研究,而论文间的引用关系则记载了知识的流动。因此,在学术网络中,论文的参考文献记载了科学家组织现有知识对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参考文献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家对现有知识的掌握水平。本部分对不同变化类型的参考文献量进行了研究(图4),发现除类型四-持续降低中实验组的论文参考文献量均值低于对照组外,其它各组的参考文献量均高于对照组(表2)。

甲醇(色谱纯,美国Merk公司);乙腈(质谱纯,美国Merk公司);甲酸(色谱纯,阿拉丁公司)。对照品橙皮苷(纯度:95.3%,批号:110749‐201316,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供含量测定用)。

图 5不同变化类型论文的参考文献时间分布

4讨论与结论

Kuhn[37]认为,绝大多数科学研究属于常规科学的范畴,此时科学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其研究的精度和深度,发展速度较快。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家会面临一些传统科学研究范式所解释不了的问题,即“反常”。当这些“反常”出现频率较高,构成了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威胁时,科学发展的“危机”就会出现,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抛弃原来的范式,转而接受新的范式,科学革命由此产生。科学革命(如日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牛顿经典力学等)对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并为后续的科学发展确立了研究范式。诺奖是科学界的最高奖励,依照诺贝尔的遗愿,该奖励每年只授予本领域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1-3名科学家,尽管每年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获得奖励(部分诺奖级成果并未获得奖励),且奖项不颁发给已去世的科学家,但仍不可否认诺贝尔奖是科学界最权威、最荣耀的奖励,其科研成果改变了整个科学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最具有革命性的。

综上所述,想要做好一个教师,首先就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也就是师德。在与学生培养了基本的感情之后,积极与学生打成一片,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关爱,面对犯错误的学生教师也要做到正确对待。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对学术论文的革命性进行早期识别,有利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及时掌握前沿性成果,让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的推动科学进步,同时,也关系到科研人员职称评定、薪酬设置、福利以及是否获得资助,影响其工作热情[30]。本文将诺奖论文视为革命性论文,在WoS数据库中检索诺奖得主在获奖前所发表的与获奖主题相关的高被引论文作为革命性论文,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按照1∶1配对原则选取与诺奖论文同年发表在相同期刊、卷上且主题相同或相近的高被引论文作为对照,设计了学科组合系数对两组论文在发表后5年内历年的非常规施引文献学科组合进行比较,以早期识别革命性论文。结果发现自论文发表后第二年开始,实验组中70%以上的论文其学科组合系数大于对照组,但仍有近30%的论文该系数值是小于对照组的,为了解其影响因素,本文进一步将两组论文对儿差值的历年变动分为四类:波动、不增不降、持续降低和持续增加。持续降低意味着实验组中论文的学科组合系数在论文发表后5年内与对照组的差异逐年增加,即论文发表早期常规论文的施引文献较革命性论文能够波及到更多的非常规的学科领域。通过对不同类型论文的团队规模、参考文献量和参考文献新旧的研究发现,在持续降低的类型中,实验组论文的篇均团队规模和篇均参考文献量均小于对照组,与其它三种类型不同,而参考文献新旧在四种类型中的差异并不大。因此,本文初步认为团队规模和参考文献量是影响学科组合系数精确性的因素。

本文对进一步理解革命性论文及其早期学科扩散特征进行了初步尝试,因此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首先,不同革命性论文的引文模式不同。本数据集中,一些论文在发表后当年就产生“一鸣惊人”的效果,被同行广泛引用,且在发表后短短几年就就达到了引文的峰值。另外一些论文则在发表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内没有发生引用,而后在某一时间其引文量突然增加,呈现出“延迟承认”或“睡美人”特点,这种不同的引文模式会对学科组合系数产生影响。其次,被引次数的潜在影响。本文学科组合系数是对论文施引文献所属学科进行加权并求和取得的,被引次数高的论文其施引文献所属学科的波及范围可能较大。最后,本文在数据选择时,将“革命性论文”界定为诺奖得主获奖前的高被引论文是建立在莫顿提出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 of citing)基础上的,但论文的被引次数受文献类型、作者名望、团队规模、发表期刊等因素影响,这些高被引论文是否一定是‘革命性论文’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4.中英文的缩写。中英文的缩写是指用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表示该单词,用每个汉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表示该字。例如:

综上,本研究发现70%以上的革命性论文在发表后第二年其施引文献的学科组合系数高于一般论文,这对早期进行科研评价、研究前沿探测具有借鉴意义。团队规模和参考文献量是影响该系数的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Schumpeter J A.Business cycles[M].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39.

[2] Fleming L.Recombinant uncertainty in technological search[J].Management science,2001,47(1): 117-32.

[3] Guimera R,Uzzi B,Spiro J,et al.Team assembly mechanisms determine collaboration network structure and team performance[J].Science,2005,308(5722): 697-702.

[4] Uzzi B,Mukherjee S,Stringer M,et al.Atypical combinations and scientific impact[J].Science,2013,342(6157): 468-472.

[5] Boyack K,Klavans R.Atypical combinations are confounded by disciplinary effects[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Leiden,2014.

[6] Foster J G,Rzhetsky A,Evans J A.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sts' research strateg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5,80(5): 875-908.

[7] Wang D,Song C,Barabási A L.Quantifying long-term scientific impact[J].Science,2013,342(6154): 127-132.

[8] Garfield E.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J].Science,1955,122(3159): 108-111.

[9] Min C,Sun J,Ding Y.Quantifying the evolution of citation cascades[C].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7,54(1): 761-763.

[10] Garfield E,Welljams-dorof A.Of Nobel class:A citation perspective on high impact research authors[J].Theoretical Medicine,1992,13(2): 117-135.

[11] Charlton B G.Sciento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elite 'revolutionary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s by analysis of trends in Nobel prizes 1947-2006[J].Medical Hypotheses,2007,68(5):931-934.

[12] Rodríguez-Navarro A.Measuring research excellence: number of Nobel Prize achievements versus conventional bibliometric indicator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1,67(4): 582-600.

[13] Wu L,Wang D,Evans J A.Large teams have 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mall teams have disrupted it[EB/OL].[2018-10-25].https://arxiv.org/abs/1709.02445

[14] Hu X,Rousseau R.Nobel Prize winners 2016: igniting or sparking foundational publications?[J].Scientometrics,2016,110(2): 1053-1063.

[15] Hu X,Rousseau R.Scientific influence is not always visible:The phenomenon of under-cited influential publications[J].Journal of Informetrics,2016,10(4): 1079-1091.

[16] Mazloumian A,Eom Y H,Helbing D,et al.How citation boosts promote scientific paradigm shifts and nobel prizes[J].PLoS One,2011,6(5): e18975.

[17] Wang J,Veugelers R,Stephan P.Bias against novelty in science:A cautionary tale for users of bibliometric indicators[J].Research policy,2017,46(8): 1416-1436.

[18] Bartholomew G A.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 zoologist's point of view[J].Integrative and Comparative Biology,1982,22(2): 227-235.

[19] Fortunato S,Bergstrom C T,Borner K,et al.Science of science[J].Science,2018,359(6379): eaao0185.

[20] Zhai Y,Ding Y,Wang F.Measuring the diffusion of an innovation:A citation analysi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8,69(3): 368-379.

[21] Kuhn T S.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22] Bourdieu P.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J].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1975,14(6): 19-47.

[23] Bourdieu P.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J].Sociological Forum,1991,6(1): 3-26.

[24] Liu Y,Rousseau R.Towards a representation of diffusion and interaction of scientific ideas: The case of fiber optics communication[J].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2012,48(4): 791-801.

[25] Liu Y,Rousseau R.Knowledge diffusion through publications and citations: a case study using ESI-fields as unit of diffusion[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61(2): 340-351.

[26] Min C,Ding Y,Li J,et al.Innovation or imitation: the diffusion of citation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8,69(10): 1271-1282.

[27] 闵 超,Ding Y,李 江,等.单篇论著的引文扩散[J].情报学报,2018,37(4): 341-50.

[28] Van Leeuwen T,Tijssen R.Interdisciplinary dynamics of modern science:Analysis of cross-disciplinary citation flows[J].Research Evaluation,2000,9(3): 183-187.

[29] Merton R K.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considered[J].Science,1968,159(3810): 56-63.

[30] 梁国强,侯海燕,高 桐,等.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学术论文影响力广度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91-98.

[31] Heinze T,Heidler R,Heiberger R H,et al.New patterns of scientific growth: how research expanded after the invention of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 and the discovery of Buckminsterfulleren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64(4): 829-843.

[32] Subramanian A,Tamayo P,Mootha V K,et al.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a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for interpreting genome-wide expression profile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5,102(43): 15545-15550.

[33] Takahashi K,Tanabe K,Ohnuki M,et al.Indu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adult human fibroblasts by defined factors[J].Cell,2007,131(5): 861-872.

[34] Wuchty S,Jones B F,Uzzi B.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production of knowledge[J].Science,2007,316(5827): 1036-1039.

[35] Merton R K.Singletons and multipl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61,105(5): 470-486.

[36] Mukherjee S,Romero D M,Jones B, et al.The nearly universal link between the age of past knowledge and tomorrow's breakthrough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otspot[J].Science Advances, 2017, 3(4): e1601315.

[37] 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Fourth edition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isruptive Papers :Take Nobel Prize Articles as Example

Liang Guoqiang1,2 Hou Haiyan1 Huang Fu1 Kong Xiangjie2,3 Hu Zhigang1

(1.WISE_Lab,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2.School of Informatics, Computing, and Engineering,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47408;3.School of Softwar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Disruptive papers can disrupt the current research system and prompt the paradigm shift.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disruptive papers have beyond human cognitive ability and need more time to be recognized, thus the time span of current research evaluation should be extended. This is good for a more objective and efficient research evaluation but is hard for research fronts detection and timely outcome evaluation of researchers.[Method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Nobel Prize articles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the earl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isruptive papers at early stage. We proposed a combination coefficient of papers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Nobel Prize winning papers and Nobel snub papers in the field of Physiology or Medicine from 1900 to 2017, and analyzed the combination coefficient of these papers within 5 years after their publication,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influential factors from team-size, reference quantity, and age of reference aspects.[Result /Conclu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coefficient can identify more than 70% of the revolutionary papers in the second year after their publication,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detecting research fronts, government funding policies and evaluating new researchers. Team-size and number of references are two potential influenti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mbination coefficient, which still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Nobel Prize articles;disruptive paper;disciplinary diffusion;multidisciplinary;interdisciplinary

收稿日期: 2019-03-09

修回日期: 2019-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科技前沿监测中的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研究”(编号: 14BTQ030)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梁国强 (ORCID:0000-0002-9669-4048),男,1988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计量学与科技政策;侯海燕 (ORCID: 0000-0002-2790-9973),女,1971年生,教授,研究方向:高科技前沿监测、科学计量学与科技政策; 黄 福 (ORCID: 0000-0002-0985-1042),男,1982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科学计量学;孔祥杰 (ORCID:0000-0003-2698-3319), 男,1983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交通大数据、信息物理系统、移动社交网络等;胡志刚 (ORCID: 0000-0003-1835-4264),男,1984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计量学、科学学等。

通信作者: 胡志刚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09-0142-08

引用格式: 梁国强,侯海燕,黄 福,等.“革命性论文”学科扩散的早期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诺奖论文为例[J].情报杂志,2019,38(9):142-149.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9.022

(责编:王平军;校对:白燕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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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论文”学科扩散的早期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诺奖论文为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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