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观与信息增殖进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生态论文,信息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65(2002)01-0005-05
一、社会进步的信息增殖进化论与生态文明观
如果说20世纪末是信息网络形成的世纪，那么21世纪是生态产业和形成生态文明的世纪。全球化网络经济由于偏离人类生态支持系统的生态安全预警，必将在下世纪初导致全球危机，生态产业是人类生态支持系统的基础产业，生态文明是广义生态位重建的参证框架。认清这一严峻趋势，及早调整教育方向、科技取向、价值取向、文明架构、产业结构、经济运作方式等社会范型，对于21世纪中叶中国能否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本文从自然——社会——经济协同进化的深层机理出发进行论述。
人类社会从生物进化到创造进化再到信息增殖进化的路径如下：自工业文明以来，人们一般用人类对物质的拥有量和对能量的驾驭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进步程度，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用物理观来看世界。每当我们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视角对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综合性透视，却每每被引入误区。迅猛而来的信息社会和一系列生态问题要求我们对自然演化和社会进步寻找一个统一的判据来衡量我们人类的行为是否得当，以及人类目前所谓的真善美行为是否真的具有人与自然协调进化的终极意义。
纵观人与自然进化的历史，横观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生态问题成了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尖锐对立的矛盾焦点，是事关整个人类未来发展道路朝何处走的大问题。日本学者岩佐茂认为，不仅资本主义在21世纪能否存在下去要取决于能否实现环境掠夺型经济体制向环境保全型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其宏伟目标也同样取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计划。目前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都处于摸索阶段。美国学者欧文佩基认为，物质进步的含义为：物质越来越丰富且能以较低的价格生产较多更好的物品，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物质进步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然而近年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低经济增长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这种物质进步已近终结，接替的将是另一种进步景象，那就是人类本身通过神经生物学、基因工程等方式自我转型的过程。我们认为，岩佐茂太强调环境经济的功能，忽视了发展是个硬道理；而欧文佩基又过分强调人类的自身功能，他们都没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但至少他们的观点表明了：(1)尽管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创新，各国政治家和管理阶层都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但全球性的平均增长正在放慢，大部分发达工业国的努力之无效，正说明了这一点；所谓美国的新经济是难以持久的，网络经济所制造的泡沫必将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如不及早预防，其后果不堪设想。(2)经济的高增长与环境容量的冲突是导致物质进步已近终结的主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自由竞争的西方经济将环境代价外部化，若不从改变价值观着手，是难以确立环境保全型经济体制的。因此要为21世纪的人类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仅有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回顾和未来千年展望，是不够的，而应该从人类进化的终极意义进行选择，在这一事关人类存亡的选择中，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价值观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价值观是按如下的逻辑导出的，即宇宙演化规律——生物进化规律——伦理观——价值观——社会经济范型。一旦人类对宇宙进化规律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必将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通过价值观的改变而导致社会经济范型的变革，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无不证明了这一论断。自人类有文明史以来，对宇宙演化规律的认识虽然逐步深化，但没有本质性的突破，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并没有给出宇宙演化的本源性答案。人类存在于宇宙的何处？为何而存在？存在的终极目的在何方？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地球上的生物不仅是太阳系的产物，而且也同样是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产物，这就是世界具有整体关联性的根源。生物何以进化，进化的原动力及进化的终极目标问题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难以回答的难题。但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当时的水平上建构了20世纪以前的伦理框架。进化论的斗犬，19世纪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通过对自然过程（宇宙过程）和人工过程（园艺过程）对立的描述，阐明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生物进化伦理观，它原本由生物学而导出，但却被外延至整个自然社会经济系统，构成了上个世纪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体系，进而形成了以物质进步为目标的社会范型和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以说凡发生于20世纪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一不是由这种价值观所决定的。
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伦理观混淆了非人类智能的本能竞争和人类智能竞争的本质性区别，长此以往，形成了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人与自然之间则缺乏伦理的状况，从而确立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肯定了直接或间接灭绝物种和破坏自然的合理性，成为人与自然冲突的理论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所作的发扬光大，被法西斯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种歧视的伦理基础，对于这一观点，落后的民族、被歧视的民族一致反对，而强霸的压迫阶级及强权派则倍加赞赏，因此这一伦理观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以及在该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生物竞争规范”将世界一次次地推向灾难。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人类互相残杀以及对自然无节制地掠夺，甚至回到比动物还蛮荒的时代，像这样的生物进化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外延至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荒谬早在20世纪初就已为人类注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提出了创造进化论的观点，力图把非人类的本能进化与人类的智能进化结合起来，来解释世界的进化图景。柏格森认为生物界与非生物界、有机界和无机界在进化起点上的同一根源是“原初推动力”即“生命的冲动”，人类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在生生不息的创造进化过程中，时间则意味着形态的创造以及新事物的不断产生。柏格森强调人是自身价值的创造者，生命是没有终极目的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但不是脱离了任何束缚的自由和随心所欲的创造。可见，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中，创造意味着社会进步，创造是价值观的核心。
到了19世纪中叶，进化论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杜布赞斯基、莫诺、迈乐为代表的现代综合进化学派，另一个是以贝塔朗菲为代表的系统进化学派。综合进化学派仍旧在达尔文框架之下，通过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建立了由结构基因、调节基因、启动基因相互作用的操纵子模型，力图在分子水平上证明自然选择的正确性。莫诺认为，人类的价值、伦理规范、道德标准的出现应当从自然选择这一客观规律中去寻找。贝塔朗菲的系统进化论认为现代综合进化论是一种机械理论，虽然自然选择和随机突变在进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全部，以有机体自主进化为动因的有机结构调整也在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开放的原始系统往往具有全能性，随着进化过程，代之的是功能的精确化和固定化，全能性和无限可能性被有限的现实性所替代，与这种特化相对应的是适应环境的能力降低。这里，贝塔朗菲建立了他的以人类为价值核心的人文主义。
本人认为，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进化规律在空间上是由宇宙演化规律所决定的，在时间上是由太阳系在银河中的运动轨道所决定的。地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生物周期性大灭绝，这主要由大冰期造成的。大冰期是由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决定的，两个大冰期之间有一个生态期。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地质史表明了在每个生态期开始会出现生命大爆炸的现象，这不可能是短期进化的结果，正如春天万象更新、百草争荣的原因在于各类种子都等冬去春来一样，只有上一轮生态期将基因信息保留下来，才有可能在下一个生态期开始后，使信息迅速增殖，爆发式地创造出更多适合环境的物种。人类进化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与其生命支持系统协同进化，在最少耗费物质和能量的前提下使信息增殖，并以“量予态”的形式有效地保存于自然界中，以求度过大冰期，待下一生态期到来之后，继续下一轮的进化，这就是世界进化的终极目的，凡是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就是进步，就是生态文明，凡是不利于达到这一目的就是退步，就是生态愚昧。可以说，现存的生物及其社会形态既是对上一轮生态期遗留信息的继承，又是这一轮生态期信息的进化。这种从物质本体向信息本体的转换正是信息增殖进化的结果，现存的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是由自然信息增殖和文化信息增殖协同进化的结果，文化信息增殖虽然反作用于自然信息增殖，但它不能脱离开自然信息增殖而独立进化。自然社会经济各自子系统拥有自身的结构信息，通过在特定价值观体系的导向下互换信息，进而调整各自的结构信息而增殖进化，在增殖进化中又形成了新的价值体系，以该价值体系为核心构造了逐步逼近终极目的的社会信息范型。
二、生态文明是人类21世纪的主导文明
信息增殖进化的目的是确保世界能跨过冰期大灭绝，生态文明是保持世界能够维持信息增殖进化的社会范型。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当代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克服人类本质上自私的生物学天性而采用的一种广义的利他行为范型，这种社会信息范型所要求的利他主义与达尔文生物进化和利己主义的矛盾对抗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从地史尺度上看，这种利他行为往往却是一种深层次上具有终极意义的广义利己行为，现代社会从物质进步向精神进步的转型实质上是社会进步从物质增殖向信息增殖转型的表现。对于世界上任意一个个体而言，增殖的转变是有利于个体基因延续下去的调整适应过程；而对一个社会群体而言，增殖的转变是在特定价值取向下的有利于该社会群体文化基因延续下去的调整适应过程。生态文明是信息时代的范型，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会结构范型，是人类为了可持续发展，在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次选择后进行的第三次选择。全球网络化为全球的资源管理与共享提供了信息手段，同时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力。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它是生态与信息相统一的全球性复合文明模式。人类已走出依靠土地资源的农业文明，又即将走出依靠自然资源的工业文明，现在站在生态文明的门槛上，即将步入依靠自身智慧资源而实现信息增殖的全球生态文明。信息时代的经济特征是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这种知识经济是一种“低耗高效”型经济，它在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同时，单位耗能和耗物都下降，从而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在信息文明深化的同时，生态文明也得以实现。工业文明通过信息文明达到生态文明，信息文明是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管理手段，生态文明则是信息文明的目标范式，因此，实现生态文明要批判地吸收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依靠资源增殖和信息增殖。资源增殖的意义在于建立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信息增殖的意义在于建立生态文明的精神基础和管理体系。资源增殖的途径是发展生态产业和开发替代产品，将传统的公益型化肥农业调整为效益型生态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生态化向工业生态化的转变；此外，还要以三生工程（生产——生活——生态）为行动框架，满足人民的生态需求。信息增殖的途径就是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加强科教兴国的力度，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人文素质和科技素质，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而促进全社会的进步。
文明是文化的显化，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的显化。信息增殖进化论奠定了生态文明观的价值观基础，进化论的革命必然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社会经济的变革，因此，将会出现经济学的革命，甚至会引起人文精神的重建。上世纪初，当赫胥黎所宣扬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名著被严复泽成《天演论》后，被国人广泛传播，进化论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伦理观影响了当时广大民众的价值体系重建，大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反抗精神，对于反帝、反封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受苏联“左倾”的影响，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在中国一直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唯心主义毒草，当创造进化论的“人的价值在于创造”这句名言塑造了普里高津等一大批哲学、科学巨匠时，中国却在为竟然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而懊丧。
可以说，在进化论上，19世纪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世纪，20世纪是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世纪，21世纪将是我们所提出的信息增殖进化论的世纪。信息增殖进化论是对系统科学的超越，形成了系统进化过程中价值观自生成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将信息的意义延伸到人类诞生之前，还延伸到生物界。信息增殖进化对人类社会来说，在于通过意义的再发现来重建对于人类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协调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本人提出以信息增殖进化论为基础建构全球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不仅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意义。全球生态文明观主张建立各司其制度生态位及资源生态位的政治经济格局，在合作与竞争中拓展生态位，力争做到全球资源共享，避免出现强权主义的生态越位现象；文化基因的多样性、生物基因的多样性是世界向生态文明进步的根本保证，因此，世界文化及政治格局也应该是多元共存的全球生态文明新模式，制度生态和区域生态是维持国家安全和地区发展的基本环境。
三、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
当代人类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文明，即以信息文明为中介的信息——生态文明，或简称生态文明，它超越了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确立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传统伦理与生态伦理有根本的区别，塑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即工业文明价值观和生态文明价值观。当人类评价自身的利益和价值高于自然事物时，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当人们主张保护人类利益的同时也保护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利益时，这就由传统的伦理观转向了生态文明观。前者把人的价值标准定为万事万物的尺度，包含着人可以随意支配自然的想法，由此确立的思维模式，不仅规定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思想，而且还提供了肢解整体自然界的机械观和还原主义方法论，这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的工业实践，仅仅200多年时间，就导致了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我们把生态伦理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
狭义的生态伦理放弃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自觉地提出了保护环境的任务，这是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为保留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而建立的道德伦理。这种伦理之所以是狭义的，是因为它把生态问题归结为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利用和改善的问题、规定改造自然活动的生态界限、健全法律制度、在伦理上制定某些禁忌条款和道德规范，是以对人类有利的形式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自然本身。这对于建立生态文明价值观来说只能是一种狭义的生态伦理。
广义的生态伦理，以生态科学原理为依据。认为环境是整个地球生物圈，而不局限于人类生存的那个局部范围。它不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出发，而且是从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保护环境。这种把人类伦理行为的参考框架从人类一个物种的利益和价值转移到千百万物种的利益和价值的生态伦理是广义的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是生态伦理的社会范型，生态文明观则是从整体着眼，看到大自然的深层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方式历久不衰，导向动态平衡。有了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把地球看作是和人类文明分离的。在时代刚过世纪交替和千年过渡的时刻，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已经由严峻的生态危机形势刻不容缓地提了出来。人类迫切需要一种真正的生存智慧——生态智慧，它来源于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基本问题。它由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向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普遍关系扩展而形成。生态哲学给人类提供了一些深刻的生存智慧。人类在从工业文明经信息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一种使生态规律、生态伦理和生态美感有机统一的新的具有全息性价值观。这就是全球生态文明观，它是当代人类所需要的生态智慧，它将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同样用以规范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因为它是社会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对地球上资源配置的观念是检验各种制度合理与否的试金石。人们强烈关注全球环境问题，希望找到一个办法，避免破坏性的竞争。政治家们通过研究全球生态，就能够细致地重新检验政治动机和政策是否合理。
人类要从狭义的生态伦理过渡到广义的生态伦理，必须经过信息文明的中介，完成对生态规律（结构信息）、生态伦理（交换信息）、生态美感（信息范型）的全球性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塑造过程。如果说信息文明的信息增殖必须要有一个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我们将选择阿尔·戈尔的话：“地球濒临失衡；选择在我们手中”。人类必须以生态伦理为价值取向，选择从信息文明到生态文明的道路，才能创造性地实现全球资源可持续性共享。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悲观派提出了增长的极限，乐观派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因素提出了没有极限的增长，从而引导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里约环发会议的热情和东京环发会议的沮丧表明可持续战略难以实施，美国拒签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订书不仅打破了环保界的美好愿望，而且实实在在地体现文明的冲突和分裂，这种难以形成全球文明的根源在于缺乏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继罗马俱乐部之后，上世纪末，出现了布达佩斯俱乐部，强调了发展的人文性，认为人类在经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混乱之后必将进入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就倡导的生态文明社会。从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到布达佩斯俱乐部的观点再到北京生态文明学派的转变历程以及中国人“天体一地、万物同源，生态文明、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无疑已初步验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预想：要解决21世纪世界性难题，将得到中国的思维与智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