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撰者“玄恽”之称非为避唐太宗讳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称论文,太宗论文,法苑珠林论文,撰者论文,玄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苑珠林》是成书于唐初的一部大型佛教类书,该书总括大藏经典、旁摭世间坟籍,历来受到初唐前佛文化和世俗文化研究者的重视。其撰者释道世(596之前—683),俗姓韩,字玄恽①,原籍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人,祖代因官徙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曾与玄奘译佛经,后与释道宣同传律宗。道宣是南山律宗的开创者,在入居西明寺之后,道世与他一起讲经说典,使律学广为流传,为唐初佛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释道世其人,《宋高僧传》卷四称他“生且渥润,渐而聪敏”,“律宗研考,书籍钻寻,特慕上乘融明实性”。② 道世少时生活在由隋入唐时期,其时社会动乱频仍,加之撰者幼年出家,又没有很多著作传世,故其生平可考资料甚少,佛典及相关著述中疑点很多。本文将对道世名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关于道世的称名问题,最原始的材料当推唐释道宣的系列佛典著述。《宋高僧传》称“及为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时道宣律师当涂行律,世且旁敷,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周叔迦《〈诸经要集〉提要》亦谓道世“与释道宣同学于智首律师”③,由此可见道宣与道世关系之紧密④。道宣《大唐内典录》著录道世的作品卷数与《法苑珠林》道世自著相合,其著录当属可信。其中对道世的记载极简略,卷五称:“京师西明寺沙门释玄恽所撰。恽本名道世。律学有声慕重贤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同书亦有“唐西明寺沙门释玄恽《论观记律仪》百三十余卷”⑤ 之语,其称道世均为玄恽。智昇《开元释教录》卷8沿袭宣文,谓“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2亦云“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均将本名放置其后。至《宋高僧传》始谓道世”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故时称玄恽焉”,《佛祖历代通载》卷12袭用此说,称:“恽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讳故以字行。”由于这些典籍的影响,后世学者基本上认同了这种说法: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叙录谓其“本名道世,因避太宗讳,以字玄恽行”;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以为道世“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陈士强《佛典精解》谓“道世,字玄恽。时人为避唐太宗名讳,以字相称”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大唐内典录》的基础上对《宋高僧传》的补充。然而笔者认为,“玄恽”之称来源于释道宣的称呼习惯和后人对前典的承袭,探讨这个问题须从唐宋避讳制度之异入手。
关于释道世是否避太宗讳的问题,清李慈铭曾提出“道世之名何以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⑥ 的疑问。事实上,唐初避讳制度并不严格,一不讳嫌名,二不遍讳。尽管如此,唐代史籍编纂依然有许多讳字,这主要是对南北朝避讳风尚的沿袭。据《颜氏家训·风操篇》“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憀赖焉”。又“刘绦、缓、绥,兄弟并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为照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耳。然凡文与正讳相犯,当可自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⑦ 之说,可知南北朝避讳之盛。李唐建国后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这就使得讳令之宽和风俗之盛同时并存,出现了不同著述中讳例互相抵牾的情况。据陈垣先生考察唐代碑文发现:“贞观四年豳州昭仁寺碑,用世字凡处。贞观五年房彦谦碑,有世字民字,惟书虎贲为武贲。……贞观十六年段志玄碑,文内王世充不避世字。贞观十八年盖文达碑,有‘世子’字。”⑧
以上情况说明,在贞观十八年之前,没有避太宗讳的问题,盖与太宗武德九年(626)的一道诏令有关。《唐会要》载:“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总万几,下令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旨。近代以来,曲为节制,两为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诰。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⑨ 可知唐初讳制系因袭《礼记》。《礼记·曲礼上》曰:“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遍)讳。”唐孔颖达《正义》云:“‘不遍讳’者,谓两字作名,不一一讳之也。孔子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者,案《论语》云‘足则吾能征之矣’。是言征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⑩ 据此则其时“世”、“民”单字出现并不为讳,避“世”、“民”单字的讳例主要出现在太宗之后,如“显庆四年大唐纪功颂,王世充俱作王充”,此为缺字之例;“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此为改字之例;“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卅”,此为缺笔例;“仪凤二年李勣碑,本名世勣,因避讳但名勣。而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未去世字”(11),此为缺字、缺笔共存之例。
宋人周密说:“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胃、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时,改民部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讳’”(12)。陈垣先生亦云:“高宗即位,始避太宗讳”(13),这是符合实际的。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显庆四年(659),避太宗讳例稍多。然据《礼记·曲礼下》孔颖达《正义》云:“世子贵不得同,则与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为名,而君来同之,此是君来同己,不须易也。”(14) 孔颖达(574~684)是唐初人,《礼记正义》完成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其说基本反映了唐初官方对避讳的观点。道世生于隋末,早在唐太宗登基之前其名已定,绝无后来因避太宗讳又更改之理。而且唐显庆五年正月一日有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15) 之前所有文书未讳之字亦不须更改,嫌名亦不避讳。衍此及佛教,则寺庙、经文、佛家著述,僧名讳令之宽自不待言。
有必要说明的是,自魏晋以来沙门是否应用俗礼一直争议颇大,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佛教产生影响,不过这是另一问题。唐代佛教与世俗礼仪的相互影响,以及当时讳制或严或否的阶段性另待他文阐说。从总体上看,唐初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二名不遍讳等多种情况(16),足见唐初避讳制度之宽。回答李慈铭提出的问题,唐初的避讳制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针对李慈铭提出的问题,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说:“唐时译经不避讳,僧名仍避讳。”即以为李慈铭是未见《宋高僧传》中“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一语。唐译经不避讳,此乃深契时代之语,然僧名避讳之说值得商榷。就世俗文献中的讳例来看,有时嫌名亦讳,如唐太宗之讳就有改“世”为“代”或“系”、或省去“世”字、或缺笔,从“世”之字将其改为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 ”、从“民”之字改从“氏”;太子弘讳例将“弘农县”改“恒农”、“弘静县”改“安静”;武后讳例将“诏”改为“制”,“李重照”改名“重润”;玄宗讳例将“隆州”改“阆州”,“大基县”改“河清”等等(17),则知唐时世俗风尚既避帝讳、太子讳,亦避嫌名,如果僧名亦如世俗避讳的话,那么这些嫌名亦在应避之列。然笔者从《大藏经》中摘出唐代近七十个僧名来看,至少有弘忍、弘等犯太子讳(18);肇基犯玄宗正讳(19)。当然,前面已论及唐代避讳制度之宽松,则僧名避讳亦不会十分严格。
称字,既是两人关系的体现,又是时代风气使然,道宣《大唐内典录》中的“玄恽”之称即与其二人关系有关。道宣与道世同在少年出家(前文已述),后又同学于智首律师,同居西明寺助玄奘译经,彼此之间应十分熟悉。古人在相互熟悉的情况下,称字更能表达尊重之情,朋友之间尤为如此。唐李翱在其《答朱载言书》中说:“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平仲(20)。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21)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称字示成人之贵亦不乏其例,如清人王应奎在其《柳南随笔·续笔》卷四中说:“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则贵其所以成人,于是乎命以字之。字之为有可贵焉。《春秋》以书字为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志数十篇,标题概称官阀,惟李元宾、柳子厚、樊绍述称字,以见其人不必以爵位为重,是亦所以贵之也。”(22) 道宣称其字而不呼其名,一方面是表达对其尊重之必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人关系之密切。
从另一角度说,如果道宣有意避太宗“世”字之讳,其《大唐内典录》卷五下“沙门释玄恽”、卷十上“唐西明寺沙门释玄恽”之称也就成了避太宗讳最好的例证,然同书卷一中却有“沙门安清字世高”(23) 之语,直犯太宗之讳。同一部作品,为何于太宗讳或避或否呢?此其一。其二,在道宣的其它作品中也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单看《续高僧传·玄奘传》一文,就出现“世”字十三次,“民”字两次,直犯太宗之讳;另“弘”字二十次犯太子讳;《续高僧传序》中亦出现“世”字四次,“弘”字三次。为什么道宣作品中不避“世”字,惟独在称道世“玄恽”时就避讳了呢?考《续高僧传》中所录之人有至麟德二年者,则知此书最早成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24),而《大唐内典录》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前后相差只有一年,期间并没有诏令云此后不避太宗之讳。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玄恽”之称只能是出于一种称呼习惯而不在避讳之列。
在称名的问题上,道世本人亦不避讳,他在《珠林》卷百《传记篇》中说:“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门释道世字玄恽撰。”(25) 此外,“玄恽”之称非为时人避太宗讳还有另一佐证,即唐陇西李俨的《法苑珠林序》,序说:“属有西明寺大德道世法师,字玄恽,是释门之领袖也。”此外,他在《金刚般若经集注序》中亦称:“时有长安西明寺释道世法师字玄恽。德镜玄流道资素蓄……”(26) 前后称呼基本一致,即首称“道世”,“玄恽”只是一个补充。前书成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而后序则被道宣收入《广弘明集》(按:《广弘明集》录唐玄则《禅林妙记》序两篇,而《禅林妙记》成书于麟德二年,即665年。道宣卒于公元667年,则《广弘明集》当成书于665~667年间)。道宣《大唐内典录》成书于664年(前文已详)。据此则《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成书相差不过二、三年,如道宣避讳之说成立,则与唐初时代政治和讳令制度格格不入,由此则道宣称“玄恽”系其两人之间的一种称呼习惯而非因避讳为之。
除以上关于道世的相关记载外,唐代另有两部作品著录,其一是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其二是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然“《开元录》诸传,实采自皎、宣二家之书,智昇所自撰者无几也”(27)。此说非虚,且看关于道世名讳的记载:
京师西明寺沙门释玄恽所撰。恽本名道世。律学有声慕重贤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
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律学高誉慕重前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西明创居召为大德。显庆年中读一切经。钞诸要事撰成一部。名《诸经要集》。余如《内典录》载。
除后面稍有补充外,智昇基本上是采用道宣的相关材料,而圆照更是照搬智昇之作:
沙门释玄恽。本名道世。律学高誉谟重前良。缀缉为务。兼有钞疏注解众经。西明创居召为大德。显庆年中读一切经。钞诸要事撰成一部。名《诸经要集》。余如《内典录》载。
书籍著录前后相袭,将道世以“玄恽”相称的做法也沿袭了下来,在后人看来,终唐一代似乎都称其“玄恽”而不呼“道世”,这就形成了后人避太宗讳的认识。就现有唐代避“世”之讳的例子来看,主要是采取改字,缺字,或缺笔的方式来完成的,“玄恽”之称如是避太宗讳的话,后世学者该是省略“世”字或缺笔、或另改字,而不是在前面称字之后又署上“本名道世”。凡此种种,除了唐时讳令宽松之外,还说明唐时佛教相关著述并不十分避讳。
唐人并未言“玄恽”是避太宗讳而改称,最先这样提出来的是宋代的赞宁,他在《宋高僧传·道世传》中称其“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故时称玄恽焉”(28)。尽管如此,他并不否认李俨等以“道世”相称的个别性,只不过“玄恽”之称更多而已。然而后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佛祖历代通载》称其“以避太宗偏讳,故以字行”(29),俨然“道世”之称没有个例。此后《法苑珠林校注》叙录称其“因避太宗讳,以字玄恽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三说其“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全唐文》称“道世字元恽,避太宗偏讳,以字行”(30),“道世,字玄恽。时人为避唐太宗名讳,以字相称”(31) 等等,无一例外地都否认了唐时首称“道世”的情况,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宋高僧传》的误读和对其权威的盲信。
赞宁《宋高僧传》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据陈垣先生称“宋人避讳之例最严”,时人洪迈亦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32) 另《宋史》亦云:“嘉定十三年十月,司农寺丞岳珂言:‘考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着令不许并用。’既而礼、寺讨论:‘所有钦宗、孝宗旧讳,若二字连用,并合回避。’”(33) 又有因避讳改音之多而窜乱文义者,致使“宋人苦于避讳之苛例,欲为改读之法,以救改字之失……乃至曲解汉法以护其说”(34),此乃宋人避讳苛刻之弊。
避嫌名讳是宋代讳令严格的另一个方面,据《日知录》载:“《礼部韵略》凡与庙讳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讳匡允,十:阳部,去五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晋切,十一字皆不收。它皆仿此。朱子《周易本义》姤卦下以故为姤,作故为遇,避高宗嫌名也。”(35)
此外,宋代避讳以字相代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如《宋史·王子融传》说:“(融)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请以字为名。”(36) 另《宋史·艺文志》职官类有《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蔡元道本名惇,避讳称其字。同书别集类有《司空文明集》一卷,司空文明本名曙,亦避讳举其字。包幼正本名佶,避徽宗讳称字。李泰伯本名觏,避高宗讳亦称字。称字避讳之风不仅贯穿有宋一代,而且也影响到后世。如《元史·程钜夫传》说:“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37) 据赵翼考证,元帝后皆不讳名,元制不全用御名亦不须避讳,他说:“元代帝后生前皆无徽称,臣下得直呼其名,盖国俗淳朴,无中国繁文也。”(38) 而程钜夫生于宋代,入元后犹受宋世遗风影响。再如《新唐书·刘知几传》:“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39)《新唐书》系宋人所编,以为彼是唐人避嫌名讳而改,殊不知事实上唐人对此并不苛求。他们断言刘氏因避讳以字行,与赞宁说道世避太宗讳一样,皆是以今比古之失。
宋代严格的避讳制度也直接影响到佛教的相关著述,据笔者从《大藏经》中摘出宋代五十余僧名来看,没有类似犯讳(包括嫌名讳),由此可见宋代僧院佛寺亦为时代讳风所左右。在当时这种环境下,赞宁得出“玄恽”之称系避太宗讳也就显得合情合理,殊不知,赞宁之理与唐初的讳风已相差了整整一个时代。
从宋赞宁《宋高僧传》称道世“名避太宗庙讳”开始,后来的相关撰述多沿用其说(前文已详)。让笔者不解的是,今人整理出版的《法苑珠林》影印本和校注本都无一例外地重申这一观点。
事实上,释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所载“玄恽”之称系其个人的称呼习惯,在他的其它著述中并不避“世”之讳;与道世同时代的李俨为道世所作序文中均称其“道世法师”而不言及讳。后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又直接承袭了道宣的撰述,“玄恽”之称亦随之沿用。宋赞宁之时代讳风严格,遂以为“多以字行”是避太宗之讳,说明他也注意到了其它著作中首称“道世”的问题。后人失察,不能站在历史角度“以古还古”,甚至对前人相关论断产生误读,继而以讹传讹,失之考据。经多方求证,笔者认为,在唐人关于释道世的称呼问题上,“时人因避太宗讳,故以字行”的说法不能成立。笔者不揣谫陋,愿陈管见以就教于大方。
注释:
①《建仁寺两足院藏书目录》作“玄煇”,见《昭和法宝总目录》第973页;《东域传灯录》作“觉晖”,《释氏稽古略》作“玄晖”,分别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1162页;卷49,第819页。
②〔宋〕赞宁《宋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7页。
③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④《佛祖统纪》说:“西明寺沙门道世,宣律师之弟也。”考道世俗姓韩,其先伊阙人。而“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让之后。”见《宋高僧传》卷4、卷14,是《佛祖统纪》记载有误。
⑤以上分别见道宣《大唐内典录》,《续修四库全书》12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93页。
⑥〔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北京浙江分会发行,戊集,第19页。
⑦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⑧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⑨〔宋〕王溥《唐会要》上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52页。
⑩孔颖达《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1页上、1251页上中。
(11)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12)〔宋〕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
(13)陈垣《史讳举例》,第43页。
(14)〔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第1257页上。
(15)〔宋〕王溥《唐会要》,第452页。
(16)〔宋〕周密《齐东野语》,第59页。
(17)陈垣《史讳举例》,第147—148页。
(18)《通志·氏族略》:“弘氏避唐明皇讳,改为洪氏。”陈垣按:“《元和姓纂》一,弘氏避高宗太子弘卒谥孝敬皇帝讳,改为洪氏,非避唐明皇讳也。”此为避太子讳例。
(19)肇基死于玄宗朝之前,但玄宗朝之后相关典籍不改“基”名,亦说明唐时讳令之宽。
(20)孔子未接乎国侨、晏婴,此言本《史记》,原是司马迁误读《左传》,李氏因之。
(2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11页。
(22)〔清〕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203页。
(23)〔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大正新修大藏经》55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4页。
(24)此书原序称终于贞观十九年。汤用彤据此书记载比原序多出150(一说180)余人,认为现本乃经后人揉入。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页。
(25)〔唐〕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本《法苑珠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84页。
(26)〔唐〕道宣《广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52卷,第259页。
(27)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页。
(28)〔宋〕赞宁《宋高僧传》,第67页。
(29)〔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49卷,第583页。
(3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9502页。
(31)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8页。
(32)〔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41页。
(33)〔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10页。
(34)陈垣《史讳举例》,第10页。
(35)〔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36)〔元〕脱脱《宋史》,第10186页。
(37)〔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15页。
(38)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5页。
(39)〔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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