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5图书销售趋势、特点及误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趋势论文,图书销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规模空前、收效显著的第八届首都图书交易会于今年2月13日在北京中央党校内落下帷幕，全国299家出版社和各省市的新华书店都组成规模较大的代表团参加了交易会。据统计，交易会订货总码洋达4.6亿元，订货码洋超100万元的出版社约占参加总数的50%，订货额居第一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突破2000万元，第二位的华夏出版社也有1000多万元，中国青年、国际文化、世界知识、吉林人民、中国社科、国防大学、金盾、上海译文、人民邮电等出版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果，从而有力地显现了图书市场清理整顿后的繁荣发展局面。
此次交易会展订图书近四万种，其中新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新书5000多种。从数量上看，新书比例尚嫌欠缺，尚未达到图书市场在新一年里的需求，一些出版社由于准备不足，策划的新书大多数未来得及与读者见面，失去了订销的大好时机。正如书店人士所讲：我们参加会要的是新品种，不是旧书。由于书店第一季度甚至更长时间的订货量在此次交易会已经完成，这期间，新书订货量会减少，新书售书时间也相对减少，因此可能会使1995年新版图书销售相对形成空白和集中，或许会为1995年图书市场相对增加难度。
在订货额中再版书占了较大比例，表明近两年我国图书质量已稳步增强，“精品书”意识在出版者和读者脑中已经普遍建立。
从图书品种上看，选题向纵深挖掘、微观性拓展的迹象显著，书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丛书、套书明显受到偏爱，单本书受到冷落。在一个课题或一个研究方向上选题穷尽、文章做透的现象非常突出，例如辽宁古籍出版社的“慈禧纪实丛书”，以详尽的内容，丰富的材料，囊括了慈禧研究的诸多方面，使他人望“慈禧”止步。再如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千秋”长篇历史小说系列，在图书市场上已引起一定影响，奠定了该社在中国清代以来历史纪实小说出版的权威地位。但是从选题的宏观种类上看，则品种相对集中，例如文学名著、高品位散文小品系列、实用性的科技图书、外语等方面的工具书、“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图书、少儿类图书、纪实性作品及美术图片类图书，相对成为热点。
在诸多热点中，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形式最丰富的，当属从古人那里汲取“食粮”的“历史籍”图书。它包括学术性的（如辽宁古籍的《古代小皇帝课本》）、通俗的（如吉林文史的“中国文化精华画集”），成人的（如时代文艺的《曾国藩精选经史百家史》）、少儿的（如河北少儿的《古典文学启蒙读本》），正史的（如贵州人民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纪实的（如湖南文艺的“千秋”长篇历史小说系列），史料性的（如辽宁人民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鉴赏性的（如各种唐宋诗词鉴赏工具书），不一而足，的确令人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和源深。这种出版现象究其原委，可能要追溯到前些年兴起的文化热。那时出版业着实推出了不少有份量的研究中国优秀文化的专著，更重要的是，出版界从这次文化热中寻找到了适合现在市场经济要求——即高品位、高效益的出版大思路，这就是“大文化、俗形式”的出版思路，众多的出版社都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历史古籍当中，从中寻找当代人感兴趣的话题，因此就产生了中国历史名著热、历史名人传纪热、名人散文精品热、古典小说重版热、古籍白话热等热点现象。但是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选题近似、重复出版以及粗制滥造等诸种现象严重，单以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为例，在明显位置赫然耸立这四大部头的摊位就不下二十余家，成为这次交易会的一个“景观”，引人忧思。
散文小品系列图书，经过这两年的持续热之后，此次交易会依然排出了较强阵容，如贵州人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成都出版社的“当代名家杂文系列”、时代文艺的《悠闲禅系列》等。但此类图书却也显示出下降势态，书店反映此类书95年虽然还能保持一定销售势头，但出版社则必须未雨绸缪，更多的推出精品或散文名家的新作，否则出版社会再一次“否定”了自己。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推出的各路新书，由于相对集中而形成热点，并因为选题范围广泛多样，且多数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故格外引人瞩目。但是，有些书籍看上去有草率之嫌，有的似乎只看重“纪实”趣味，加之相近选题过多过泛，令人有无从选择之感，因而使这个“热”增添了一些人为的色彩。
电视剧《三国演义》播放后，有关《三国演义》的图书也如雨后春笋，“隆重”推出，如时代文艺的《曹操集》、《诸葛亮集》等，再次将古人智慧加以发挥、渲染，但不知此类图书是否也像电视剧一样冷热不均。
实用性的科技图书异军突起引人注目，其主要方面是关于家电、摩托车、通讯设备等维修知识的图书、关于计算机知识的图书等，书店人士预计这类图书的需求以后会持续增长。
追求图书装帧高品位、高质量，甚至礼品化的趋势也格外显著。“封面效应”在图书销售中的作用已经不正常地膨胀，凡表面不华美的图书很少有人问津，随之而来的是定价的提高和市场接受能力的下降，使人对95年图书销售势态不敢太过乐观。
我国出版事业现在正进入稳步发展、繁荣阶段，出版社之间进行的有序化的激烈竞争，实则是市场的竞争，而首都图书交易会就是一次全面亮相。此届交易会较之往届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首先，是创名牌出版社的市场竞争意识。
首都图书交易会目前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人员最多、效果最好的最重要的图书订货会。一方面，书店系统对此尤为重视，纷纷组成庞大的代表团来参加订货，订货量巨大。一个中等城市的新华书店负责人讲，他们半年的销售量要在这次订货会上解决。上海市新华书店在主要门市部拆迁的情况下，订货量较去年也有较大增长。许多二渠道、个体发行者也借此大量订销。因此，每年伊始举行的这个订货会，已经成为每年所要出版发行的图书的集散地，是出版社真刀真枪地进行市场竞争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也是检验出版社整体实力的最好机会。对于出版社而言，参加交易会不应是简单地意味着码洋多少，更重要的是在直接用户面前的自我形象的全面展示，是创名牌企业的最佳时机。南方某市新华书店的一位负责人讲：我们来此，同时也是在物色真正有实力的出版社参加我市今年的书市，向我们的读者推荐最好的图书。因此，出版社应该从长远的眼光、较高的视野来对待这个交易会，以整体上的精心策划，在自己市场的主要经营者面前树立优质形象。
第二，编辑应沉到市场之中。
首都图书交易会同时也是出版社了解全国各社的出版选题、市场综合信息、调整出书结构、促进生产流通、合理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契机。对选题的直接策划者——编辑乃至总编辑来说，参加与否是至关重要的：编辑们可以在短短的几天里了解到全国图书市场行情，开启自己的编辑思路，根据自己图书的市场接受情况和同类书的比较，及时地调整出书结构和选题方向；同时，编辑亲自讲解介绍图书对销售作用巨大。然而，遗憾的是记者采访了绝大多数出版社，了解到到场的编辑寥寥无几。在今日的信息时代，这种失之交臂的遗憾实在令人可惜，也许这也是造成选题撞车重复出版、选题缺乏创意、平庸书较多的一个内在原因。
第三，正确制定出版周期。
目前我国各出版社通常是年底制定明年选题，年初组稿，一部新书往往到了年中才得以出版，而新华书店的订货销售计划是从每年初开始的，这种不协调导致了新书销售时间缩短的问题，此次交易会就是一个证明：新书量小。辽宁古籍出版社社长徐彻同志对记者讲：“出版社应该在年初就出版新书，例如吉林文史出版社就是做了充分准备，拿了许多新书参加交易会的，效果很好。正确的出版周期应该是这样的，益处很多。”现在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年初出版新书的出版社都迅速占领了市场，因为这是市场最需要补充新品种的时候。
此届交易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而思考中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市场中应学习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