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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和深化爱国主义的理论研究，是搞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工程。
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句话曾被误译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并以此作为爱国主义概念的“精辟定义”而长期流行于我国理论宣传界，成为人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这句话的准确译文公开发表以后，理论宣传界大致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认为列宁“这里说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是“由隔离机制孕育出来的旧式爱国主义”，从而在宣传爱国主义时不再引用。二是认为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提出置疑是“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仍然坚持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感情”，而不承认它有其他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内涵。三是尚未看到准确译文，仍把误译的论述作为“定义”引用。这种情况在前几年的各种权威报刊上的有关论文、社论中几乎均可见到，甚至在1992年初各大报都报道过的一次“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上，误译的论述仍被认定为“最权威的定义”，亦不见与会者提出更正……显然，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分歧和谬误，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
我们知道，所谓“主义”，是指为一定的理论体系所指导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因此，前述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实际上并不是对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情感的界定，其具体内涵是：(1)爱国情感的起源或产生的前提是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祖国）彼此隔离而非彼此融合；(2)这决定了传统爱国主义中的爱国情感“是一种恰好与小私有者生活的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故客观上就存在着如何引导、升华的问题。基于这种理解，我认为，爱国主义绝不能仅仅归结为爱国情感，甚至也不决定于爱国情感；它是建立在爱国情感基础之上并由爱国情感、爱国观念和爱国行为等三个要素相互融合而成的完整体系。爱国情感的深层底蕴是根于人们对自己所在的民族共同体利益的关切。只要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仍有显著差别，只要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程度尚不足以消除这种差别，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爱国情感就不会消失。
爱国情感固然并不因为是起源于“隔离机制”而失去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和神圣的道德价值，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保证爱国的行为选择天然地具有于国于民有益无害的客观效果。否则，有的青年学生就不会因为自己曾把“幼稚的政治激情，狂热的向善愿望，一无所知的政治头脑”加诸于“一片爱国热情”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痛心疾首了。爱国观念的核心正在于回答人们应该如何“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它激励、升华爱国情感，并指导、支配人们对爱国行为的抉择，决定着一种特定的爱国主义的本质属性。
不言而喻，加强爱国主义的理论研究，绝不仅仅限于深化对列宁有关论述的认识，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爱国主义的新定义。它至少还应该包括：(1)在过去比较注重宣传我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挖掘、疏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中更本质、更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要素；(2)系统、客观地译介、评述西方近现代史上的各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论观点，从中了解其一般特征，特别是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观念体系的构成特点，以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理论创造提供借鉴。(3)从社会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等等方面深化对爱国主义情感、观念、行为三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和认识。(4)从爱国主义角度突出立论、充分阐释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大人物与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者之间的精神联系，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与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的爱国救国事业的历史继承性；(5)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爱国主义之魂……我认为，只有从这些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使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从根本上改变缺乏明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令人感奋的逻辑力量的状况，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搞好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途径。
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母。它们博大精深，谋虑各异，但其旨趣却非常一致，即“起于救时之急……皆务为治”。这一共同主题历史地规定了后来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个人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抱负，具有一种积极入世、安邦济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从“欲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的屈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从“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的文天祥，到以“拯斯人于水火，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顾炎武……中华民族历史长廊中这种一脉相承的情系家国、民胞物与、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取向，使爱国主义精神逐步内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的中心枢结。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不仅曾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而且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最为顽强的生命力。
正如西方传统文化未能促成欧洲在中世纪产生成熟的农业文明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融入之前，也没有能够推动传统的农业文明完成向近代工商业文明的转化，从而使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史上经历了数千年来最为严酷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生死存亡考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华民族得以幸免亡国灭种的惨祸，获得了学习、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进而重新跻身世界文明先进行列的机会和条件，首先应归功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代接一代的仁人志士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开创并不断发展、提高了以近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唤起了全民族为爱国救亡“献身甘为万矢的”的空前热忱。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宣传家的梁启超，不但自认为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中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功不可灭，而且其爱国启蒙宣传之功还令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等等伟人念念不忘；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作为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代表了“中化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伟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古代史上，还是近现代史上，爱国主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它作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既是我们祖国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谜底，也是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不衰的原因。这就昭示我们，要真正把爱国主义这面伟大旗帜举起来，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仅仅从“教育方法”上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着手，切实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纳入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各种超实证、超功效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空想主义，使我们全民族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关乎自身的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重大现实利益问题，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振兴中华为本位（即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完整的新型政治文化体系（拟另文详述）。只是由于我们往往满足于整理、宣传他有关爱国主义的具体观点、具体论述，忽视从而降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追求对构建当代中国整个现代文化系统的巨大指导作用，进而大大延缓了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中形成稳定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价值体系。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缺乏应有的文化氛围或心理基础作“后援”，从而难免流于形式主义的空洞说教，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搞狭隘的“复仇教育”之嫌。
（三）清晰、深刻地揭示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进步所担负的崇高使命和庄严责任，是搞好爱国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要实现祖国富强和文明复兴，首先必须追求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而后者正是各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理论宣传家所孜孜以求的功利目的。
十九世纪初一位德国思想家曾直言不讳地声称：“每个民族都有权相信神圣理性的某些特点在本民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个民族要编造一些伟大的神话，夸大或者诡称自己的业绩，似乎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无可非议的，或许正基于此，意大利杰出的爱国者朱塞普·马志尼继言：上帝任命意大利担负文明世界的领导，就象她在古罗马时期和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所做过的那样；美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艾伯特·贝费里奇则一再标榜：美国民族是“最后领导世界复兴”的精选民族，是上帝指定的“世界进步的托管人，世界正义与和平的监护人”。在这一点上，甚至连黑格尔也不能“免俗”，虽然日耳曼人向来被看成是“蛮族”，一直到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各拉丁民族仍把日耳曼人看作是在文明上低自己一等的人。但在黑格尔那艰深莫测的哲学王国里，世界历史固然是从亚洲开始的，但却要根据他的愿望（或他对日耳曼文化的期望）发展到日耳曼世界、发展到普鲁士国家才达到顶峰。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这方面的言行更为突出——在1806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一败涂地，国土蹂躏于拿破仑军队的铁蹄之下。此时的费希特，既不认为德国文化全面破产了，也没有为国人开出如何全盘引进法国文化以挽救国难的“救国兴国之方”，反倒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对本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狂热自信。在被后人称为“奠定了德意志复兴的精神基础”的《告德意志国民》的系列演讲中，他宣称，德意志的语言、宗教、哲学、精神教育运动等等均比英、法更优越、更富有生命力；发展自己的民族性、光大自己的文化，以求精神与道德的复兴，乃是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根本要图……众所周知，正是靠了这种近乎盲目的自信，德国一次又一次地从“世界上最困难、最可悲”的处境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诚然，上述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基于其反动的种族优越论和狂热而虚幻的民族荣誉感，往往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从而难免导致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损害乃至对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威胁。但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却可以从中抽象、概括出爱国主义的一般特征，即：(1)它是一种基于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的纲领和理想，集中表达本民族共同体成员对自己祖国的未来和命运的美好憧憬；(2)它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的认同、珍视和强烈自信，认定复兴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是本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希望所系，也是本民族赖以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精神基础；(3)它具有不仅要复兴本民族而且要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步承担最大责任的高远追求，而且恰恰是依靠突出强调这种追求来激发本民族成员的强烈自信、豪迈气概和战胜本民族面临的困境和精神力量，这就告诉我们，要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就必须把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放在人类发展史的坐标中，作出客观、深刻的评价，充分认识其特殊价值所在；并注重从世界的大视野、历史的大趋势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光明前途及其对世界前途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进步所担负的崇高使命和庄严责任，使每一个爱国者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赋予自己的具体历史责任，象孙中山、严复等仁人志士当年所期望的那样，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把祖国建设成为“五洲无比之国”、“至强之国”，从而为祖国创下“亿万年不死之根基”，以辉煌的实绩证明自己不愧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继承者、不愧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