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的经验及其价值
李 燕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 450011）
摘要： 社区教育均衡化是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的逻辑出发点。发达国家在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教育模式、美国的个体生涯补偿教育模式和日本的学校外公共教育模式，均是立足于“社区教育均衡化就是社区教育发展本源”这一理念。这些国家重视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的立法、突出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以及重视资源的配置和融合。我国社区教育存在城乡、群体、区域之间的失衡，推进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关键词： 社区教育；均衡化；立法；政府；理念；经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社区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基本形式，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进教育公平的基本形态。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该《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通过社区教育发展来加速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打造一个面向城乡、面向人人的社区教育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发展继续教育，不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进而实现教育公平。从国家政策导向上看，社区教育对于推进教育公平具有现实价值。从本质上看，教育公平实际上就是教育均衡化问题，但客观而言，我国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并不理想，存在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失衡。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社区教育发展均衡化的理念和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社区教育均衡化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借鉴国外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经验的必要性
教育均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供需之间的平衡；二是教育系统运行中各个要素的均衡。同理，社区教育均衡化，即社区教育在运行过程中，管理、经费、资源等方面应该做到规划一致，进而能够保证社区教育供给和学习者需求能够相对平衡。如此而言，社区教育均衡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机会的均等化，即城乡所有社区民众均有接受社区教育的平等机会和条件，能够充分保障所有居民的教育权利，这种均衡是一种供给意义上的均衡；第二，过程的普惠性，即每个居民通过接受社区教育可以满足自身的教育需求，能够实现自身的预期目标，这可以称之为过程与结果均衡；第三，资源的一体化，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的社区教育资源，包括不同形式、类型的资源能够实现深度融合并能够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均等服务，这是一种服务上的均衡。
根据绿色GDP理念的特点，所谓绿色GDP就是要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扣除自然虚数，同时增加由于生态环境保护而形成的GDP收入。自然虚数即对由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的量化结果，其中应该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质量的下降、自然资源的退化、长期生态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等。
客观地看，关于我国社区教育均衡化问题，学术界研究较多，在不同的著作和论文中均有较多的体现，但纵观这些研究，重在强调社区教育均衡化的特质，特别是注重空间、对象均衡化的研究［1］。此外，还比较注重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关系［2］，以及重视社区教育在与其他教育类型沟通中的均衡化［3］。从实践上看，社区教育均衡化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及制度设计中均有体现。一方面，国家对于社区教育均衡化的目标、原则、方式等有了明确的规划，教育部等九部门的《意见》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推进社区教育均衡化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尝试，并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来加以保障，典型的就是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从这个角度看，均衡化不仅是我国社区教育制度设计的起点，还是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更是社区教育实践推广的根本诉求。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将均衡化作为对社区教育认知的普遍共识，但对均衡化的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更是对均衡化的内涵和外延缺乏足够的关注。
因此，尽管均衡化是研究社区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其实践推进的逻辑主线，但从理论上认知其内涵是极为必要的。在发达国家，社区教育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尽管名称可能有所不同，有的称为社会教育，有的称为民众教育，但无论是哪种称谓，均重视对均衡化理论的研究。当然，在社区教育均衡化实践发展中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此，借鉴发达国家对均衡化内涵共性的认知以及总结其实践中的相关经验，对推进我国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理念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思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理念是发端于欧洲地区，而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诸国特别重视公民学习权利的保障，这一实践逻辑比较契合于我国倡导的社区教育群体均衡的做法。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社区民众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重视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未成年人的学习需求，社区教育担负着继续教育、大学后教育、职业技能提升教育的诸多功能，与我国社区教育的教育内容也有相似之处。日本作为亚洲最为发达的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的情况下，其社区教育重视本土国情与西方经验的结合，这种做法与我国当前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也有相似的地方。可见，深入研究北欧诸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社区教育均衡化的实践，包括其理念、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推进我国社区教育均衡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2](第1卷，P354-355)
二、国外社区教育均衡化的共通内涵
（一）北欧诸国的民众教育：伴随人终身的第三级教育
随着民众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其核心思想和理念也不断演进和成熟。1844年，北欧的第一所民众中学在丹麦成立，随后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北欧各国分别成立了民众中学，冰岛、挪威等国甚至还成立民众高等学校。这些民众学校尽管办学实践各有不同，但均受到民众教育思想的重要影响。丹麦民众中学创始人——科隆威，其作为民众教育的创始人，认为教育是激励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活动，是帮助人追求个性发展的形式，因此教育应该以生命为中心，重点帮助那些缺乏教育的民众，使之成为具有独立生存、学习和适应社会能力的人［4］。
在北欧各国，所有的第三级教育问题，指的是独立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外的其他各种非正式教育的总称。北欧各国的社区教育就是为民众提供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不能提供的学习需求，且这种供给是伴随人的终身的，可以说是“从摇篮到坟墓”。早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传播到北欧地区，直接推动了以读懂圣经为目的的民众教育的诞生。随后，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学校也正式从教会中独立出来，成为国家的教育机构，民众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开始勃发。进入20世纪，北欧的民众教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动了民众教育的现代化。而北欧诸国是高福利国家，高福利的社会属性对民众教育有重大影响。为此，北欧各国政府为国民构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民众教育体系，将民众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中。
20世纪初期，受杜威的影响，奥斯卡·奥尔森提出至今对民众教育依然有深远影响的五个重要观点：第一，任何人不能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参与教育；第二，任何人不论教育程度如何均应该参与教育；第三，任何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均能够平等表达自身观点；第四，任何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均能够自主选择自身阅读的文献；第五，任何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愉快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终身教育理念在欧洲普及，对北欧各国的民众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极为重视民众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将民众教育作为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式，并通过法律、政策激励来为民众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如丹麦的学习计程器制、瑞典的学习账户制度、挪威成人教育改革计划等。这些学习服务支持体系，对各国的民众教育均衡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美国的社区教育：支持个人生涯发展的补偿教育
社区学院是美国社区教育的主体机构，其办学形式在过去几十年内是不断变化的，但始终围绕社区教育服务个体生涯发展的基本理念。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8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言，无论社区学院采取何种办学形式，但服务社区民众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突出其多功能性［5］。可以说，杜鲁门对于社区教育服务理念的界定，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对社区教育的定位与制度设计。
受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制约，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已经是困扰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社区教育发展有着较好的基础，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好；在中部地区，社区教育也正在有序推进，但进展过程并不顺利，社区教育覆盖面较为有限；在西部地区，除了少数大中城市以外，在小城市、城镇及农村地区，社区教育尚未起步。中西部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水平甚至是意识均要落后于东部地区，在社区教育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东部地区也有较大的差距。从过去几年国家推行的社区教育实验区的实施效果来看，特别是从2014年国家设立的第二批180个国家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来看，像江苏省有92%的地市参加或拥有；但四川只有4%的地市参加或拥有；山东41%的基层区县参加或拥有，但诸如甘肃、广西、河南等省份，区县的参与率不到1%，新疆、西藏则没有［9］。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区域之间的社区教育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各地的社区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地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如上海、江苏等省市，社区教育人均经费达到8元／年，而云南、贵州等省份，人均经费还不到1元／年，有的省份则更低。社区教育的发展程度及服务水平之差异，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就美国社区学院发展历程及功能变迁来看，美国社区教育的核心始终是围绕如何提升个人生涯发展力而展开的，特别是帮助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完成进一步的学习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进而跟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
（三）日本的社会教育：学校外的公共教育
日本现代教育体系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区教育发展较晚，是始于二战后的教育改革时期。在1970年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后，进行再次转型，如今已经处于一个相当高的发展阶段。
在二战后的教育改革中，日本不但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化改革，而且在教育上也是如此，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提出任何国民均有接受教育以及接受教育过程机会均等的权利。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该法的第七条对社会教育有专门定位，即家庭教育、劳动教育及社会中开展的各类教育，均应该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各级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公共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应该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公共设施来实现社会教育之目的。显然，日本社会教育的开展是基于“民众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样的理念，其在提升民众生存能力、劳动技能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1949年，日本正式出台了《社会教育法》，是社区教育的基本法。该法要求各级政府要为日本民众提供社会教育均等的机会，要为社会大众提供切实的教育服务，保证社会教育的普惠性和地方性。该法明确了社会教育的范围，包括针对青少年的校外教育以及针对成人的各类有组织教育活动，由此与学校教育做了明确的区分［6］。其不但类型多样，而且覆盖面也比较广泛，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教育服务。既然作为公共教育服务，均衡化、普惠性是其基本特质。
该品种春季幼叶黄绿色，夏季成熟叶片深绿色，椭圆形，叶面革质有光泽。树姿开张，枝条节间短，无针刺。幼树生长势较强，喜肥，干性强，枝条直立生长，进入结果期后，骨干枝自然开张，树势中庸。丰产期亩产可达4 200 kg。
进入1970年代，日本进行了第三次教育改革，此次教育改革主要针对少子化、老龄化给教育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此时，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得到进一步传播，社会教育也迎来了第二次转型。在此次转型中，更加凸显了社会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即更加重视公共教育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此外，还强调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衔接，特别是要在青少年教育、女性教育以及老人教育中的衔接。
美国政府对社区学院经费支持力度也比较大，但经费来源相对多元化，除了公共财政支持以外，还包括学习者学费以及社会捐赠。政府投入包括联邦政府投入、州政府投入和地方政府投入，其中，联邦政府投入比重较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比重较大，对社区教育发展有较强的引领作用，州政府的经费投入是社区学院的主要经费来源，各州均有立法对其进行明确规定，这样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国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
三、国外社区教育均衡化的共同实践经验
（一）重视社区教育均衡化的制度设计
上述各国均将接受社区教育视为民众的基本权利，这样的理念是其社区教育制度设计的基础，并通过立法加以确认，为社会大众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地区的人提供不同形式和不同目的的多样化、均衡化社区教育服务。北欧各国致力于从保证社区教育学习者的教育权公平的角度出发颁布一系列法律，如丹麦的《成人社会教育法》、瑞典的《民众中学法》、挪威的《成人教育法案》等。这些法律均明确了民众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要求政府充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美国在社区教育立法方面也是比较充分的，至今出台的法律有数十部。例如，1947年的《为民主服务的高等教育法》明确了社区学院的职能定位，1963年的《高等教育设备法案》明确了社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目标，1988年的《建设社区展望法案》更是规范了社区学院的办学目标和宗旨。此外，美国历任总统签发的各种政令，在推动社区教育发展方面也起到了法律规范的作用，特别是杜鲁门、尼克松、布什、奥巴马等在任期间签发的各种政令及国情咨文。日本更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会教育的定位和形式，并为此专门制定了《社会教育法》，将推进社会教育均衡化作为推进社会教育发展的基石，随后的《博物馆法》《图书馆法》进一步扩充了日本社会教育的内涵。
式中:f(x)为回归函数向量多项式，表示原始黑箱函数的近似趋势;η为系数项;Ζ(x)表示均值为0的随机过程，Ζ(x)和Ζ(w)之间的变异函数为
（二）突出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
社区教育作为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上述各国均注重社区教育的公共属性，政府承担了社区教育服务的绝大部分经费投入，学习者只是承担少部分经费。北欧国家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政府不仅承担社区教育的绝大部分经费，还会对学习者承担的杂费和膳宿费进行补贴。比如，丹麦社区教育的85%费用由政府承担，另外还对学习者的杂费和膳宿费补贴50%；瑞典的社区教育经费主要是来自各级政府，学习者承担的费用不超过10%；芬兰的社区教育经费85%来自各级政府，剩下的由学习者承担，但政府会定期发放学习补助［7］。
从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看，日本社会教育发展必须保证任何国民均能够接受教育以及保证教育机会的均等，这就要求社会教育必须全面保证社会大众的生活、生存和适应等方面的要求，其公共教育属性十分突出。
ITC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甘薯(HS编码:071420)的出口贸易总量和总额分别为63.0万t和5.256亿美元．世界甘薯贸易的主要输出国包括美国、荷兰、中国、西班牙等国家,其中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为35.01%,排名前5位的国家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6.42%和71.61%(表1),行业集中度较高．进口市场方面相对分散,世界甘薯主要进口市场包括英国、荷兰、加拿大、德国等国家,排名前5位国家甘薯进口额约为62%．
50万人脱贫、1000个贫困村退出、6个贫困县达到摘帽条件，贫困人口减至90万人以下。这是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2017年，江西省交上的一份满意答卷。2018年5月，江西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和易地扶贫搬迁两项工作双双获国务院通报表彰。
（三）重视资源的融合与均衡配置
要推进社区教育的均衡化发展，不仅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收入，还需要为经费投入提供合适的载体，包括教育设施、课程体系以及师资队伍等。具体而言：第一，构建数量充足的教育设施。要实现社会大众随时、随地学，这既需要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来为学习者提供服务，也需要依赖大量的基础文化设施来为学习者提供服务。美国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就提出要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美的社区学院网络群，进而满足不同地区、族群的社区居民的需要。在1948年的时候，美国的社区学院仅为48所，到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1255所，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翻了将近30倍。除了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以外，美国还有其他各类文化设施为学习者提供社区教育服务，数量最多就是图书馆。按照美国图书馆学会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图书馆已经超过12万个，几乎能够覆盖全美所有的城乡社区［8］。而且这些图书馆在提供教育服务时候还极为注重人性化，对老年读者提供加大号字体的图书，为残疾人士提供盲文书籍，为各类新移民提供外文书籍，并定期将图书送到监狱与偏远的老年中心。第二，设置类型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社区教育均衡化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不同民众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为此需要构建一个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程体系。在北欧诸国，各国在课程体系上设置的经验就值得我国借鉴。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社区教育课程设置比较注重教育过程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另一方面，要求社区教育服务的内容、方法和考核方式必须满足各个社区民众的学习能力和要求。瑞典的民众学校，一般是5-10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课程内容选择是由小组成员共同协商确定。在芬兰，民众学院提供的课程可以涵盖从日常生活到职业技能，重点突出学习者的职业技能需求。从总体来看，北欧各国不但社区教育课程设置多样化，而且其内容的关注面比较广。在服务过程中，不仅注重居民素质的提升，还能够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第三，合理搭配师资结构。社区教育不管物质条件多么充足，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依赖教师，需要依赖专业的管理人员。北欧诸国、美国、日本尽管在师资建设的标准上存在差异，教师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但教师的职能、教师队伍构成基本是相似的，均由兼职教师和专职教师组成，不同类型的教师有相应的准入机制，有成熟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以及职前培养机制。在日本，从事社会教育的师资队伍是极为庞大的。一方面，中央政府派出的社会教育指导者与地方政府聘任的教师大致保持数量均衡，能够覆盖不同的城乡社区；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教育的教师类型多样，不仅有专职、兼职教师，还有社会教育志愿者和管理者。此外，日本还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教育教师职前培育体系和职后进修体系，保持了职前和职后的衔接，在薪资待遇等方面与其他教育领域的教师大致相同。
日本的社区教育是一种完全的公共服务，政府为此提供自上而下的全方位财政支持与经费保障。按照日本《社会教育法》，中央、都府道县、市町村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担经费。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地方交付税来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由此消除了落后地区市町村因为经费短缺导致的不平衡；另外，社会教育经费在教育运行过程中的分布比较均衡，消除了因为某一教育要素独大而导致的不平衡。
四、国外社区教育均衡化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一）我国社区教育均衡化存在的问题
1.区域之间以及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之间社区教育发展不均衡
由系统消耗电能表达式可知，性能指标中含有系统状态量和输入量的交叉项，式中表示为项。故根据文献[8]构造带有交叉项的指标函数：
二战后进入冷战时期，社会动荡使得美国民众对本国的教育寄予更高的期望。由此，最初致力于衔接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初级学院正式改名为社区学院，并强化了与社区服务的对接，重点在于提升社区经济活力以及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大众。1970年，尼克松总统在教育国情咨文中再次肯定了社区学院的办学成就，并将其定位促进未来的教育机构，应该为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且没有合适途径接受教育的民众提供补偿教育。自此之后，社区学院开始承接职业技术技能提升、大学后继续教育、社区服务等职责，日渐成为美国民众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到了1970年代末期，随着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社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技术的快速发展，社区学院在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指导中的作用日渐突出。进入1990年代，布什总统签发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在该文件中明确了社区学院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要求将社区学院变成美国人的大课堂，使得民众能够时时、处处学习。由此，社区学院的发展也迈入了新阶段，在扩大对社会弱势群体技能补偿教育的同时，开始应对美国多元民族融合的教育问题，重点开展面对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补偿教育。到了奥巴马执政期间，经济下行对美国教育的方式、模式及发展速度产生了较大冲击，黑人、家庭贫困者完成高等教育的难度日渐增加，此时的社区学院开始关注这些人的高等教育学业完成情况，以努力提升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来满足这些群体的要求。
2.城乡之间社区教育服务水平不均衡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偏好、经费和资源投入等方面，城市明显优于农村，进而造成了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社区教育服务方面也是如此，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这种服务水平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社区教育的硬件实力上，比如，人均学习场所、学习设备、学习条件、资源和经费等，还体现在软件水平上，如课程资源、师资力量、服务质量等。以社区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宁波市为例，从2017年的统计数据看，城区范围内社区教育每万人配备的专职教师超过1.3人，其中，慈溪市最高，每万人的专职师资为2.5人；村镇范围内每万人的专职教师平均为0.89人，最低是北仑地区，每万人的专职师资为0.5人。再从硬件上看，村镇更是落后于城区，平均差距更大。在宁波市，城区社区教育对象人均拥有的计算机量大约为1台，而农村地区则只有0.5台；在人均经费方面，城区的社区教育人均经费拥有量是农村地区的3倍［10］。而宁波市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也是社区教育开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城乡之间差异就如此巨大，更遑论中西部的城乡之间，差距就更大。
3.不同群体之间享有的社区教育服务机会不均衡
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要义。按照教育公平理论的要求，任何个体部分年龄、文化背景、所属阶层、地域背景均有享受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上的均等。如果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更不可能有教育结果的平等，但事实上，社区教育无论是在服务对象还是服务群体方面，均存在机会上的不均等问题。具体而言：第一，社区教育参加者老年人居多，而青少年偏少。在2017年的一份调查数据中显示，在受访参加过或正在参加社区学习的105.63万人中，78.36%的人是老年人，青少年人的比例不到10%［11］。就现实情况看，我国社区教育服务比较偏向于老年教育，而针对青少年学习需求的社区教育产品不够丰富。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工学矛盾的存在，使得青少年，特别是青年人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社区学习。第二，社区教育服务对象主要聚焦在那些有闲暇时间以及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而对产业工人、农民、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服务相对较弱。在这个过程中，有部分社区教育服务项目的覆盖面还比较窄，无法实现对全部人口的覆盖，特别是流动人口以及弱势群体。此外，一些社区教育机构开展的教育服务水平比较低，主要是以简单的技术技能培训为主，所以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还有一些针对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开展的收费教育服务项目，其普惠性不强。第三，相同的群体因为收入、社会阶层的差异，给社区教育机会享有带来现实的不均等。就老年群体而言，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镇普通退休职工以及农村老人之间的养老金收入差异较大，导致接受社区教育服务的机会不均等。这一收入上的差异充分反映了城乡差异以及阶层差别，而这种差别也影响了老年人参加社区教育的动机、意愿和机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社区教育的服务还是集中在大中城市那些有闲又有钱的人群，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忙于工作或是社会边缘群体依然没有进入社区教育的视野［12］。
（二）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构建社区教育均衡化发展标准体系
制度建设既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的重要保障，也决定了社会成员是否享受到服务的机会均等。对于社区教育而言，服务的标准化体系既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而言：第一，确立社区教育服务的范围和责任分工标准。对于社区教育服务，通过该项标准要明确哪类服务应该是由政府承担和供给的，哪类服务应该是由市场承担和负责供给的，哪类服务是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和供给；对于市场提供的社区教育服务政府如何补贴；等等。第二，明确社区教育服务的实施标准。这项标准是社区教育服务得以开展的现实基础，包括每个社区教育机构的师资配置问题，包括专职教师编制、学历要求、专业水平要求、业务能力要求等具体标准；还有社区教育服务志愿者配置问题，包括志愿者登记、培训、日常管理、服务规范、考核评价以及奖惩措施等；还包括社区教育资源配置的具体标准，包括教育机构布局与社区、社区人口密度的关系，服务的方式、内容与形式等标准。第三，明确社区教育服务的保障标准，主要包括软硬件设施建设标准、信息化与数字化标准等。第四，明确社区教育服务的绩效考核标准，包括投入类指标和产出类指标之间的考核、服务总量指标的确定、人均指标的分配等。此外，在针对每一个具体服务项目的时候，也要制定具体的指标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建立一个开放性、客观性、综合性、具体性的社区教育服务标准，能够明确社区教育服务的绩效管理模式，也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社区教育服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差距，对于提升社区教育服务的均衡化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13］。在制定社区教育服务标准体系的时候，各地要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必须根据区域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区教育发展实际来确定，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进行动态调整。
2.健全社区教育均衡化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具体而言：第一，要不断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区域、城乡之间的社区教育财力资源均衡。对于我国而言，区域、城乡之间发展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虽然中西部地区及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有限，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也比较低，但是这些地区的民众对社区教育的需求更大，他们迫切需要社区教育服务的覆盖来给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带来改变的机会。由此，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要向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倾斜。当然，在转移支付过程中，还需要充分考虑到上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对各地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支出水平进行合理的测算，避免转移支付的过度主观造成新的不均等。第二，要不断优化和调整省级转移支付的比例和结构。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是极为重要的，通过调整和优化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和比例，重点支持社区教育发展的薄弱地区以及关系到重大民生问题的社区教育项目，进而不断提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区教育服务均衡化水平。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基层政府的财权小而事权大的局面并未改变，在省域范围内有必要实施财权下放和财政下沉，特别是要保障基层政府能够没有任何损耗地获取中央、省级财政针对社区教育的转移支付专项资金，保证做到专款专用。就社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而言，迫切需要改变由区县财政支持的做法，应该改为由省级财政统筹支持，加大省级财政对区域范围社区教育服务的责任力度，并构建省级财政统筹支持的监督机制，不断提升社区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切实提升社区教育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水平。
答案：(1)+3 (2)2NaClO3+SO2+H2SO4==2ClO2+2NaHSO4 (3)NaOH溶液 Na2CO3溶液(4)2∶1O2 (5)1.57
3.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教育均衡化服务供给体系
社会大众对社区教育服务需求是实现其服务均等化的方向标，政府能够洞悉社会大众的基本需求是实现社区教育服务均衡化的前提条件。由于体制问题，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者，社区教育服务也是如此。这种供给体系造成了政府对于社会大众对社区教育的需求和偏好不能很好地掌握，导致其在供给过程中出现一定的供需失衡的情况，供给的盲点和空白区比较多，而有些地方则是供大于求。在现实中，由政府作为唯一的社区教育服务供给者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一些新建的社区教育场所和设施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在中西部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学习场所和基础设施没有，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可见，如果社区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完全由政府掌控，也有一定弊端。在国外，社区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教育服务供给体系，逐步推动多元化、民主化、合作化的服务框架，进而不断满足社会大众对社区教育服务的需求。具体而言：第一，要明确各级政府在社区教育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主导责任。在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始终占据主导责任，这既是根本，也是政府义务所在。政府主导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在筹资过程中占据主导责任，各级政府始终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公共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还需要发挥政策鼓励、引导的功能，吸引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教育服务的筹资体系，进而构建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对于积极参与的企业、个人或组织，政府应该给予减免税收、发放补贴或奖励等，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筹资的积极性。第二，构建多元主体在参与社区教育服务体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机制。政府是主要供给者，是主体，但也不能排斥其他供给者的参与。政府应该适当让渡一定的权力空间，与其他供给主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方式来鼓励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鼓励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适当竞争与必要合作，为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进而不断提升社区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拓展社区教育服务的空间。
因而，中央企业的党建工作也应与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工作配套结合，促使央企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加强企业内各级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出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其次，央企党建必须树立并弘扬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党务活动的一个要点，创新企业价值观念。最后，建立履行社会责任工作体系，党组织与企业行政部门互相合作，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管理，推动企业承担社会公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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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0-05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56（2019）04-088-08
【李 燕：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外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