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利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弊论文,西部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文化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者怀特（L·Awhite）在40多年前就指出：“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①]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Charles.Percy Snow）认为：“文化”一词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具有字典定义的含义，‘智力的发展，心智的发展’……‘表达了我们人性的品质与才能’。”第二个含义是“存在有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标准和行为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②]本文在这个意义上探讨西部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从地域和社区两个方面所划定的西部各民族共同行为系统形成的原因和模式，初步提出发展与振兴西部经济必须特别注意西部文化变革的观点。
一、西部文化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表现
（一）西部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自始至终的融合性。
先秦时期，中国的西部文化呈整体文化的特征。据我国魏襄王墓行简中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篇，赞之属也。”又载“庚长，天子六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教……还归于周，三千里，合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这一记载说明，祖国西部各种民族自始就积极与华夏民族往来，华夏之邦的领主亦主动与西部少数民族联系。在历史记载里，陕西关中渭河平原到河南洛阳为中国华夏，其东南西北少数民族中，西部民族与华夏民族往来密切，生活方式类似华夏族；黄河上游地区的鲜卑族的一支西徙到西域建立土谷浑国，史家常言的匈奴之后突厥族的一支亦在西域建立悦般国。另据出土考证，半坡文化的符号在临潼姜寨、长安灵台、青海乐都湾的陶器上都有类似的发现。可见先秦以前的文化，中国西部各民族在不断变迁、融合。进化中呈现出整体化的特点。
秦汉以后，西部民族文化进一步向汉民族文化融合。秦统一中国，立刻使西部河西以东尽归封建统治之内，此后西部各地比较明显地接受了封建政治思想观念。汉时将河西以西地区纳入了汉朝统治，虽然按当时地区特点设置管理机构，但文化相融却是客观存在。这是以游牧业为主的西部民族，首次把自己归入中国政治文化之中的历史。南北朝时，魏人汉化，孝文帝为了便于学习汉制，特迁都洛阳，与汉通婚，学语穿衣，胡人混淆不可复辨，忌异族者恒痛斥之。这种西部各民族愿与汉族共同生活的政治文化，北魏和唐王朝的政治措施的文化显现使文化融合走向高潮，奠定了中华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打开了唐朝与西部外域民族往来心理上的通道。此后西部民族虽然建立过自立的政权，如西夏吐蕃等，但依然得到统治者的敬重。据《中国民族史》载：“唐西方则高昌、龟兹、党项、吐谷浑皆被征服。吐蕃与唐和亲，焉耆、疏勒、子阗、天竺等皆来朝并，大食、佛皆通聘用。”[③]元朝以来，实行中外贸易、民族往来的政策，文化特别繁荣，尤其是西部地区陆路来的色目人，渐渐与当地蒙汉藏等民族融合，形成了中国土地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与此同时，当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等族，逐渐放弃了原来对佛教的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这种民族融合的政策带来民族进一步融合的结果，使中国西部率先走上民族共同体的道路。
（二）西部文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农、牧、商的综合性。
内流水域和外流河源给西部民族生存提供了发展农业的基础，草原大漠和奔腾起伏的高山给西部民族提供了纵横驰聘的广阔场所，加上人类未通海之前的陆路交通，使西部民族有了从事农业、牧业和商业的便利条件。据《穆天子传》记载“爱有温吾乐都，河宗民之所游居”，“爱有大木硕草，爱有野兽可以数”，“珠泽之人乃献白玉石，以固献食马三百羊牛三千”，“赤乌之人献酒千于天子，食马九百，牛羊三千禾祭麦百载”。北魏《宗云纪行》记载“至左未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耕而田”，“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世人方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这是对新疆，青海河湟之地早期生产发展状况的记载。关于陕甘宁地区，据《史记》载汉武帝时，“汉波河自塑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治田”，“敦煌置河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仓头有田率数百人，因置使都护以田积粟。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溉田。”以上史载证明，中国西部的生产发展，以农牧业为主不是近期，而是在远古就开始了。至秦汉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西部农耕文化系统，有的地方比中原更为先进。他们很早就能引水溉田，宁夏银川平原的秦渠、汉渠、唐徕渠，关中平原渭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古迹就是文化的显性表现。
农牧生产的高度发展，扩大了社会交往和商品交往的范围，并改变社会内部结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体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秦汉以后的对西征战和西汉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域的商业通道。到了隋唐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就沿着古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长安成了闻名中外的国际性大都市，长安以西的天水、陇西等六郡也相当的发达。“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之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洛阳伽蓝记》）秦汉唐时期西部农牧商高度发展给长安手工业带来了繁荣，建筑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因此许多学者把唐代长安的繁荣与当时西部文明联系在一起。元朝的西征和扩大贸易，西域文化潜入中国西部，经商之人，西征降服之人入居中国西部使商业之风漫延，他们带来了伊斯兰商人善于经商的传统，长期得到蒙古贵族的重用。同时，他们更热衷于在与游牧民族贸易中获取巨大的利益，蒙古人多次派遣使团，都有穆斯林组成的商队随团出发，这对元朝以及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时的西部民族，在经济上充满了活力，他们坚持以农为本，无本不稳；以牧为副，无副不活；以商为业，无业不富；以乡为根，富乡强民的方针。农牧商综合发展，西部文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度辉煌。
二、西部文化的核心及其民族特色
（一）西部文化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流的宗法权力型文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子利”，“三军可夺其帅，但不可夺其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部宗法权力型文化是孔孟以来政治理性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遗传的结果，“仁、义、礼、智、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等思想，将国家政治伦理化，将社会伦理政治化，这种国和家的同构理论，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后世的汉文化，又融合了道、法、名、阴阳和农家思想，融合了黄老之学说、魏晋玄学、宋明理家等思想以及后来的佛学，进一步将汉文化推向博大精深的境界。儒家的“入世观”，道家的“出世观”，佛家的“超脱观”，构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集体忧患意识的心理基石，父权社会的王道统治愈发稳固。
纵观西部发展的历史，西部自始就是民族聚集的地域。多次外族入侵，但大都以入侵开始，以互相融合告终，西部本身也多次发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除同治年间反清起义带有极浓的政治色彩而被清廷镇压外，其余总是由民族与民族的和亲和解而平定。西部各民族在与汉民族融合中同时接受了汉民族正统的儒家文化，其集体忧患意识成为西部各民族宗法权力型文化的共同核心。
宗法权力型文化产生的基础是村、庄、社、宗族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的童年，科学技术并不发达，大自然的力量远远的大于人类自身，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同自然进行斗争。由于那时人类的经济不发达，因此，以村庄、民族和宗法制度结成的联盟，较之以纯粹的经济方式结成的联盟要更牢固和有效的多。中国西部在历史上虽然有过比中原和东南部更为发达的经济，但不断地存在着民族与外族的冲突与兼融，每个弱小的部落为了本部落的生存必须首先拥护部落首领的指挥，在其被兼融以后，又得无条件服从胜利了的民族。因此，在这冲突与兼融绵绵不断地民族发展历史中，宗族首领和有经验的长者权威的意见对于民族自身的生存至关重要。而宗族首领为了他们的绝对权威又要把人们引向一种“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到退。”[⑤]宗法权力型文化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尊卑，阴阳贵贱等伦理观念结合起来，成为维护宗法等级关系和民族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文化基础，造成了中国西部文化轻视物质利益，扼杀人的个性的一面。
（二）伊斯兰教与儒、道、释精神的结合构成西部文化的民
族特色。
在《古兰经》诞生以前，阿拉伯人沉浸于迷信、残忍、邪僻之中。犹太教、基督教只有微小的影响，他们的宗教是粗野的偶像崇拜，他们的信仰是对鬼神的恐怖，他们的许多部落相互残杀，他们的各种方言，使他们更趋分离，世界上没有比阿拉伯人更涣散的民族了。但大约从公元六二二年，穆罕默德宣布了一个永久的奇迹，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以威严而典雅的文辞，描写了人类因顺从或违抗真主旨意而得到的不同结果，使人深信地对一般听众的心灵讲话，把许多离心离德，利害冲突的部落铸造成一个结实的、组织完密的民族，野蛮的阿拉伯人，由于伊斯兰教迅速跨入文明的境域。[⑥]同时，又顺着通商之路，迅速将伊斯兰文明向中国西部传播。
伊斯兰教信仰真主，顺从安拉为主圣战的精神与中国西部宗法权力型文化的核心不谋而合，吟诵《古兰经》时借助的高音旋律使宗族首领找到了更适合演说的形式和内容，于是，先是葱岭以西的哈喇汗国信仰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同其回族势力向东发展，到了十三世纪初年，除个别地区外，西部少数民族已大都成了穆斯林。[⑦]
伊斯兰教顺着商旅之路进入中国西部后，深受儒、道、佛学的影响，穆斯林的阿訇多为回族出身的学士，他们用儒家思想解释《古兰经》，强调“尊圣”、“法古”、“穆圣之法不可”嬗变。用道家的天人合人建造清真寺，原阿拉伯的宗教建筑以天人分离为特征，特别强调它的崇高性，不与风俗同流，然而中国西部的清真寺却更向道家之庙，虽亦注重鬼斧神工的建筑艺术，但却更表现出山光水色的人工园林。伊斯兰教中的激励因素和佛家的普渡众生使西部民族对外界引起的不满有很强的忍受力，使他们有极顽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能够在最艰苦的情况下生存。这亦是西部各民族在生存竞争中能够宽容地接纳其他民族并和睦相处的重要原因之一。西部的正统文化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接受了穆斯林的文化，使宗法权力型文化的旧径线中，织入了伊斯兰教文明的新纬线，形成了更为坚固的西部民族文化。
（三）西部文化由繁荣走向衰弱。
以儒学正统思想为主流的宗法权力型文化和带有浓厚伊斯兰教风格的民族文化纵横交错，形成西部特有的文化模式，它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重义轻物的行为特征，民族通融的宗教观念，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在西部2000年的发展史中对经济的繁荣起着极大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文化，才能使中国西部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
然而，这已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了。元朝以来的开放政策引起东南部商业经济的发展，清朝的民族歧视加强了西部民族的内部团结，西部文化中表现出的“官本位”、“权本位”的社会价值心理无不与泱泱大国的封建价值观相联系，而对随着航海事业传入的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保护性歧视。于是，虽然中国西部最早产生商业经济，但近代资本主义却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东南部发展起来，究其文化方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这种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它称为不平衡规律。普列汉诺夫又将这个规律进一步准确化，他说：“当一个阶级靠剥削另一个经济阶梯上站在它下面的阶级生活的时候，而且当这个阶级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前进对于这个阶级就是向下衰落。”
2.西部文化有其先天的致命弱点，西部文化是在经济还不够发达，人类为了生存，个体文化走向集结的结果。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当民族生存不再成为主要问题时，个体的文化心理日益从整体的价值集结中分离出来，西部的宗法权力型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近代资本主义功利型商品文化的挑战，成为古代社会的文化模式。
3.西部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虽然有游牧业和商业的发展，但主体上是“以农为本”，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是西部文化的基础，由此而产生的内向、保守，忍耐，依赖等性格，限制了后世文化的创造精神。
4.西部虽然有过相当的经济实力和商贸发展，但缺少真正的商业大市场。商业交换的行为与游牧业结合在一起，商品交换的主体表现在消费领域，历史上没有强大的手工工场，更没有大工业生产作为西部商贸的坚定后盾，亦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
5.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东南部产生了全新的价值系统和文化行为，如注意实用性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勇于探险，注重物质享受等等都表现出凌厉的攻势，并以其很强的文化风险承受力显示出后发制人的魅力，日趋成为左右中国现代文明的主要文化潮。
因此，西部文化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历史现象，表现出西部文化由先进变为落后这样一个事实。
三、西部实现现代化实质是文化变革
西部经济从明清时代开始渐次与东部拉开距离，并且这个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仅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看：1978年的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7%，1994年降为13%，而东部地区则从52%上升到60%。据预测，到2000年，西部与东部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将达74.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达53.16%。从人均国民收入绝对差距看，1952年为70元，1978年为106元，1985年上升为477元，1992年达1164元，1996年为1940元。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到2000年差距应在3000元左右。
东西部地区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生产力布局的失当，已经造成了宏观效益的大量丧失及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95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开始将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西移，着手解决东西部差距问题，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发大西北的第三次高潮。这是一次跨世纪的战斗，各省区都制订了自己的95计划和远景目标，提出从经济政策到产业结构，从扩大开放到吸引资金的种种措施，无疑从组织上，政策上给予了保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第三次开发高潮与前两次的不同。首先，50年代的开发和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主要靠国家投入，但这次不再是国家一个积极性，更要靠地方和民间的积极性。其次，前两次开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这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西部地处内陆，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显得很不适应。第三，以前的开发是“输血”型的，大批科技人员从五湖四海来支援西北，现在的开发却是“造血”型的，要靠西部各民族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由于以上三个不同，西部的开发就显得格外困难，西部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素质，就表现的举足轻重。
西部文化传统与西部开发目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长制传统与现代平等观念的冲突；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的冲突；以农为本的传统与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冲突；平均主义传统与按劳分配的冲突；悠闲散漫与现代效率的冲突；满足现状与竞争主义的冲突；因循守旧与现代革新的冲突；毫无主见的依赖与独立自主精神的冲突……以上列举的种种冲突，成为阻碍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西部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中国西部太古老了，西部文化也太古老了，它有2000年的历史积淀，有过诸多种文化的撞碰。经过2000年历史的积淀和多种文化的撞碰，它找到了一种最为稳固，最能保护自己，最不易为其他力量所取代的生存机制和存在形式。
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走向现代化的，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伊朗是有着悠久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宗教信仰上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伊朗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未顾本国国情，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加速推进工业化。工业化建设的飞速发展造成了农民破产，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城市却无力容纳，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盲目引进带来的全盘西化倾向，导致了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大量涌入。随着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国民对现代化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承受力终于难以支撑，代表文化传统的宗教势力被迎立回国，开始了对现代化的全面清算。现代化由于没有解决好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结果被文化传统所吞噬，这是伊朗留给我们的教训。
这个教训还告诉我们，现代化实质是一种文化的变革，不论这个文化传统是否落后，但它毕竟给我们留下一片深厚的土地，现代化的参天大树，只有根植于此，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现代化不允许落后的文化传统作为整体存在，要求选择性的发展。应该说文化的积淀越深厚，这片土地就越坚固，选择和扬弃就越困难，因此，也越不得忽视。西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文化的变迁过程，在党和国家把政策向西部倾斜，着手解决东西部差距问题时，特别重视西部文化——《模塑或控制下一代的生活习惯历程所不能缺少的工具》[⑧]的改造与发展，才能使西部经济开发得到保证。当然，文化的变革要比经济改革困难得多，也许需要数十次的蝉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蝉蜕的过程也是进化的过程，既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也充满了快乐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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