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出版学科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殊性论文,学科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回顾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15年的创办历程，最突出之处就在于它的艰难探索。在开创之初，一张白纸，既无教材，更无师资，甚至连一个大概的教学轮廓都没有。当时，它是国内从未涉足过的高等教育领地，自然也就必须从探索教学模式和内容入手。
几年的集思广益，出现了一份份出版高等教育的蓝图。编辑学、出版学、发行学、编辑出版史、编辑应用写作、著作权法、出版法规及马列主义出版理论、出版经营与管理、中外出版比较、图书学、现代化的编辑出版手段（通称“编辑现代化”，后发展为全面涉及电子出版与网络出版的课程）、逻辑、编辑实用汉语（语文规范化）、摄影、书法等，成为我们目前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通用主干课。经过十多年的论证，应该说它的体系是比较严谨而科学的。包含了史、论，应用以及前卫性的课程，其中也包含了相关的辅助学科。为了编辑出版学科高等教育的规范统一，1995年，在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下，纳入了高教系统的“八五”规划。几年之后，辽宁教育出版社以极大的努力，出版了正规的专业统编教材一套17册，全方位满足了教学需求，也使各高校的教学内容和水平明显地得到统一和提高。
创办编辑出版学专业其实就在于办好两件大事：一是教学方面的问题，如教学内容、教学水平，考察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和接纳度。这也是任何专业教学面临的根本问题。
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和接纳度，不单是教学机构所能完全解决了的，而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综合工程。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等一系列教学方面的问题，更受着社会岗位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某些经济类的热门专业的毕业生人才“过剩”，及社会上对人才的“高消费”等。人才供需上的不平衡，从绝对意义上讲，是个永恒的话题。如果用这个话题反过来评断某类学科和专业的教学，显然会有偏颇。但对编辑出版学专业——这个高教史上最稚嫩、最年轻的专业来说，一旦出现这类现象，社会反响便非同小可。思想深处显然是不允许失败，不允许探索，这仍是社会中某些人的思维惯性。
在90年代初期，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各校都出现了“分配难”的问题，很是引起一番波澜。嘀嘀咕咕，叽叽喳喳，众议纷纭，以致发展到1992年那场第一次力图砍掉这个专业的轩然大波。
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认为问题并不主要是出在出版教育部门本身，而是实行出版承包制的负面反应和连锁反应所致。指出“经济效益已成了出版社的硬指标，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种种捉襟见肘的短视行为不断地产生”，“在培养人、用人、人才建设的问题上最为明显，它被挤得最有‘弹性’而无定规”，“处在以‘人自为战’的承包制下……很少从战略的角度，按人才培养、使用的规律去充实和提高”，等等。（注：赵航：《大学编辑专业教学三探》，《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110页。）
在此情况下，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必须思考应对措施，在实际教学内容上作了较大的调整。从最早的以培养图书出版编辑的教学目标，扩大到期刊编辑和报纸编辑。尔后，又继续扩大到整个大众传播系统，包括为电视台、广播电台培养编辑。显然，“编辑”二字的内涵和范围扩大了，并且扩得太大了。这其中的变化，是社会使然，也扭曲了乔木同志倡导创办编辑专业的原意，是我们主动地偏离了原先规定的办学目标。这是一种无奈的、明智的、为求专业生存和为学生找出路的唯一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相应地延伸出一系列的分支课程：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编辑学，等等。并把原先专一面向出版社的毕业实习，也扩大到所有传媒机构，并加重实习的分量，进一步加强学生的适应能力。这种在挤压下产生出来的应变教学对策，给本来就不堪重负的教学又重重地加了码。战线拉得太长，力量过于分散。也对本来就显过剩的新闻学专业和广播电视系统的办学，造成了不必要的冲击。然而，也正是由于及时地采取了这一果断的措施，打开了毕业生走向社会的另一扇大门，使得生存艰难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能够维系至今。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不但“很好地”解决了“分配难”的问题，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升温为“热点”专业。在严格的招聘考核中，毕业生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尤其在新闻单位中，像我们南开编辑专业的学生几乎成了追踪的对象：比如，连续三年，新华通讯社总社都录用了我们的本科生，这在当前的分配状况下实属罕见。此外，中央电视台、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系列重要单位也陆续接纳了我们的毕业生，更不用说地方（省、市级）的电视台、报社和出版社了。似乎一切解决得很理想：社会承认了这样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办学模式。难道这种“偏离”对了吗？这引起了我们深层的思考。
二
恐怕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15年来，我们以及我们高校的同人都把办学的目光本能地投向编辑出版这一领域的教学配置上，研究其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学运作，最为关键的要体现出它的最大特点：它应该是一个“双专业”的专业，其特殊性就在这里。这就是说，一旦脱离了所依托的某类专业知识，一个编辑对编辑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理解得再博再深，也无济于事。编辑出版的专业知识必须依托在另一个专业上，如物理、化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等等。这个被依托的专业可以包括天下所有的专业。当然，被依托的专业（也可称“背景专业”）可以不止一个。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必须是“双专业”兼顾，弱化哪一方面的教学，都是不完善的教学。
道理并不复杂：人类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发展到今天，其显著特征必然是分工越来越细、越专，专业化越来越强，“隔行如隔山”，应该说是恰当的描述。如果一个编辑仅通晓编辑出版方面的知识，而疏于对可依托专业的学习，那么， 他必然无法工作。 倘若连稿件中专业知识的ABC都不懂，又怎么能介入到编辑工作中，如何去完成从收集信息、 选题开发的一系列复杂繁难的出版工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必须有某种所要依托专业的深厚功底，又必须有编辑出版学的过硬功夫。必须具备这样两种专业的复合交叉，必须完成这两种知识的有机综合嫁接。惟有如此，才能构成编辑出版学专业健全的知识结构体系。
15年创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坎坷跌宕，造成了创办者们既顾及到这个特殊性，但又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去正视它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建在中文系，可依托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在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初期，这既是一种思维定势，也是一种权宜。因为那时对编辑出版学的内涵了解得十分肤浅，主要是着眼于编辑出版所需的语言文字能力和写作能力。现在看来，理解是相当偏狭的。15年来从社会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上考察，用这种依托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为一般的传媒系统（尤其是新闻界，包括通讯社、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输出毕业生尚可将就，因为这些传媒内容还都比较通俗化，一般没有专业上的难题。但要说明的是，社会对这部分人才的需求已显大大地过剩了。经过我们的调查，社会上最为急需、特需的是高科技编辑人才（涉及到电子、计算机、核物理、生物工程、医学及数理化等基础科学领域），显然，从现有的、已沿用十多年的“权宜”教学模式中，是难以培养出这样急需的专门人才来的。这应该是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引以为憾的事——社会需求的编辑出版人才是全方位的，包括着各类各专业，而我们只能在单一的依托专业（大多是汉语言文学）中徘徊。
虽然各校也都做过大量的试验和探索，像南开就曾以四种办学模式进行比较，武大、清华也以创办“第二学士”学位的办法进行教学革新。都是在加强可依托的专业上下功夫，力图进行更为合理的教学配置，以加强“双专业”的深度，终因条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高教体制的制约，有的半途而废，有的浅尝辄止，效果均不理想。十多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最大缺憾应该是在这里。
出版界本身显然也看到了这种“先天不足”的现象。这正是许多专业化很强的出版部门不敢接纳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的根本原因——宁愿招收在某专业（指我们谈的“所依托专业”）学得扎实的学生。唯恐前者是“三脚猫”、“四不像”、“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很懂”。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权宜”代替不了“长远”，也不会稳定，更难有大的发展。今后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应该在“双专业”的有机合成上下功夫，更应在设法扩大并深化所依托的专业上下功夫。所以，教学观念与教学模式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千万不能忽略了社会对编辑出版人才需求的特殊性。
由此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国外出版高等教育的情况，似乎能得到某些启示。
《新闻出版署直属高等院校出版专业设置及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课题研究调查报告四”《关于国外出版高等教育情况的调查》（注：此报告见《出版教育研究论集》，陆本瑞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216页。）表明：被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十所大学，大多在出版教学上体现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集中力量去搞“学士后”的教学。办学形式多为研究班、研究生学制、进修班、培训班、夜校等。这包括着世界著名学府，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利兹大学等；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前苏联、印度、巴西、韩国等，也都在教学模式上有一定的趋同性。其意图十分清楚：都在保障、保护那所依托的专业教学不受损伤，而与我们现行的编辑出版学教学体制有着很大的差别。对比之下，我们现行的教学模式的较大缺陷在于：（一）难以保证“双专业”中所依托专业的教学力度、厚度；（二）因为教学体制的限制，所依托专业的开拓面仍显太窄，很难适应社会全方位对各类各专业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难怪有人说，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还没有开始办。这话未免过激，但有几分道理。
三
南开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师们较早地发觉到这种教学上的不平衡现象，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办学的一大难点在体制的不尽合理上。提出了“要停办4年本科制编辑学专业， 代之以双学位制、研究生制新的教学体制”设想。指出了“编辑学专业的改进，应该从这里入手”。（注：赵航：《大学编辑专业教学再探》，《编辑学刊》1991年第4期。）
在此前后，清华、武大、川大等校，纷纷试行了“第二学位”的办学新模式。虽给这个专业的办学带来了新的启迪，却同时也出现着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一，生源从“不理想”的工作单位和师范院校中“跳槽”的为多；其所学的某依托专业能否和出版部门所需的专业对位，也不确定；其二，由于社会对“第二学士”学位内涵缺乏了解，在分配上就少了一些竞争力；其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学时的限制，“双专业”中两个领域的知识，也还会受到些微的损失；其四，最为重要的在于，第二学士学位的学制时间，仅比硕士研究生或研究生班差一年，还有着“名不正言不顺”而引发的诸多问题（指第二学士学位制在我国尚未全面铺开），如待遇、学位等，觉得“不大合算”。因此积极性不很高，影响了生源及其质量。所以，从长远而稳定的编辑出版学教学模式来看，“第二学士学位制”只可作为过渡，而代之以硕士研究生制或研究生班制。这是我们办学15年后，在教学实践中得到的深切体会和认识。
面对世纪和世界的挑战，出版，作为朝阳产业，必然对出版者素质提出了空前的要求。名类学科的迅猛发展，都需要出版作为传播载体，而编辑出版本身面临诸多的新课题，如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外向型出版等等，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开拓。这必然要求出版从教育抓起，而困扰我们出版发展的，依然是人才问题。特别是如何培养全方位、高层次的出版专门人才。所以，我们现时深入研究和探索出版高等教育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它的缺憾和不足，应该说是必要和及时的。
现在，应该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全面进入研究生教学的时代了——这是由其专业教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