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的融合困境——反思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意象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城市论文,文学论文,意象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个领域，两者的融合交叉遭遇来自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两方面的障碍。与此相应的是两个非常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命题，即城市文学中的生态视野与生态文学中的城市题材，这两个命题的缺失既有文学本身的因素，也有文学以外的时代和社会因素；既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相合，又受到同时期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主义理论的影响。 一、当代生态文学的去城市化与反城市化倾向 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似乎是与生态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废气、噪音、交通拥堵等城市生态问题是生态文学树立的反面典型，因此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长期存在去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可以从三个方面因素来进行解读：一是城市本身生态问题的凸显，二是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三是中国生态作家自身批判精神建构的需要。 城市发展所形成的生态问题成为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之一，这也是生态主义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城市最基本的原因。城市在近代历史中变成工业文明的符号，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也被打上生态问题的标签，从西方工业革命后烟囱林立的所谓“焦炭城”开始，城市环境就给人黑烟笼罩、污水横流、人口拥挤的糟糕印象，伴随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所遭遇的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并随之造成一系列的人文危机，正如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所说：“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这个环境，外貌丑陋，内容低劣。”①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几十年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随之而来的城市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正是从这些现实矛盾出发，生态文学在城市意象构建中，形成对城市的批判和对城市化的反思。自上世纪80年代生态文学兴起，城市在生态批判中的角色具有双重属性，一是被作为环境恶化的典型样本，二是被当成生态问题爆发的罪魁，城市同时承担生态灾难的果和因，文学文本也围绕这双重属性展开城市意象的塑造。其实中国的生态文学最早恰恰是从城市生态问题描写为开端的，作家沙青在1986年发表了生态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被认为是“开启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大门”，这部作品描述北京遭遇严重缺水的生态危机，而危机形成的原因正是人祸，人类对水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导致城市失去生态平衡；1987年沙青的另一部报告文学《皇皇都城》则针对北京垃圾围城的困境提出反思，这两篇报告文学是中国生态文学最早形态的代表，所描写的北京城则是种种生态问题缠身，环境污染严重，这也是当时生态报告文学的共同主题：反映各地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现象。2001年吴岗的报告文学《善待家园》描写沿海城市遭遇海水入侵的灾难，他列举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如今却面临着海水倒灌这个“不美丽的现实”。2004年，生态报告文学家哲夫出版了他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和《淮河生态报告》，用大量篇幅反映了城市化对江河水系的伤害，《长江生态报告》一开篇就描写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大都市上海触目惊心的水污染问题，以及生态治理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作为当代生态文学的典型形态，这些报告文学用纪实性的文字直击城市生态问题，反思城市发展与生态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西方生态文学对城市的疏离和批判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城市书写，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就产生疏离城市而亲近自然的倾向，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一书分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将烟囱林立的城市看作撒旦的作品，而自然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华兹华斯则认为自然是人类“心灵的保姆、向导和护卫”②。20世纪中期西方生态文学兴起，一批知识精英将生态情怀和生态理念引入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表达，对城市与乡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进行了亲疏不同的基本态度，很多生态文学家采取了对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回归。梭罗《瓦尔登湖》、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卡逊《寂静的春天》都是以远离城市的荒野为叙事背景，以贴近自然的书写姿态传递自己的生态理念和生活情趣。他们寄身荒野，远离城市，以拒斥和逃离物质现实的方式来表达宁静自守的心灵状态，背后包含一种未曾言明的对城市生活的批判态度，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所描述的：“有一天晚上在走向瓦尔登湖的路上，我赶上了一个市民同胞……他问我，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宁肯抛弃这么多的人生乐趣？我回答说，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③梭罗的《瓦尔登湖》早在1949年就由徐迟引入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生态文学经典的译介，中国作家的生态意识逐渐高涨，“中外作家在生态背景下有了更多的对话基础，找到了共同发展面临的问题。”④在这一借鉴过程中，西方生态主义的荒原意识和城市批判倾向也深入到中国当代作家的生态书写中，诗人海子在诗歌《梭罗这人有脑子》中写道：“你倒在林间路途上/让床在木屋中生病/梭罗这人有脑子/让野花结成果子。”⑤梭罗的荒野生活契合了诗人的生存理想，也暗示了诗人在城市中的孤独感。如海子一样，当时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欧美生态主义观念的影响，在创作中融入了面向自然的生态意识。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态文学的原生过程包含一批作家生态意识的唤醒，这与当时文学界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回归是大体一致的。学者曹文轩分析八十年代文学思潮时，提到当时普遍存在回归大自然的潮流，指出这批作家回归大自然的原因之一是对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生活产生心理不适，一方面，从“文革”走出，作家看到城市工业文明所显示的社会新气象：“从烟雾缭绕的大街小巷，从急速流动的人流、车流，从一张张清醒、执着、充满力量的面孔，人们无论如何已经觉察到：古老的中国，正从多年的政治混战而带来的疲倦中复苏。”另一方面开始感到一种紧张和压迫感，“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使他们转向对宁静的大自然的向往”⑥。当时作家的这种紧张和压迫感其实还来自于“文革”所带来的集体“创伤记忆”，对政治现实所带来的伤痕记忆的回避与拒斥促使部分作家将视线转向自然。此外，这批文人很多之前经历“上山下乡”或者“被改造”的过程，在苦难中积累了对乡村荒野的生存体验，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反而对城市产生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似乎成为一种典型心理。对他们而言，这种去城市化心理以及转向对乡野的生态书写不仅成为熟悉经验的回归，也是对伤痕记忆的逃避。作家蒋子龙八十年代中期去大兴安岭采风，一出城市就开始生病，他写道：“我带着一身在城市里沾上的现代工业的污染，没有焚香沐浴就贸然上岭，冲撞了兴安岭自然的灵气。理应发烧，先退退俗气。”⑦城市在作家看来充斥着污染和俗气，这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观念。80—90年代，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批判融合在当时大的反思语境中，往往带有作家个人早年经历的痕迹，如贾平凹、姜戎、郭雪波等，他们对生态灾难的描写似乎总有一个类同的隐喻：即在过去的时代，自然和人所受到的摧残在两者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新世纪开始，随着伤痕反思色彩的褪去，生态文学的批判更多地回归生态问题本身，自然生态灾难的悲情意识逐渐取代个人色彩的伤痛记忆，如哲夫等人，穿梭于城市与乡野之间寻找写作的素材，笔锋所指集中在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之间，批判精神的建构落实在更为纯粹的生态批判上，为沉默的自然说话，为灾难深重的生态环境请命，这使得他们面向城市时，更多地将城市看作整体生态的一个链条，将城市发展当作生态危机形成的缘由，城市批判真正成为生态语境下的批判，统一在作家生态主张的彰显与生态意象的建构中。 二、城市意象：现代性的“恶之花” 从历史维度看，西方现代性进程伴随着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由人类建造，为人类运转，就像一个巨大的、精密的机器怪兽，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海量的资源，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城市代表一种秩序，人的权力关系被放到最大，而现代性生产和消费模式又大大强化了城市的集权方式，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强调导致了人对客体自然的忽视与剥夺，这在城市环境里表现尤甚。在生态主义批判语境中，城市文明建立在人的价值压抑和扭曲基础上，充斥着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缺乏生态的和谐，缺乏真正的身心自由，而这一切往往被归结为现代性的症候之一，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说：“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risk profile)。”⑧现代性对城市的意义不仅是社会学层面的，“还催生了哲学和文艺批评的城市话语。”⑨现代性城市话语同样包含着哲学与文艺批判，文艺所建构的城市意象背负着现代性的种种弊病，在文学中被描述为“恶之花”，表征着现代性的各种腐朽、堕落、丑陋和罪恶，而这与前现代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就像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所说：“现代主义总是回望那些被认为是更淳朴的年代。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都坚持认为城市已经被工业力量贬低。”⑩ 生态文学对城市的描绘其实是生态话语中一种隐喻性的批判文本，生态主义长久以来对城市进行一种隐喻式的解构与反思策略，“生态学上的隐喻运行良好……(因为)缺乏作为一种重要的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城市因为它们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独特反思性变得引人注目起来”(11)。当生态成为作家反思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时，现代城市作为现代主义生发之地和重要产物，在文学作品中首当其冲成为生态批判的标靶，一种普泛化的生态关联被贯穿于城市现代性描述中，城市被隐喻成一个吞噬往昔美好生活的恶魔，这种生态隐喻在生态文学中成为基本的叙述方式之一。就如19世纪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那样，以一个巨大的隐喻将城市打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森林。这种针对现代城市生态的隐喻式批判话语在生态文学中形成一种大传统，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被反复言说，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这样的隐喻。在迟子建笔下，城市失去了血色和温度，变成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堆就的怪兽。她描绘说：“房屋越建越稠密，青色的水泥马路在地球上像一群毒蛇一样四处游走，使许多林地的绿色永远窒息于它们身下。”(12)同样，作家张炜在《城市与现代疾患》一文中对中国的城市生态问题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抨击，他说：“现代人陷入的一个最可怕的困境，就是不得居于自己亲手创造的一个怪物的体内——这是一个急剧繁衍的大都市……人自己最后成了一座城市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3)作家用隐喻的方式将城与人的生态关系描述得极为晦暗，现代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却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殆尽，这不啻为对现代性一个莫大的讽刺。 事实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达还需要补上城市文学这一课，正如蒋述卓所说：“中国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展示同样远远落后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文学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文学面貌，为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极为深广的展示空间。”(14)然而就像近几十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急剧发展一样，文学也在各个层面上迅速转型，文学的现代城市书写还未充分展开，就已大踏步迈向后现代叙事方式。从作家的生活经验来看，他们许多还未真正体会到城市生活的种种况味，就开始对城市糟糕的生存环境形成恶感，而这一过程恰恰都是在同一代作家的人生经历中走完的，他们很多经历过上山下乡，回到城市后对城市环境产生陌生感，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面貌产生负面评价。作家毕淑敏在散文《做一棵城市树需要勇气》中描述了城市树的境遇：“做一株城市里面的树，是需要勇气的。它们背井离乡到了祖先所不熟悉的霓虹灯下，那地域和风俗的差池，怕是比一个民工所要遭受的惊骇还要大吧？它们把城市喧嚣的废气吞进叶脉，把芜杂的音响消弭在摇曳之中，它们用并不新鲜的绿色装点着我们的城市，它们夜深了还不能安眠，因为不肯熄灭的路曾还在照耀着城市。”(15)面对城市糟糕的环境，逃避做一棵“城市树”，从原生态的自然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成为这批作家最普遍的反应。孟繁华曾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存在着“反城市的现代性”(16)，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人们反对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到了八九十年代，文学对于城市的书写仍然存在着反现代性倾向，不过这次是循着完全不同的话语逻辑，身后竖着的是生态主义大旗，尽管这面旗帜所标识的未必是纯粹的生态主义理念，但生态主张已成为人们反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策略。这种反现代性话语逻辑似乎在文学上具有某种普遍性，曹文轩曾说：“社会生活工业化的程度每提高一次，总要带来文学上一次回归自然的倾向，这是全世界文学的一个共同规律。”(17)生态主义进入文学只是给这一普遍倾向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的城市批判话语也是文学对社会转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反映，然而却未必是完全合理的反映。 三、城市意象：与乡野意象对立的“反乌托邦” 城市化过程意味着人口由乡村转向城市，随着一代人走向城市，青山绿水的乡村记忆却并不遥远，文学中的乡土情结仍有巨大的惯性，这种情感惯性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同样存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一书描述英国乡村文学的延续情况：“直到整个英国社会已经绝对城市化以后，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乡村文学。”(18) 相对于乡土文学和乡村叙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文学和城市书写相对薄弱，这首先是由于作家对乡土的情感惯性。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生态文学兴起的时期正是中国真正迈向城市化的阶段，而生态危机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同步，由乡村到城市生活场景的变换带来的情感反差被代入作家以生态视角审视城市的过程，产生了逃避城市而亲近乡土的倾向，他们渴望在乡野理想的自然生态中“诗意地栖居”，城市显然是被刻意疏远了。在许多生态作家看来，远离城市的权力场域，摆脱城市生活方式和物质欲望，置身于乡村甚至荒野，才能真正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惯性中转移出来，从而更为清晰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认知在当代文学场域中掺杂了作家浓厚的个人体验与根深蒂固的原乡情结，“原乡情结，构成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的情感母题与价值取向”(19)。如果从文学传统溯源，似乎也可归结于中国文人根植心中的桃花源情结，这种生态乌托邦的回归梦想恰与当代文人的原乡情结耦合，在生态文学中常表现为一种对乡土的依归，正像吴秀明所说：“从莫言、张承志、张炜到韩少功、李锐、刘震云，从80年代中期众所周知的寻根文学到90年代渐趋热火的环境警示小说乃至充满野性力量的拟动物小说，都从各自的角度表现了人类回归绿色生命之家的忧患和祈盼。”(20)出于各种原因，作家们被城市放逐或主动从城市逃离，张炜在《永远生活在绿树下》的创作札记中写道：“‘永远生活在绿树下’——多么幸福啊！人们早已厌倦了嘈杂的、布满了烟尘的都市街巷，渴望到田野河边，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21)张炜将远离城市的野地作为心灵的圣地，他在《融入野地》一文开篇即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22)作家认为城市远离真实，难以安放他的心灵，因此“寻找野地”并“融入野地”，这种从城市的自我放逐在作家看来恰恰是“踏上故地”、寻找乌托邦的幸福旅程。陈晓明评述张炜的创作心结时说：“在张炜大部分的作品中，都隐含着对‘城市’的厌弃，而这一点正构成他对乡村过分迷恋的依据。”(23)作家厌弃城市、迷恋乡村的因果关系或许很难说清，但两者的张力关系确实清晰可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文学对城乡生存状态的书写态度，这些作家往往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对城市环境进行嘲弄和调侃，刘亮程在散文《城市牛哞》中说：“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苍白的，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我是个农民，只能以农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尽管无济于事。”(24)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描述了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徘徊打转的农民，与张炜一样，这种对乡野的迷恋来自一个农民骨子里的乡土情怀，与城市环境相遇时会产生天然的抗拒情绪。这种乡土情怀也体现在城市人形象塑造中，赵本夫长篇小说《无土时代》描写一批居住在无土城市中的人，却对土地有几近病态的迷恋。小说中，主人公石陀常带着小锤子，砸开一小块水泥砖，露出黑土地，让这片土地长出青草，试图以此唤起城市人对土地的记忆。无论是张炜、刘亮程还是赵本夫，他们的生态文学作品都将城乡环境对照达到张力的极致，表现迷恋乡土、回归乡土的共同主题。 其次，当代作家对城市生态的糟糕体验强化了这种反叛意识和回归渴望。在文学传统中，文人将城市意象作为自由心灵的牢笼与清洁精神的污染源，这在前工业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城市更是被描述为一切现代性罪恶的渊薮。在生态乌托邦叙事语境下，城市意象成为与乡野意象相对立和对照的“反乌托邦”式意象。罗尔斯顿提出人类需要“荒野”精神，荒野环境“与城市环境形成反差的简朴”(25)，与乡野的自然亲和度相比，城市的人化环境是丑陋不堪的。作家陈应松曾对比城乡两种生态体验：“在城市，你会看得太伤心，土地与水域被蚕食，河流污染，空气糟糕，人群拥挤，但乡村许多地方还保留了原始的面貌，水也有清澈的，大片的野地还未被开垦，荒芜在那里，被上帝遗忘的地方一定有它的合理之处，它接近远古的景色和天地之德，也接近最古老的幸福。”(26)陈应松坚持一种乡土视野和乡土立场，他的“神农架系列”生态小说体现了他对原始野地宗教般的尊崇。现实社会中，城市空间挤压了原属自然的生态空间，而环境污染则更加剧了作家对城市的集体反感，就像迟子建所说：“工业污染的痕迹几乎从每一座城市永远仿佛在雨中灰蒙蒙的天色上可以痛切地感觉到。”(27)这种痛切的感受使得作家对城市生活图景产生心理拒斥，促使他们产生逃离城市的渴望，这在当代许多生态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贾平凹小说《怀念狼》的开头感叹城市生活的种种精神萎顿与迷失：“西京城里依旧在繁华着，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二十四节气，连昼夜也难以分清，各色各样的人永远拥挤在大街小巷，你吸着我呼出的气，我吸着你呼出的气，会还是没有头绪地汗，气仍是不打一处地来，但我该骂谁呢，无敌之阵里，我寻不着对方。”作家甚至用遗传学报告来调侃：“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不再长出胡须。”城市让人的自然属性发生异化，让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为避免自己的生命“在西京坠落下去”，主人公寻机离开城市，回到乡野，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 在当代生态文学中，乡野不仅被赋予神性，而且常常被描绘成被城市伤害的角色，将城市加上生态“原罪”，强化了对城市的“反乌托邦”批判。张抗抗的小说《沙暴》讲述知青辛建生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为了获得回城的机会而猎杀草原上的鹰来送礼，草原失去鹰的保护而导致鼠患泛滥，草场退化，形成生态灾难。在这篇小说里，城市成为一个遥远而充满欲望的意象，城市所造成的罪恶与草原所遭遇的生态危机这两个看似难以关联的东西，在这里被赋予了因果关系，为作家的生态批判构建了故事骨架。生态文学对中国广大乡村和荒野所遭遇的生态灾难有深刻的描写，然而这种灾难往往被描述成城市生态灾难的延伸，城市工业化扩张所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给乡野生态造成了破坏，哲夫的报告文学“江河三部曲”、于坚的长诗《棕榈之死》、《哀滇池》、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等，都反映了城市对于乡野自然的掠夺与戕害。在这些作家看来，生态危机肇始于城市，却溢出到城市之外，生态文学追踪了这一过程，从而深化对城市的生态批判。 四、反城市化、去城市化的缺失与偏误 文学意象往往在大的文学史空间中提供一个互文语境，很容易使生态叙事产生将城市概念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很容易在现代乏味、枯燥的城市生活体验中获得认同，从而在整体上影响生态文学的走势。然而，当代生态文学对城市的刻板化描写以及城市意象概念化的倾向，不论对文学自身发展，还是社会精神的建构来说都是一种缺失与偏误。 首先，文学表现世态人情，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面貌和潮流，当代文学包括生态文学如果整体忽略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巨变，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缺憾，就如陈晓明所说：“对于一个已经卷入全球化并且正高度城市化的时代来说，文学始终面向着乡村，这也不能不说有一种欠缺。”(28)阎连科等出身农村的作家曾承认难以写好城市题材的作品，“这些年来乡村生活仍然是维持他们创作的资源。”但邵燕君对此提出担心：“(农村)‘生活’变成了‘记忆’。以不再更新的记忆维持高产的创作，必然会出现题材贫乏的问题。”(29)城市题材已然成为文学难以回避的领域，而生态问题不应成为居住在城市、每日感受城市生活的作家逃避城市书写的缘由，文学评论家南帆批评那些对城市有偏见的作家：“这些作家(迷恋乡村的作家)看待城市的态度并不公平，他们至少过于漠视城市的意义。”(30)尤其是当代文学面对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历史进程，面临着巨大的阐释压力，无论是文学整体的向前推动，还是作家个人写作空间的开拓，都需要文学重新发现城市、面向城市、体验城市、书写城市，在城市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赖以生存并体验生活悲喜的环境时，城市文学理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高的关注度。 其次，远离城市、远离人类的极端化生态乌托邦书写模式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关怀。学者曾繁仁说：“生态批评中生态维度的转变其实是一种‘信仰转变’，这种转变具有‘本体论’的意味，彻底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生态维度作为一种根本的文化立场。”(31)生态文学批判现代性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生态正义”的理念，致力于彰显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然而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却有意无意地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很多时候走入了简单化、情绪化甚至偏执化的误区”(32)。生态文学对自身所处的疆域比较敏感，它更愿意严守一种既定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往往使生态文学走向偏执和极端。生态文学去城市化和反城市化的极端形态就是去人类化与反人类主义，将人作为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将人类文明集中的城市作为违背生态和谐图景的反题，最后很容易滑向一种极端的自然本体论，消抹了人与自然在价值层面上的区别，将自然存在和自然图景上升到本体高度，赋予终极意义，这与人本主义走的是相反的方向。而这种思想倾向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与生态自然必然对立的主观预设上的，进而由对生态意识的彰显转向对人、对城市的反叛，这种反叛往往会遮蔽对城市生活温度和质感的正常感知，影响对城市生态的深入体验。生态文学成了小圈子内的一种独白，很难潜入社会复杂多面的精神体深处，使更多的人产生审美共鸣与价值共通。 此外，去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书写态度，使得生态文学面对城市只剩下空洞的批判，而放弃了对城市生态建构的参与和介入。美学学者高建平提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的观念，会渗透到我们的观看之中，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城市保护和建造。于是，我们按照文学和艺术来建城，城的发展方向由于我们的观念而改变。”(33)城市关注的缺失将导致生态文学话语在城市生态保护与建构中的缺席。当下美学和文艺理论倾向于将城市生态环境作为积极的审美对象，关注城市生态的构建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完善，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指出，当下美学对于环境的理解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野外自然，而且包括城市和建筑风景”(34)，美学家的兴趣因此扩展到城市生态领域，试图对城市环境进行美学阐释，体现美学和文艺理论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美国学者柯提斯·卡特提出城市环境空间的审美介入：“城市是自然的一个特定空间。城市提供了一个代表了人类价值和兴趣的建构了的环境……城市中的建筑、商业、政府、制造工业、交通和文化生活都为审美参与提供了可能性。”(35)从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环境将成为具有极大的美学阐释空间和艺术价值的聚焦对象，城市生态美构建也将成为艺术家重要的美学实践方式。因此对于生态文学作家来说，只有积极面对城市、书写城市，才能真正体现生态批判的实践价值。 五、重新建构和定位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意象 当下生态文学理应走出对城市的误解与拒斥态度，融合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书写模式和表现空间，重新建构和定位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意象，从而拓展生态文学自身的内涵和价值。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作家对城市生态的审美理解需要突破传统的生态观念和体验方式。伍尔芙在小说《达洛维夫人》将丰富的具有特异性的都市体验与传统上绿色田园审美体验联系起来，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尔特将其称之为“都市田园诗”，伍尔芙笔下对伦敦的隐喻充满活力与美感，这源于作家对城市生活关联下城市生态的不同认识：“城市的美感并非基于任何认为城市一定是个风景宜人之处的看法，而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它会表现现代生活本身的迷人的多样性。”(36)现代生活审美空间不断拓展，作家需要将观察视角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体验触角延伸至更深的层面，带着生态视角探究在城市这个所谓“非传统栖居地”的生存问题，在表现空间和情感体验方面都应超越既有的城市书写模式。从表现空间来说，生态文学的笔触应涉及广义上的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三重生态，所内含的人文诉求应是多重生态的平衡与和谐。生态文学题中之义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生态、人的精神生态同样是生态文学的重要支点，城市多重生态的丰富性与张力给文学创造了极大且极富弹性的表现空间；从情感体验来说，城市环境所提供的应该不仅仅是痛苦体验，概念化批判，可以丰富作家的生态体验，深化作家的生态认知。 第二，生态文学需要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模式，将城乡生态环境纳入人类生存空间的整体关注中。生态文学传达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图景和审美理念，城市环境不仅内含自身的生态系统规律与生态价值观，而且与城市之外的乡野生态形成密切的关联，形成一个整体生态圈，生态文学叙事不能将城乡生态的天然联系进行人为的切割。此外，生态文学不能将自身的发展与乡土文学混同。现当代乡土文学对乡土生活的描写方式与乡村环境的眷恋情怀更多地带有时代的影子，其价值观念根源于复杂的社会因素，生态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当代生态文学的表达领域与情感依归与乡土文学高度重合，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是不正常的。生态文学作家需要重新审视城乡生态的一体化关系，在乡野生态叙事基础上，关注城市生态特征的描写，努力寻找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的融合渠道，表达城市环境中自然与人的种种关系形态以及城市环境中人的情感状态。 第三，当代生态文学需要面向城市来审视“生态正义”的内涵，重塑“生态正义”在城市生态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生态文学向来坚持一种“生态正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而这种正义不能因纠偏而走向极端，否认人类的生存伦理。如果宽泛地来看，城市的人居环境也是生态圈的天然组成部分，因此“生态正义”的文学阐释与表达需要容纳城市题材，更多地将笔触延伸向城市生活、城市文明，重新建构城市中生态正义的阐释方式，体现城市环境和人之间的新型生态伦理关系和生态价值观念；对于生态文学作家来说，只有保持一种客观平和的心境，突破偏执保守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模式，有批判，也要有善意的表达，这样才能对城市环境进行一种真实的还原，避免僵硬地传递纯粹的“生态正义”理念。更进一步说，在新的生态文学语境下重新建构城市意象，不仅在于城市自然生态的改善的持续关注，更是在于城市中人文精神的张扬，即思考在城市物质和精神重压下，人的物质追求如何与价值持守、环境保护统一起来，打破城市生态中的零和关系，建构城市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和谐关系，体现“生态正义”一种充满弹性和包容性的文学表达。 ①[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87页。 ②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0—152页。 ③[美]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 ④于文夫：《从借鉴到重构：中国生态文学的西方因子及本土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2期。 ⑤海子：《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⑥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169页。 ⑦蒋子龙：《森林采风录(三题)》，《天津文学》1986年第12期。 ⑧[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⑨[德]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⑩[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 (11)[澳]阿德里安·富兰克林：《城市生活》，何文郁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2)迟子建：《北方的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13)张炜：《书院的思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14)蒋述卓：《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5)毕淑敏：《毕淑敏感悟心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16)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17)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 (18)[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页。 (19)王杰泓：《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2期。 (20)吴秀明等：《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21)张炜：《永恒的自语》，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22)张炜：《绿色的遥思》，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23)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24)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2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26)陈应松、张艳梅：《在大地和时代深处呼喊——陈应松访谈录》，《百家评论》2014年第2期。 (27)迟子建：《北方的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28)陈晓明：《城市文学：弯路与困境》，《文艺研究》2014年第12期。 (29)邵燕君：《新世纪文学脉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30)南帆：《文学：城市与乡村》，《上海文论》1990年第4期。 (31)曾繁仁：《西方现代文学生态批评的产生发展与基本原则》，《烟台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2)陈文良：《中国生态文学发展困局之破解探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 (33)高建平：《论城市美之源》，《外国美学》(第二十一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34)[美]阿诺德·伯林特：《美学回归与艺术新变中的美感论》，黄仲山译，《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 (35)[美]柯提斯·卡特：《作为符号的花园：自然/城市》，《外国美学》(第二十一辑)，杨一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36)[美]罗伯特·阿尔特：《现象的城市——都市体验与小说语言》，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城市意象论文; 艺术论文; 作家论文; 张炜论文; 记忆论文; 人类中心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