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机遇论文,中朝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基辛格称为是一场“外交革命”的中美和解及其关系正常化，是冷战时期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之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过程看，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更涉及中、美、苏三个大国的三角关系以及中美各自盟友的利益和安全；第二，从结果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影响到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它们都不得不调整自己对美国和(或)中国的政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学者们讨论了中美和解过程中的苏联问题、日本问题、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①但笔者也注意到，其中涉及朝鲜问题及该时期中朝关系的讨论并不多见。②
本文主要利用中美双边并辅以韩国及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重点考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中朝关系的状况：在调整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对朝鲜问题的立场、态度和处理方式如何？中国是怎样维护朝鲜利益并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的？在这期间中朝之间有哪些共同利益，又存在哪些潜在分歧？中美关系出现的转机对朝鲜及中朝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③
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1969年尼克松执政伊始，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和不安的世界，美国外交陷入重重困难。首先是其劲敌苏联的发展来势凶猛。尽管苏联的实力在很多方面不如美国，但在远程导弹能力方面已与美国基本达到平衡。自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而美国及其盟国的温和反应则表明，西方似乎已经认可苏联在东欧可以任意使用武力来保护其阵营的稳固。此外，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其势力显然已经延伸到东欧之外。④
其次是与欧、日盟国的关系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持久性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就有明确表态。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更使美国感到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总理勃兰特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将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推向危机。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面临严重挑战。⑤
中国也是一个令白宫十分头痛的问题。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明白中国国内的变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一方面，中国大力援助北越，并严厉指责美国对南越的支持，“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似乎又大大削弱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此外，珍宝岛冲突使紧张的中苏关系达到冰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实难预料。⑥
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南越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约翰逊政府有关敌人将很快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完全是不现实的。迫于各方压力，白宫宣布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越战无疑是约翰逊留给新一届美国政府最棘手的难题。⑦面对巨大的挑战，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并提出了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而实施这一方针的必要前提则是打开对苏缓和及对华关系的僵局。另一方面，在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地、体面地结束越战，为此也需要首先改善与中国的关系。⑧同一时期，北京面临的国际困境丝毫不亚于美国。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并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立即使中国感到了其北部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见诸中国报刊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担心。⑨与此同时，中美在越南问题方面的对抗仍然很激烈。尽管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要结束越战，但他上台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空战却开始升级——尼克松希望以此胁迫河内在其任内第一年就范。⑩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的严重流血冲突，对于中国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中苏两国已处于一场大战的边缘，甚至有传言说，苏联威胁要用原子弹对付中国。(11)此外，在东部沿海，除了日本和南朝鲜不断表现出来的敌意，中共还要警惕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从台湾发动的反攻。在西南边陲，1962年中印战争虽然硝烟散去，但双边关系持续紧张。1969年6月美国与柬埔寨建交，中国政府又开始对东南方的安全甚为担忧。(12)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13)日益恶化的周边环境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调整外交政策。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并提出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要李富春等对国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14)5月中旬，即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要求这四位老师研究国际问题。7月11日，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交周恩来。报告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不致轻易发生，判定目前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由此，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9月17日，在四老帅提交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基础上，陈毅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并决定将此“不合常规”的想法口头报告周恩来。(15)显然，对国际格局的这个分析与美国的看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后不久，毛泽东开展“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关系终于踏上了破冰之旅。
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朝鲜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末，朝美关系极为紧张，朝鲜对美、韩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进攻手段：1967年在“三八线”非军事区附近制造大量事端，导致300名美国军人丧命；1968年1月21日凌晨偷袭南朝鲜总统府；1968年1月23日抓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1969年4月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等，朝鲜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然而，金日成的举动除了招致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海空力量、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以及朴正熙政府借此煽动起反共情绪外，并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效果。苏联和中国只是在道义上表示了支持，却没有在军事或经济上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朝鲜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1971年4月1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八点方案的形式提出了和平统一新纲领，主张美军撤出南朝鲜，废除韩美、韩日条约，通过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过渡性措施可实施南北联邦制以及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等。(16)在这种情况下，从逻辑上讲，中美关系在长期敌对后出现的转机，也为朝鲜改善与南方及美国的关系，提升其国际地位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
实际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和平壤之间相互激烈指责的时候，毛泽东和金日成也不愿意看到双方关系彻底遭到破坏。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朝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言归于好。1969年9月，崔庸健从越南回国途经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金日成关于改善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愿望。很快，中国便决定邀请朝鲜代表团来京参加庆典，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崔庸健。接着，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平壤，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7月，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分别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双方还签订了中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10月，金日成秘密访华，双方签订了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17)这样，中朝关系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已经走出低谷，恢复正常。
不过，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年代，中美关系和解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同美国的盟友感受震动一样，中国昔日的“兄弟”也受到强烈刺激。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周恩来立即向中国当时仅存的三个盟友进行了通报和解释。消息传来，越南领导人对中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从此逐渐地倒向苏联。(18)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则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勾结”，指责中国这一做法是“机会主义”。(19)那么，朝鲜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这种妥协呢？问题的关键是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朝鲜问题。
外交谈判中关于朝鲜问题的处理
实际上，在与美国进行的频繁外交谈判中，除了台湾和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始终也没有忘记其东北亚的唯一盟友——朝鲜。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在第一次会见时，周恩来就提出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问题。周恩来说：“你们在南朝鲜有驻军，南朝鲜也向南越派了军队。因此，如果你们撤军，南朝鲜在越南的军队也要撤出……你们驻南朝鲜的军队也要撤出。”谈到朝鲜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必须从其他国家的领土撤出；让那些国家的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此，基辛格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韩国军队(从越南)回国之后，我认为完全可以想象在尼克松总统的下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大多数美国军队——即使不是全部，就会撤离韩国。”基辛格进一步表示：“坦率地讲，我认为朝鲜问题不会干扰我们太长时间。我相信朝鲜正在发生政治性变革，问题将得到解决。美国在南朝鲜驻军不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尼克松总统也许可与您讨论撤军的具体时间”。(20)当周恩来提到在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日本军队可能会进入时，基辛格立即表示，“这绝对违背尼克松总统关于决不允许日本军队扩展到其本土之外的政策”。针对周恩来所说南北朝鲜之间只有一个停战协定，北朝鲜对美国驻军南朝鲜感到不安，基辛格回应：“我们反对南朝鲜对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我们同时认为，如果你们能利用你们对北朝鲜的影响力，告诫北朝鲜不要向美国和南朝鲜发动进攻，这将有利于亚洲和平。”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异议。(21)
显然，在此多事之秋，中美双方都希望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的局面，这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尽管周恩来没有把基辛格来华的消息告知正在北京的朝鲜代表团，但在会谈中却主动提出了朝鲜和平统一方案中的第一点要求。这就充分证明了周恩来此后不久对金日成做出的保证：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中国不会放弃原则，也不会违背盟友的利益。
中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先于7月13日前往河内进行通报，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赶往平壤。在7月15日的两次会晤中，周恩来向金日成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通报。周恩来强调，中国原来的主张没有改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金日成虽然当即表示赞同，但还是流露出吃惊和不安。他说：尼克松访华，对朝鲜是个新问题，朝鲜劳动党将对人民进行解释。(22)然而，朝鲜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中美关系缓和可能是他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的一个契机。(23)
7月30日，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了深入会谈。金一表示，朝鲜劳动党充分理解中美会谈的举动，认为这对推动世界革命极为有利，并坚信中国党的反帝立场不会改变。同时，希望中国向美方转达朝方的八点主张，核心内容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立即停止向南朝鲜提供核武器、导弹及其他各种类型武器；解散美韩联军；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朝鲜代表应无条件参加。周恩来答应在10月基辛格访华时，向美方转达这些要求。(24)在8月9日欢迎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强调：“中朝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和兄弟。”(25)这显然是在公开场合对朝鲜做出的安慰和保证。
不仅如此，中国还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8月18日至9月7日，由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一行26人应邀再次访华。中朝双方先后举行了两次总会谈，还就海军、空军、军械车辆、装甲、通信、外经、外贸等方面的问题举行了分组会谈。9月6日，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在北京签字。随后，朝鲜另一个29人的军事考察团来华，分组参观考察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导弹厂、飞机制造厂、鱼雷厂、快艇主机厂、潜艇主机厂、坦克厂、水陆坦克牵引车厂、火炮制造厂、炮弹厂、40火箭筒厂、指挥仪厂、声纳厂、雷达厂、测距仪和夜视仪厂等。(26)中朝签署无偿军事援助协定，这还是第一次，而《人民日报》对此作公开报道，表明中国政府不仅要让美国明白自己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同时希望平壤放心——中美关系变化不会危及朝鲜的安全，以使中朝双方能够在对外政策趋向缓和方面进一步靠拢。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尼克松所说的：“毫无疑问，中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以便促使金日成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变得温和一些”。(27)
中国的保证无疑增强了朝鲜的信心，没等中美正式接触，金日成便抢先采取了行动。9月12日，朝鲜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在议程中必须列入两项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内容，即美军撤出南朝鲜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因为这是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28)显然，金日成企望中美接触可以推动国际社会重视朝鲜问题，同时提升朝鲜的国际地位。从八点方案到两项要求，朝鲜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加具体了，这实际上也是直接向美国传递的信息。对此，《人民日报》立即发表评论员文章给予坚决支持。(29)可惜，时机尚未成熟。9月25日联大做出决议：朝鲜问题推迟一年再进行讨论。(30)联合国的大门没有敲开，中美谈判对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9月25日、10月8日，金日成同日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记者进行谈话，公开表明朝鲜对中美关系突如其来转变的态度。在这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表达了四层意思：朝鲜采取的是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会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朝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尼克松访华“不是胜利者的挺进，而是失败者的跋涉”，是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困境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敌对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能进行妥协；如果中美对话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件好事，朝鲜并不打算推行背道而驰的政策，但要警惕美国的两手策略。(31)金日成赶在基辛格到达北京之前发表的这些谈话，既是向美国表明立场——希望美国也能同朝鲜直接对话，也是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防中国把朝鲜的利益当作筹码。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周恩来会晤10次，共23小时40分钟，主要是讨论和确定尼克松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的文字。(32)回国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报告，其中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如下：周恩来多次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在事关自己直接利益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上等待，但是关乎中国小盟友的问题，如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是最要紧。在对待盟友的利益方面，中国是不会慷他人之慨的。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称台湾问题是最关键的，印度支那问题是最紧要的，朝鲜问题位列第三。不过，与7月的初次会谈相比，周恩来把朝鲜问题看得更加重要，提出双方有责任解决这个1954年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周恩来转交了1971年4月朝鲜政府的八点声明后，基辛格阐明了美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美国准备与相关方面讨论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永久法律基础，但不会对一个可能使南北朝鲜敌对冲突再起的方案感兴趣。对此，周恩来强调，中国对给予南北朝鲜平等地位的问题感兴趣，至于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可留到未来解决。基辛格认为，在讨论结束时，周恩来事实上接受了美方的立场，即解决朝鲜问题尚待时日，在朝鲜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中美双方可先交换意见。基辛格明确表示，朝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北朝鲜的克制。周恩来则回应，这一切都是相互的，中美双方都要利用自己对盟友的影响，防止他们采取军事行动。至于相关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如何措辞，确定了中美双方各自表述的原则。(33)由此看来，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在原则上支持和维护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方案及要求，但朝鲜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需要长期努力的。
金日成想尽快知道中美会谈的结果，也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10月25日)后国际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感兴趣，更想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改善朝鲜国际地位及南北对话的问题。因此，基辛格刚一离开中国，金日成立即于11月1—3日秘密访问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34)关于这次会谈的档案材料目前尚未解密，不过金日成回国后的讲话或许反映了他的感受。在12月2日对党内干部的演说中，金日成除了重复他此前关于“失败者的访问”的说法，又特别指出：对于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没有任何理由神经过敏或责难中国”。“长期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因尼克松去访问而抛弃革命或做出违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事情”。(35)看来，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似乎给金日成吃了一颗定心丸。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书面报告中，黑格写到，“周总理在会谈结束时指出，越南的情况与朝鲜不同。朝鲜问题，他本人涉及很多，可以与美国人谈并达成协议”。周恩来的表态说明，在中国看来，与越南的抵制态度不同，金日成不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触，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也有信心。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和美国总统也讨论了朝鲜问题。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了解总统的想法。总统也了解我们的想法。总统的官方立场是美国准备将来最终从朝鲜半岛撤军，并阻止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因为这将有利于远东的和平。至于说如何促进南北接触，如何推动和平统一，这个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尼克松在抱怨“南北朝鲜人都极端感情用事”后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分别对两个朝鲜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发生冲突，把大国拖进去。2月27日签署的《联合公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中方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美方声明：美国将保持与韩国的密切联系，支持韩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中国在声明中单独列出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一项，很可能是在谈判后认为，与要求美国撤军相比，实现这一目标更有把握。
3月3日，周恩来接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单位负责人，对联合声明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谈到朝鲜问题，周恩来说，对朝鲜的八点方案，“我们一向是支持的”，至于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本来是要在二十六届联大解决的，因为当时南北朝鲜红十字会正在接触，所以联大没有讨论”。中方几次说到，“不取消这个委员会，就等于是对朝、中的侵略”。美国意识到中国对此不满，也感到这个委员会搞得不好，所以表示“可能在二十七届或二十八届联大把它搞掉”。美国对朝鲜“是采取守势”。关于第四点声明，周恩来说，写上这一条(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和谅解)，是为了“使印支三国和朝鲜放心”。
3月4日，即在中方向平壤进行通报前，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承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件好事”。同时强调，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遭到了总破产”。谈到中方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社论指出，“这是兄弟的中国人民对于我国人民迫使美帝撤出南朝鲜，争取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的强大支持”。随后，社论用大量篇幅重申了朝鲜政府的主张，谴责美国在声明中闭口不谈撤出美军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还特别提出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挫败日本企图重新征服亚洲的扩张野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大量发表朝鲜的报刊文章，却唯独没有转载这篇社论。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可能看出来，朝鲜对中美《联合公报》没有提美军撤出南朝鲜一事感到不满意。
3月7日，周恩来再次专程去平壤，向金日成介绍中美《联合公报》的商谈经过。周恩来指出，中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是“最全面的”，关键是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美方本来有一个美韩条约问题，由于中方坚决反对把美蒋条约写进《公报》，所以美国连美韩、美日条约也不提了。或许是考虑到《劳动新闻》社论中大讲日本对朝鲜的威胁，而《联合公报》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周恩来不无用意地说到：会谈中尼克松还表示，不让日本进入台湾，也不支持日本进入南朝鲜，这就等于是一个默契。关于第四点声明，周恩来解释说，这是美方主动提出来的，中方则向美方说明：“不代表第三方”同样适用于朝鲜，但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中国与朝鲜还同为一方。金日成对中国在中美会谈中对朝鲜问题给予特别关心，再次表示感谢。据东德驻朝鲜外交官的观察，朝鲜领导人对尼克松访华的结果很满意，特别是在公报中提及中方支持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朝鲜领导人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立场坚定。(42)应该说，中国在努力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的确时刻也没有忘记维护自己盟友的利益，而中美外交谈判的结果也的确为朝鲜带来了实际利益。
北朝鲜借国际格局改变获取红利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成为常任理事国。《劳动新闻》为此发表社论，表示热烈拥护和支持。(43)中美关系解冻及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同时也十分有利于推进金日成提出的以和平统一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方案。
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声明：“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坚决支持朝鲜提出的和平统一八点纲领，坚决支持废除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非法决议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正义要求。(44)与此同时，在私下场合乔冠华对波兰驻华大使说，朝鲜半岛统一一定要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朝鲜提出的协商建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中国驻平壤的外交官还向外界透露，北京想要建议废除朝鲜停战协定，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45)或许是得悉并接受了中国的建议，金日成在1972年1月10日向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提议“把朝鲜停战协定换成南北之间的和平协定”。金日成还乐观地提到：世界舆论都说1972年是“朝鲜年”。(46)朝鲜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国际影响在上升。
还在1972年2月，一位苏联驻平壤的外交官就推断，朝鲜反对美国只是因为美军停留在南朝鲜，假如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变化，平壤对美国的立场也会随之改变。(47)事实上，为了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朝鲜的确有意借中美关系解冻的春风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5月26日，金日成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提出，美国政府不应只是同大国改善关系，也应同小国改善关系。我们认为，美国改善同大国的关系不会给同小国的关系带来多大影响。很快，中国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48)这大概是想表明，北京已经注意到，朝鲜的对美政策也开始向中国靠拢，而且有意直接与美国对话。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还是继续在美国人面前帮助朝鲜说话。
6月22日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并与周恩来谈到朝鲜问题。基辛格说：“南北朝鲜正在举行的会谈是积极的。我们鼓励南朝鲜谈下去。……美国赞成南北朝鲜的政治对话，我们支持南北朝鲜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南北朝鲜最终要实现和平统一，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现在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战争叫嚣，而是相互谅解。……我们不支持武力统一朝鲜。”周恩来又强调：从原则上讲，你们的军队应撤出南朝鲜。你们撤出后，不能让日本军队进入。关于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由于担心中美在公开场合的争论影响目前南北朝鲜刚刚启动却又十分脆弱的对话进程，基辛格建议推迟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周恩来明确告诉他，中国会努力将朝鲜问题和废除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包括在秋季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中。(49)基辛格的理解是：周恩来关于朝鲜问题的观点有所变化，尽管在原则上仍坚持美国应该撤军，但他也表示，美军应在朝鲜留一阵子，以防日本军队进入。(50)对周恩来“观点有所变化”的表述，实际上还可以这样理解：马上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是不现实的，但是在联合国又不能迟迟不讨论朝鲜问题，为了防止平壤产生急躁情绪，可以也只能先把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
相比之下，金日成却显得志在必得。由平壤促成的南北高层秘密协商进展神速，并导致了惊人的结果。1972年7月4日，南北朝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了民族统一的三项原则，承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伟大民族统一。(51)这一举动无疑有助于为联合国接受讨论朝鲜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选择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日来公布这个声明，这本身就是朝鲜向美国示好的一种姿态。关于这一点，后来朝鲜劳动党一名政治局委员向罗马尼亚人解释说，“根据当前局势，我们认为最好是发动一场和平攻势”。(52)
中国当然也希望推进朝鲜问题的解决。7月1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中国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等十三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作为紧急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并决定参加为该议题提案国。黄华还要求将这个信件作为大会文件散发。(53)美国立即做出了反应。7月26日，基辛格在纽约向黄华表示，美方希望联合国大会在1972年不讨论朝鲜问题，以避免中美两国为朝鲜问题而在联合国发生正面冲突。基辛格认为，这也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成果，并提出如果能避免在联合国的争论，美国将运用其影响力来实际推动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黄华表示，中方欢迎朝鲜半岛政治的新发展；朝鲜方面希望联合国能为独立的朝鲜创造有利的条件；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对联合国的讽刺。(54)或许因事发突然，尚未接到国内指示，黄华的表态比较含糊。
7月31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议题列入本年联合国大会议程。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坚决支持。(55)8月4日黄华主动会见基辛格，要求美国改变在联合国延期讨论朝鲜问题的策略。基辛格以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为借口推脱，再次表示不希望中美两国在本年内就这一问题在联合国抗衡。基辛格保证，如果有关朝鲜问题的争论能够延期，明年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可能的。(56)美国的僵硬态度令中国很为难，感到有必要给朝鲜人的热情泼点凉水。8月22—25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进行了会谈。在8月24日与金日成的谈话中，周恩来没讲具体问题，只是反复向金日成解释：与美国开展高层外交，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但“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为了让朝鲜放心，周恩来甚至告诉金日成：“我们跟美国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在南朝鲜不走，要挑衅，我们对朝鲜有义务，打起仗来我们还参加。”(57)看来，周恩来的目的是在给金日成打预防针：本届联合国大会是否能讨论朝鲜问题，前途不容乐观，但中国不会损害朝鲜的利益。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放弃努力。9月19日，黄华会见基辛格时表示，中方理解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美国今年的尴尬处境，中国也不想使美国难堪。中国希望远东形势逐渐趋于缓和，但美方也应注意到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决议草案和过去一系列提案之间的差异，它考虑到远东出现的新情况，试图将朝鲜南北双方拉近。中方认为，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新议案有利于缓和气氛，促进各方的相互理解。黄华还指出，如果美国坚持反对在联大议程中列入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很可能在联大开会之初，就引起争议。(58)
虽然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极力反对，但由于美、英、日等国的坚持，联合国大会还是通过了推迟讨论朝鲜问题的决议。(59)此后，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和声援朝鲜政府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主张。1972年12月25日，中国就外交部长姬鹏飞访问朝鲜发表新闻公报，声明中国政府强烈主张：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南朝鲜，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必须解散。1973年2月朝鲜外交部长许锬访华时，中国又发表了同样的声明。(60)此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取代苏联成为朝鲜在联合国的代言人。不过，在朝鲜看来，单靠中国的努力似乎难以解决问题。在访问期间，许锬要求中国向美国试探一下朝美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周恩来表示，这次基辛格来时，中国将转达朝鲜的要求。中国将同基辛格谈如下原则问题：朝鲜问题只能通过南北对话解决，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妨碍和破坏；一切军队从朝鲜半岛撤退；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应当取消；朝美接触问题可以侧面试探一下。(61)
2月15—19日，基辛格访华期间，周恩来谈了上述问题。首先是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承诺下半年解决，如果与南朝鲜谈不成，再与其他成员国协商。关于撤军问题，周恩来指出，朝鲜提出这一要求是合理的，美方也表示要逐步撤军，并表示理解美国对提升南朝鲜自信力的关切。基辛格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南朝鲜，明年可能会有具体撤军计划出台。至于朝美直接接触的问题，基辛格说美方尚未考虑。周恩来最后表示，中国承认朝鲜问题要慢慢解决，并一直劝告平壤对美国撤军和半岛统一要有耐心，朝鲜逐步理解了这一点。同时又强调，美军撤离后不能允许日本进入朝鲜半岛。(62)
关于美国撤军和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尚无结果，朝鲜半岛又出现了新问题。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声明：不反对同北朝鲜一道进入联合国，作为其正式成员国。同一天，金日成发表讲话，主张“实行单一国号下的南北联邦制”——高丽联邦共和国。(63)应该说，韩国的方案主要是希望北朝鲜尽早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以便能排除国际干预而由朝鲜民族经过平等协商自主解决统一问题。北朝鲜提出的方案表明，金日成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想要抢在朝鲜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之前，先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南北朝鲜长期对立，北朝鲜又一直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要实现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目标，尚且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南北朝鲜的统一岂能一蹴而就？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实对北朝鲜有利，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无疑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纲领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韩国外交部观察到：“中国在进入联合国前后，广泛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朝鲜借此东风也大力开展对外建交的活动。特别是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朝鲜紧跟在中国的后面，扩大了其外交空间。”到1973年4月，已有10个国家正式与北朝鲜建交。(64)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也开始改善，朝日民间往来日益增多。(65)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大门正在向朝鲜敞开：1973年4月28日，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同意朝鲜加入议会联盟，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接纳朝鲜成为正式成员，6月4日朝鲜宣布将在日内瓦设立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处。(66)解决朝鲜问题的光明前途已经显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想法是循序渐进，逐步解决，而朝鲜则缺乏耐心，急于求成。这就导致了中朝之间在策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尽力帮助自己的盟友。
中国为履行诺言继续付出的努力
至此，朝鲜问题列入第二十八届联大议程已无悬念，但存在三个争论的焦点：是否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部队何时撤军(前提是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南北朝鲜以何种方式加入联合国。这次大会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多少，中、美、朝、韩各方都有自己的估计和期盼，最后的结果则是中、美在说服各自的盟友后相互妥协而形成的。
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是根据1950年10月联合国决议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按照开罗会议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精神，促成朝鲜统一。到1970年代初，美国认为韩国已经复兴，这个委员会不再有战略意义，它在朝鲜统一问题上也不会起作用。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也更为重要。根据1950年7月的联合国决议，美国被授权统帅联合国军，而这个司令部则在法律上为“美国事实上控制韩国军队提供了保护伞”。(67)直到1973年3月，美国人仍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防止韩国挑起战端、维护停战协定以及对北朝鲜构成心理威慑等方面还有其作用。(68)于是，6月19日基辛格通知黄华。美国准备在联大会议之后再讨论并解决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69)9月26日，黄华再次与新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面。会谈中，基辛格表示，美国已同意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但希望将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件事至少搁置一年，以便有时间一起探求一个保证安全的新的合法机制。黄华建议美国人能劝南朝鲜放弃关于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基辛格拒绝对此表态。(70)看起来，主要在美国撤军和朝鲜加入联合国的形式的问题上，美朝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缺乏接触，而中国夹在当中，其作用可想而知。(71)
现在有两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摆在联大面前。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议案要求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撤出南朝鲜；美、英、日等国提出的议案不反对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但主张在南朝鲜保持联合国军司令部、保留美国军队和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于11月14日开始正式辩论朝鲜问题，50多个国家代表相继发言，争论十分激烈。此前第一次受邀参加辩论的朝鲜代表团到达纽约，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72)
为了能够取得实际结果，推动朝鲜问题的解决，中国领导人在大会辩论之前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分别与美、朝两国协商。10月21—22日，周恩来飞赴沈阳，与金日成就在联合国斗争中的策略问题举行了多次磋商。(73)11月11日，周恩来又在北京与来访的基辛格反复讨论。周恩来表示，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解决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同意解决联合国军司令部问题需要做法律上的大量准备，也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维护稳定方面的作用。(74)会议辩论期间，中朝两国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进行深入磋商。周恩来还在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有关问题，并将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张庭延从纽约紧急召回，介绍那里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中朝代表团应在联合国采取灵活对策，争取最佳结果。(75)所谓“灵活政策”大概就是迫不得已时放弃撤退美军的要求；所谓“最佳结果”应该是指撤销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目标必须达到。以上情况表明，很可能经过这些协商，朝鲜人接受了中方的看法：本届联大会议未必能够解决美军撤退问题。当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对朝鲜的安全提供保障。(76)
由于两个议案针锋相对，双方又都不可能放弃，如果联大会议强行表决，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怎样才能避免形成僵局，给朝鲜问题的解决寻求出路？为此，中国提出了一个能够保全双方面子的折中方案，即两个决议草案均不在联大交付表决，而由联大通过一个经过双方协议的“一致意见”。黄华在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商谈时表示，既然美方有和解的愿望，中方也想避免对抗，那么这个根据中朝双方商定的方针是可以考虑的。最后，经过中美双方磋商，就这个联大“一致意见”的措辞达成了协议。(77)11月21日，联大政治委员会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辩论并通过一项声明，决定立即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希望朝鲜南北两方本着1972年7月4日联合声明中三项原则的精神继续对话，同时宣布关于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草案将不在本届联大提付表决。事后，中朝两国分别发表社论和声明，对这一结果均表示满意。(78)由此可以认定，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能够悄然解体，离不开中国的不懈努力，美国撤军问题得以暂时搁置而不致影响朝鲜问题的整体进程，也是中美、中朝反复协商并达成妥协的结果。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说，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寿终正寝，中国起了重要作用。(79)
联合国大会以后，中国领导人继续为实现美军撤出南朝鲜的目标努力，但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严重逆转。由于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和重大分歧，朝鲜南北对话早在1973年夏季就陷入僵局，金日成甚至认为，由于南朝鲜领导人不愿意在可预见的未来严肃讨论祖国统一问题，除了发动南朝鲜人民“革命”之外别无选择。(80)12月1日，朝鲜政府突然宣称，将对位于黄海停火线附近的白翎岛、延坪岛等5个岛屿行使管辖权，而当时这些岛屿均在韩国的控制下。为此，韩国国防部当日宣布，其武装部队已奉命处于戒备状态。(81)1974年1月29日，金日成在答记者问时严厉指出：“用乞求于帝国主义者的方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和平的，只有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才能争取到和平”。(82)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讨论美国撤军问题，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为了保证对朝鲜局势的控制，美国提出了取消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前提条件。1974年3月29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第251号文件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只有在其权力移交给韩美联军司令后才能解散。(83)6月13日，美国政府将这一文件中有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内容转告中国。(84)7月27日，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告诉美国国务院，中国已经就美国有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案与朝鲜多次进行讨论，中国希望能像去年一样，在联合国与美国紧密合作，使朝鲜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但几天以后，中国就通过驻美联络处明确表示“难以接受”美国方案，并指责这个方案把缔结南北互不侵犯条约与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相挂钩，企图以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司令部来换取在韩美军继续驻留半岛，从而使两个朝鲜分裂永久化。中国强烈要求美国在1974年内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并迅速撤退驻韩美军。(85)看起来，中国又回到朝鲜的强硬立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8月16日，中国等32个国家代表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要求将“撤出以联合国名义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的议题列入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临时议程。第二天，联合国秘书处散发了该信及其所附解释性备忘录。(86)8月28日，美国再次向中国递交了其修正后的方案，而中国没有直接做出回答。(87)9月16日，中国等34国正式递交了关于“撤出以联合国名义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草案。随后不久，美国等国也向联合国提交了自己的议题和相应决议草案。(88)既然私下协商谈不拢，双方就只好在大会上“兵戎相见”了。
10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对美国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指责。(89)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放弃继续沟通的努力。当天晚上，乔冠华与基辛格举行了私下会晤。在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问题时，乔冠华说：“你了解，我们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不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尊重他们的意见。当然，如果你们有具体的意见，我们可以代为转告。”乔冠华又说，我们的意见主要是北朝鲜的立场，中国并不指望从中获得什么。乔还指出，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从世界整体形势来看朝鲜问题并不算是个大问题。基辛格表示，如果没有使停战维持下去的法律保证，美国不能接受取消联合国军司令部。又说，“北朝鲜人也通过罗马尼亚人、埃及人以及银行家洛克菲洛等渠道希望与我们联系。但是，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问题解决之前，我们不能和他们接触。从原则上讲，我们不反对和他们接触。你们可以转告。”(90)10月4日，乔冠华告诉基辛格，中国已将美国的意见交给朝鲜，但尚未收到朝鲜的答复。他还透露，朝鲜在未与中国商量的情况下，争得一些国家的支持，自行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和平协议和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案。(91)
不幸的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之前，解决问题的主观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在中国，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他本人也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92)基辛格发现，乔冠华在随后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对抗”的立场。在美国，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在此后(11月)的国会选举中，美国舆论“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93)11月25—30日第七次访华时，基辛格刻意回避了朝鲜问题。(94)没有了中国做缓冲器和桥梁，美国与朝鲜之间达成妥协的机会就更加微乎其微了。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结果以61票赞成、43票反对、31票弃权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95)
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中国政府为此所作的努力最终也未能取得圆满结果。不过，中朝关系并因此受到影响。1970年代，双方经济、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全面发展，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5个贷款协定、9个科技合作议定书及一系列其他协定。(96)尽管朝鲜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不满，但是又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97)总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朝鲜对中美和解的支持是中国一项“重大外交成就”，而中美关系解冻的附带结果是“朝鲜成为毛主义时代中国最亲密的国际盟友”。(98)
简短的结论
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美国、中国和朝鲜都是一次改变各自生存条件或安全环境的历史机遇。中国和美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并抓住这次机会，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逐步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既保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又照顾盟友的利益。朝鲜是中国仅有的几个盟友之一，不仅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苏对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必须考虑到同样是美国直接敌人的朝鲜的感受。为此，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一方面在原则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尽量满足朝鲜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当然，中国不能允许朝鲜的过激主张影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局，所以在采取妥协方针帮助朝鲜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又向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安其心。
中美关系的解冻在客观上改善了朝鲜的国际环境的，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缓解朝美、朝韩之间紧张对峙的状态，甚至为朝鲜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朝鲜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积极谋划，但由于过分乐观和自信，朝鲜提出的目标过高，并试图在短时间内一鼓作气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影响朝鲜和平统一进程的因素是多样的，中、美、朝、韩四方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关键问题还在于朝鲜南北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互信互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朝鲜领导人缺乏耐心，不愿妥协，最终还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又走回到了紧张对峙的老路。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朝之间能够保持友好关系并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有这个需求。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尽力帮助了朝鲜，尽管平壤对此并不满足。
注释：
①参见宫力等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1969—197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William C.Kirby,Robert S.Ross,and Gong Li (eds.),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Kazuhiko Togo,"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Détente: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71—1973",in Tsuyoshi Hasegawa(ed.),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1945—1991,Washington D.C.and Stanford: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80-212; Yafeng Xia,"Vietnam for Taiwan?——A Reappraisal of Nixon-Zhou Enlai Negotiation on Shanghai Communiqué",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Vol.3,No.1,Spring 2002,pp.35-55; Yafeng Xia,"The Taiwan Issue in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Negotiations",in Xiaobing Li and Zuohong Pan(eds.),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3,pp.281-317。
②例如，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图达关于尼克松与中国的专著对朝鲜问题就略而未提。见Chris Tudda,A Cold War Turning Point:Nixon and China,1969—1972,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2。沙夫和裴斗虎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此问题有涉及，但主要是从朝鲜南北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Bernd Schaefer,"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orth Korean Unification Policy，1971—1975",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NKIDP) Working Paper,№ 2,December 2010; Gregg Brazinsky,"Korea's Great Divergence:North and South Korea between 1972 and 1987",in Tsuyoshi Hasegawa(ed.),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1945—1991,Washington D.C.and Stanford: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41-264。裴斗虎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1968年以后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安全政策，其中对1970—1975年的中朝关系只是做了简单陈述。见Gregg Brazinsky,"Between Ideology and Strategy:China's Security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since Rapprochement",in Robert A.Wampler(ed.),Trilateralism and Beyond: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he Korean Security Dilemma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Kent,Ohio: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66-171。就笔者所知，一位韩国学者在这方面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可见他用日文出版的专著，［韩］李东俊：《未完成的和平——中美和解与朝鲜问题的演变，(1969—1975)》，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笔者要特别感谢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夏亚峰，本文使用的美国原始档案都是他收集和整理的，因此该文可以看作是我们共同的作品。同时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显芬、中央党校董洁，她们分别帮助翻译了相关的日文和朝文资料。
④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苏联史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9—305页；Jussi M.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8-29。
⑤Jussi M.Hanhimaki,"En Elusive Grand Design",in Fredrik Logevall and Andrew Preston(ed.),Nixon in the World: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69—197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9-30.
⑥参见Michael Lumbers,"'Staving out of this Chinese Muddle':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2,April 2007,pp.259-294; William Burr,"Sino-American Relations,1969:The Sine-Soviet Border War and Steps Towards Rapprochement",Cold War History,Vol.1,No.3,April 2001,pp.73-112; Yafeng Xia,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6,p.121; 何慧：《美国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反应》，《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66—75页；詹欣：《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第76—84页。
⑦Larry Berman,No Peace,No Honor:Nixon,Kissinger,and Betrayal in Vietnam,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1,pp.12-15; 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p.28.
⑧Melvin Small,The Presidency of Richard Nixon,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pp.61,97;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2年，第326—330页；夏亚峰：《尼克松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第46—57页。
⑨《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第1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9页。
⑩Robert McMahon and Thomas Zeiler(eds.),The Guide to U.S.Foreign Policy:A Diplomatic History,New York:DWJ Books,2012,pp.348-349.
(11)关于这个传言见[苏]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王观生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94—195页；Henry Kissinger,The 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1979,p.183; 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219。有关研究参见詹欣：《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第80—83页。
(12)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6—27、70—84页；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评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p.184-185。
(13)关于1969年中国面临战争恐慌的讨论，参见Yang Kuisong,"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Cold War History,Vol.1,No.1,August 2000,pp.35-37; Xia,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pp.138-139。
(14)《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6页。
(1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卷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39—2040页；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169—187页。
(16)参见梁志：《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初探——以“普韦布洛”号危机秘密谈判为例》，《国际论坛》2008年第4期，第19—24页；梁志：《“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朝秘密谈判》，《历史教学》2008年第8期，第49—52页；邓峰：《美国与EC-121危机——对1969年美国大型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14—23页；Richard Mobley,Flash Point North Korea:The Pueblo sad EC-121 Crises,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3; Mitchell Lerner,"A Dangerous Miscalculation:New Evidence from Communist-Bloc Archives about North Korea and the Crises of 1968",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6,No.1,Winter 2004,pp.3-21; Bernd Schaefer,"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1966—1972",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rking Paper,No44,October 2004; Sergey Radchenko,"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 47,April 2005; Mitchell Lerner,"'Mostly Propaganda in Nature':Kim Il Sung,the Juche Ideology,and the Second Korean War",NKIDP Working Paper,№ 3,December 2010。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0、360—361、40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6—13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1988年12月，未刊；《人民日报》1970年10月18日第1版。
(18)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1期，第1—18页，第12期，第38—46页；Li Danhui,"Vietnam and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in William C.Kirby,Robert S.Ross and Gong Li(eds.),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5-208。
(19)范承祚：《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始末》，《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4期，第149—151页。范承祚，1986年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2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July 9,197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Washington D.C.:GPO,2006,pp.388-391.
(21)"Memorandum for Kissinger",6 August 1971,China HAK Memocons,box 103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Fil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NPMP),National Archives; "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Kissinger",July 14,1971,Miscellaneous Memoranda Relating to HAK Trip to the PRC,July 1971,box 1033,NSC Files,pp.13,18,National Archive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Kissinger and Chou Enlai,July 11,1971,FRUS,1969—1976,Vol.17,pp.449-450.
(2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39—4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97页。
(23)中央情报局后来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北朝鲜显然认为，欢迎中美关系的变化将有利于实现朝鲜自身的目标”。见"China and the Lesser Dragons",Intelligence Memorandum,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July 24,1972,CIA CREST,CIA-RDP85TD0875R001100140013-7,National Archives。
(24)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40页。
(25)(28)(29)(30)《人民日报》1971年8月10日第3版；1971年9月14日第5版；1971年9月15日第1版；1971年10月1日第6版。
(2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第497、500页；《人民日报》，1971年9月8日第1版。
(27)Kissinger to Nixon,"Briefing Papers for the China Trip",8 February 1972,folder 4,box 847,NSC files,NPMP.
(31)(35)［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选集》第6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6年，第90—95页；第139—140页。
(32)Xia,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pp.177-180.
(33)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1971.FRUS,Vol.17,p.526.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493页。北朝鲜外交人员对此加以否认，但苏联外交人员持肯定看法，甚至认为，不能排除北朝鲜代表与尼克松代表团成员在北京举行会晤的可能性。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10 January 1972; 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1 st Secretary of the Embassy of the Soviet Union,Comrade Kurbatov,on 7 January 1972,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es,Ministerium für Ausw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PolA AA,MfAA，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C 944/76; 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21 February 1972,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2nd Secretary of the Embassy of the Soviet Union,Comrade Gorowoj,on 18 February 1972,PolA AA,MfAA,C 6853。转引自Bernd Schaefer,North Korean "Adventurism",CWIHP Working Paper,№ 44,October 2004,pp.36-37.
(36)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Haig)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January 8,1972,FRU5,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652.
(3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FRUS,1969—1976,Vol.17,pp.732-733.
(38)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ebruary 27,1972,FRUS,1969—1976,Vol.17,pp.813-814；《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第1版。
(39)《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河北省档案馆，1057—8—44，第194—217页。
(40)《参考消息》1972年3月8日第1版。
(4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40—4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15页。
(42)GDR Embassy to DPRK,Pyongyang,13 March 1972,PolA AA,MfAA,C 1080/78,转引自 James Person(ed.),"New Evidence on Inter Korean Relations,1971—1972",NKIDP Document Reader,№ 3,Doc.9。
(43)(44)(46)《人民日报》1971年10月31日第5版；1971年11月17日第1版；1972年1月20日第5版。
(45)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PRC,16 November 1971,Brief Assessment of the Stat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DPRK,PolA AA,MfAA,C 502/75; 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18 November 1971,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I st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Embassy,Comrade Kurbatov,on 15 November 1971 in the Soviet Embassy,PolA AA,MfAA,C 6853,转引自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 44,p.36。
(47)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21 February 1972,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2nd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Embassy,Comrade Gorowoj,on 18 February 1972,PolA AA,MfAA,C 6853,转引自 Bernd Schaefer,"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 44,p.38。
(48)《劳动新闻》1972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72年6月5第5版。
(4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hou En-lai and Kissinger,June 22,1972,FRUS,1969—1976,Vol.17,pp.987-990.
(50)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June 27,1972,FRUS,1969—1976,Vol.E-13,Documents on China,1969—1972,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3/compl,Doc.147.《关于推迟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建议》，见《1972年6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所罗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June 9,1972,FRUS,1969—1976,Vol.17,p.907。
(51)参见Bernd Schaefer,"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KIDP,Working Paper,№ 2,p.11.《联合公报》的全文见《人民日报》1972年7月5日第1版。
(52)Minute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Nicolae Ceausescu and the Economic Delegation from the DPRK,September 22,1972,RFMA,James Person(ed)."New Evidence on Inter-Korean Relations,1971—1972",NKIDP Document Reader,№ 3,Doc.28.
(53)(55)《人民日报》1972年7月22日第5版；1972年8月1日第5版；1972年8月2日第1版。
(5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Huang Hua,July 26,1972,FRUS,1969—1976,Vol.17,pp.1032-1035.
(56)Staff Notes:East Asia,"The View from Pyongyang",May 15,1975,CREST,National Archives.
(57)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45—546页；周恩来：《关于国际统一战线，(1972年8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1057—8—44，第53—64页。关于这次访问的中文资料也十分有限，笔者目前只看到这份谈话记录的部分内容。还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所说最后这句话的内容，笔者在美国目前的解密档案中尚未找到。
(5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Huang Hua,September 19,1972,FRUS,1969—1976,Vol.17,p.1075.
(59)(60)《人民日报》1972年9月22日第5版，9月25日第5版；1972年12月26日第1版，1973年2月10日第2版。
(6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42页。
(6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18,1973,FRUS,1969—1976,Vol.18,China,1973—1976,Washington D.C.:GPO,2007,pp.169-174;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March 2,1973,FRUS,Vol.18,p.21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42页。
(63)《参考消息》1973年6月25日第3版；《人民日报》1973年6月25日第4版。
(64)韩国外交部国际联合科：《中共及朝鲜的对外建交情况对比表(1973年5月)》。韩国外交史料馆，D—0013—1，第81—82页。
(65)［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选集》第6卷，第65—96页；《劳动新闻》1972年6月7日；《人民日报》1972年1月20日第5版。
(66)(72)《人民日报》1973年5月2日第6版；5月18日第6版；6月6日第6版；1973年9月12日第5版、10月3日第1版、11月13日第6版、11月23日第5版。
(67)Henry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Books for the China Trip",February 14,1972,folder 2,box 848,NSC files,NPMP,National Archives.
(68)《罗杰斯国务卿与金溶植外长会谈记录(1973年7月18日)》，第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纽约，1973年9月18日—12月18日，全23卷(基本对策Ⅲ)，韩国外交档案。转引自[朝]李东俊：《未完成的和平一中美和解与朝鲜问题的冲突(1969—1975)》，第261页。
(69)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April 12,1974,FRUS,Vol.18,pp.477-479.
(70)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Kissinger Office Files,box 95,Country Files,Far East,China Exchanges,July 10-October 31,1973,FRUS,1969—1976,Vol.18,pp.321-322。特别参见编者的注释。
(71)1973年8月27日美朝外交官在美国驻华联络处首次接触，商谈北朝鲜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派遣常驻代表团一事。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就此向基辛格报告说：“如果时机成熟，平壤可以把北京看成是与美国直接接触方便和安全的地点”。("Call on USLO by North Korean Charge in Peking",Bruce to Kissinger,August 28,1973,box 328,Winston Lord Files,RG 59,National Archives)9月26日，基辛格向黄华通报朝美之间接触的情况，并请求中国相对应地与韩国接触。黄华表示拒绝并指出：中韩接触有悖于“一个朝鲜”、“一个中国”的原则(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Huang Hua,September 26,1973,NSC Files,NPMP,Kissinger Office Files,box 95,Country Files,Far East,China Exchanges,July 10—October 31,1973,National Archives)。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32—633页。
(7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hou En-lai and Kissinger,November 11,1973,FRUS,Vol.18,pp.354-357.
(75)张庭延：《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万经章、张兵主编：《风云际会联合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53—55页。张庭延，1992年出任中国驻韩国大使。
(76)据越南驻平壤外交官1973年11月透露的情况，最近秘密访问朝鲜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做出承诺：保证向朝鲜提供其前所未有的军事装备，甚至可能包括战术核武器，而此前中国已经向朝鲜提供了导弹防御系统的装置。《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匈牙利外交部的报告，1973年11月22日》，Magyar Országos Levéltár(MOL，匈牙利国家档案馆)，XIX-J-1-j Korea,1973,69,doboz,81—20,00804/7/1973,CWIHP Working Paper,№ 53,August 2006,pp.51-52。
(7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42—43页。
(78)《人民日报》1973年11月23日第5版，11月24日第2、5版。
(79)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April 12,1974,FRUS,Vol.18,pp.477-479.
(80)GDR Embassy Pyongyang,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cting Ambassador of the Hungarian Embassy to the DRPK,Comrade Dr.Taraba,on 19 July 1973 in the Hungarian Embassy,PolA AA,MfAA,C 6854,转引自 Bernd Schaefer," 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KIDP Working Paper,№ 2,pp.22-23.
(81)《参考消息》1973年12月3日第3版。
(82)《劳动新闻》1974年4月5日。
(83)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51:Termination of the UN Command in Korea,March 29,1974,www.fas.org/irp/offdocs/nsdm-nixon/nsdm_251.pdf.; NSDM:Dissolution of the UNC,March 29,1974,box 376,Winston Lord Files,National Archives.
(84)PRC Response to our Proposal on UNC,August 1,1974,box 349,Winston Lord Files,National Archives.
(85)DOS to USLO Peking/Am Embassy Seoul,"Proposal on UNC",July 26,1974,box 376,Winston Lord Files,RG 59; PRC Response to our Proposal on UNC,August 1,1974,Tab A and Tab B,box 349,Winston Lord Files,National Archives.
(86)(88)(89)《人民日报》1974年8月19日第5版；1974年9月18日第5版，12月1日第5版；1974年10月3日第1版。
(87)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PRC Response to Our Proposal on UNC",August 15,1974,p.5; DOS to Am Embassy Seoul,"Further Proposal to PRC on UNC",August 20,1974; DOS to Am Embassy Seoul," Further Response to PRC on UNC Proposal",August 29,1974,box 376,Winston Lord Files,RG 59,National Archives.
(9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Chi'an Kuan-hua,October 2,1974,FRUS,1969—1976,Vol.18,pp.534-535.
(9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Chiao Kuan Hwa and Kissinger,October 4,1974,box 331,Winston Lord Files,National Archives.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34页；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的中国对美政策》，《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第67—68页。
(93)Kissinger,On China,pp.292,317.
(9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eng Hsiao-p'ing and Kissinger,November 26,27,28,1974,FRUS,1969—1976,Vol.18,pp.562-636; Brent Scowcroft to the President,"Kissinger's talks with Teng Hsiao-Ping and Chiao Knan-Hua in Beijing,November 26,1974",November 27,1974,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China and the U.S.,CH00324.
(95)The War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ttee (ed.),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Vol.VI,Seoul: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1981,p.605; 《人民日报》，1974年12月19日第5版。
(9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39页。
(97)据《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斯珀尔说，朝鲜副首相金一在与他的谈话中曾提到：中共不反对美军驻南朝鲜，也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斯珀尔与马来西亚驻韩国大使会谈记录摘要(1975年4月9日)》，韩国外交史料馆，D—0019—14，第4—8页。
(98)Bernd Schaefer,"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KIDP Working Paper,№ 2,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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