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科学从宗教中脱胎的生成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宗教论文,机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2-0131-008
在我国的思想界中基督教和科学是绝对对立的，把基督教的鼎盛时期——文艺复兴前的时期称作“黑暗的中世纪”，在许多人的眼里，如果没有上帝，科学会早早地诞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近代科学是从基督教的发展中分化出来的，正是“黑暗的中世纪”之后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随后的近代科学的产生。如果撇开基督教来说明科学的诞生，无论如何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起码会面临着以下困难：
首先，为何在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没有产生科学，而是要等1000年，这说明至少古希腊精神并不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充分条件，这另外的条件是什么？
其次，希腊文化曾传入阿拉伯世界，而且阿拉伯世界也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一直到十字军东征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为什么？
最后，近代科学何以偏偏在基督教的压制下突然迸发出来，这只是偶然的吗？
所以我们若简单地把基督教排除在外或者推向反面，无助于说明问题，只会把科学的产生变得神秘起来，本文试图从托马斯·阿圭那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之路”来窥视近代科学是如何诞生的机制，这种机制也正是其他文明所缺失的。
一、托马斯的证明之路
如何理解上帝的存在一直是基督教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对于哲学和信仰来说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奥古斯丁开辟了一条理解上帝存在的“心学”道路，即通过走向心灵，敞开内心，便可接受上帝之光的照耀而直接见证上帝，从而显明上帝的自明性，“惟有爱能认识他”（注：奥古斯丁：《忏悔录》第7卷，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节，第126页。）。而托马斯·阿圭那却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传统，开辟了另外的一条影响更深远的道路——逻辑证明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中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着经院哲学中的支配地位。下面我们来分析托马斯·阿圭那关于上帝存在的强硬的证明之路。他把上帝存在的问题的证明分解为3个问题：第一，上帝的存在是否是自明的？第二，上帝存在是否是可证明的？第三，上帝是否存在？
托马斯名扬天下的是对第三个问题即关于“上帝存在”的5个证明：
第一个证明是根据运动。世界上有事物在运动，这是确切无疑的事实。凡运动的事物总是为另一物所推动而这另一物又必为其他物所推动。依次递推，必有一个不为他物所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个证明是根据动力因。在感性事物中我们发现存在动力因系列，每个事物都以在先的事物作为其动力因，以此回推，必定存在第一个动力因，因为，如果没有最初的动力因，也就不会有中间因和最后的结果，这第一动力因就是上帝。
第三个证明是依据可能性与必然性。我们发现，有些事物处于产生和消亡的过程，因此，他们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一切事物都只是可能性事物，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某一时刻一切事物都可能不存在，那么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于是，现在也不可能有事物存在。因此，有可能性事物存在，必定有必然性事物存在作为其原因，而这个必然性事物又有其必然的原因，由此推论下去，同样会找到一个自身就是其必然的终极因。这个终极因就是上帝。
第四个证明是根据事物中的等级。事物具有各不相同的完善性，事物的不同完善性是由它们接近一个最高完善性的存在者的程度决定的，与最完善的存在者相比较才显明出来的。因为完善程度不一样的事物组成了一个完善性等级系列，其中，较完善的事物是较不完善的事物的原因；所以，必定存在一个最完善的存在者，它是一切存在者存在、善与其它完满性的原因。这个存在者就是上帝。
第五个证明依据事物的目的性：自然界那些无知的事物都是有目的的活动，以便达到最好的目的。显然，无知的东西如果没有受到一个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引导，它们是不可能去追求目的的。所以，必定存在着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由于它，无知的事物才会趋向目的，这个存在者就是上帝（注：冒从虎：《欧洲哲学通史》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6页。）。
这5个证明无一例外的都是“后验证明”，也即从结果的存在回推原因的存在。这意味着这五个证明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本信念上：因果性关系是绝对可靠的。
上帝的存在不是上帝向我们显示出来的，而是由逻辑的演绎证明显现的。因此，只有通过逻辑的演绎证明，才能理解和确认上帝的存在。虽然这种证明是一种后验的证明，因而必须以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所熟知的事物为依据，但是，现实事物只是我们通往上帝的出发点，我们并不能在现实具体事物中直接领会、洞见上帝的存在。“上帝却是无形体的，所以，上帝也不能被感觉或想象看见，而只能被理智看见。”（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2题第3条。）“我们的理智不可能在感觉引导下看见上帝。”（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2题第12条。）上帝存在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是由逻辑证明其形式上的必然性来显明和担保的。
二、证明之路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里，神学是唯一的显在，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神职人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宗教活动场所是文化的中心，因此，基督教的走向就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对基督教的影响就是对历史的影响。所以托马斯·阿圭那的证明之路取代奥古斯丁的“心学”道路对基督教的影响和对人类的影响都必将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基督教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摆脱了一些宗教至今还没有摆脱的对权威的盲从与狂热；同时它极大地提供了和丰富了哲学本身，从而为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一）知识的第一次大统一
如果因果关系不是绝对必然的，那么这5个证明都是无效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托马斯试图构造出一整套有关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的知识体系，他使天下所有的事物（概念上的）都处在因果链之中，都处在一个关系网中，它使前科学知识得以组织并因无法全部满足因果关系而产生足够的张力使科学得以产生。
在托马斯这里上帝也就成了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世界的一个对象，上帝成了知识的概括和总揽，“上帝是一切存在和真理的源泉”（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2题第8条。）。一方面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关于上帝知识的一部分，对于一切的认识都有宜于对上帝的认识，一切科学认识也都将服务于对上帝的认识，因此一切科学知识都可以认为是通往神学的道路（也可以说成通往神学的道路就是通往科学的道路）。其结果是一切知识都被纳入到信仰中来，纳入到神学中来。象最高原因或终级原因作为超验的理念，在理性中起了一种范导性的作用，即把知识的局部统一引向整体的统一。离散的知识得以在一个最高的统帅下进行整理使之条理化，形成了从任何知识都可以窥见上帝的存在，并尽可能地减少内部的矛盾。“上帝拥有最完美的知识”（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4题第2条。），“如果在其他学科中发现与神学真理相反的东西，那么就必须把这些东西谴责为谬误”（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题第6条。）。另一方面因为上帝作为对象世界的一个最高对象，汇集其他一切知识的最高知识，从上帝也就可以“流出”（演绎推理出）任何知识，“神性的知识是最高的智慧，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根据这种知识加以整理的”（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题第6条。）。推论出的知识不可避免的在现实中经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形成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知识的大统一，尽管它是荒廖的和头足倒立的。
这种统一的特点，在中西知识体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中西知识体系之比较
在上帝为最高统率下，以因果性的绝对存在为前提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学科之间的不一致容易产生张力，例如若学科1认为A是B的原因，而学科2认为B是A的原因，就必须对A与B的关系进行检验和论证以消除不一致；而在中国的众多知识体系并存的情况下（中国是政治作为最高统率，但政治是不需要问为什么的并且是最不稳定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很难消除，从而知识之间缺乏张力。
这种统一也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比如中国文化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派别林立，百家荟萃，当然这就形成了一种“包容文化”。一盘散沙状的互相包容的各种亚文化之间，各类知识之间缺少对立和斗争，同时也缺少联系，中国的知识是点状的知识而不是系统性的知识。所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落后的中国却不会产生科学，即使我们引以自豪的中医也基本上发展到巅峰却仍旧没有产生足够的张力而成为近代科学诞生的突破点，其他点状更厉害的如四大发明更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
（二）为人们研究科学和追求理性精神提供了动机
上帝与其说是绝对的自由意志，不如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主体。“对于上帝来说知识、意志、力量实际上是同一的。”（注：托马斯：《神学大全》第1集第25题第1条。）上帝只对进行概念运动的认识主体才显明它的存在，“一个有智慧的人必定能够认识那种绝对最高的原因，也就是上帝”（注：托马斯：《神学大全》第2集下第9题第2条。）。“人的幸福并不在于仅仅拥有那些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有的有关上帝的笼统和混乱的知识，因为他们夹杂着许多错误；……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通过论证获得有关上帝的正确无误的真理知识。”（注：托马斯·阿圭那：《反异教大全》第3卷第38-39章、第26章，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这在宗教人员和整个社会竖起崇尚知识、崇尚理性的大旗，当然也就对中世纪的从纯粹“心学”信仰道路转向证明的道路过程的神学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要想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并成为合格的能够很好地为上帝服务的神职人员不仅仅要靠信仰本身，而必须要靠理性和知识，因此他们的工作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之外，就是搜集和论证知识的科学活动。即用理性——逻辑和数学——来推理论证知识、协调知识之间的一致性、探索自然以洞见上帝的伟大、通过实验以证明（检验）《圣经》所述的正确。“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识，就不可能指导其它的人。”（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94题第3条。）因此他们如果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伟大，指导芸芸众生，就不得不掌握大量的知识并消除这些知识之间的内部矛盾，而这要通过经验获得和进行实验检验。对于中世纪的普通人们而言，“人的最后的和终极的幸福，在本质上并不在于爱上帝或是指向上帝的其他意志活动，而是仅仅在于认知上帝”（注：托马斯·阿圭那：《反异教大全》第3卷第38-39章、第26章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他理解上帝而成为有福之人”（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26题第3条。）。但是认知上帝就是进行思辨和理智活动，“我们在彼岸的来世生活中的期待的终极幸福完全存在于思辨活动中”（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2集上卷第3题第5条。），“对于理智的存在物来说，最完美的善就是理智的运作，并且通过这种运作去把握万物，因为理智的存在物的幸福就在于知性上，在于理智活动上”（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26题第2条。）。这样，在中世纪信仰上帝的宗教生活就一改而成为理性活动。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大众为了追求终极的幸福——认知上帝，就必须进行理智活动，这一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在当时是如此之大，影响时间是如此之长。科学在这个崇尚理性的宗教中诞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而东方的佛教却崇尚顿悟，一些一字不识的和尚竟然能够成为得道的高僧，除了诵读经书打坐就是扫地种菜做饭，这种文化背景下能够产生科学倒成了一件怪事。
（三）对感性活动和实践精神的弘扬
证明上帝不是从内心出发，也不是纯粹从圣经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的感性活动出发，这同样预示着科学可能从此展开。“既然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可以认知的，上帝作为不混杂有任何潜能的纯粹的现实存在，对于人来说当然也具有最高程度的可认知性。”（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2题第1条。）认知的途径只能通过对上帝创造的物质成果进行认识和研究，“一个理性存在物出于本性的自然欲望就是认识一切在理智上具有完美性的东西，即认识事物的种属和本质”（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2题第8条。）。“我们的理智不可能形成一种可以超越感官的完美判断，因为我们正是通过感官去认知那些感性事物的。”（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84题第8条。）这不得不依靠实践活动进行解决，“除非感官偶然受到某些阻碍，感觉一般不会被其固有的对象所欺骗，所以感觉能力对于其固有对象的判断一般不会失误。”（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85题第6条。）“通过感性的事物获得理智的真理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官。”（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题第9条。）我们从此可以看出，托马斯·阿圭那一种强烈的要摆脱纯粹思辨的宗教生活，摆脱靠信仰显明上帝的存在的心学道路，反而是要靠感性，靠实践获得知识，通过这些知识达到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正因为感性活动和实验活动是证明上帝唯一的途径，使之成为所有人都可以从事的“高级”活动，不管是神职人员、贵族，还是普通大众，都可以进行证明上帝的活动。“上层掌握知识的人们则打破陈规陋习，将自己的知识与实验结合起来。”（注：吕乃基：《科学与文化的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72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对感性活动和实践精神的弘扬。这些活动“使人们可以通过欣赏自然的美来体会上帝的全智全能。把人的目光由天上引向地下，从彼岸导向此岸，从追求上帝的虚幻到欣赏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宏伟、崇高与迷人的魅力”（注：吕乃基：《科学与文化的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64页。）。
（四）科学家和科学活动的产生
正因为上帝是一个概念存在者，是一个知性存在者，是知识的总揽。人们为了信仰上帝并不仅仅靠信仰本身，而要依靠知识，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当时许多科学家都“完全象我这样的每一个人去查证圣经中的事实，即使圣灵并未确切地赋予他们这种资格”（注：埃利克森：《西方世界的文明与社会》伊利诺斯1978年版，第337页。）。托马斯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正是他所开创的对上帝证明之路不但没有使基督教长盛不衰，反而使其最后结果不可避免地将神学和信仰引上了“客观化”道路，而信仰的客观化意味着信仰的堕落（注：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在托马斯之后的证明过程中许许多多的神职人员和其他笃信基督教的人员荒废了基督教主业，而从事纯粹的实验活动，虽然他们的目的还是证明上帝的存在，验证《圣经》的知识。在为了寻找知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验证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一部分人逐渐从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绝对主体（一些非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也都是在上帝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的神职人员中分化出来成为事实上的兼职和专职科学家。托马斯之后的所有正在从事证明上帝存在的神职人员都在从事科学活动，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队伍，这使科学有足够的动力产生并且不断地发展下去。托马斯以后的经院哲学认为“自然是上帝有计划创造的，为了认识上帝的智慧和伟大，认识上帝的计划，就有必要研究他的创造物，这既促进理性，也促进了对自然的研究”（注：吕乃基：《科学与文化的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56页。）。所以我们可以说托马斯·阿圭那的证明之路创造了兼职的科学家和非科学目的的科学活动。
三、托马斯之后的发展
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后来证明了托马斯所开创的证明“上帝存在”的伟大意义。
正是托马斯所开创的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证明之路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一批又一批的神学家在这条道路上推动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在宗教的怀抱中得以萌动，并从基督教这里获得营养。荷兰科学史家R.Hooykass在他的《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宗教观念与社会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上帝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即他们的科学。由于上帝把所有的劳动都看作是“神圣”的，因此人类的行动以及实验科学便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认可”。宗教实际上成了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也认为的：没有任何事物象基督教那样是科学健康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注：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45页。）。所以我们说托马斯影响基督教就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笔者认为当我们来讨论一个人在科学史上的影响时，并不仅仅要讨论他的思想，更要讨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例如现在我们对达芬奇在科学史上的评价就超过了他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实际影响，达芬奇固然有许多思想和创造，但是这些只是当代人的研究达芬奇笔记的发现。
（一）知识的综合与分化
由于托马斯的努力，基督教的理论成了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甚至“神圣的教义也是一门科学”（注：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题第2条。）。但是在这个体系中，各种理论、假说、教条和科学知识并存，这表现在早期的科学工作者身上就是热衷于提出包罗万象的体系以显示上帝的伟大，如达芬奇的兴趣几乎遍及一切方面，第谷有一个比他的天文台毫不逊色的化学实验室，哥白尼同时是医生。人们在尚未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想提出终极因、解释一切。但是随着证明上帝存在的展开——即对外界事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科学家开始专注于个别的领域，把综合暂且放在一边，脚踏实地地对个别进行分析，例如伽利略研究的兴趣就比较狭窄，但目标更为明确。这是因为庞大的基督教神学体系本身的二重性——同时从教义和自然中寻找证据——引发的矛盾，再加上诸多前科学学科之间的错误和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解决得越多，接着出现的矛盾也就越多，要彻底证明上帝的伟大，就不能允许这些矛盾的存在，也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见到上帝的庄严华贵”（注：弗伯斯：《科学技术史》，刘君君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4页。），必然引导科学家们进一步沿着科学的道路纵向深入，不得不放弃构造理论体系的努力。因此随着证明的深入，知识逐渐开始分化，“从全面的哲学学说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述，过渡到了比较具有现代气息的专业化”（注：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8页。）。近代科学就这样在对上帝概念的展开中产生了。
（二）科学精神的萌芽
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首先是指导思想的改变，即从引经据典到始发自然，崇尚理性。这一点是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变化相一致的，托马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内心引向了外部世界。并把整个社会的精力都聚焦于一点——证明上帝的存在，洞见上帝的伟大。托马斯之后的经院哲学认为，自然是上帝有计划创造的，为了认识上帝的智慧和伟大，认识上帝的计划，就有必要研究它的创造物，这促进了对自然的研究。后来的科学家也逐渐地树起“以自然为师，以实验为根据”（注：林德宏、肖玲：《科学认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的口号。而社会思潮的改变不可否认来自于基督教特别是托马斯从上帝的成果推知其存在的证明行动。“托马斯的工作充满理性，具有逻辑的力量。”虽然托马斯的哲学中所包含的“理性本来是用来论证神学”的，本质上是“以信仰教义为一侧，以理性来研究哲学和自然为另一侧的二重真理说”（注：吕乃基：《科学与文化的足迹》，1995年10月版，第55页。），但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人类有能力知道和了解他的世界”（注：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2卷，罗经国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9页。）。在中世纪，“宗教生活的对面，矗立着一个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人的心情、欲望和人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价值，在基督教看来就仅在于它是有待被克服的障碍”（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8页。）。世界是能够被认知的，也能够被征服的，这正是托马斯及其以后宗教的信念，现在看来这也正是科学的信念和行动。
其次是经验和归纳法的运用。传统的观点认为托马斯的证明之路是属于纯粹的逻辑演绎之路是不全面的，他同样认为所有的知识皆来源于感性经验。他的演绎证明之路中却暗含着归纳，他的“证明之路”取代“心学”道路，从自然界中洞察上帝的方式就是一个抽象和归纳的过程。“虽然自然从原因开始而以经验结束，但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即由经验开始并借助于经验，进而追求原因”（注：朱德生等：《西方认识论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随着证明的展开和对自然研究的深入，从并不全面的《圣经》中推不出所有的知识，必须借助于归纳寻求新的知识。
第三是机械因果论的继承和发扬。分析托马斯的证明很容易看出其逻辑出发点并不是《圣经》和上帝，而是因果必然性，其方式是“有果必有因”的推论方式，即从现实世界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来洞察上帝的考察方式。后来的科学家继承了这种思想，达芬奇认为：“同样的结果总会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原因消除了，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注：朱德生等：《西方认识论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这是典型的机械因果论。
（三）宗教到科学的过渡
从托马斯之后的哲学和宗教的发展可以看出，科学逐渐地从宗教中分化出来，但是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科学家们还继续受到宗教神学的影响。近代科学在人的觉醒中，在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萌芽，但是在价值体系上主要依赖于宗教，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全智全能，以及为了行善和自我拯救而研究自然，在陈述体系上也不时以宗教教义来作辩护。科学家的活动仍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直到“17世纪中叶所有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注：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0页。）。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甚至认为自然哲学是“宗教的最忠实的侍婢”。笛卡尔也认为“自然界的数学定律是上帝所建立的，通过思想世界也可以接近上帝”。伽利略认为：“《圣经》与已证明了的物理真理完全一致”（注：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9页。）；甚至牛顿不但在自己的体系“无能为力的时候，不得不把上帝召来作为一种假说”（注：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而且后半生都献身于神学之中。从宗教角度来看，科学活动并没有损害上帝的威信，相反科学依旧是神学的奴婢，神学家们继续利用科学最新成果为神学服务。例如宗教先后对生物学史上自然发生说和生生说的支持及诠释，把宗教和科学融合为一体（注：玛格纳：《生命科学史》，李难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466页。）。
从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早期的科学活动就是神学活动，科学在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中发展成为独立的力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关于上帝的知识衍生出了科学知识，甚至可以说关于上帝的知识——为了证明上帝存在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就是科学知识。实际上在托马斯之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学的诞生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而如果象马克斯·韦伯那样单从新教精神来分析资本主义和科学的起源，不可能找到其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