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影响的宏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一生都要进行消费，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未成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社会的人口中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同，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未成年人口的比例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的比例将逐渐上升，而成年人口的比例则基本上保持不变。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模式将对我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比如少儿人口需要较多的玩具，老年人口需要较多的医疗。在消费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对未成年人口消费品需求的下降，而老年人口的增多则必然带来对老年人口消费品需求的扩大。为了适应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消费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厂商应调整生产结构，满足不同年龄组的人口的不同需求。国内外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随着人口老化的加速和老年人口的增加，应增加“夕阳市场”的供给。但是，国内外对人口老化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却比较少见，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搞清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文将从宏观视野重点研究人口老化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说明人口老化是如何通过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而影响经济运行的。
一、老少消费水平比较研究的实证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其人口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在这三个人口群体中，劳动人口的消费水平最高，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次之，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最低。
Clark（Clark，1976）对美国的公共支出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花费在老年人口上的公共支出是花费在少儿人口上的公共支出的3 倍；Wander（Wander，1978）对德国家庭和公共支出一并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老年人口的开销是少儿人口开销的3到4倍。此外，Sauvy（UN， 1973）对法国人的研究表明，1966年维持一个18岁以下的人生活费用为16，400法朗，18—65岁为32，600法朗，65岁以上为22，500法朗， 其比例为0.5:1:0.7；而Rix，Sara.E和Paul Fisher （Rix,Sara E andPaul Fisher，1982）对法国的状况进行研究后则发现，0—24岁的年轻人口、25—29岁的劳动人口和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消费比例为0.5:1:1.6；另一位德国人Burgdofer（UN，1973）对德国的研究发现， 老少消费比为1:0.58。中国南京大学的调查表明，中国的老少消费比为1:0.4（刘铮，1984）。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进行经济考察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比例为1:0.55（世界银行，1984）。而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在1993年12月对北京市门头沟区进行的“家庭两费调查”的结果显示，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家庭中的消费量是0—14 岁人口在家庭中的消费量的1.89倍，即老少消费水平之比为1:0.53（于学军，1992年）。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到表1。
表1 不同国家老少消费比例状况
研究个人或单位时间 研究地点老少消费比
Clark 1976美国1:0.33
Wander 1978德国 1:0.25至0.33
Sauvy 1973法国1:0.72
Rix和Fisher1982法国1:0.31
Burgdofer 1973德国1:0.58
南京大学
1984中国1:0.40
世界银行
1984中国1:0.55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1992中国1:0.53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回顾的有关文献中， 尽管研究的地点不同、对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年龄界定不同、所取的消费指标不同，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高于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的实证研究。表1的资料显示，中外老少消费比最高的为1:0.72， 最低的为1:0.25。
老少消费比的确定将为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与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变化的定量描述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人口老化与负担人口消费指数变化的定量描述
虽然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都是被抚养的人口，但对这两类人口的抚养费用开支水平和来源却不同。尽管可能有少儿人口的抚养费用高于老年人口抚养费的个别案例，无论如何，老年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要高于少年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更主要的是人们有一种心理，对孩子的供养是家庭的一种投资形式，期望在未来会有某种形式的回报，因此，这种投入有动力而倾向于积极；而对老年人口的供养，尽管是下一代人应该对老年人口的回报，但是因为从老年人那里看不到回报的期望，因此，这种供养无动力而倾向消极，有时甚至为了养小而牺牲养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国务院技术发展中心为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提供的背景材料综合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如果把18—65岁人口的消费定义为1.0的话，那么，15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为0.5，而65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则为0.9（世界银行，1985年）。根据这种将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定义为65岁以上的估算，老少比为1:0.56。如果将老年人口的标准定义为60岁和60岁以上的话，那么， 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定会高于0.9，老少比也会随之加大。 由于地区上和标准上的差别（包括老年人的年龄界限、社会和家庭支出范围，等等），老少消费比一般在1:0.3～1:0.7之间波动。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取一中间值，即1:0.5作为老少消费比的标准值， 即老年人口的标准消费系数Py为1，未成年人口的标准消费系数Iy为0.5来对中国未来负担人口消费状况的变化趋势加以预测。
这里，我们采用“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C）， 来说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负担在未来的变化状况问题。
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Cy）
＝未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Py）×未成年人标准消费系数（Iy）
老年人口的“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Ce）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Pe）×老年人口标准消费系数（Pe）
根据这一指数，连同本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趋势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1995—2050年中国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的发展变化状况，见表2。
表2 1990—2050年中国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的发展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预测结果计算而得。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1990—2050 年中国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0—2005。在这一期间，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低于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下降2.11，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上升2.21，上升和下降的速度都比较缓慢。
第二阶段为2010—2025。经过2005—2010年间的过渡，这一时期，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开始超过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并且开始加速增长。这一阶段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上升6.48，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下降1.79。超出值为一位数，即从1.10 到9.37。
第三阶段为2030—2050。经过2025—2030年间的过渡，这一时期，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显著高于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这一阶段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上升4.46，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下降0.63。超出值为两位数，即从12.80到17.89。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是在下降的，但是却没有老年人口被负担消费指数上升得快。特别是2010年后，由于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下降的速度非常缓慢，而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却加速上升。这使我国总的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发展。这一结果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1）尽管1990—2050年间，我国总人口的抚养比会出现“U”形的变化，即先下降，后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抚养人口的消费负担会有所减轻。
（2）人口老化不仅会改变我国的消费结构， 而且会使我国总人口的消费负担加重，它要求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扩大。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基金的扩大，意味着积累基金的减少，意味着积累率的下降，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
三、人口老化与宏观人均消费基金水平
人口的增长，即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势必影响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已经为人口经济学所证实。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或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有足够的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将降低人均消费水平，即降低人均消费基金水平；二是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国民消费基金增长，从而降低积累率，导致经济发展的生产资金不足，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可以用如下的公式表示：
这里，Ca为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P为人口总数，Y为国民收入，Sr为积累率。
从上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积累率Sr和人口总数P，即Sr和P越小，Ca越大。而事实上，对于正在经济起飞时期的中国来说，一定水平的Sr是保证未来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必要条件，所以指望降低Sr来提高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是不可取的。而在短期内，我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使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提高，我们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要求保持一定水平的积累率，又会影响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提高。因此，我们不得不权衡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我们既不能以牺牲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为代价来提高国民收入，这样就失去了我们发展经济的本来意义；也不能以牺牲发展经济速度来提高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为代价，这样会陷入低层次的劣性循环中。
以上我们分析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对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为人口经济学界所共识。那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有何影响呢？过去，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数量对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的影响，这里的一个假设是所有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总人口分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总人口数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导致对消费基金总数需求上升；而在消费基金总数为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导致人均消费基金水平事实上的下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加以说明：
假设目前有总人口（Pt）175人，其中，未成年人口（Py）50人、 劳动力人口（Pa）100人和老年人口（Pe）25人；总的消费基金Ct为17,500元，那么，人均消费基金为100元。要注意的是：不同年龄组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不同的，根据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见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将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比设为 0.4:1:0.8。按照这种比例，在人均消费基金水平为100元的情况下， 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基金水平Cy为50元/人、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基金水平Ca 为125元/人和老年人的消费基金水平Ce为100元/人。
即，Ct=Cy×Py+Ca×Pa+Ce×Pe
Ct=50元/人×50人+125元/人×100人+100元/人×25/人
=17,500元。
在未来的某个时期，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总人口数量没有变化，仍然是175人， 但结构却变化成了未成年人口25人、劳动力人口100人和老年人口50人。虽然同是175人，但为维持原来不同年龄组人口的消费水平，对总的消费基金水平要求却提高了，因为那时的总的消费基金水平为50元／人×25人+125 元／人×100 人＋100元／人×50人＝18,750元，比目前多出了1,250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175人，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 为维持不同年龄组人口原有的消费水平却需要提高消费基金的总量。
如果消费基金总量得不到提高，那么，尽管人均消费基金水平没变化，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构成总人口的三部分中，必然有一部分或两部分或三部分同时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例如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水平从125元降低到115元，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从100元降低到95元， 那么，50元/人×25人+115元/人×100 人+95 元/人×50人＝17,500 元。
虽然上面的描述似乎简单，但它却道出了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关系，是中国未来人口老化和消费之间关系的一个写照。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对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消费基金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
1990年，我国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额为9,663亿元， 国民人均消费额为853.6元/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分别为3.14亿、 7.21亿和0.97亿（《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
由于我们有如下关系式：
Ct=Cy×Py+Ca×Pa+Ce×Pe
（1）
Cy:Ca;Ce=0.4：1：0.8（2）
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
Cy=418.2元/人
Ca=1045.5元/人
Ce=836.4元/人
则1990年的全年消费基金总量为：
Ct=Cy×Py+Ca×Pa+Ce×Pe
=418.2×3.14+1045.5×7.21+836.4×0.97
=9663亿元
1979—1992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8%， 年平均消费率为67.5%。考虑到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假设1990—200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仍为8.8%，2000—2020年为7%，2020年以后为5%。根据这样的假设，我们可以看到1990—2050 年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基金的发展趋势，见表3。
表3 1990—2050 年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基金的发展趋势
年份消费基金总量 人口结构
(亿)
(亿)
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老年人口
1990 9,663 3.14 7.21 0.97
200022,567 3.27 8.12 1.29
201044,392 3.00 9.08 1.65
202087,325 2.82 9.34 2.31
2030
142,244 2.68 9.00 3.24
2040
231,701 2.58 8.68 3.71
2050
377,415 2.44 8.35 3.84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预测方案计算而得。
根据表3的结果，连同上述的假设条件，我们可以得到1990 —2050年我国人口消费发展状况，见表4。
表4 1990—2050年我国人口消费发展状况
年份人均消费基金 不同年龄组的个人消费水平
(年)(元)(元)
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老年人口
1990
854 418
1,046 836
2000 1,780 863
2,157
1,726
2010 3,233
1,531
3,827
3,062
2020 6,035
2,835
7,088
5,670
2030 9.534
4,493 11,232
8,986
204015,478
7,309 18,273 14,618
2050
275,797 12,177 30,442 24,353
表4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作这样一个比较， 即我们将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比如，用199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来衡量2050年的人口消费状况，我们就会发现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我们将205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用199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后会得到标准化后的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
0—14岁 15—59岁 ≥60岁
───────────────────
人口总数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1.32 3.14
27.7 7.21 63.71 0.97
8.59
标准化后的205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
0—14岁 15—59岁 ≥60岁
───────────────────
人口总数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4.63 4.05
27.7 9.32 63.71 1.26
8.59
2050年标准化以前的消费状况：
人均消费基金 0—14岁15—59岁
≥60岁
──────────── ──────────
25,797 12,177 30,44224,353
按照标准化后的年龄结构，我们可以得到2050年新的消费状况：
人均消费基金 0—14岁15—59岁
≥60岁
──────────── ──────────
25,797 12,635
31,588
25,27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14,63亿人口，同样是377,415亿的消费基金总量，同样是25，797元的人均消费基金水平， 但标准化前后的各年龄组的消费基金水平却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的话，2050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分别下降458元、1，146元和917元。
相反，在标准化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下，如果想达到人口年龄结构标准化后的消费水平，即：
0—14岁15—59岁
≥60岁
───── ──────────
12,635 31,58825,270
那么，消费基金的总量Ct需从377,415亿元增加到12,635元/人×2.44亿人+31,588元/人×8,35亿人+25,270元/人×3.84亿人＝391,626亿元，即需增加14,211亿元。
从上面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中国的人口老化会导致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下降。
（2）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要保持未成年人口、 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原有的人均消费基金水平，必须扩大消费基金的总额。
（3）要提高未成年人口、 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基金水平，我们所能求助的只能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关系式进行说明：
假设劳动生产率为Q，总人口为P，未成年人口为Py ， 老年人口为Pe，劳动力人口为Pa，国民收入为Y，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为C，人均消费水平为S，总人口负担系数为B，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关系式：
P=Py+Pe+Pa （1）
Q=Y/Pa （2）
C=S·P/Y
（3）
P=Q·Pa·C/S
（4）
Pa/P=S/Q·C（5）
S=Q·C·(1-B) （6）
从（6）式中，我们可以看到， 人均消费基金水平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劳动生产率Q、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C和总人口负担系数B。 在这三个因素中，由于人口老化使总人口负担系数B从长期看是上升的，而为在下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需要有一定水平的积累，因此， 我们不能指望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C来提高人均消费基金水平，这样，我们所能指望的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显然，随着人口老化的发展和社会负担的加重，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基金需求要不断增长，从而使积累基金的比重将受到影响。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的话，那么，人口老化所引起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的变化，势必要影响，甚至制约到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以上我们从宏观的视野分析了人口老化对中国未来消费的影响，事实上，人口老化对微观家庭的消费影响更为直接。显而易见的是（1）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从而影响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2）家庭人口老化， 即老年人口的增加和未成年人口减少会使家庭总的消费负担水平上升，从而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水平；（3）家庭人口老化会增加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改变家庭的消费结构，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消费偏好。特别是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来说，这些影响尤其明显。
人口老化不仅会对微观家庭的消费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多，中国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小而储蓄较高的大家庭的比例必然会减少，这会使我国总的储蓄量下降，从而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口老化对微观家庭消费的影响。从我国城镇的家庭状况看，56—60岁组、46—55岁组和60岁以上的家庭人口消费支出水平始终居于前三位（于学军，1995年）。随着中国人口老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在总人口中，45岁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而4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则会逐渐上升。根据本文的预测，从1990年到2050年，15— 44 岁的人口占15—60岁的人口的比例将下降15个左右百分点。而45 —60 岁的人口占15—60岁的人口的比例将上升15个左右百分点。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家庭提高消费水平，从而会降低积累水平。
随着人口老化的发展和社会负担的加重，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基金需求要不断增长，从而使积累基金的比重将受到影响。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的话，那么，人口老化所引起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的变化，势必要影响、甚至制约到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