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篇：东传小说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的不断东传，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普遍关注。韩国在古代尽管是一个以儒学思想进行统治的国度，一些理学文臣曾经也对“异端”小说加以贬斥，李朝当局甚至还一度下令禁购，但是毕竟阻挡不住其流传与影响的日益扩大。尤其在李朝中后期，中国小说越来越受到韩国人民的欢迎与喜爱，对韩国小说史以至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韩国境内，中国小说传播之扩大与深入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有四：
其一，覆刻中国原本。如李成宗二十三年（1492年，即明弘治五年）覆刻段成式《酉阳杂俎》（见《李朝实录》）。李仁祖五年（1627年，即明天启七年）已刻印周曰校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又多次大量覆刻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
其二，翻译成韩文（称为“谚解”）。如十六世纪后叶译印有《太平广记谚解》（注：《太平广记谚解》五卷，其中收入《红梅记》等十四篇并不出自《太平广记》原本的其他传奇小说。）；其后，洪羲福(1794-1859)全译百回本《镜花缘》并改称之《第一奇谚》。李朝当局还曾设译院专事翻译工作，其中十九世纪末叶李钟泰主持译有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等大量中国小说。
其三，以多种方式整理成韩国读物。（一）对原书加以注解，如李朝明宗四年（1549年，即明嘉靖二十八年）有垂胡子林芑注本《剪灯新话句解》（十年后，另有林氏修订集释本）。（二）从同名总集中，选取若干篇而重编成书。如多种韩文本《今古奇观》都是从中国同名原书中选出若干篇而各自单独成书的。另有韩文写本《型世言》，也是选取同名总集十数篇节译而重新编次成的（按此书明刻本与韩译本俱为传世孤本）。（三）汇选多种总集各数篇而编成新书。如汉文写本《啖蔗》其书不见于中国，乃李朝学人抄自《喻言明言》六篇、《醒世恒言》九篇、《警世通言》七篇、《初刻拍案惊奇》五篇、《二刻拍案惊奇》二篇（按其中有些篇或疑取自《今古奇观》正续编），汇集重编成新书。（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抄本《啖蔗》，共两册二十九回。台湾魏子云先生认为，此书是一部韩国文人读《三言》、《二拍》的选抄本，其中不同于《三言》、《二拍》处都是韩国抄录者的改写笔墨。（台北《大华晚报》1986年12月14日）而其先，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认为，此书是中土已佚的“明人之话本集”，“而为韩邦人士传钞于朝鲜者”。（台北《书目季刊》第18卷第2期）按谓此话本集为明人编定，证据尚嫌不足。）
其四，出现伎艺人说书。东传小说促使当时产生一批用本国口语来讲述作品故事的韩国说书人，如以“善读”而致听众“傍观匝围”的专业“传奇叟”（注：《秋斋纪异》载《传奇叟》云：“叟居东门外，口诵谚课稗说，如……薛仁贵等传奇也。月初一日坐第一桥下，二日坐第二桥下……，自七日沿而下，下而上，上而又下，终其月也。改月亦如之。而以善读，故傍观匝围。读至最吃紧甚可听之句节，忽默而无声，人欲听其下回，争以钱投之。曰：‘此乃邀钱法’云。”见《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9第66页。）、说书能“随书之境而各逞其态”的伎艺人李业福（注：《破睡篇》卷上载：“李业福，傔辈也。自童稚时，善读谚书稗官，其声如歌，或如怨，或如笑，或如哀；或豪逸而作杰士状，或婉媚而做美娥态。盖随书之境，而各逞其态也。一时豪富之流，皆招而闻之。有一胥吏夫妇酷贪此技，哺养业福，遇如亲党，许以通家。……”见《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8第79页。）等等。
中国小说的盛传，使之拥有层面广泛、队伍庞大的读者群。李朝不少君臣喜欢诵读。有些国王、王妃不仅自己阅读，而且还把它当作礼品向王族其他成员馈赠。宣祖李昖（1567-1608年在位）曾亲笔致函正淑公主，说：
……《包公案》一帙，赠送驸马。《包公案》乃怪妄之书，只资闲一哂而已。
李孝宗（1649-1659年在位）妃，也将《水浒传》赠送给淑明翁主（注：李宣祖致正淑公主函、李孝宗妃致淑明翁主函，俱见金一根编注《亲笔谚简总览》。（据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安》转引）。有些士大夫甚至还到了酷爱的地步。如徐居正《详节太平广记序》述其友在集贤殿读《太平广记》云：
一日在集贤殿，亡友昌宁成和仲读之终日，吃不知倦。
又如前引李裕元《林下笔记》载李相璜购藏小说数千卷时，说他“平日手不释者，即稗海也”。
至于平民百姓以及妇孺，对中国小说（包括翻译的“谚解”作品）更为嗜爱。学者申纬(1769-1847)《警修堂集》，记一樵夫日间砍柴，夜读小说。其云：“余所居隔篱丈馀，有李姓樵夫，昼入山采樵，夜辄燃松明读传奇以为乐。”李朝著名作家金万重(1637-1692)《西浦漫笔》卷下，载妇孺之“皆口诵说”《三国志演义》云：
今所谓《三国志衍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1592年，即明万历二十年）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口诵说。
韩国女性喜欢东传小说，屡屡见于记载。如蔡济恭(1720-1799)《女四书序》称：“近世闺阁之兢以为能事者，惟稗说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种”（《樊岩集》卷33）。闺阁妇人读小说累至“千百”种，此当有所夸张，但嗜成书癖则乃事实。所以，李学逵《洛下生稿》又说：“今世绮纨妇女家酷好谚翻小说，焚膏继晷，潜心暗读”。这种情状在韩国小说作品中，亦多有描述。如《寿圣宫梦游录》写安平大君家姬，“明玉灯而坐，以兽形金炉烧爵金香，琉璃书案展《太平广记》一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3）。《东野汇辑》卷2写“素妆少女读谚书传奇，声音琅琅如莺啭燕语”（注：见《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8传奇志怪类《导射夫报仇话恩》。）。李钰《沈生传》也写室女“低声读谚解稗语，呖呖如雏莺声”（注：见《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7；又《全集》卷9亦收录此文，但题作《沈生》。）等等。总之，东传小说深受韩国人民的喜爱。正如梅鹤山人《汉唐遗事序》（1852年作）所说，《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书，乃“使览之者欣然忘食，闻之者怡然解颐，于斯时也，举天下之物似不足以喻其乐也”（《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5）。
在流传过程中，李朝有些士大夫如同中国的封建文人一样，曾从儒家传统观念出发，认为无益于世及至“害人心术”，而对中国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加以贬斥。（参见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尽管如此，李朝作家接受李贽、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等中国批评家的影响，在本国群众深情热爱的感召下，通过深入阅读与了解，逐步认识东传小说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李朝学者安鼎福(1712-1791)曾任通政大夫、同知中枢等要职，还当过世子之师，位高权重、博学多才，却无陋儒之偏见。他承袭冯梦龙的说法，热情称赞《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奇”（即“《四大奇书》”），并加以积极肯定（见《顺庵杂书》）。李朝小说家宕翁在《玉仙梦》中，借写明宣德间钱塘士子钱梦玉在京应会试的答卷而特地撰作了《稗说论》。这篇针对李朝有人存在贬抑小说之倾向的专论，开端就指出：“圣人不以事细而忽，至理不以词拙而废格言，故鄙俚之谈，或有义理上感发狂愤之言，或有去就上微讽，惟在听者之审择而已”。《稗说论》通篇高度评价中国小说：
世之论者以稗说为不足听，而吾独以为未也。何者？圣人没而微言绝，处士横而稗说出，故好奇之家或有无稽之言、博识之门偏多不根之论者，盖以论淡泊而无味，杂说奇巧而易晓也。左氏倡为浮夸之辞，而史家有异同之论；《庄子》俑为吊诡之谈，而道家有荒唐之迹；以至于索隐行怪之徒、架虚凿空之流，踵以为谲慌没捉之文，而曰演义、曰杂记、曰僿论、曰琐录、曰别传、曰新语、曰类说、曰故事者，比比有之。……然而文人之口气好新而贪奇，虽欲别立门户、别设畦珍，而其肠胃则皆自《九经》中出来，故不敢背驰于秉彝之天，不敢没脚于蔑法之场，终归于彰善惩恶之一关捩也，则不可以其荒诞而都归于不紧之科者也。设为修善之方而必有善果之应，设为稔恶之迹而必有坫厄之报，见之者霍然有改过之意，读之者油然有洁行之志。由此观之，稗官之功，亦可微哉！何以明其然也？陈寿作《志》（注：“陈寿作《志》”云云，此处乃实指罗贯中《三国志演义》，而非说陈寿之史书。按罗贯中小说的明本卷端通常题“陈寿史传”，有的书题亦作“《三国志》”，故将此小说混同于陈寿史书《三国志》。）而忠臣忘驱，《水浒》成传而义士奋身，《西游》之记出而怪鬼戢其妖术，《瓶梅》之书作而悍妇惩其妒心，演《楚汉》之义而英雄知历数之有归，倡《剪灯》之话而荡子知风流之有节，太史公所谓“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者”，抑亦为稗官而说欤！（《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3）
宕翁追溯中国小说的历史渊源，论说其旨趣、艺术特点及社会功用，并评述六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从而作出全面肯定的评价。李朝历史上，正祖李算（1776-1800年在位）禁购小说时，曾片面地把“经传”文字譬喻作“菽粟”。但是，宕翁在专论中则指出，如果把“六艺之文，五经之语”比作“菽粟之饭”，那么“千奇万怪，华采彬蔚”的小说便如“爽口之馐、娱肠之馔”的佳肴，意思是小说不可偏废。冯梦龙曾经认为小说可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而宕翁则加以发挥，提出“固不可退《韶》、《頀》（此处指经传文字）而就《郑》、《卫》（指小说）也，亦不可重吾砺而轻荆璞也”。《稗说论》这篇见解深刻而对中国小说作出高度评价的论文，由于淹没在《玉仙梦》的故事情节之中，而《玉仙梦》却又未为人们所稔知，所以一直罕见于研究者的引述。其实，这篇反映当时李朝作家小说观的《稗说论》，不仅是研究韩国小说史及其理论批评史的一篇珍贵文献，而且也非常值得中国小说史学者的重视。
除了历史文化与社会诸原因外，以上所述流传的扩大，群众的欢迎与喜爱、作家的正确认识与评价等等，这些便成为韩国方面接受中国小说影响的重要文学背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才迅速成长起来。李朝作家金在堉在《六美堂记小序》中，谈到自己写作的经历：他向邻家借来中国东传小说“稗官谚书”三数种，认为这些小说内容虚构、描写细琐，但是“人情物态，善于模写，凡悲欢得失之际、贤愚善恶之分，往往有令人观感处”。而这正是“街巷妇孺之耽读不厌而转相誉传，遂致稗官谚书之盛行于世”的原因。于是，他祛芜铺新，“折衷诸家”，才写出了小说《六美堂记》。（《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5）李朝其他作家也往往如此，在东传小说的哺育下，走上了创作之路。
韩国文学究竟是怎样容纳中国古代小说并受之影响呢？以下主要从小说的角度，作一番简要的述说。
第一，改写与移植
在韩国，很久以前就开始改写与移植中国小说了。至十三世纪间，高丽僧一然（1206-1289年）将《太平广记》卷429《申屠澄》篇加以缩写，收入其所编撰的《三国遗事》一书内。一然保留《太平广记》此篇小说的原有主题、人物与其关系以及基本故事情节，删去茅舍老妪暖饮待客而申屠澄席间与其女之酬答、申屠澄罢官归途所遇景象等若干细节描写。《三国遗事》的缩写，删去原小说将近一半文字，描写虽不如原篇细润，但倒是更突出申屠澄妻由虎变来而后又变为虎以及人虎共处三年故事的传奇色彩。
到李朝时期(1392-1910)，中国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大量涌入，于是出现了很多改写作品。这些改写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一）故事题材都直接取自东传小说，或为其长篇小说中的重大事件，或为其主要人物故事，或小说总集中的某一短篇故事。（二）主要人物的名字与重要性格特征，多保留东传小说的原有面目，而尽管个别主要人名或因传闻、翻译而偶有差讹。（三）在叙述与语言上，具有浓郁的韩国风格和气派。这些作品中，除使用中国的人名与纪年以及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在中国以外，改写者又往往接受民间流传所造成的影响，程度不等地增添一些原作所没有的故事情节、细节与人物，或者部分改变原来的某些情节与其顺序以及原有人物的某些性格。（四）改写者俱不载姓氏，但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
这些改写作品的种类与数量都很多（在李朝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而又有的甚至极易混同于创作小说，故一时难以开列其全目。今对李朝改写作品及其所取材的东传小说，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例举其中若干种作表如下：
上表所录的改写作品，其间情形并不相同。例如十章本《山阳大战》与不分章回的《赵子龙实记》俱写三国赵云事，却是两部故事题材相同而文字有差别的作品。此二书写曹军攻蜀汉，关羽单骑被围八十层，马超来救时也被围了七十层，赵云观天象而跳越“山阳水”解救之。故事描写多为虚构与夸饰。所以，郑东国说：“《山阳大战》和《赵子龙实记》不是翻译的，也不是改编的，可说是借三国题材而加以衍生的小说”（《三国演义对韩国古时调与小说之影响》）。其他作品也多有类似情形。《黄夫人传》写诸葛亮与黄氏丑女成婚的故事，脱胎于《三国志演义》（按《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已有“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之谚谣）。但是，又虚构了黄夫人原是月宫嫦娥，因得罪上帝，被罚带上丑怪的假面具出生，但婚后乃脱其假面而复为美女。显然，比之中国故事《黄夫人传》则充满十分丰富的想象力而饶有再创作的成份。至于流传非常广泛的《梁山伯传》，也是一部改编与创作相揉的李朝小说。此书共七卷，故事可分两部份。前部份写梁山伯与祝英台殉情的悲剧，是依据中国的故事情节来改写的（按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已云“义女子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其后张读《宣室志》详记其事，《情史》卷10《祝英台》又复述之。元明杂剧以及后来戏曲，俱演梁祝故事）。后部份写这对恋人死而复生，结为夫妻，丈夫梁山伯科举考中，领兵出征，建功立业，最后夫妇双双成仙升天而去，此则又是中国故事中所没有的情节（注：梁祝故事在韩国也十分盛行。十九世纪末俄国作家N·G·加林曾搜集到一则名曰《誓言》的民间故事，叙述梁山伯故事，其结尾说主人公复生云云。（《环游世界日记选》））。俄国学者阿·夫·特洛切维奇指出，这是
“根据朝鲜国语小说的习惯对中国小说进行再创造的结果”。（《朝鲜国语小说中的中国小说故事情节》）
取材于中国小说的李朝作品，除以上所说的人物与背景大体相同于原著之外，但也还有一些作品的人名、地名与细节则改换成韩国的。《东野汇辑》卷二《还狐裘新旧合缘》（见《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8。下简称《还狐裘》）这篇小说，即是如此。
《还狐裘》的基本情节，显然与明詹詹外史评辑《情史》卷16《珍珠衫》（出于明宋懋澄《九龠别集》卷2《珠衫》，文字稍有异同）、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明抱翁老人收为《今古奇观》卷23，下或简称《重会珍珠衫》）是相同的。从语言风格与一些叙述文字上来看，《还狐裘》颇接近《情史》，但是有些情节或细节显然出于《喻世明言》而不见于《情史》。
《喻世明言》的关目为王三巧儿赠衫、陈商示衫、蒋兴哥“问”衫、陈商叹衫、平氏藏衫、陈商讨衫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而《还狐裘》的关目也为赠裘、示裘、“问”裘、叹裘、藏裘、寻裘与还裘，但《情史》只有赠衫、示衫、问衫前三事而无叹衫等后四事。因此，《还狐裘》的题材，与其说来自《情史》（包括（九龠别集》），不如说取于《喻世明言》（包括《今古奇观》）而又参考了《情史》。
尽管如此，《还狐裘》却又是韩国化了的小说。这篇小说改变了原作中某些人物姓氏的安排、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贯穿全篇故事的关联物，使之符合于韩国人的口味。先看《还狐裘》中人物姓氏的安排，下面列表以与《情史》（《九龠别集》同）、《喻世明言》（《今古奇观》同）作比较：
以上所见，《情史》与《九龠别集》中人物既无名亦不加姓，《喻世明言》与《今古奇观》中人物都有姓氏，其重要人物如蒋兴哥、王三巧儿、陈商、吴杰既有姓又有名字。这些安排，未必有更深的意义。而《还狐裘》则略有不同。小说中所有人物虽然都未有名字，但是老媪贪贿害人、湖南客奸淫、崔生妇“负夫”，此三人俱不加姓氏；俞氏能“琴瑟谐好”，崔生“处事妥当”、吴荫官有“厚德”，此三人故俱冠以姓氏。韩国古代尊儒重礼义，素称“礼
仪之邦”。其流风所及，《还狐裘》对人物的褒贬则寄寓于姓氏之有无，此当也是韩人不难理解的春秋笔法的一种体现。况且，商人有“崔生”之谓，亦颇有韩国之风味。
其次，故事发生地的改变。《情史》所写的楚中、粤中、吴中、新安，《喻世明言》所写的湖广襄阳府枣阳县、徽州新安县、苏州府枫桥地面、南京、广东潮阳县、合浦县等等，都是中国的地名。而《还狐裘》全部改换成韩国的“宣川”、“湖南”两地。故事地名的改变，使之带有较浓的韩国色彩。
再次，全篇故事关联物的更换。在情节结构上，《喻世明言》以珍珠衫的失而复得作为贯穿全篇故事的关联中心，而《还狐裘》却以狐白裘替代了珍珠衫，这一替代是与地域背景有关的。
由此可见，《还狐裘》是一篇取材于中国小说而韩国化了的李朝作品（按此篇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此作品，其实还有不少。如李朝小说《双新郎》故事取自《醒世恒言》卷7《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又见《今古奇观》卷27），但将年代改在李哲宗间（1849-1863年在位，时即清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二年），地点由中国苏州改在韩国水原（今属京畿道），出场人物：原著中的颜俊改作孙吉星、钱青改作崔应焕、高秋芳改作张毕爱、吴江县知县改作水原知府李世臣。又如故事情节来自《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又见《今古奇观》卷35）的《彩凤感别曲》、来自《醒世恒言》卷1《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又见《今古奇观》卷2）的《朴文秀传》第2回故事（注：李朝小说《朴文秀传》第2回故事出于《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但将原著故事年代五代改为三韩时期，原著故事地点南唐国江州德化县改在弁韩国晋州府（今属庆尚南道）昌原郡。出场人物：原著中德化县令石璧改为郡守石真，月香（璧女）改为桂香（郡守女），新任德化县令钟离义改为南宫郡守，瑞枝（钟离义之女）改为瑞琼（南宫女），德安县令高大尹改为镇海（今属韩国庆尚南道）府尹高达等。）等等，这些李朝小说的故事发生时代、地点与人名也都由中国改在韩国（参见李明九《李朝小说之比较文学的研究》等）。此外，有些移植小说的出场人物国籍，除上述或者俱为中国或者韩国以外，也还有些作品既作华人又有韩人的。例如《青楼义女传》（注：《青楼义女传》叙“中原北京”名妓“美人”许身于斐生而被卖，乃投水自尽。这个悲剧故事基本情节，与《警世通言》卷3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又见《今古奇观》卷5）大体相同。其中青楼名妓“美人”（原型为杜十娘）是中国女子，见利忘义的负心汉斐生（原型为李甲）是韩鲜男子，奸诈贪色的巨富李生（原型为孙富）也是朝鲜人。这篇写两国男女之间的爱情小说，反映了历史上中韩两国交往的密切。
按，《青楼义女传》，译文见《域文汉文小说论究》（台湾学生书局本）第88-92页。游娟环谓：“本传是以韩国近代文在1906年2月6日至2月18日连载于《大韩每日申报》上，约有万馀言。作者不详。两个月后，被转载于今收藏在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笔写本《五玉奇谈》中。”（见游氏《韩国翻版中国小说的研究》注14）等等，这里不再一一细说了。
第二，仿效与借鉴
韩国古代小说之受中国作品的影响，依其所接受程度与再创作比重上的差别，可以划分为译作、改写与移植、模拟、借鉴这几个层次。而再创作成分比重较大的模拟与借鉴之作的出现，标志着韩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步走向成熟。当然，此二者情形也不尽相同，但为方便起见，现在一并加以述说。
仿效中国小说之作，高丽时期早已有之。尤其到李朝，仿作之风更为炽盛。于是，由此建立了韩国古代小说的部类以及产生了可以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古典名著。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九云梦》（金万重作）、代表韩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之《玉楼梦》（南永鲁作）等等，便是多方面汲取中国小说的精华并借鉴其成功的艺术经验，重新进行创作构思以体现自己民族思想情绪的杰作。
韩国小说的仿效与借鉴是多方位的，而又带有自己的特点。
（一）体裁与题材方面的仿效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通常分为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两部分，而各自又分成若干属类。中国各类小说的代表作品或重要作品，在韩国几乎都有模仿之作。甚至像《金瓶梅》、《肉蒲团》这类遭禁之书，李朝小说《洪允成传》作者也受其影响而仿效之。虽然如此，由于历史与社会诸方面的原因，某些体裁与类别小说的仿作却在韩国尤为发达，于是便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从模仿中国文言小说一些体裁方面来看，不难发现韩国古代如下类别的作品为数甚多：
“稗说体”作品（又作“稗官小说”或“稗官杂记”），即包含琐事、传闻、野史、游记、志怪、笑话、典故、风土人情等等笔记小品。受到《搜神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等志怪、志人与杂俎等中国古小说的影响，高丽时期便已产生李仁老(1152-1230)的《破闲集》、崔滋(1188-1260)的《补闲集》、李奎报(1168-1241)的《白云小说》、李齐贤(1288-1367)的《栎翁稗说》等作品。至李朝，此类作品更为繁多。鱼叔权《稗官杂记》载：“李朝（有）姜希颜（仁斋）《瀁花小录》，徐居正《太平闲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姜希孟（晋山）《村谈解颐》，……李陆（青坡）《剧谈》，成伣（虚白）《慵斋丛话》，南孝温（秋江）《六臣传》、《秋江冷话》，曹伟（梅溪）《丛话》，崔校理溥《漂海记》，郑眉寿（海平）《闲中启齿》，金净（冲庵）《济州风土记》，曹伸（适庵）《謏闻琐记》行于世。”此外，还有柳梦寅《於于野谈》、李羲准《溪西野谈》与《鹅洲杂录》、李源命《东野汇辑》、安基浩《独坐见闻日记》、金堉《潜谷笔谈》、许葑《海东野言》、金安老《老泉谈寂记》、副墨子编《破睡录》、李济臣《清江琐语》、郑载仑《公私闻见录》、李德馨《竹窗闲话》、沈
《松泉笔谈》，宋世琳《御眠楯》、成汝学《续御眠楯》、阅清斋《御睡录》，以及《青丘野谈》、《青丘笑丛》、《荷谈记闻》、《终南丛志》、《逸事记闻》等等（参见朴晟义《韩国文学背景研究》）。“稗官杂记”如此之盛，便成为韩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大特色。
寓言小说，即托物拟人而寄情寓意以劝喻或讽刺之短篇创作。中国先秦已有咏物寓言。至唐代，韩愈用传奇之法作《毛颖传》以写毛笔、作《下邳侯革华传》以写皮靴，司空图作《容成侯传》以写铜镜；在宋代，苏轼作《温陶君传》以写饼，秦观作《清和先生传》以写酒，张耒作《竹夫人传》以写竹器等等。尤其是韩愈、苏轼以大文学家而借物喻人，在韩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高丽作家李奎报(1168-1241)《曲先生传》（写酒），曾将韩愈《毛颖传》中的“中书令毛颖”（即指毛笔）写入其作品内。又撰《李史馆允甫诗跋尾》谓：“其（李允甫）若《无肠公子传》（写蟹）等嘲戏之作，若与退之（韩愈）所著《毛颍（传）》、《下邳》（即《下邳侯革华传》，写靴）相较，吾未知孰先孰后也”。可见，韩愈托物拟人之作已为高丽所熟悉。），于是许多作家纷纷起而仿效之，便汇成为小说史上的一个较大的类别。其主要作品，高丽时期有林椿《孔方传》（写金钱），李奎报《清江使者传》（写龟），李允甫《无肠公子传》（写蟹），李谷《竹夫人传》（写竹），释息影《丁侍者传》（写手杖）等。林椿的《曲醇传》与李奎报的《曲先生传》都仿效宋人秦观《清和先生传》以写酒拟人寄意，但是林椿借以抨击朝廷佞臣，而李奎报则对武臣专政表示不满。至李朝时期，则有李詹《楮生传》（写纸），丁寿岗《抱节君传》（写竹），权
《郭索传》（写蟹），张维《冰壶先生传》（写襟怀），李德懋《管子虚传》（写毛笔），柳本学《鸟圆传》（写猫）等等。这些拟人作品的进一步发展，便直接促使林悌(1549-1587)的《花史》（植物拟人）、《鼠狱记》（动物拟人）、《愁城志》（心性拟人）以及李朝后期的《兔子传》、《野公鸡传》之类寓言小说的产生。（参见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
传奇小说，是韩国小说史上作品多、成就大的主要类别之一。中国唐代《游仙窟》、宋代《太平广记》、明代《剪灯新话》等，在韩国长期的流传并受到极大的欢迎，促使其作家纷纷效法。李朝早期作家金时习(1435-1493)以创作《金鳌新话》而被尊为韩国小说之祖，但是“《金鳌新话》这部划时代的传奇小说”（游娟环语），其实乃为模仿瞿佑《剪灯新话》之作。金时习不仅袭用“新话”来命名他的传奇集，而且在内容、文体上也多类同。所以，燕山君朝金安老《龙泉谈寂记》说：“其书大抵述异寓意，效《剪灯新话》等作也”。今韩国学者丁奎福还进一步指出：“关于这点，学者们没有任何的异议。金台俊（按即《朝鲜小说史》作者）以比较的科学方法来探讨《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的关联问题时，曾提到：‘即使将《金鳌新话》的某一篇插放到《剪灯新话》上，也不易使人察觉出有何异处。’可见这两部作品极为类似”（见《〈剪灯新话〉的激荡》）。现将《金鳌新话》残存五篇及其所仿效的《剪灯新话》中有关篇目列表如下，以作对照。
李朝其他传奇小说，也多类似于此。
以上所说的是文言小说。而对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主要是长篇章回小说）的仿作，韩国作家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十分可喜的。
在题材上，韩国小说家亦曾多有借鉴，并由此产生尤其值得人们称道的所谓“军谈小说”与爱情家庭问题小说等。
“军谈小说”，或称“英雄小说”、“军功小说”。韩国学者赵润济《韩国文学史概论》指出，“朝鲜小说中以军谈类为最多”。李朝宣祖时遭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后，举国同仇敌忾，渴求出现除奸佞、御外侮的英雄人物，于是东传小说《三国志演义》极其盛行，除了竞互翻印、谚解、改写外，便产生了大量题材类似而被称为“军谈小说”之作。例如《泗溟堂传》、《壬辰录》，《甲辰录》，均属此类。而其以写主人公历遭劫难，最后为国除奸御侮
而功成名遂的《林庆业传》、《赵雄传》、《苏大成传》、《刘忠烈传》、《越王传》、《黄云传》、《张风云传》、《张国镇传》、《张敬传》、《杨丰传》、《玄寿文传》、《双珠奇缘传》、《玉珠奇缘》等尤为著称。韩国学者朴晟义甚至认为，军谈小说属于《三国志演义》的“模作系列”。
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也是韩国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这类小说植根于韩国的社会生活，但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又曾不断地仿效与借鉴了中国小说。《仙女红袋》（又名《崔致远》、《双女坟》）是韩国历史上最早的爱情传奇，载于约在公元十一世纪成书的《新罗殊异传》。此篇显然是对唐代爱情传奇《游仙窟》的仿效。《游仙窟》作者“宁州襄乐县县尉”张文成以第一人称写他奉使河源，在“仙窟”与十娘、五嫂两人相逢，赋诗宴乐，并与十娘共度良宵。而《仙女红袋》写新罗人崔致远在唐朝任溧水县县尉，游县南招贤馆，逢“双女坟”之张八娘、九娘两姐妹，饮酒赋诗，共衾欢会，故事题材与《游仙窟》类同。此后，其爱情婚姻题材小说，也多有相似情形。例如权 (1569-1612)《周生传》仿效唐蒋防《霍小玉传》，《青年悔心曲》仿效唐白行简《李娃传》，著名小说《春香传》仿效唐元稹《莺莺传》及元曲《西厢记》等等。
韩国不少“梦幻”题材的小说曾经借鉴过唐代传奇《枕中记》（沈既济）、《南柯太守记》（李公佐）、《秦梦记》（沈亚之）以及《太平广记》等等。另外，韩国学者全奎泰还说：“韩国文坛上有许多小说以中国的‘梦’字为书名，显然深受《红楼梦》这部描写人情的伟大著作的影响”（《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二）故事背景与情节的借用
除了改写外，韩国古代有很多创作以中国为其故事背景，而尽管这些作品完全是韩国小说家构思创作的，并且所反映的也是韩国人的思想情绪与要求。金东旭曾说：这些作家“他们借用的虽是中国的社会背景，描绘出的却是他们自己的人物。他们以反抗对朝鲜的压迫为基础而设置了李朝人民所期待与渴望的英雄人物，并且保持和发扬儒家的传统”（《中国故事与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这又是韩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类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为数不少（注：韩国学者郑东国《三国演义对韩国古时调与小说之影响》一文说：“现存（李朝小说）作品中，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占有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学者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称：“李朝通俗小说中的约一半以上，是写中国的”。韦旭升还说：李朝写贵族世家的小说称为“家门小说”，而“所有这些‘家门小说’，全部是写中国的”；又，“李朝时期以爱情为其主要内容或重要内容之一的小说中，约有一半是以中国为背景的”。），今依其所写故事发生的中国各朝代例举如下：
秦代：《鼠同知传》；
汉代：《杨丰云传》，《权龙仙传》；
唐代：《九云梦》，《华山仙界录》，《仙女红袋》；
五代：《汉唐遗事》；
宋代：《玉麟梦》，《赵雄传》，《女中豪杰》，《张翼星传》，《郑寿景传》，《黄将军传》，《玄寿文传》，《林虎隐传》，《鱼龙传》，《金鹤公传》，《淑香传》，《谈襄传》，《河陈两门录》，《尹河郑三门聚录》，《明珠宝月聘》；
元代：《柳文星传》，《张伯传》，《郭海龙传》，《金华寺梦游录》；
明代：《白鹤扇传》，《报心录》，《玉仙梦》，《张国振传》，《赵生员传》，《李大凤传》，《洪桂月传》，《刘忠烈传》，《谢氏南征记》，《郑乙善传》，《彰善感义录》，《林庆业传》，《周生传》，《权益重传》，《金振玉传》，《权龙仙传》，《玉楼梦》，《红白花传》，《刘李两门录》，《报恩奇遇记》，《圣贤公淑烈记》，《明行正义录》，《玩月会盟宴》等等。
以中国为舞台背景而表现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内韩外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一）历史文化的原因。两国关系历来极其密切，而中华古代文化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接受其思想学术文化的全面影响以及东传小说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韩国小说作家于是便以中国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来抒写自己的怀抱，并以此迎合广大读者。这在当时乃是自不待言的。（二）国内的政治原因。韩国小说家抨击时政，揭露与讽刺宫廷及官吏的腐朽黑暗，而又不致冒大不韪的罪名，于是托借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以便掩其耳目，远祸而避害。这种现象在李朝屡屡可见，所以韩国学者全奎泰说：“李朝的小说通常以中国为背景”（《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在韩国的古代小说中，普遍借用中国的故事情节。由于对中国作品非常熟悉，韩国小说家在创作构思时便自然而然地摄取其中某些故事，加以改造而融入自己的作品。著名小说家金万重《九云梦》卷2《倩女冠郑府遇知音，老司徒金榜得快婿》，写淮南举子杨少游在中状元前为婚事而化妆到郑司徒府弹琴，显然借取于唐薛用弱传奇集《集异记》中的《王维》故事（又见《太平广记》卷179）。今撮录于下，以作比较：
作者金万重还借小说中人物郑司徒之口，在下文点明：“昔王维学士，着乐工衣服，弹琵琶于太平公主之第，仍占状元，至今为流传之美谈。杨郎为求淑女，换着衣服，实多才之人，一时游戏之事，何嫌之有！”可见《九云梦》此处情节借用了唐传奇《王维》。
韩国作品既借用中国文言小说，但更多的则是借取通俗小说的情节描写。由于《三国志演义》在韩国最受广泛欢迎，而其被借用情节之多也是东传通俗小说中首屈一指的。以下仅举数例证之。
例一，刘关张结义故事。《九云梦》卷6写杨少游娶两妻、六妾，其妻议曰：“刘关张三人，君臣也，终不废兄弟之义。”“而今吾二妻六妾，义逾骨肉，情同姐妹，……当结为兄弟，以姐妹称之可也”。于是八人焚香展拜，立誓云：“弟子等八人同约同盟，结为兄弟。一吉一凶，一生一死，必欲之相随，而不相离也。八人中苟有怀异心而背矢言者，则天必殛之，神必忌之”，“使百年之后，同归于极乐世界”云云。所不同的只是，《演义》写三男结义，而《九云梦》是八女结义。南永鲁的名著《玉楼梦》第46回也写杨昌曲三妾江南红、碧城仙、一枝莲“设誓平生，效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
例二，诸葛亮征七纵七擒故事。如诸葛亮七擒孟获是要其心服，而《玉楼梦》写明军元帅杨昌曲南征也对部将说：“吾欲服南蛮之心，……将军岂不闻诸葛武侯七纵七擒之意！”（第11回）。又如诸葛亮求伏波庙神以解泉毒，而《玉楼梦》也写杨昌曲拜卧龙庙以退恶病（第11回）等等。
例三，诸葛亮骂王郎故事。诸葛亮北伐时，魏司徒王朗下说词，孔明痛骂他“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王朗听罢，撞死于马下。而《玉楼梦》写明代奸臣卢均投降匈奴后也在阵前下说词，杨昌曲骂他是“犯十五条之弥天大罪”的“乱臣贼子”，结果，“元帅骂毕，卢均颜醉而气丧，疾呼一声而落马”（第36回）。
其他通俗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书中的一些情节，也为韩国作家选用。
（三）语句与典故的移置
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的某些用语，已因袭相承为程式化的套语、熟语等。这些习惯性的用语，某些描绘性的词句，以及小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典故，也频繁地为韩国古代作家移用。
（甲）习惯用语与描绘性词句
(1)开端与结尾
中国章回小说的开端通常使用“话说”、“却说”、“且说”，各回的结尾则常有“且听（看）下回分解”之类的程式性语词，而韩国小说也往往加以沿袭。例如，其开端：
话说江西南昌府城东十里许，有一座大山，名曰“玉华山”。（《玉麟梦》写本第1回）
却说驸马自钱塘还……。（《玉仙梦》第9章）
“且说”除用于开端外，还常常用于正文间的情节转换之处，如：
且说红娘在于鹧鸪城，身体疲困，倚案暂睡。（《玉楼梦》第23回）
各回的结语，韩国小说也与中国相类似。例如：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玉楼梦》第58回）
未知起兵的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汉唐遗事》第1回）
中国文言小说的开篇与结尾，虽然通常不设“话说”与“且听下回分解”之语，但有自己的用法，而韩国作家也仿效之。今举明代瞿佑《剪灯新话》与李朝金时习《金鳌新话》为例说明之。其开篇文字分别如：
吴江有龙王堂，……或以为石崖陡出，若塘岸焉，故又谓之“龙王塘”。其地左吴淞而右太湖，风涛险恶，众水所汇，过者必致敬于庙庭而后行，夙著灵异，具载范石湖所编《吴郡志》。（《剪灯新话》卷4《龙堂灵会录》）
松都有天磨山，其山高插而峭秀，故曰“天磨山”。中有龙湫，名曰“瓢渊”。窄而深，不知其几丈，溢而为瀑，可百馀丈，景概清丽，游僧过客必于此而观览焉。夙著灵异，载诸传记。（《金鳌新话·龙宫赴宴录》）
其篇末结语，分别如：
生后终身不娶，入雁荡山采药，遂不复还。（《剪灯新话》卷2《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生后不复婚嫁，入智异山采药，不知所终。（《金鳌新话·万福寺樗蒲记》）
(2)人物外貌与披戴
中国章回小说对出场人物的外貌特征及披戴打扮等，往往使用极省的笔墨进行勾画，并形成为熟语。如《三国志演义》写张飞出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毛本第1回）。勾画孙权外貌：“方颐大口，碧眼紫髯（毛本第29回）”。韩国小说《玉楼梦》对出场人物也有类似描绘：
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深目高鼻，圆颜紫髯（第11回）。碧眼朱颜，虎须熊腰，身长九尺。（第16回）
对人物上场的披戴描写，如《三国志演义》写孟获请乌戈国主兀突骨相助，其人之披戴打扮：“兀突骨骑象当先，头戴日月狼须帽，身披金珠缨络”（第90回）。而《玉楼梦》写南蛮王哪咤所请的祝融洞大王，其打扮：
祝融头戴红巾，身披铜甲，身执红旗，跨骑巨象（第16回）。
以上可见，李朝小说对东传作品多有借鉴与移用。
(3)行军布阵与斗法
对战争的细节文字描写，李朝军谈小说仿效甚多。
两军对垒时，中国章回小说常写摆布阵势。如《三国志演义》写曹仁布“八门金琐阵”（毛本第36回）；又写蜀将姜维在祁山“按武侯八阵之法”布阵，魏将邓艾“见维布成八卦，乃亦布之”（毛本第113回）。《玉楼梦》也作模仿，如写元帅杨昌曲在黑风山败敌所布的是“八卦阵”（第11回）。又写江南红在贺兰山下“更结八八六十四阵”，说：“此阵奇正八门阵，应八卦阴阳之理”（第40回）。
战法有疑兵、伏击、火攻、水战等等，中国章回小说种种的细节描写，李朝小说亦移用之。如《三国志演义》写张飞在长板桥令从骑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而自己横矛立马，以退曹兵。而《玉楼梦》亦写明将董超如此退单于大军：“董超即时于北岸及东西两旁柳木之间，多张旗帜，各埋伏一百军，使之曳木起尘，为疑兵。……董超挥鞭，匹马单骑，诣单于之阵前而挑战（第34回）。又如《三国志演义》写黄盖火烧战船，而《玉楼梦》也写明军火烧红桃国王脱解船只的细节。
所以，韩国学者郑东国还说：“韩国军谈小说中，如《林庆业传》、《赵雄传》、《苏大成传》、《张国振传》等之布阵方法、军服、战术，都以《三国志演义》为蓝本。”（《三国演义对韩国古时调与小说之影响》）
李朝小说中的某些“灵怪”写法，也往往来自东传作品。如《玉楼梦》写祝融大王施展幻术同明军斗法：
急挥手旗，口念咒文。红云四起，无数鬼卒，满山遍野，口吐火，鼻吹烟，冲击明阵。（第16回）
如此文字，可见于《西游记》：“那妖魔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第41回）《西游记》中的分身术、变身术等等，我们都可以从《玉楼梦》等小说里寻找到模拟的痕迹。
此外，李朝作品中的写景、状物、人事应酬以及文告诸类的某些言词语句，也往往借取于中国小说。
（乙）典故的使用
韩国古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其熟悉，其作品凝集着深厚的历史沉积，所用中国典故之多乃可以说俯拾皆是。这些典故诚然出自中国史书及其他典籍，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则多取于东传的中国小说。
韩国作家使用有关中国小说的典故，主要取于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宋传奇以及通俗小说等方面。下面分别例举以证之。
在神话传说方面，主要是西王母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有关西王母的典故，如说西王母与周穆王故事有：“周穆王御八骏马，逢西王母于瑶池，乐而忘返”（《玉楼梦》）；“穆王天子而每思瑶台之乐”（《寿圣宫梦游录》）。又有献仙桃、赐宴、作曲、传语等事：“如使东方朔侍左右，西王母献天桃”（《寿圣宫梦游录》）“玉帝赐宴于王母”（《九云梦》）“（《朝元曲》乃为）西王母罢瑶池宴，朝于玉皇时所作”（《玉楼梦》）；“西王母遣使传语……”（《破睡篇》）等等。《玉楼梦》还写道士作法请西王母到人间作客，与明天子谈蟠桃以及汉武帝时等事（第29回）。按西王母故事见《山海经》、《穆天子传》、《西王母传》及《太平广记》，《西游记》也写及。
牛郎织女典故，如“银汉作桥须努力，一时齐渡两天孙”（《九云梦》），“似银浦云孙之访牵牛星”（《玉楼梦》）。按此乃来自中国的传说。（明代小说还有《牛郎织女传》4卷57则。）
此外，还有民间传说，如“望夫山头未见归人”、“以代望夫山一片石”（《玉楼梦》）。按望夫石传说，已见《太平御览》卷868。后来韩国民间也有类似传说。（见《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与《高丽史》等）
在汉魏以来的志怪、志人小说方面，韩国古代作家取以为典故者甚多。例如见于刘向《列仙传》的，有萧史、弄玉故事：“昔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玉箫，今兰阳妙曲不下弄玉，必有萧史者”（《九云梦》）；“弄玉之玉箫报先声”（《玉楼梦》）。有王子晋（乔）故事：“此必王子晋驾鹤而来于尘寰”（《寿圣宫梦游录》）；“吹王子晋之旧调”（《玉楼梦》）。有南浦江妃故事：“效南浦采莲、江津解佩之风情”；“……江妃之解佩”（《玉楼梦》）。
见于王嘉《拾遗记》的，有汉武帝思李夫人故事。如“果学少翁致鬼之术矣”（《九云梦》），“梦中现李夫人之真面”（《玉楼梦》）。见于刘义庆《幽明录》的，有刘阮故事。如“若刘玩（阮）之入天台，与仙娥结缘……”（《九云梦》）。
以上是志怪。而其以志人小说用为典故者，见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有思莼菜、金谷园、东山携妓、坦腹、访戴等事（按绿珠事，又见宋乐史《绿珠传》）。如：“江东莼菜，忆张季鹰之逸兴”（《玉楼梦》）；“花开金谷一朝春”（《双女坟》）；“……绿珠步石崇之香尘”（《九云梦》）；“东山携妓之谢安石”（《九云梦》）；“弄雏舞班之孝，东床坦腹之态”（《玉楼梦》）；“山阴雪夜访戴安道之家”（《玉楼梦》）。
在唐宋传奇等方面，被取用为典故者十分广泛。例如见于沈既济《枕中记》与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的，有：“黄粱枕上觉醉梦”（《玉楼梦》），“与邯郸吕翁之枕槐，淳于棼之梦一般”（《玉仙梦》）等等。
见于李朝威《柳毅传》的，有：“因柳生传书，知其遭牧羊之困”（《九云梦》），“柳毅洞庭而自况之”（《青丘野谈》）。
见于陈鸿《长恨歌传》与乐史《杨太真外传》等的，有：“明夜乃仲秋望月之夜，即唐明皇率杨太真上广寒殿赏玩《霓裳羽衣曲》之夜”（《玉楼梦》）；“有若玄宗朝献《清平词》之翰林学士”（《九云梦》）；“……吾当不辞高力士之脱靴。（《玉楼梦》）”。
见于蒋防《霍小玉传》的，有：“……郎君不见李益、霍小玉之事乎！”（《周生传》）
见于杜光庭《虬髯客传》的，有：“将见红拂随李靖之匹马”（《九云梦》）；“鸿娘高义，虽杨家执拂之妓，不敢跂也，我愧无李卫公将相之才而已”（《九云梦》）；“……色不如红拂侠”（《芝峰传》）。
见于薛用弱《集异记》的，有“经其品题，取其入眼者，载之歌曲，被之管弦，以之而定其高下，长其声价，如旗亭故事”（《九云梦》）；“以‘黄河’、‘白云’清新之歌曲，仿旗亭甲乙”（《玉楼梦》）。按《集异记》之《王涣之》篇载：王涣之、王昌龄、高适三诗人至旗亭听妓者歌唱“黄河远上白云间”等，遂定其诗甲乙。后来，又有明郑之文《旗亭记传奇》、清张龙文《旗亭燕杂剧》扮演此事。韩国小说写文士与妓者相聚，论诗唱歌，以为品评，其引“旗亭故事”为典，十分贴切。
见于袁郊《甘泽谣》之《红线》篇者，有：“若韦娘、红线之类，如神龙入云，时露鳞爪，其神变殆不可测！”（《五台剑侠传》）
见于裴铏《传奇》者，如“魏帅之送聂隐娘贼刘矣！”（《东野汇辑》卷6《茅庵喝僧现神鉴》）出自其《聂隐娘》篇。又如“不见蓝桥经过客，何年裴航遇云翘”（《万福寺樗蒲记》），“裴航玉杵之缘”（《玉仙梦》），乃出自其《裴航》篇。
见于孟棨《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者，如“红叶题诗”（《玉仙梦》）。此外，另有《周生传》云：“艳词则贾云华难可争名”，事出明李祯《剪灯馀话》卷5。
在通俗小说方面，李朝作家取之为典故者，以《三国志演义》（主要是毛宗岗评改本）为最多，而其中人物又以诸葛亮故事尤为常见。至于诸葛亮典故的使用，则往往是把他当作古今人物中品德高尚、才能卓绝的完美形象，来比拟李朝小说家笔下的主要正面人物，并以之作为效法及品评的坐标。其中称赞诸葛亮的用典。如云：“鞠躬尽瘁，如诸葛武侯之忠义”（《玉楼梦》），“咸关女侠满头丝，为我高歌两《出师》，唱到草庐三顾地，逐臣清泪万行垂”（《东野汇辑》卷6《咸关对唱娥留期》），“子房、孔明惊神泣鬼之才”（《秋斋纪异》），“走生仲达，筹策尤奇（《达川梦游录》）；“无愧诸葛亮之说群儒”（《免先生传》）等等。
《三国志演义》中其他人物被取为典故的，还有刘备、关羽、赵云、庞统、关兴、张苞、周瑜、程普、曹操、曹植、张辽以及祢衡、蔡文姬、何晏、羊祜等故事。
至于其他东传通俗小说故事，亦往往之被取用为典故。例如说吕尚（姜太公）晚年遇主：“钓渭吕叟八旬，载西伯之后车”（《东野汇辑》卷6《获奇遇二妾列屋》），“昔周之姜太公为八十年渔父，复为八十年将帅”（《玉楼梦》），乃见于《封神演义》。
说项羽及与虞姬事：“扛九鼎之楚霸王”（《玉楼梦》），“伯王在帐中，与虞美人唱歌怨别”（《九云梦》），乃见于《西汉演义》。说魏征事：“我有一斤宝剑即魏征丞相斩泾河龙王之利器也”（《九云梦》）。按此乃传说，见《西游记》及《隋唐演义》。
又有“三箭定山之薛仁贵”（《洪景量》），见于《薛仁贵征辽事略》、《说唐后传》、《说唐薛家府传》（一名《薛仁贵征东全传》）等。
此外，《水浒传》在韩国也是受到欢迎的一部作品。韩国学者李植曾说：“（许）筠又作《洪吉童传》，以拟《水浒》”（《泽堂别集》）。而作为典故出现于韩国小说中，有以“强盗”称之者：“非朝官，即《水浒传》所谓梁山泊，做别处功名者也”（《东野汇辑》卷6《轿中纳鬟诳贼师》）。但是，这部小说的反抗斗争精神却鼓舞了韩国人民。现代作家洪命熹(1888-1968)为反抗日本统治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林巨正》，其书中的“青石沟”类似于“梁山泊”，主人公林巨正如同宋江，所以《林巨正》又被人称之为“朝鲜《水浒传》”。
中国古代小说的大量东传而在韩国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不只限于以上所说的方面。这里姑且不谈在社会及民俗上的影响（如建立关帝庙之类），仅仅就文学形式而言之，除小说外，还对韩国古代的歌谣、戏剧以至民间传说等等也都有过不少影响。韩国古代时调及其他歌辞、俚谚、杂歌等都吟诵中国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十八世纪前后流行的韩国时调是一种重要的诗歌形式。时调吟咏《三国志演义》一书里的人物，如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庞统、马超、黄忠、严颜、曹操、曹仁、曹植、蔡瑁、徐庶、徐盛等十五人的故事，就多达五十九首。韩国现存旧剧脚本一千馀种，而其故事出自《三国志演义》的脚本约达三分之一以上。东传小说中的人物，又往往转化为韩国民间故事。所以，韩国学者闵宽东说：“中国历史小说的人物，不但常出现于韩国古典小说里，而且在韩国民间文学上占有不少的地位”。（《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因此，这一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1996年秋属草 1997年夏改毕
〔附记〕 本文撰作过程中，承蒙韩国翰林大学教授李明九、台湾中正大学副教授陈益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赖福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辜美高等先生赐寄不少珍贵文献，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