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分析：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观西方政治哲学2500余年的发展史，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冲突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心脉络。政治哲学的逻辑冲突是社会混乱和冲突的反映，因为：“创立政治理论的兴趣的特殊之处在于想使人们采取行动，去改变他们认为是恶劣的环境”。〔1〕价值合理性主导了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发展。而19世纪开始了工具合理性的挑战，20世纪工具合理性取代了价值合理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家一反过去囿于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试图回避价值判断，把政治哲学予以科学主义的阐释。如果说，19世纪以前价值合理主义主导政治哲学的发展所带的结论是：“政治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是政治理论继续生存的条件。”〔2〕那么， 工具合理主义同样遭到了理论自身、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的批判。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冲突的本意在于：政治哲学无法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
一
政治哲学的创新是人类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征兆，它是一种信仰而反映对社会的理解和安排。在几乎长达2500余年的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价值合理性首先占据主导地位，这段历史一直从古希腊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价值合理性主导的政治哲学的简单表征就是：政治哲学围绕价值规范伸展，通过对诸如正义、秩序、民主、自由、政体原则等的价值规范的分析来演绎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演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哲学史一般为人们划分为三个时期，古希腊伦理世界观时期、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期、近现代的法学世界观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价值规范的创新与诠释主要是逻辑。工具合理性只具有潜在市场。
1.古希腊伦理世界观（大约公元前375－325年）。这个时期主要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一历史阶段，“希腊城邦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跌落下来，这肯定是古代世界主要的精神大动荡。”〔3〕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来拯救古希腊和构建政治秩序。无论是柏拉图的正义观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都体现了他们在历史动荡时期对价值规范的诠释和安排。各司其职是正义（柏拉图），平等是正义，人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都是政治哲学的价值规约。
2.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期。哲学、政治学，法学无不成为神学的“婢女”与“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4〕政治原则的哲学分析完全以神学的形式来体现，整个社会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5〕中世纪政治哲学借助于神学来安排人们的价值追求。 “社会共同幸福的存在”（阿奎那）本身就代表了古希腊以来政治哲学价值合理性的认同。到了近代，社会共同意志的存在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起点。
3.近现代法学世界观时期。1640年－1690年的半个世纪基本上奠定了该时期政治哲学的大厦。它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社会理性的重大发展时期。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稍后还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后就是美国潘恩的《常识》等，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主流。在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跨度内，西方政治哲学家主要以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对国家和政治制度进行价值合理主义规范的逻辑分析。他们的契约说以“社会共同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来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天赋人权”深刻反映了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规范。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这种权力解释为“自我保存”，洛克在《政府论》中则把它解释为“生命、自由、健康和财产”。孟德斯鸠、卢梭、潘恩等也都在其政治思想中高扬对人权的价值合理主义的诠释。社会契约同样反映了社会变迁时期政治哲学家的价值合理主义的逻辑对社会循序的哲学建构。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社会战争”的那种自然状态，在自然法的指导下，经过契约，把所有的人的自然权利交给一个主权者，这样便建立了国家。霍布斯进而认为：“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没有这一条自然法，信约就会无用，徒具虚文，而所有的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也会仍然存在，我们也就会仍然处在战争状态。”〔6〕霍布斯依然是以价值合理主义为基点来诠释政治哲学的，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6〕霍布斯依然是以价值合理主义为基点来诠释政治哲学的 ，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却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因此他的研究方法有经验思维的基础。洛克说，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人们根据自然法的命令（价值合理主义的安排和启示）订立契约，将自由行动和单独惩罚的两种权利交给了社会，使社会具有公共权力于是国家就从政治规约中产生了。卢梭是最典型的契约论者，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卷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表白“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地政权原则。在这一研究中，我将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7〕卢梭道出了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困惑，即如何把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与政治过程的经验分析结合起来。但卢梭能如愿吗？卢梭确实从人类实际情况着眼。但他在政治哲学的前提认定和研究方法上依然强调价值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至善主义导致他的民主理论只能在小国里实现。卢梭的民主原则在事实判断（工具合理性）面前碰壁。到了美国的潘恩就提出：“当民主国家的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大之后，这种简单的直接民主制形式就行不通了”，“代议制政府的特点就是心平气和地按照多数决定一切问题。”〔8〕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的最高仲裁人，这从民主制角度体现了政治哲学中的价值合理主义的设计。虽然洛克提出有限政府论，以使少数人同样得到保护，这种民主更多地是关心自由，但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批判了这种古典民主理论。熊彼特以工具合理主义的眼光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价值合理性。“反映在古典学说中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是以人类行为和生命价值的合理主义图式的基础的。”〔9〕共同意志和共同幸福为前提的古典民 主理论的脆弱性就在于此。可见，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偏重于理性思维的认识方式，试图描述世界的全面形象，即从整体性的观点描述世界。它意味着对待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取向，洋溢着鲜明而又强烈的价值学特色。
政治哲学作为社会冲突和混乱时期的政治设计，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在其间的冲突是历史的观照。从西方政治哲学自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在社会形态的更替季节，政治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价值规范的引导，以指导人们的信仰转换。在社会形态的维护时期，政治哲学关键在于把政治原则的规范建构获得工具合理性的支持。19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哲学开始了这种尝试。
约翰·密尔是开拓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着重于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制度中如何运用自由主义原则。他的政治观点主要不在于提出政治理论的抽象原则。而在于论证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他把自由主义理想原则演绎为现实生活中的放任主义、不干涉原则。密尔明确认为绝对的个人自由只有少数天才能享有。或者说，比别人有较多个性的人才最配享有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密尔的代议民主理论同样是以现实的政治生活来解构和建构的。他看到了多数意志的弊端，从提高代议民主制的质量着眼提出了复票制和选举权限制。“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10〕这种政府必须获得实际政治生活的支持，是密尔的政治哲学的逻辑。但密尔在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走得太远，致使其对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偏向了功利主义色彩。密尔的政治哲学代表了西方政治哲学在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平衡的逻辑转换。
二
古希腊直至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政治哲学是以价值合理性为主导的认识逻辑，也就是说，政治原则的价值创新是该时期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19世纪下半叶是工具合理性向价值合理性挑战的插曲。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天平转向工具合理主义。
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转换的主要原因在于：
1.现代世界总体格局的演化。垄断的形成是世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化，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生存支点就变为维护现实社会的政治合法性。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就是：反思西方政治原则与规范的合理性。弗洛姆的“人死了”代表着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的困惑。崇尚自由的人们却在现实生活中逃避自由是对自由的价值极大疑问。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诞生开始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严重阻碍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合理性的发展。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规范的创新受阻是工具合理主义上升的重要契机。
2.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我们所处的基本困境是由现代自然科学的胜利所造成的。”〔12〕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知识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哲学试图回避价值判断。不仅对政治过程进行经验分析（这是20世纪的成功），而且对政治原则也进行所谓的科学的解构（这是20世纪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利奥·斯特劳斯自称是“毫不夸张”地断言：“今天政治哲学不复存在，只有某些超度亡魂式的工作——历史研究或者以往被看作无关紧要的和不难令人信服的异议的课题是例外。”在同样的环境下，A·科班发出了“政治理论”衰落的哀叹。这些说法之所以产生， 应该说是因为实证主义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实证主义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知识的哲学，它催发了经验主义政治科学的生存。经验主义政治科学的建立（在西欧）和发展（在美国），使政治哲学被贬低为只有分析哲学的意义和功能，这是政治哲学被看作无有的东西而走向“衰亡”的原因。
3.西方政治哲学的困惑。主要体现在浪漫主义的兴起和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两者是相关的。浪漫主义是一个“否认理性的能力和要求，依靠信心、直觉、情感及情绪的反理智运动。”〔13〕浪漫主义的根可追溯到某些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在启蒙时代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以浪漫主义的姿态批判了理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价值合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批判。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14〕浪漫主义到了20世纪则以极端反理性的面目出现。这在尼采身上得到完整体现，“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15〕非理性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对人性把握的转向。19世纪以前人是理性动物是西方政治哲学价值创新的前提。非理性主义的泛滥直接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杜威的实用哲学、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它们表现为对人的本能的过分尊重或极端颂扬，对人的自由无拘无束的发挥，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直觉的把握和实用的分析。如果说：“浪漫主义者的共同维系在于，忠实于情感而不忠实于理性。”〔16〕那么，非理性主义从根本上抛弃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价值理性传统，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直觉阐释，提高了政治过程经验分析的地位。
“只要人们认为有可能达到某种标准和价值并按照这些价值构想出未来的政治秩序，就足以激起人们对过去的政治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检验，但一旦得出结论说，一切价值是个人或团体偏爱的表现，并说这些偏爱又反过来反映个人或团体的生活经验，那么这种积极研究价值的动力似乎就消失了。”〔17〕这是西方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困境。这个困境的中心在于，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历史性失调。事实证明，构建一种无规范因素的政治哲学的尝试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在于，对政治事件的任何注释都将触及对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都诉诸一种颇有争议的有关人类需要和动机的一般观点，进而会具有规范性含义。其次，“研究工作者一旦回避自己作为价值建立者和分析者的作用，就不容易识别那些社会上要求检验人类生活的关键性问题。”〔18〕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价值学特色，政治哲学家的社会使命就在于不断建构和创新政治生活的价值规范，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安排社会的秩序。西方政治哲学的工具合理主义逻辑的贫困是价值的贫困。
但是20世纪政治哲学在分析方法上的创新、研究领域中拓展的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那种想把所有政治哲学都降为政治学的打算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研究政治学的哲学家都必须象政治家意识到的那样，任何想要扩大政治学的范围及其运用的尝试都值得进行的。”〔19〕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逻辑冲突中，走向两者中任一极端都将引起政治哲学的生存危机。
三
密尔在19世纪下半叶曾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自由、民主等）与现实政治生活（功利主义）之间进行协调性尝试，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从价值合理性向工具合理主义转向的阶段。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是工具合理主义主导政治哲学的发展。但20世纪同样存在着寻求价值合理主义与工具合理主义之间新的阿基米德点的探索，其主要表现为：在相邻的学科相结合（政治——法学，政治——伦理等）的基础上对政治哲学的传统命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探索。应该提到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一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们的著作，如H·马尔库基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等。 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有机统一体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解释为阶级冲突的反映，这显然具有强烈的工具合理主义的色彩。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成功之处在于：把资本主义政治生活解释为现实的阶级冲突的反映与反对资本主义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践观结合在了一起。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统一论，认为经济——政治——文化遵循不同的中轴原理。但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矛盾同样是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冲突的定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H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理论上同样反映了试图对传统政治哲学命题的新开拓。他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认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20〕任何社会批判理论含有这样一个价值合理性为前提：“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是一切理智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21〕社会批判理论的抽象拒绝把事实的给定领域当作有效性的最后根据。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和梦想》一书中宣称，以往所有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霍布斯、卢梭等都对当时的政治现实作出了回答。因而毫不奇怪，罗尔斯对我们公共生活所遵守的原则所作的深刻分析正是由于这些原则受到严重破坏的缘故。罗尔斯把政治学与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强调研究实质性道德观念的中心地位”〔22〕试图继承西方契约论传统，建构代替功利主义而阐发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直觉主义不是建设性的，至善主义是不能接受的。”〔23〕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自由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其实就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进行平衡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西方政治哲学在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平衡是历史性的平衡，即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平衡不是平均占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空间，当然两者的平衡拒绝任何走向极端的尝试。政治哲学是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是不可能少的，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约翰·普拉梅纳茨所言，人们需要政治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世界上安身立命。其次，政治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是政治理论继续生存的条件。“尽管政治理论往往主要关心价值，可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在实践中它确实取决于政治关系的起初论述的话，我们对政治理论的性质就会陷入严重的误解。”〔24〕同时，“任何单一的价值，不论是自由还是正义。如果被看作是绝对的和压倒一切的，并且被严格运用的话，就能导致极端。”〔25〕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再是试图凌驾于政治科学之上或取代政治科学的“思辨结构”。政治哲学如果不是同政治科学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势必退化为枯燥无味的和贫乏的思辨。但也不能用坚持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宣称哲学毫无用处的实证主义偏见来理解政治哲学。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应是向实践和政治活动开放，又向科学开放的一种认识和评价活动。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哲学中必须介入科学和实践，同时又是向科学信息和实践制约开放的，它无论在科学抑或实践中都具有普遍性。
注释：
〔1〕〔2〕〔3〕〔12〕〔17〕〔19〕〔24〕〔美〕詹姆斯·A·吉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著《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13页、第370页、第12页、第322页、第388－389页、第264页、第 3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0页
〔5〕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9页。
〔6〕〔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85年版）第108－109页。
〔7〕〔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
〔8〕《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5页。
〔9〕〔美〕熊彼特著《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1页。
〔10〕〔英〕密尔著《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2页。
〔13〕〔16〕〔美〕爱·麦·伯恩斯著《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8页。
〔14〕〔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页。
〔15〕〔德〕尼采著《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1页。
〔18〕〔德〕弗洛姆著《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20〕〔21〕〔美〕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第2页。
〔22〕〔23〕〔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第49页。
〔28〕〔美〕尼丹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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