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爱生[1]2003年在《东盟国家外资利用及其发展前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盟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外国直接投资对东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东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积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是东盟国家长期奉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也是东盟实现经济腾飞的一条基本经验。东盟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促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给东盟国家吸引外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战后迅速发展的国际资本流动为背景，探讨了东盟国家利用外资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因素，回顾和分析了东盟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外资利用所呈现出来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外资对东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联系当前影响东盟国家外资利用的内外因素，尝试性地对今后东盟国家外资利用的发展趋势作出理性的前瞻。本文还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东盟区域内外资对东盟经济合作的影响。东盟国家利用外资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外资利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锦锋[2]2013年在《东盟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并崛起,其中东盟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东盟经济更是世界经济舞台一颗夺目的新星。东盟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外国直接投资,积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是东盟国家长期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东盟国家在外资方面举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成为了推动东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积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是东盟国家长期奉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通过直接吸引外商投资,使东盟国家迅速吸引大量资金的同时,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推动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然而,东盟国家利用外资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亚洲金融危机、欧美金融危机等纷纷对东盟国家利用外资的环境带来严重的阻碍与破坏,值得研究的是,东盟国家并没有因为危机的到来而一蹶不振,相反,它们更积极的深入开展利用外资的方式,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的发展。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东盟利用外资的各个阶段,分析利用外资对东盟国家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同时通过研究各国利用外资的相关法规、政策,预测未来东盟国家利用外资的发展方向与前景。本文通过分析对东盟国家利用外资发展阶段的研究,以及利用外资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外资对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叁大方面,对东盟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并从东盟国家为吸引外资的颁布的相关法律文献分析了东盟在利用外资发展道路上的不断完善。论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主要介绍了本篇论文选题的目的和研究的意义,并对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外资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第二个章节则侧重对东盟国家利用外资历史进行了分阶段讨论。从利用外资的初始阶段到快速发展阶段,再从外商投资衰减阶段直至外资缓慢恢复阶段,以及最后金融风暴过后的利用外资稳定调整阶段。每个阶段都分别对东盟国家的各行业发展与外国投资相结合进行研究,不同的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意义与作用,导致东盟国家的积极发展状况也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和趋势。第叁个章节将东盟利用外资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利与弊结合,客观的对东盟利用外资情况进行了讨论。积极作用方面,外资推动东盟经济发展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大幅度提高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额。其中,从产业结构上来说,促进了东盟国家固定资本的形成,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产业体系升级改造；从对东盟国家对外发展的方向看,有利于东盟国家自身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促进了东盟国家主动向外进行对外贸易投资,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东盟国家内部的就业问题,推动了人均GDP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当地人民技术水平与素质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消极作用反面,不可忽略的,大幅度吸引外国资本也在某些方面会对东盟国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中,过度吸引外国投资,容易阻碍自身的民族经济,民族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弱小,也会对国家自身的经济安全产生一定的威胁。外国资本与东盟经济存在的收支逆差,也对东盟国家的资本流动不利。另外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的失衡,或者过分依赖外资,使得外资过度膨胀,都对东盟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阻碍作用。文章的最后,第四个章节对东盟国家应对利用外资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解决对策。尽管东盟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曾经屡屡碰壁,但外资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功不可没,未来东盟各国在加强区域合作的同时仍会一如既往的实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短期之内不会大幅度缩减对外资的利用,各国会根据自身经济条件而在外资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提出更高效的利用外资的方法,使其经济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也使东盟国家的经济前景整体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合理利用外资将会东盟国家经济迎来更高阶段。
程永林[3]2006年在《区域整合、制度绩效与利益协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作为对策性研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本着国家利益和地区合理利益的研究导向，侧重从中国研究的视角来展开课题的论证，试图厘清泛珠叁角区域与东盟之间两个不同类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间的合作与竞争问题，进而探求在CAFTA框架下，解决泛珠叁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以及实施路径问题。泛珠叁角区域是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致对等的经济区域，也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当前泛珠整合是所属地区参与CAFTA建设能够获取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叁角区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叁角区域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泛珠叁角地区和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只是双方的一个选项，而可能不是最优选项。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在双方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共有信念的缺位意味着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自我实施机制的缺失要求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制度的规模递增效应，机会主义行为的滥觞导致需要审慎构建自由贸易区的行动集团，并应建立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在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能否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谋求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相互融通，探讨跨国界区域经济合作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途径与战略前景，探索目前国内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合作的战略衔接，谋求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和发展进路，这是本课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问题分析的思路，文章从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来提出和分析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认为推进泛珠和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利益协调问题，战略层面主要是政府和市场层面的利益协调问题，而技术层面主要是借助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需求分析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地区公共治理问题。
黎鹏[4]2006年在《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不断增强背景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更加广泛和日益深入,出现了FTA(自由贸易区)化和“增长叁角”蓬勃发展的势头。与全球趋势类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也在加快发展,并于2001年11月在第5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就在今后10年内建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意见,进而在2002年11月由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CAFTA)。其中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包括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结合部的“黄金四角”)的合作开发等,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基于为了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用好已有的12对国家一类口岸、16对地方二类口岸,良好的交通运输对接基础与经贸联系基础,以及显着的资源与经济互补性等条件,加快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与共同发展,提高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科学性与实际效率,推动CAFTA建设的进程等目的,论文选定了以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理论与策略问题为研究对象。全文包括六个部分,即引言、结论和四章正文。引言部分,系统分析了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促使地缘经济地位上升、中国—东盟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与CAFTA的建设、我国西部大开发及“9+2”与“10+1”等发展战略等主要背景;阐述了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论文的研究目标及其相应的研究内容;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管理学与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思维方法与手段来实施论文的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采用广泛的资料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手段;针对论文研究的实际需要,在部分研究内容中适当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第一章,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主要对地缘关系与地缘经济地域、边境区位、边境合作与跨国增长叁角、CAFTA建设问题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与简要评价。经过文献述评发现,已有研究成果在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方面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我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问题也欠系统与综合的研究,这一章为本文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二章,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较深入地研究了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相关理论问题。首先对区位理论、区域分工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系统理论、协同理论等经典理论依据及其在论文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其次,结合边境区位的特点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研究提出“边境区位价值”的理论概念,并阐述边境区位价值的内涵与构成,论述边境区位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机理;最后,论述了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基本条件与障碍因素、主要特征与基本原则。
郭建军[5]2011年在《独立以来新加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政策都应该是因地制宜的,具体探讨不同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的特点就成为有价值的研究所在。本论题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以跨学科视角,运用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关系视角,探讨新加坡政府如何把外向型经济政策置于全球化与区域化中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论题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叁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即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海外投资的区域化战略来进行论述。论题的主题是运用新加坡几十年的各种经济发展数据,通过论题设定的叁个专题来分析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几十年的宏观发展历程,焦点是通过外向型经济宏观政策基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变化,探讨新加坡的对外经济关系。讨论时将侧重新加坡的区域化战略目标上,其中新加坡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作为关注重点。论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做短期的预测,而是将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做长期的发展趋势研究为目的。独立后的新加坡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新加坡在本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主张自由竞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行经济自由化以促使各种经济力量均衡化,并在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协调和竞争中形成国际性和地区性的经济中心。研究结果表明,从新加坡独立以来近50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观察,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始终是围绕着全球化与区域化来实施的,在发展战略上基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新加坡外向型经济政策一体化发展的基石。而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作用之间,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作用受东南亚地区时局影响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中,并时强时弱。论题在论述过程中,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不是局限在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上,而是重点放在了新加坡对外贸易的区域模式上,关注的焦点是新加坡国际经济关系,阐述新加坡由推动东盟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到追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变化；在论述新加坡产业政策发展时,重点关注了宏观上旨在改善商务环境的各种政策措施上,探讨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以适应全球化与区域化目标；在海外投资方面,主要阐释了新加坡以建设工业园区方式来实施区域化目标,并以此带动本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鉴于创新思想和观念是全球化重要的方面,论文参考了许多新加坡精英的回忆录,运用了大量的新加坡精英的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思想方面的文献,并结合微观案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启示意义。
黄定嵩[6]2004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南民族经济》文中认为中国和东盟将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双方对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积极回应，是中国在加入WTO后与邻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是东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将对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它也给与东盟各国地缘经济关系密切的西南民族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为西南民族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开辟了的无限美好的前景。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如何把握机遇、发挥优势，加快西南民族经济发展，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呢?这是我们当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课题。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章阐述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代背景。共分为四个要点：(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两者既相互矛盾又紧密联系，使世界经济全局及各国各地区经济愈益受到这两大趋势的影响，并沿着这两个方向迅速发展。(二)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叁大区域经济集团不断扩张演变，对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叁)东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建立和存在增大了东盟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也必将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受亚洲金融风暴、美国“9·11”事件等影响，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新变化:美国经济及安全战略不断调整，日本“头雁”无力领飞，东盟经济出现急剧波动，暴露了东亚区域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中国作为东亚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日益突出。与中国加强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必然选择。 第二章探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建设问题。包括:(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创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东盟与中国联合共建自由贸易区是比较能弥补东盟内部的脆弱性、发挥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体现中国与东盟经济的互利性的现实选择。(二)多层面探究自由贸易区在具体构建过程中将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如贸易区运行机制、领导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等问题:东盟某些国家单方面与其它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内部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干预等，这些都给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叁)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架构为基础，综合分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和建设内容。(四)总结预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发展前景。 第叁章阐述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分析东盟各国基本国情、与中国经贸合作概况，研究东南亚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商机，为中国企业开拓东盟大市场提供参考。这也是达成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双赢”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概括分析东盟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复苏经济的整体战略，以及东盟各成员国在新形势下的经济策略及对华贸易政策调整。 第四章具体研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给西南民族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简要说明西南民族经济发展概况。(二)详细分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给西南民族经济带来的时代机遇:自由贸易区是西南民族地区由国内边睡变为国际通道的重要条件;是拉动西南民族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全面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西南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加强西南民族地区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叁)深入探析西南民族经济与东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和障碍。西南民族地区与东盟国家有密切的地缘关系、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西南国际大通道的初具雏形、西南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都有利于西南地区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占得先机;但是由于政治意识、民族宗教、经济层次、利益矛盾、软硬环境、企业能力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西南民族地区要率先与东盟经济融合，所面临的分岐、压力和障碍因素也比较多。(四)从总体上提出，西南民族经济应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策，即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优势，努力实施大通道战略、大通信战略、大经贸易战略、大口岸战略、走出去战略、政策倾斜战略、内外合作战略。 第五章进一步论述如何打造西南民族地区面向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和“凝聚核”。在新形势下，广西和云南两省区都有条件成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冰堡”:两省区都具有独特的地缘、交通、资源等条件，广西南宁又获得了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永久承办权，这些都将说明桂滇两省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开放前沿，必将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桂滇两省区就“桥头堡”地位展开激烈的角逐与较量，广西及时确立了面对东盟的国际发展取向，云南也进行了建立云南陆上邻边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设计。但两者之间加强合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共建“?
郑磊[7]2011年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极大增强。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经济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已得到大幅度提高。放眼全球,在众多的可供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之中,东盟是不容被忽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东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发展最成功的经济联盟,两大经济体都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都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正逐渐致力于由世界制造业大国向世界制造业强国转变,产业结构正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金融服务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机械电子业；越南、缅甸、柬埔寨的纺织业在亚洲迅速扩张。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看,中国与东盟相关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很大。从地缘政治来看,东盟与中国互为近邻,保持与东盟良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在如上背景之下,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研究,并为其他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学者提供参考。在现实意义上,此研究为中国企业制定对东盟投资战略提供参考。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献,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法、分类分析法,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了系统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对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梳理。东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叁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2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起步较晚,2002年之前属于试探性投资,2003年至今投资额增速较快,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已在东盟开展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多集中在纺织、家电、电子、采矿等产业。其次,分析了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重点分析了东盟十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自然的投资环境。从政治环境看,各国国情不同,但都是极力倡导民主主义；从法律环境看,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和老挝属于大陆法系,而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属于普通法系,各国都加大了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法规；从经济环境看,东盟成员国中既有新加坡、文莱这样的高收入国家,又有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从自然环境看,各国自然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泰国和越南的煤炭储量大,柬埔寨、老挝、缅甸的水能资源丰富。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用TOPSIS理想解法分析东盟十国投资环境,结果显示,在东盟成员国中,新加坡投资环境最好,其次是文莱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的投资环境最差。再次,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通过2000—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市场规模、资源、技术、失业率、政治风险、双边贸易、汇率是影响中国投资东盟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国对东盟实际投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也是中国投资东盟的另一重要因素。由此验证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寻求型投资、技术寻求型投资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中国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东盟国家投资的动因是有差异的。中国对东盟高收入水平国家直接投资属于技术寻求型投资；对东盟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对东盟低收入水平国家投资则主要属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然后,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通过对比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管理、资金充裕程度等,结果发现,中国在总体经济水平上高于东盟国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东盟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在对外开放度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远远高于东盟国家,引入外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都是东盟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在产业结构方面,除新加坡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他国家经济结构仍需调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相似,虽然第叁产业比重偏低,但总体经济结构发展已呈现明显合理化；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强于东盟其他国家；在资金方面,中国与东盟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外汇储备和存款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币的国际声望日趋提升。接着,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影响。通过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对东盟投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也加深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在产业结构上,中国对东盟金融业和制造业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正面影响大；在技术进步上,国内R&D投入是国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受双方技术差距的影响,技术差距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后,结合前文的分析,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方面提出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策略。从产业选择来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可以优先考虑农业、资源开采业、制造业、信息技术等领域；从区位选择来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应考虑在老挝的万象、柬埔寨的金边和西哈努克市、缅甸的克钦邦和仰光、越南的河内和胡志明市、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泰国的曼谷和罗勇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进行投资。资源寻求型企业应重点考虑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区投资油棕、橡胶,在沙捞越区投资石油；在泰国的清迈投资石油和锡矿；在印度尼西亚的明古鲁省、廖内省、爪哇岛、巴布亚投资石油。技术寻求型企业应优先考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和泰国的曼谷进行投资,这叁区是东盟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最集中的地区。从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方式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在东盟应以新建投资和合资为主,资源寻求型企业则在可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独资或多数股权方式,技术寻求型企业应以跨国并购和合资的方式为主。本文力求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假设,并通过计量模型证实了假设的存在,即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寻求型投资、技术寻求型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因。然后,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实践中得出,规避贸易壁垒型投资对中国投资东盟影响较大,将其与上述叁种类型的投资进行分析,证实了该四种类型的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二是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金及技术与管理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叁是用大量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首先,沿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变量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中国对东盟投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又推进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八大产业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投资东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优化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然后,通过DEA方法计算中国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双方技术差距考虑其中,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大于中国从东盟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后,用广义距模型分析了中国投资东盟与双方贸易关系,认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即中国对东盟投资属于贸易创造型的。本文的不足之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数据缺失严重。目前,官方公布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数据最早追溯到1995年,其中中国有记录的最早为2003年,其余年份的数据均来自于东盟统计年鉴,中国与东盟两方采用的统计口径不同致使有些相关数据偏差较大。加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东盟老六国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据较全,东盟新四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数据缺失严重。这使得一些计量方法由于数据缺失不能使用。二是相关变量难以量化,导致在选择次代理变量时存在偏差。例如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中,规避贸易壁垒能力的变量难以量化,考虑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实际,最终选取东盟国家遭受反倾销反补贴数量作为其代理变量,这一变量的选取没有考虑技术性壁垒的存在,因此有些偏差。叁是有些问题研究不足。首先,本文多从经济因素角度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情况及策略选择,没有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角度入手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实施障碍和对策措施；其次,在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过程中,没有进行国际间比较,缺少对日本、韩国与东盟投资关系的关注,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与东盟间投资关系的研究较少。
胡建生[8]2007年在《东盟四国保险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发达国家的商业保险历史悠久,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人们的风险意识的增强,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商业保险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在分散风险、补偿损失、提供资金和监督风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东盟四国为应对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挑战,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保险业的改革和开放,包括市场准入、保险监管、法制建设等方面;四国还在积极推动产品创新、销售方式创新、公司并购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保险业必将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较多地集中在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研究,专门把东盟国家的保险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甚少。通过对东盟四国保险业的比较分析,也可以给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对我国公司开拓市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东盟四国保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为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东盟四国保险业的基本状况、主要特点、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总结了各国保险业的优势和不足,并针对入世后中国保险业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导论,讨论选题的意义、原因、本文的框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章阐述与商业保险相关的理论,特别介绍了保险学说、保险的经营和监管理论;第叁章到第六章对东盟四国保险业的发展概况、经营和监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第七章对四国保险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现行保险业发展的现状及不足,指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启示。
阮英章（NGUYEN, ANH, CHUONG）[9]2011年在《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传统文化交流、地缘靠近、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具有相似之处等原因,越中两国的关系自古以来就非常密切,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两国于1950年1月18日正式建交后,双方共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使两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其关系得到更全面地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越中关系进入恶化时期,双方的经贸交往实际上被中断。所幸的是,在进入九十年代后,两国国内政治都经历了一个大的调整,并先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两国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不正常状态之后,于1991年11月初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顺应了越中两国人民要求以及发展友好关系的迫切愿望,而更重要的是顺应了两国革新、改革事业和经济建设的要求。自此,双方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从目前两国学者对越中关系的研究来看,专着、文章不少,涉及诸多领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而具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是涉及到经贸方面的则内容不够全面,有的文章数据不够正确,有的文章只根据单方的信息,有的文章是针对某一或某几个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缺乏完整系统的关于两国经贸发展战略的看法;在研究方法中,主要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的分析,使得对越中经贸的研究缺乏实证基础;在研究时段上,专门论述越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经贸合作方面的着述也不多。此外,由于两国语言的不同,在需要对越中两国经贸关系作客观考察时,在资料收集上,两国学者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立场与研究出发点不同,两国学者关于越中经贸关系的看法不免存在诸多差异,特别在涉及到双方经贸发展不平衡与越中经贸长期存在逆差原因的探讨、双方投资中存在走私活动与假货现象、经贸交易统计差别等的解释时,双方歧见明显,判断也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笔者荣幸以一个在华求学的越南学生的身份,对两国在经贸关系理论、资料方面的问题做出一些补充:一方面从越南人的角度来探讨和初步提出对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另一方面对越中经贸合作关系的资料进行比较,并提供大量关于越南方面的书籍、刊物、档案等资料,其中有一些是不容易查到的。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经贸关系也出现了好势头。在1991年之前,双方经贸关系主要方式是在两国内部之间的交换,以对方国所需要的货物来互相满足,而尚未形成按照国际经济惯例来交换的一种真正的市场贸易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经济、贸易、投资合作基本完全改变了这种合作规范性不高的交换性质,逐步建立了一个带有规范性、公平性、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机制。但是我们也看到,越中经贸合作尚未能充分发挥两国所拥有的潜力与优势,其发展的规模与效益跟不上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发展程度。目前,两国经济、贸易、投资关系存在着一系列不良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两国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笔者选择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并将考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经济学、国际关系分析方法,对越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合作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清除了以往越中经贸合作关系研究中的盲点,填补了以往尚未专门研究越中经贸合作的空白。同时对两国学者关于研究越中经贸的一些提法、数据等进行了比较核对,并指出其差异及其原因和影响。这有利于更全面、更动态地把握越中关系正常化后的经贸关系。第二、厘清越中在经济援助、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等方面合作的情况。尤其是对目前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更客观地分析其存在所带来的对两国经贸发展合作的负面影响,同时为两国在经贸的每个合作领域中的关系提出一些有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具体措施。第叁、通过对中国一些发展建设经济、社会等的模式与经验的分析,为越南更快地推进经济体制与政策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借鉴;同时,文中提出的目前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如中国的商品质量、工程承包等方面的见解为中国企业在同越南发展经贸关系时提供了依据。第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影响到越中经贸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与不利因素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同时为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框架下的合作迅速而稳定的发展做出一些现实可行的建议。
魏卿[10]2005年在《国际投资规制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国际投资的迅猛增长,也对国际投资规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规制加快了朝着自由化投资规则的趋势演进的进程。同时,自由化的投资规则在各国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区发生的多起投资仲裁案件,利用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规则,向各缔约国国家管理行为发起了层进式的挑战,由此给NAFTA 各缔约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WTO 多哈回合中也展开了包括投资问题在内的“新加坡议题”的谈判,由于在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制问题上各国存在诸多的分歧,多边投资框架议题的谈判被搁置起来,从而使后多哈时代国际投资规制的发展前景未卜。 我国目前的外资法律在投资准入、投资待遇、投资保护和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与自由化的投资规则还存在相当的距离。所以,加强对于这些领域问题的研究,确立相应的对策则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论文以探讨投资自由化背景下产生的国际投资规制问题为主线,选择了国际投资规制的若干法律问题展开研究。采用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和经济分析等方法,以国际投资规制的演变研究为基础,从WTO 对于国际投资规制的促进、国际投资规制实体规范和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叁个方面展开分析,进而对国际投资规制的前景瞻望,最后提出对策。 论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研究了国际投资规制的演变。第一节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的发展特点。第二节从双边体制下的投资规制演变展开研究,阐述了早期的双边投资规范和美式双边投资协定的动态发展,最后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中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改变。第叁节分析了区域性立法对投资规制的促进。在介绍了区域性投资立法的发展之后,重点分析了NAFTA 第11 章,主要探究了NAFTA 第11 章形成的原因及其投资规则,并予以评价。随后,比较和评析了其他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制定的投资法典和公约草案。第四节聚焦于多边层面规制投资的努力。首先阐明了联合国在多边投资规制活动的努力,揭示出联合国的努力对多边投资规制产生的影响。随后从制定背景和内容的角度,对OECD 关于制定多边投资协定的
参考文献：
[1]. 东盟国家外资利用及其发展前景研究[D]. 聂爱生. 暨南大学. 2003
[2]. 东盟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研究[D]. 周锦锋.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3]. 区域整合、制度绩效与利益协调[D]. 程永林. 暨南大学. 2006
[4]. 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研究[D]. 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5]. 独立以来新加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D]. 郭建军. 云南大学. 2011
[6].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南民族经济[D]. 黄定嵩.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7].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D]. 郑磊.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8]. 东盟四国保险业发展研究[D]. 胡建生. 厦门大学. 2007
[9]. 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D]. 阮英章（NGUYEN, ANH, CHUONG）. 南京大学. 2011
[10]. 国际投资规制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D]. 魏卿. 华东政法学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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