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神秘感的成因分析_程朱理学论文

李约瑟神秘感的成因分析_程朱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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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研究中,人们把“科学技术发达的文明古国——中国,为什么没能最先进入现代文明”称之为“李约瑟之谜”。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许多著名科学史家的研究兴趣。除了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以外,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和其他科学史家们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J.D.贝尔纳认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1〕

历史研究表明,当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兴起的时候,中国、印度甚至还有阿拉伯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低于欧洲。尤其是中国,其科学技术在将近20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发展,从春秋战国直到宋元时期一直居于世界的最前列,在数学、医学、天文学等理论科学及冶金、纺织等应用技术方面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然而,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领先的大国却在近代突然失去了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科学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影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影响。然而,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究其原因,无论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探讨,都会发现,正是宋、元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李约瑟之谜”的产生。

辉煌的古代文明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和印度的哈拉巴文明也大致可以追溯到这同一时期,只有中国的古代文明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比较晚,直到公元前20世纪—前16世纪才有了文字记载。然而,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代印度的文明早就中断了,只留下了那些世界闻名的、冰冷的古迹——埃及的大金字塔、哈拉巴的地下古城以及倒塌了的巴比伦通天塔的遗址。当几乎所有的远古文明都被历史所淹没、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只有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延续了下来,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始终持续发展着,其科学技术成就也在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时期内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从历史上看,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正是科学、技术进步较快的历史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始终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社会变革时期。由于周朝一统天下的中央奴隶制的衰弱,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普遍取代着旧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使得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第一次达到了世界的顶峰。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力学、哲学、医学上都取得了世界第一流的成就:世界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是这个时期观测到的,世界最精确的历法是由中国人在这个时期制定的;孔子把数学定为六艺之一;墨子则把光学、力学的研究提高到了几乎接近近代的水平。

公元四世纪前后,当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在西方遭到毁灭,当整个欧洲开始沦入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自然科学却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之上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从秦、汉的短暂更替,到唐宋的先后兴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达到了它的第二次高峰期。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地质、医学及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中也都保持着世界的最高水平,并产生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其中,汉代张衡对天文学和地震的研究为世界之最,他制造的浑天仪和地震仪是当时世界最早、最先进的观测天象、测量地震的仪器;晋代葛洪在对炼丹术的研究中开创了世界化学科学的先河;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精度达到了小数点以后7位, 领先世界1500多年;隋末的孙思邈把我国古老的中医学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唐王朝曾经把著名的《算经十书》定为国子监的考试科目,使我国的数学直到宋元时期仍居于世界的前列;北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则对近千年的科学技术成果进行了杰出的总结和发展,把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和他们杰出的科学成果使得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从春秋战国直到宋元时期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奇迹产生的原因

那么,在世界古代文明先后被历史所淹没的时候,我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伟大的奇迹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在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古代学者一直享有思想上的自由。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M ·克莱因在谈到古希腊文化的衰落时曾有过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结论:“亚历山大里亚的古希腊文明是在其行将跨进现代文明之际中止了它的活跃的科学生命的……一直到它存在期间的最后几个世纪,它始终享有思想上的自由,这是文化之能繁荣昌盛所不可或缺的条件。”〔2〕

在西方历史上,当古代的希腊世界被罗马军团占领的时候,当阿基米德被野蛮的罗马士兵砍去头颅的时候,古希腊文明并没有真正的衰落;只是当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下令禁止一切异教文化以后,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才遭到了基督徒们的彻底的摧残和毁坏。

而在古代中国,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衰弱,导致了大一统的奴隶制的灭亡和崩溃,人们的思想获得了重大的解放。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以后,尽管在秦王朝统治时期,曾经出现过“焚书坑儒”的惨祸,在汉武帝时也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失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极为不利。但是,由于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各大学术流派大都拒绝拜倒在宗教迷信的鬼神之下,连孔子都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在我国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时期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形成像伊斯兰教、基督教国家那样的“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黑暗统治。因此,自先秦以来发达的自然科学和各种学术流派始终没有像古希腊及中世纪的欧洲那样遭受到严酷的摧残,也没有出现过强迫人们信仰某种宗教,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的状况。在这长达近20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在我国僧、道、儒、墨各家学派,各种宗教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是并行的,人们始终享有思想上的自由。因此,当古希腊文明被摧残的时候,西方人的学术思想和创造精神被神学所束缚、所扼杀的时候,我国的古代文明和科学技术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其次,我国古代的用人制度比之西方要先进得多。西方的用人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世袭制,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他出身的家族是否显赫,而并不取决于他的才学。这样,出身于有权势、有地位的家庭的人不用学习也可以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和重用;因此,他们对学习有用的知识是没有多少兴趣的。而贫苦家庭出身的人即使努力学习也仍旧没有出路,何况在黑暗的奴隶制度下,他们连生活都没有保障又怎么能学习呢?因此严重地妨碍了文化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有力地促进了人才的竞争和成长。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许多开明的君主和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用人方面都不大看重出身和门第,如春秋五霸、秦皇汉武、刘备、孔明、孙权、曹操、李世民等都是以才取人的。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把以才学取人的用人原则制度化了,这同西方社会的世袭制相比要优越得多。尽管有时科举制度并不完全公平,但是这个制度毕竟为出身贫寒门第的人创造了通过学习,成为有用之才的机会。科举制的产生,一方面打破了封建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得到了改善,在唐代初期甚至连皇族的人都以在科举考试时屡考不中而感到难堪。更为重要的是,在早期的儒家经典文化中包含着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这无疑也有力地促进了在这一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隋唐时期,不仅天文、历法和数学算术等在科举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连医学、药物学、地理、河工等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由于全社会对人才的重视,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宋时期,我国涌现出来的科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发明家可以说不计其数,从而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宋元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

那么,为什么在科学技术领域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会在14世纪以后被欧洲所超越呢?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程朱理学的兴起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二是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科举制的蜕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再也没有第一流的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了。

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时期,尽管在我国出现过“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惨祸,但是总的说来,科学是享有一定的思想上的自由的。可悲的是,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永远结束了这种具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因此,宋代既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与停滞的开始。

从人文科学史的角度看来,程朱理学的兴起同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宗教神学的兴起一样,是对科学发展的最大阻碍。但是,当前在国内外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同宋代我国科学技术达到顶峰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认为正是程朱理学的发展使得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宋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观点是十分荒唐的。事实上,在宋朝自然科学发展的兴盛时期,程朱理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根本不占有什么地位,更没有成为宋时的官方哲学。

首先,二程——程颢和程颐在世时作官的时间都不太长,且官职也并不大,他们的学说——理学,不仅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被认为是“异端”。由于二程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此被朝廷称之为“逆党”,以致程颐死时,其门人弟子甚至连送葬都不敢去,据他的学生记载:“先生之葬,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故葬之惟张泽、范域、孟厚及亭四人。”〔3〕朱熹一生则更是坎坷, 其学术思想多次遭到官方的明令禁止,公元1198年,南宋官方甚至宣布信“道学”者为“逆党”的现象,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4〕的现象。因此, 程朱理学对宋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多大的贡献。

在科学史上,宋代科学技术达到顶峰的代表人物是沈括,而沈括进行科学研究的年代同二程进行学术活动的年代几乎是同时的,沈括还略早于二程。沈括生于1031年,二程则分别生于1032年和1033年,因此沈括不大可能受到二程思想过深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沈括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而二程则是坚决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重要人物。因此,沈括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接受二程的理学思想。理学不仅在当时的学术界没有什么地位,即使在社会上,“道学先生”只不过是供人们讽刺讥笑的对象而已。南宋时,在艺人们的舞台上经常出现头顶高冠,身穿肥袍扮成小丑的“道学先生”。因此,在几乎整个宋代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它同我国宋代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但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对宋元以后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停滞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正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我国自然科学在14世纪以后的衰落与停滞,导致了今天“李约瑟之谜”的产生。

在古罗马时期,基督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受到罗马官方迫害的,直到耶稣死了好几个世纪以后基督教才成为罗马的国教。然而,基督教一成为国教,立即就开始了对“异端思想”的迫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程朱理学也是在二程朱熹死后,在蒙古奴隶主贵族入侵者建立了大元帝国以后才最终成为官方哲学的。同样,它也是一成为官方哲学立即就开始了对人们的思想上的禁锢。

程朱理学在宋末元初成为官方哲学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蒙古奴隶主贵族对于程朱理学的崇拜,就像古希腊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对古希腊文明的崇拜一样,是一种文化落后的部族对先进文明的崇拜,用罗素的话说是一种“势利眼”的崇拜。这种崇拜导致了中原文化对入侵者的同化。于是,一方面是入侵者给中原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使得已经就要走到墓地的封建制度重新获得了生机;另一方面也使入侵者把对自己的统治有利的,早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

由于程朱理学的核心是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正是刚刚接受中原文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所需要的。一方面,程朱理学强化了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愚弄欺骗人民,尤其是“君为臣纲”的观念,十分有利于蒙古贵族皇权统治的巩固;另一方面,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以后,蒙古贵族可以以尊孔读经为核心,以科举制为诱饵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其所用。因此,元朝统治阶级出于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族地主阶级文化的“势利眼”式的崇拜和巩固皇权的需要,把孔子的儒学和程朱理学一起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一生没有做过几天官的孔子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程朱理学也成了官方哲学,连朱熹注释的《四书》也成了教化孩童必读的教科书,尤其是蒙古皇帝元仁宗亲自诏定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主课以后,更加确立了程朱理学在后世科举考试中的统治地位。于是,程朱理学也像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教义一样,终于成了官方规定的人们信仰的“教义”,从而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程朱理学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程朱理学对我国科学技术的致命打击主要在两个方面。

在哲学观念上,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的禁欲主义思想,束缚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以“尊孔读经、八股取仕”的精神枷锁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对我国宋元以后的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都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13世纪前后,正当灿烂的古希腊文明重新展现在欧洲人面前,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巨大变革,使人们的思想从基督教的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中国这个曾经在科学技术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达两千年之久的文明古国,却走入了历史的迷途——程朱理学也像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一样终于成了官方规定的人们必须信仰的“教义”了;一切与之不同的学术观念都成了“异端邪说”,一切不遵守这些“教义”的人都成了“乱臣贼子”,成了人人都可以“得而诛之”的罪人。

在古罗马,当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古希腊文明遭到了最严重的摧残。基督教的主教大人们是绝对不允许教徒们沾染希腊学术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学术是最肮脏的东西了。他们是不会欣赏断臂维纳斯的美丽的雕像的,因为女神穿的衣服太少了;一切表现世俗的美、自然的美、人体的美的东西都被他们所怀恨,而对这些美好事物的追求则是古希腊文明得以发展的内在因素。正是宗教神学对古希腊文明的摧残,导致整个欧洲沉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在我国,自宋元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也开始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同基督教一样,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也是从对两性之间美好的感情——爱情的摧残开始的。程朱理学以“三从四德”使妇女们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成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广大妇女不仅被剥夺了读书学习的可能性,而且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在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观的压迫之下,成千上万的妇女被逼自杀。可以说,自宋元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广大妇女的血泪史。清代著名的学者戴震曾激烈地抨击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尺度,妇女社会地位的降低正是整个社会走向倒退的标志。

男人更加不幸,女子的被迫害是别人强加的,男人则自己用“尊孔读经、八股取仕”这样一把锋利的带着麻醉作用的尖刀,把自己在精神上阉割了,大部分读书士子几乎完全失去了前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完全失去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任何兴趣。他们入学时的启蒙教育便是朱熹注释的《四书》,以后学习的也大都是儒家的各种经典,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读死书,死读书”。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讽刺说:“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儿朦胧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5〕从此以后,我国的学术界、 思想界几乎完全陷入了“一潭死水,毫无生机”的悲惨境地,先进的科学技术再也无人感兴趣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再也不能像先秦、两汉、南北朝时期那样飞速发展了。读书士子们唯一的追求就是“读书做官”,为皇帝效命了。这种对人的思想上的奴役在我国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从此以后,在历史上,学者永远失去了古代学者们曾经享受过的“思想自由”,科学技术也永远结束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进入了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更为严重的是,程朱理学兴起以后,“尊孔读经、八股取仕”成了知识分子唯一的追求,毒化了社会环境,抑制了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尽管自从汉代以来我国的儒家学说中就存在着“重政务、轻技艺、贬科学”的倾向,认为算学、医学、历法推演等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知识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但是,历代封建王朝仍然都设有太史局、司天监、太医署、太仆寺等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研究部门。在唐代,科举制中仍设有秀才、进士、明经、明算、明法、明书六科;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一定重视的,人们做官不一定都走尊孔读经这一条路。然而,到了元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唯一的仕途之路,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在社会地位、生活待遇上再也无法和“科举出身、八股取仕”的进士们相比了,做官也只能当一个很小的官。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对八股取仕趋之若鹜,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这对于中国宋元以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元代以前,我国在科学界作出重大贡献的,在世界科技史上称得上一流科学家的一直是层出不穷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有著名的大科学家墨子、甘公、石申、张衡,从三国魏晋到盛唐两宋有刘徽、祖冲之、一行、沈括、秦九韶、杨辉等多人。但是,到了程朱理学兴起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我国出现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已经是寥若晨星了。元代,在科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郭守敬、李冶、朱世杰等人是“八股取仕”盛行时仅有的几位注重自然科学的学者。在他们之后,虽然还有过李时珍、徐光启、梅尧臣几位巨子,但是,徐、梅二人在我国传播的已经是西方文化了。宋元以前,如李春、毕升那样的发明创造还有人给予记载,到了元代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这类记载了。宋元时期,数学史上的“四杰”李冶、杨辉、秦九韶、朱杰虽然把中国古代数学成就推上了世界的顶峰,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落日余辉”了。随着程朱理学这条祸根蔓延成灾,我国科学技术一下子就跌入了低谷。到了明代,几乎没人能看懂他们著的数学书了。只有医学界的李时珍是一个罕有的例外,由于仕途不顺、屡试不中,他终于下决心奋然抛弃了仕途之路,选择了医学研究,才成为明清两代我国唯一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

然而,终明清两代六百余年,只出了李时珍这么一位科学巨匠。而且,他的著名的《本草纲目》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正式出版,当时出得最多的书就是和八股取仕有关的“应试之书”。尽管李时珍的书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了日本、西欧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但是在国内只是在医学界有较大的影响,根本没有受到官方的重视。李时珍当时的社会地位远不如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

正当我国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科学界后继无人的时候,西方科学界却随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

在西方科学界,1543年哥白尼创立了全新的宇宙体系——日心说,在他之后出现了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和牛顿。波义尔创立了化学科学,在他后面出现了道尔顿、拉瓦锡、戴维和门捷列夫。生物学界的发展更是人才济济,维萨里、哈维、林耐、居维叶、达尔文、孟德尔……在整个欧洲,由于自然科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科学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尊敬。牛顿、戴维和居维叶都因为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被封为贵族。这不仅导致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崇敬,也导致了大批的第一流人才都投入到了科学研究之中,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科学家队伍。由于官方的重视,从14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了最早的科学社团:意大利的西芒托学院、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等。这些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团体进一步促进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宋元以后的中国,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发展基本上停滞了,在“程朱理学盛行、八股取仕为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进行科学研究一无名、二无利,科学本身也只是被人看不起的“雕虫小技”,所以除了科举考试不得志的李时珍之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第一流的人才投身到科学界了。因此,我国科学界直到清末也没有形成一个阵容整齐的科学家队伍。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得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科学与文明在行将跨入现代科学大厦之门的台阶前失去了其惊人的活力,缓缓地停滞了下来。

当前,在学术界流行着一些极为有害的观念,有人提出,新儒学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程朱理学“博大精深,通天彻地”,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主张重新以儒学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极为有害的。程朱理学不过是古墓中的一具僵尸,是封建地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正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我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停滞,导致了“李约瑟之谜”的产生,因此,我们决不能再让它成为21世纪毒害年轻一代的精神鸦片了。

注释:

〔1〕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84页。

〔2〕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1卷,第206页。

〔3〕详见《河南程氏遗书·附录》,《二程集》,第347页。

〔4〕《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5〕《续焚书》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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