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中社电讯稿的发现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中论文,电讯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全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并开始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新闻，红中社播发的第一批新闻是有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同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通讯社与报社遂为同一个组织机构，同时承担起出版报纸和播发新闻的职责。1937年1月，红中社在陕西延安更名为新华社。 一、有关红中社电讯稿的回忆史料 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很多都是《红色中华》上刊载过的，但从《红色中华》上却找不到带有红中社电头的稿件。因为当时编辑出版报纸是红中社最主要的业务，播发新闻仅是“兼差代办”。由于当时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相对分散割裂，这些通过电台播发出去的无线电新闻稿，究竟有多少报纸在抄收和采用，连编辑这些电讯稿的人们也无从详细得知。 曾任红中社负责人的任质斌后来回忆，当时“每天以红中社名义发几条新闻出去，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广播，内容是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这些广播，究竟有多少地方抄收，无法查清。但是，我知道上海中央局是抄收的。上海地下党出版的《斗争》上刊登的关于苏区的材料，很多是红中社发的。另外，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肯定也是抄收的。”[1] 曾任红中社编委的韩进也有一段回忆：“‘红中社’是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社。‘红中社’对外播发的通讯稿主要是报道红军的战绩与苏区的建设，有时也报道一些白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至于党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都作为重要内容全文播发。当时几个主要苏区，如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都抄收‘红中社’的电讯，在各地的报纸上刊登（有的是铅印的，但大多数是油印的）。”[2] 关于当时一些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抄收红中社电讯的情况，一些同志也有回忆。 曾在湘赣军区无线电队工作的彭富九回忆，“湘赣军区建立无线电工作，是从1932年12月开始的，到1934年8月，红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西征时已发展到3部电台”。军区无线电队担任的任务之一就是“抄收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社拍发的新闻，也抄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色中华通讯社拍发的新闻，送领导同志参阅。从这些大量新闻电报中，得知了不少苏区和国内外的消息”。[3] 曾在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工作的马文波回忆，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入川不久，军委会下令成立电务处（对外仍称电台）”，并“开始抄收新闻，为军委会和总指挥部提供参阅资料”，“每天下午和晚上抄收中央苏区新闻台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新闻。每天抄收8小时，然后将抄收的电报翻译出来”。[4] 曾任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四机部政治部主任的耿锡祥曾回忆，中央苏区1932年开始经常发报，用的是红色中华社名义。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红色中华社发报很多。四方面军抄收的电讯，记得有全国苏维埃大会消息、红军战报、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一·二八抗战和红色中华社的有关评论文章，还有苏区土改政策，扩大红军，经济政策，战报最多。[5] 曾任红中社新闻台台长的岳夏回忆，1935年6月间，他奉派到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后来专门担任抄收新闻的任务，起初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陕北党中央的红色中华社每天播发的新闻电讯。他还记得曾抄收红中社播发的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全歼东北军109师、活捉师长牛元锋等胜利喜讯。[6] 1936年9月，中央军委派遣刘克东到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去建立地下电台，利用国民党的公开电台和中央联络。据刘克东回忆，他到达十七路军后地下党给了“一个‘CSR'的呼号，要我抄收‘红中社’发的明码新闻，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主张。”[7] 刘少奇同志1956年6月在对胡乔木、吴冷西和朱穆之等谈新华社工作时，也曾提到1936年他开始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期间领导抄收红中社新闻的情况，他说：“过去我们在天津做秘密工作的时候，总要收听红色中华社的新闻，并且还要油印出来。因为从这些新闻里可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那时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对红色中华社的新闻非常注意，收到了就发新闻。”[8] 二、部分红中社电讯稿的陆续发现 中央苏区的红军无线电台始建于1931年，并于同年9月与上海中共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络。之后陆续与鄂豫皖、川陕、湘赣、赣东北、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等根据地的电台建立了联系。红中社新闻的播发和抄收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及苏区、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寻着任质斌、韩进等老同志回忆中所提供的线索，多年来新华社社史研究人员对红中社电讯稿在国内外的采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最早进入人们视线的红中社电讯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新华社蒋齐生等同志在调查新华社的由来及诞生年月过程中发现的。其中之一出现在1935年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中国》第二集，标题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这则电讯说，针对日本外务省4月17日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牒及国民党4月19日卖国言论，“红色中华社记者为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此事的表示，特往访毛泽东同志，据谈……”，文字末尾注“红中社”。文中还有这样的编者插注：“……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听不清。——编者）”。[9]这篇新闻的原文刊登在《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4版，标题是“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维埃中国》是中共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汇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主要法令和其他文件等，共两集，原书为32开本，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这篇红中社电讯稿很可能是在国内抄收后又辗转流传到国外的。另一件档案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是1936年12月30日由“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一张油印传单，标题为“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内容是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对蒋介石在洛阳发表的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训词的评论。稿件开头写到：“红中社三十日电讯：共产党机关报《斗争》昨日登载毛泽东同志之谈话一段（评论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之训词），其大意云……”[10]由此可见，红中社电讯稿被抄收后，除在报刊等媒体上刊用外，其采用形式还包括油印传单等。 之后，新华社社史研究人员又陆续从一些史料文献中发现若干条在革命根据地报纸上刊登的红中社电讯。在2001至2002年编纂整理《新华社大事记》（1931—2001）时，就曾收录了3条关于革命根据地报刊刊载红中社电讯的条目，分别是：1933年9月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湘赣》第6期刊登红中社电讯5条；1933年12月6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报《红军》第27期刊登“红色中华社电”5条消息；1934年3月20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红色东北》第72期载有红中社电讯1条。据参与《新华社大事记》编写工作的同志讲，这些史料是从地方史志或历史图册等书籍中看到并记录下来的。 2009年，为进一步搜集和研究红中社电讯稿被采用和刊载情况，新华社领导要求社史编写组的同志就此进行深入调研，他们分赴江西、浙江、四川、湖南、湖北、福建等地，遍访当地有关的档案馆、博物馆、革命旧址等机构，发现并复印了一批留存下来的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报刊，包括1933年至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赣、闽浙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湘赣》《红色东北》《工农报》《红军》《苏维埃》《共产党》《少年先锋》《战场日报》《川北穷人》《红色闽北》等，这些报刊大多为油印，其中共刊载署名“红色中华社”或“红中社”的电讯130余条。 2012年，新华社社史研究人员在国家图书馆查阅缩微资料时，又发现了闽赣根据地1934年2月13日出版的《红色闽赣》第4期，其中刊有3条红中社电讯。 这些红中社电讯稿的陆续发现，为研究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在国内外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 三、对现存红中社电讯稿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笔者最近对多年来新华社陆续发现的红中社电讯稿做了初步整理与研究，除去一些完全模糊不清的史料外，共整理出红中社电讯稿114条，计21000多字。这些电讯稿的开头或结尾都带有“红色中华社”或“红中社”的字样，可以证明是红中社播发过的稿件。具体刊用情况如下表：
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上面表格中所列的几种革命根据地报纸的基本情况，《红色湘赣》是湘赣根据地出版的，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湘赣省包括赣江以西的根据地，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10月成立；《红色东北》《工农报》和《红色闽北》是闽浙赣根据地出版的，闽浙赣根据地先后由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等大小6块根据地组成，1932年12月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工农报》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东北》为闽浙赣省委省苏政府军区政治部机关报，《红色闽北》为闽北分区出版的报纸；《红色闽赣》是闽赣根据地出版的，为闽赣省一级机关报，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3年秋冬：《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川北穷人》《少年先锋》《战场日报》均是川陕根据地出版的，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建立，《共产党》为中共川陕省委机关报，《苏维埃》为川陕省苏机关报，《红军》为西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报，《川北穷人》为川陕省委省苏机关报，《少年先锋》少共川陕省委会机关报，《战场日报》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机关报。这些报纸基本上都是油印的，每种报纸目前均只有极少的几期留存下来，有些字迹已然模糊不清。 据初步统计，在编辑整理出来的这114条红中社电讯稿中，国内新闻有75条，国际新闻有39条。国内新闻以苏区新闻为多，有51条。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大概了解红中社播发电讯的内容比例，即国内新闻占66%以上，国际新闻约占34%。国内新闻中，苏区新闻占68%左右。当然在这之下还可以再作一些细分，如国际新闻中与苏联、日本有关的新闻占多数，苏区新闻中以各根据地红军战斗和苏区建设为主等等。这些统计和分析虽然并不是基于较完整的红中社电讯稿而作，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红中社播发电讯稿的情况，与前面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大致吻合。 另外，虽然这些电讯稿均注明其来源为红中社，但采取的标注方式却有多种，如“红色中华社电”“红中社电”“红色中华社讯”“红中社讯”“红色中华社”“红中社”等等。有时同一张报纸的同一个版面上就会分别有几种不同的标注方式。这些电讯在采用时多数由报纸编辑做标题，一般标题都比较长，有主标题、副标题等，分好几行排列，突出了消息中的重点内容。如果是若干条相似或同类内容的电讯，在刊登时往往集纳在一个大标题下，除第一条消息标明为“红色中华社电”外，后面的消息电头部分都只写“又电”。也有少数电讯在刊登时是没有标题的，仅几条集中在一起，以花边或线条区隔在一个区域内，并标明是“红中社电”或“红中社电讯”。另外，也发现了同一条电讯被不同的报纸采用的例子，稿件的标题和内容只是略有不同。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期刊有“红色中华社电”字样的报纸，为1933年4月30日出版的《工农报》第76期，两条电讯稿的内容分别是湘鄂赣红军与中央红军一部在和白军的战斗中获胜。刊有“红色中华社电”电头的稿件条数最多的一期报纸，是1933年12月1日出版的《红色湘赣》，在第4、6、8版共刊登红中社电讯24条，其中第4版集中刊登国际新闻19条，多数是与苏联有关的新闻，包括苏美复交、苏日矛盾等。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大多是油印的小报，所以版面和篇幅都是有限的，报纸上刊登的红中社电讯稿大部分都不足百字，最短的仅约30字。单篇字数最多的是1934年8月7日刊于《红军》第1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共计约2500字，占了整整一个版。 四、红中社电讯稿的史料价值和意义 通讯社与党报共一个组织机构，依托党报而成长壮大，这是革命战争年代新华社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特别是从1931年11月到1939年2月间，新华社及其前身红中社，一直都是这样一个报社与通讯社完全合一的机构，这是新华社历史上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 长期以来，由于《红色中华》报留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报纸史料，因而对于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社历史的研究，更多地都是从报纸方面展开的。而对于其通讯社职能的运行和开展情况，则更多地是依靠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直接的文字档案史料很少。 在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来又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地位相对通讯社来说更为重要，加之《红色中华》在苏区时的发行量最多曾达到三四万份，因而这张报纸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红中社发挥通讯社职能，通过电台每天对外播发无线电新闻稿，在苏区虽然有一定影响，但知道和了解这方面工作的人毕竟很少。以至于后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对这段历史的曲解和误区，有人甚至认为红色中华社、红中社都只是《红色中华》报社的简称，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红色中华通讯社”或“红中通讯社”的存在。 对于红中社是报社与通讯社合一的组织机构，曾在红中社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回忆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即“报与社是一回事，一个组织机构。”[11]“报纸与通讯社是合一的。因此，说‘社，是‘报，兼差的，或者说‘报’是‘社’办的，都可以。反正，报与社是一家。”[12]而在老同志回忆中提及红中社曾经播发和抄收新闻的具体情形就更多了。 目前已发现的关于红中社曾以“通讯社”名称出现的文献史料记载有两件。一是1933年5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75期第四版上刊登了题为《告通讯员同志》的一封信，结尾署名为“红中通讯社”。二是1936年12月19日周恩来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博古，专门提到在西安建立红中通讯社和加强广播宣传的问题。根据陈克寒等同志的回忆，西安的红中通讯社，即红中社西安分社，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抄收的陕北红中社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 当年红中社通过电台对外播发的新闻稿并未直接保存下来，这就使得红中社在行使其通讯社职能时没有留下较为完整的传播作品。而陆续发现的刊载于革命根据地报纸和其他形式的标有“红色中华社电”“红中社电”等字样的红中社电讯稿，无疑为进一步研究红中社通讯社职能开展的情况，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和第一手的史料。 众所周知，通讯社是以为报纸等媒体提供新闻服务为主要业务的机构，当时世界上知名的通讯社如路透社、哈瓦斯社等，甚至国民党中央社，都是以××社为简称的。报纸在刊用他们的新闻稿时，一般也都是注明为××社电。直到现在，媒体在采用新华社稿件时，仍会注明“新华社×月×日电”。而“新华社”系“新华通讯社”的简称，这是勿庸置疑的。同样，在报纸上刊载时带有“红色中华社电”“红中社电”电头的电讯，正是证明红色中华社、红中社曾经以通讯社形态存在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物质条件相当艰苦。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大多是油印的，发行范围有限，篇幅一般也不大。虽然2009年时我们曾经深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几个主要革命根据地首府所在地进行调研，但发现和红中社同时期的油印革命报刊至今仍能保存下来的数量非常少，一般一种报纸只是偶有个别期留存下来。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有些报纸已基本上完全模糊不清，只能依稀看到有“红色中华社电”等字样。但就是在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革命根据地报刊中，仍能发现130多条红中社电讯稿，这说明至少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在各个革命根据地还是较有影响的。因而这些红中社电讯稿的发现就显得更为珍贵。 还有一个问题亟需在这里说明，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报刊在很多方面的运作还不是很规范，所以也有很多红中社电讯在报刊上刊载时并未直接标明是由红中社播发。但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相关史料判断，当时革命根据地报纸上刊载的国内外重要新闻很多都是由红中社播发的。 除了以上这些带有“红色中华社”“红中社”电头的新闻电讯稿外，还有一些根据有关史料也可以判断是红中社播发过的稿件。如一些老同志回忆中提到，从1931年开始中央苏区即通过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络，红中社播发的新闻“上海中央局是抄收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刊登了很多来自中央苏区的新闻，其中包括红中社成立当天播发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和11月9日播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等。《红旗周报》1932年11月15日第52期上并说：“红军胜利的消息，苏维埃区域的情况，想为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及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所愿知道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电台自即日起决定每日公开拍发，将苏区一切工作情况，红军消息，介绍给工农群众，白区新闻电台与群众，各苏区有无线电台的，请直接按时收听，更广为宣传。”[13]而那一时期红中社播发新闻使用的电台，正是属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红中社播发新闻使用的呼号“CSR”，即Chinese Soviet Radio，是英文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 2009年初，我们还在1936年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发现《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王稼穑最近谈话》一稿，内容为毛泽东和王稼穑（即王稼祥）就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外交讲话后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文前还加了一段编者按语说：“上海工人通讯社消息：本社昨日接到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穑，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对于目前时局关系殊及重要，特志之如左”。[14]这里面所讲的“经由无线电广播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应该就是指红中社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 综上所述，红中社电讯稿是证明红中社同时作为通讯社存在的重要史料依据，也为研究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在国内外的影响提供了珍贵史料。红中社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新闻机构，她在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苏区新闻及国内外消息等方面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目前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因而这方面的有关研究工作尚待继续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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