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
查 雯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 东南亚地区的人口在族群构成方面体现出了极强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族群冲突也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并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走向。文章梳理东南亚国家民族人口构成的整体情况，并对东南亚族群冲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和族群政治竞争的外化直接导致了国家间互信的缺失和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关键词： 族群冲突；东盟国家间关系；区域一体化；东南亚
东南亚是世界上族群多样性体现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历史上，东南亚地处种族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该地区也因此而成为了“人种和民族的博物馆”。有数据显示，东南亚地区居住着1812个部落与族群。[1]就单个国家来讲，东盟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不同形式的族群冲突，一些国家的族群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至今仍在持续。
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存在，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东南亚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均大力提倡“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 nation-state)，并试图构建与其主权领土范围相匹配的、统一的民族认同。所谓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也成为了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讲话中最时髦的词汇。尽管如此，国家民族主义的推行却遭遇来自国内“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阻力，甚至直接引发了冲突与国内战争。[注] 所谓的族群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的某一族群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原生论(primordialism)的代表人物，沃克尔·康纳(Walker Connor)曾指出，就情感本身而言，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并没有本质区别，之所以将后者冠以“族群”这个定语，主要是由于此前的研究错误地理解和使用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康纳同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过多地受到德国和日本两个案例的影响，很多“民族建设”概念的支持者正是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中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为所有主权国家所用。然而，日本和德国是为数不多的单一民族国家，在民族建设上具有先天优势。而其他国家则普遍存在多个民族，所谓的民族建设并不是在借助已有的民族主义力量，而是在试图征服国家内部的多股民族主义，这也正是许多国家“民族建设”工作遭遇强大阻力的主要原因。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8. 另参见查雯：《族群冲突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发展及局限》，《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03-109页。对于东南亚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已有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注] 相关文献的梳理，请参见Jamie Davidso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thnicity in Southeast Asia”, in Erik Martinez Kuhonta (ed.), Southeast Asia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Reg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然而，族群问题究竟如何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区域合作的走向？对于这一问题，国际关系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梳理东南亚国家民族人口构成的整体情况，并对东南亚族群冲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和族群政治竞争的外化，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走向，导致了国家间互信的缺失，以及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一、普遍存在的族群问题
爪哇人、京族、泰族、巽他人和马来人是东南亚的五大民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大民族中没有一个超过地区人口总数的1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南亚人口的多样性。[2]就单个国家来看，根据“约书亚人口数据项目”(Joshua Project Peoples Data)的统计,文莱有26个族群与部落、柬埔寨为42个、印尼785个、老挝147个、马来西亚183个、缅甸142个、菲律宾186个、新加坡52个、泰国114个、越南114个。[3]表1根据各国政府及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数据来源，对各国主体民族和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进行了统计。可以看出，在东盟十国中，印尼、老挝、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其主体民族所占总人口比重均不足60%，其中，菲律宾最大的民族——他加禄族占该国总人口比重仅为24.4%。
2.斯奈德的大学教育：斯奈德是接受过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学者。他首先在1951年毕业于俄勒冈州著名的私立大学里德学院(Reed College)，获得文学和人类学学位。这为后来的寒山诗翻译、文学创作和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环保运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之后，他又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系攻读东方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学习日语和汉语，为他后来翻译寒山诗和日本之行做了准备。耿纪永[8]认为，他的导师陈世骧作为北大高材生，自然熟悉胡适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而对寒山诗另眼相看，别有感情，才会借机推荐给斯奈德让其翻译，促使寒山诗风行于美国。
表1 东南亚国家人口及主要民族概况
注：民族划分以母语为依据。
资料来源：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的相关数据以及泰国总人口的相关数据，参见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Population by National and /or Ethnic Group ,Sex and Urban /Rural Residence , http://data.un.org/Data.aspx?d=POP&f=tableCode:26#POP。文莱数据，参见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of Brunei Darussalam, Population , http://www.depd.gov.bn/SitePages/Population.aspx。柬埔寨数据，参见Ministry of Planning of Cambodia, Population Census 2008 , https://camnut.weebly.com/uploads/2/0/3/8/20389289/2009_census_2008.pdf。老挝数据，参见Lao Statistics Bureau, Result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5 , https://www.lsb.gov.la/pdf/PHC-ENG-FNAL-WEB.pdf。缅甸数据，参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菲律宾数据，参见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3 Philippine Statistical Yearbook, https://psa.gov.ph/content/2013-philippine-statistical-yearbook；其中摩洛人口数据，参见Jafri Abdul Jalil, Malaysia ’s Security Practice in Relation to Conflicts in Southern Thailand ,Aceh and the Moro Region ;The Ethnic Dimension ,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08, p. 206。泰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根据以下文献估算，Gerard Clarke, “From Ethnocide to Ethnodevelopment? Ethnic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Southeast Asia,” Third World Quarterl y, Vol. 22, No. 3, p. 418。以上网络信息来源的最后登录时间为：2018年11月4日。
族群、宗教、语言的多样性和被殖民的历史使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族群矛盾与族群冲突的问题。卡尔·兰蒂(Carl H. Landé)根据形成原因将东南亚的族群冲突分为4类：1)高地人与低地人的冲突；2)政治与文化边界不同造成的冲突；3)群岛国家内部的冲突；4)大规模移民造成的冲突。[4]所谓的高地人(high landers)与低地人(low landers)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中南半岛国家，如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历史上，中南半岛的古王国多建立在平原地带，西方殖民者到来后，才逐渐将现代国家的统治扩张到中南半岛的北部山区。与此同时，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加深了高地少数民族与低地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在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由主体民族主导的现代国家政府力图将其统治范围向边缘地带扩张，并遭遇了高地原著民族的抵抗，从而爆发了冲突。[5]缅甸政府军与缅北克伦人、克钦人等武装组织之间延续了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就是这一类别下的典型案例。
主要得益于蚂蚁金服的估值提升，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以346亿美元的身价，自2014年以来再次排名第一。不过马云的财富也比前一年缩水了40亿美元。
此外，政治与文化边界的不完全重合也是导致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泰南四府(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府、沙敦)一直被视为“泰人佛教文化与马来人伊斯兰教文化的分界线”，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他们使用以泰文字母表示的马来语。自1909年《英暹条约》签订后，该地区即归入泰国版图，然而马来穆斯林的分离运动却此起彼伏，至今仍未平息。2004年，该地区的暴力活动突然升级，泰国政府的一系列平叛行动也以失败告终。[6]仅在2004年到2010年的78个月间，泰南暴力事件就达9800多起[注] 关于暴力活动升级的原因，参见Michael Vatikiotis,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Domestic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 Vol. 28, No. 1 (2006), p. 35。，造成1万多人死伤，其中穆斯林死亡4200多人，佛教徒1600多人。[7]
[2][45] Ravichandran Moorthy, “Is an ‘ASEAN Community’ Achievable?”, Asian Survey , Vol. 52, No. 6 (2012), p. 1063.
最后一种类型——由大规模域外移民造成的族群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历史所造成的遗留问题。其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利用廉价劳动力摄取殖民地资源，大举鼓励区域外民族向东南亚国家移民，典型案例有缅甸的印度人和华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尼的华人等。英国历史学家弗尼瓦尔(J. S. Furnivall)曾提出“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的概念用以概括这一现象。根据他的观察，多元社会有着几套并行不悖、相互没有交集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不同的社区里，经济活动也按族群分工。一旦多元社会出现任何经济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冲突也极有可能转变成族群间的矛盾。[11]1965年和1998年印尼出现的排华事件就是这一逻辑的突出体现。
综上所述，东南亚国家在族群的人口构成方面体现出了极强的多样性，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族群问题，有些国家常年为族群武装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所困。这一现实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在下文中，本文将对族群问题(尤其是跨境族群问题)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机制和典型案例进行论述，这3种机制可以概括为：武装冲突外溢、政治竞争外化、区域身份形成障碍。与此同时，这3种机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武装冲突外溢及政治竞争外化成为国家间互不信任的主要来源，同时导致了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并进一步影响了区域规范的内化与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二、武装冲突外溢
族群冲突具有极大的“外溢性”。A国族群冲突所造成的武装组织跨境活动、难民问题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威胁到邻国B的边境安全，以及B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B国可能对A国的族群冲突表示关切，或者在未获得A国允许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干预，从而伤害国家间互信，甚至导致国家间武装对峙或冲突，这一影响机制在泰国与缅甸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缅甸少数民族超过全国人口的1/3，泰缅边界也是克伦族、掸族、孟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区域之一。有研究指出，缅泰两国的跨国民族至少有18个。[12]自1948年独立以来，民族问题一直是缅甸国内军事冲突的根源之一。尽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先后有不少反政府武装组织与缅甸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叛乱活动的强度有减弱的趋势，但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抵抗仍在继续。
长期以来，缅甸的民族问题是影响泰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泰缅两国边境长达2400公里，其中完成划界的仅58公里，大部分边界地区适合游击战的开展以及毒品的种植。[13]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缅甸在与泰国交界处的绝大部分领土，都在由孟族、克伦族、掸族等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的“民族民主战线”(NDF)的有效控制下。[14]冷战期间，泰国政府一直对缅甸少数民族武装持同情态度，并存在支持行为，克伦民族联盟就长期通过与泰国的走私贸易以及向泰国出售矿产品和木材获得活动经费。[15]克伦民族联盟的领导人妙波甚至将自己的武装组织称为“泰国的外国军团”，协助泰国抵御缅甸共产党的威胁。[16]泰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武装的支持引起了缅甸政府的极大不满，也直接导致了在整个冷战期间泰缅关系的持续冷淡。
从1988年开始，出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泰国政府调整了对缅政策，放弃对缅甸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并对缅甸军政府实行“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政策。1988年12月，时任泰国军队司令差瓦力·永猜裕(Chavalit Yongchaiyudt)访问仰光，为泰缅经济合作扫平障碍，泰国公司获得缅甸军政府的特许，在缅甸采伐原木。[17]此后，“建设性接触”政策进一步引起东盟国家的重视，并上升为东盟的对缅政策。[18]
在西方国家普遍对缅甸军政府实施制裁的情况下，“建设性接触”政策受到了诸多的质疑与批评。而作为该政策的提出者，泰国政府始终以强化泰国国家安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由，为该政策进行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国内族群冲突的持续，直接影响了“建设性接触”政策的执行，阻碍了泰缅双边关系的改善。一方面，自1992年泰国恢复民主政治后，出于对缅甸国内少数民族人权状况的不满，泰国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向泰国政府施压，呼吁政府调整“建设性接触”政策，向缅甸军政府施加更大压力。[19]另一方面，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和政府军的跨境军事活动，持续威胁到泰国的主权和边境安全，并不断挑战着“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合理性。1992年2月，缅甸政府军追剿克伦民族联盟闯入泰国境内，占领了泰国的491号山地，以便利用有利地形对叛军发动进攻，这一占领行为一直持续到1992年底。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下，泰国空军司令宣布泰国军队随时准备对缅甸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20]此后，泰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建设性接触”政策做出调整。
对于泰国政府而言，缅甸族群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已经对泰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泰国政府对于缅甸国内问题表现出的关切及干预愿望，却引发了缅甸政府的警惕，导致国家间互不信任的产生。以“弹性接触”(flexible engagement)政策为例，1997年，缅甸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次年，在缅甸族群冲突造成大量难民的情况下，泰国川·立派政府提出了“弹性接触”原则，该原则主张对东盟长期以来奉行的不干涉规范进行调整，从而使东盟在缅甸国内问题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该项提议立即遭到了缅甸的强烈反对，经过激烈的讨论，东盟外长会议最终决定采取“强化互动”(enhanced interaction)的概念，作为处理地区内部跨国问题的政策框架，极大地淡化了干预色彩。[21]
不仅如此，族群冲突还存在着直接上升为国家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早在1992年3月，缅军就因打击克扬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进入泰国湄宏顺府界内，并引发了泰缅两国军队的正面冲突，双方人员不同程度死伤。[22]2001年，缅甸政府军队向南掸邦军发动旱季攻势，结果战事波及泰国，导致边境地区的泰国居民逃离家园，随后泰国政府宣布，缅甸政府军侵犯泰国领土。[23]2002年5月，缅甸反政府武装掸邦联合革命军对政府军发动反攻。由于战斗中有炮弹落到泰国境内，泰国军方因此向缅甸境内发射了几枚炮弹以示警告。缅甸政府随后向泰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泰国政府背后支持缅“掸邦联合军”。缅甸政府发言人、军事情报局副局长觉温少将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缅甸反政府武装组织是“在泰国军队炮火的掩护下”对缅甸政府军哨所发动进攻的。[24]缅甸政府随后下令关闭了所有缅泰通道，并向缅泰边境地区增兵数千。同年6月1日，仰光2万多名缅甸人上街游行，抗议泰国政府侵犯主权。6月3日，缅甸4艘战舰闯入泰国海域，后经泰国政府警告撤出。[25]
时至今日，缅甸族群冲突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仍是泰缅国家间矛盾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年公布的数据，现在泰国约有72,900登记在册的缅甸难民，同时还有51,500人处于“类难民状态”。另一个专门为缅甸难民提供救助的机构在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泰缅边境的10个难民营内居住着103,762名难民，难民问题也并没有随着民盟政府的执政而得到解决。[26]此外，从2012年开始不断升级的缅甸若开族与罗兴伽人之间的冲突，也导致了严重的罗兴伽难民问题。大量罗兴伽难民或逃往泰国，或取道泰国逃往马来西亚。2015年，马来西亚警方在与泰国边界发现了28处蛇头关押罗兴伽难民的集中营，同时还发现139处埋葬难民尸体的乱坟岗。此后，为避免难民非法进入，泰国警方加紧打击行为，导致很多蛇头选择丢弃难民，断水断粮进一步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27]泰国政府也因此受到了诸多国际组织的谴责。
三、政治竞争外化
不仅武装冲突的外溢效应会影响国家间关系，一国国内的族群政治也会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进而影响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大量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证明，跨境族群的存在将加大国家间冲突的可能，其中，“多数族群-少数族群”类型的跨境族群——一个族群在A国是多数族群，而在其邻国B则是少数族群——尤其如此。[28]这主要是因为，该族群在国家A内可能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优势地位，而在B国则处于劣势地位。A国的主体族群对其同胞持同情态度，B国族群间的不平等亦会引起A国人民的不满。迫于国内主体族群的压力，A国领导人将无法为B国的族群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为争取本国主体族群民众的支持或选票，A国领导人甚至会选择干预B国的内政，从而形成了族群政治的外化，并加大了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29]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多数族群-少数族群”类型的跨境族群，例如，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摩洛穆斯林虽然是少数族群，但其对应民族——马来人却在马来西亚处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类似的例子还有泰国南部的马来人、柬埔寨的越南人、新加坡的马来人、马来西亚的华人、缅甸的掸人等。[注] 泰国的泰人和缅甸的掸人同属泰语民族，是缅甸与泰国跨境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群体。参见赵永胜：《缅甸与泰国跨过民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诸多证据显示，这种类型跨境族群的存在可能直接影响两个邻国关系的发展。下文将以泰南问题对泰马关系的影响为例，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阐述。
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也是多族群国家。从建国初期至今，马来西亚的民族构成出现了一定的改变，其中，马来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缓慢上升。1957年，马来人占总人口比重为49%，华人为38%，印度人为11%，到了1975年，3个族群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为别53%、35%、11%。[30]而到了2013年，马来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4.5%，华人比重则下跌到24.5%，印度人下跌到7.4%(见表1)。
人口构成的变化也促使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者更加注重马来人的政策偏好。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团体内部出现了回归穆斯林传统的现象，相应地，马国政治的泛伊斯兰化也愈发明显。[31]在马来西亚，前执政联盟中的巫统(UMNO)与反对党伊斯兰党(PAS)均为马来人的政党。不同于奉行温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巫统，伊斯兰党主张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并主张伊斯兰教法应成为唯一法律来源。伊斯兰党的这一立场为其赢得了大量的马来选民。在1999年的大选中，伊斯兰党获得了超过50%的马来人选票，而巫统仅获得马来人47%的选票，后者执政地位的维持需要越来越多地倚重华人选民的选票。[32]在选举压力下，巫统也被迫调整其在族群和宗教问题上的立场。2002年，马哈蒂尔总理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是伊斯兰教国”，这一举措显然是为选举利益服务的。[33]
国内族群政治的竞争也反映在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中，马来西亚政府和社会团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在邻国的族群问题上发表反对言论，并引起了邻国的不满。以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为例，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与马来西亚北部的居民保持着密切的日常生活联系。出于同情，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经常会在泰南冲突爆发期间，为泰南马来人提供庇护。有数字显示，移居马来西亚境内的泰南穆斯林达30万人，马来西亚北部的村落也经常成为泰南分离主义分子的藏身之地。另外，有统计显示，具有马来西亚和泰国双重国籍的穆斯林达8万人，很多分离主义分子也在其中，这为两国之间的司法合作造成了诸多障碍。[34]
不仅如此，历史上马来西亚政府与泰国分离主义组织之间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结束初期，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就曾提出将泰南四府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政治诉求。1957年马来西亚的独立极大地鼓舞了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同一时期该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军事分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包括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BNPP)、北大年共和国解放阵线(BRN)、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ULO)。冷战时期，马来西亚政府一直为泰南穆斯林反抗组织提供支持，以此对泰国政府形成制衡，以免后者同马来西亚共产党有所合作。[35]直到8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政府还允许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将总部设立在马来西亚境内。[36]
他父亲有三个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克里斯坦森，一个是哲学家霍夫丁，另一个是语言学家汤姆森。每逢星期五的晚上，他们三人都要到波尔家做客，他们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物理、哲学、文学，评说科学领域的新成就。
2004-2005年期间，泰南问题曾一度导致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4年初泰南冲突出现升级趋势。时任泰国总理的他信多次发表公开讲话，指责马来西亚政府疏于边境管控，以至于分离主义分子可以进入马来西亚境内逃避泰方抓捕，同时泰国政府还认为，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训练是在马来西亚境内进行的。2004年4月28日，泰国南部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冲突导致5名安全官员和107名叛乱分子死亡。面对国内伊斯兰团体和伊斯兰教党的压力，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宣布为从泰国逃亡的分离主义分子嫌疑人提供庇护，这引起了泰国政府的强烈不满。2004年10月25日，泰国穆斯林在达拜镇警察局外进行示威，引发流血冲突，7名穆斯林群众被泰国警方射杀，另有75名示威者在警车中窒息死亡。此后，马来西亚国会不仅对该事件进行了讨论，还公开对泰国的安全行动进行了谴责，这明显违背了东盟长期以来一直提倡的不干涉原则。2005年8月30日，马来西亚政府再次接纳了131名从泰国跨越边界逃往马来西亚境内的叛乱分子。此外，由于国内穆斯林团体的压力，马来西亚政府还曾拒绝向泰国政府移送具有双重国籍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艾哈迈德，而泰国政府认为此人正是泰南暴力事件的主要策划人。[38]
事实上，在国内政治竞争的压力下，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对泰国国内穆斯林的境遇公开表示过不满，同时也对印尼政府处理自由亚齐运动的方式提出过批评，[39]并曾积极干预过菲律宾南部的摩洛分离主义运动。[40]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还出于马来人与罗兴伽人的宗教联系，多次就罗兴伽人问题对缅甸政府提出过指责，并引起了缅甸政府的极大不满和抗议。[41]
国内的族群政治也影响了马来西亚在泰南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为凸显其马来政党的身份、迎合国内马来选民，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伊斯兰党经常发表言论，批评泰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并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关注泰国境内马来人的权益。[37]另一方面，由于马国内的穆斯林团体及马来选民对泰南马来人普遍持同情态度，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也无法承受失去马来穆斯林选票的结果。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很难在打击泰南穆斯林反叛组织的问题上给予泰国政府充分的协助，这也加深了马泰两国之间的隔阂。
针对第二问题，首先，鉴于当前住房贷款规模空前扩大是导致居民负债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在房地产管控政策方面，应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力整治围绕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各类违规行为，在总量限制国内贷款流入房地产投资的同时，坚持因城施策，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其次，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精简地方政府机构，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相匹配。这其中房地产税的落实将势在必行。
马泰关系的起伏证明了，一国的族群政治很可能与其邻国的族群冲突产生联动，前者的国内政治竞争将对其外交政策制定起到限制作用，使得该国无法在打击分离主义运动等问题上为后者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国内族群政治的推动下，前者甚至可能对后者的民族政策提出批评，或直接干预后者的内政。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跨境族群的存在可能加大国家间的互不信任，从而威胁到双边关系的稳定。
以内蒙古牧区解决人畜饮水为例，风电提水和风力提水安装初期成本基本一样，如果使用寿命为15年，风电提水就要更换5次蓄电池，现在牧区推广的风电提水配用的是200Ah铅酸蓄电池4块，每块蓄电池850元，每更换一次蓄电池，用户要支出3 400元，5次共支出17 000元，相当于初期投资。如何降低用户的运行成本，成为能否得到推广的关键。目前，随着电动汽车业的发展，一些高性能、长寿命的磷酸锂电池、钛酸锂电池相继进入市场，但何时能够使牧民用得起、用得上，值得关注。
四、区域身份认同障碍
族群矛盾与冲突还会通过不同途径，对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造成障碍，从而进一步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前景。首先，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可能导致了整个地区范围内不同族群间以及宗教团体间的对立，妨碍了民众“区域身份认同”的产生，从而使区域一体化失去“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如上文所述，泰国南部的族群问题不仅挑战着泰国政府所提倡的“泰国人的民族主义”，还同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产生了互动，强化了跨国界存在的“马来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加剧了整个区域内马来人与泰族人、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对立。
本方法建立了一种适用于中国西北降水量少的地区降尘总量采集与测试方法，克服了液体样品少的问题，把液体样品和固体样品集中处理成固体样品一次性测试，减少了测试的成本与误差。方法对采样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讨论，对方法的准确度、精密度、加标情况进行了验证，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事实上，东盟的实践与大量理论研究均已证明，民众的区域身份认同对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5年11月，东盟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建立东盟共同体的2015吉隆坡宣言》，宣布以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建成。尽管如此，围绕“东盟是否构成真正的共同体”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根据卡尔·多伊奇(Carl Deutsche)对于安全共同体的定义，身份认同是构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因素。安全共同体中的人民“有一种相互同情和忠诚；一种‘我们感(we feeling)’，信任和相互关心；在自我形象和利益方面，形成了部分的认同；彼此成功预知行为。”[42]艾伦·柯林斯(Alan Collins)也曾对“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与“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安全机制”与普通意义上的“联盟”并没有本质区别。相反，“安全共同体”则需要成员国及其公民具有共同的身份认知。在“安全共同体”中，一个国家的公民不会对邻国存在任何的“仇外情绪”。[43]换言之，区域共同体的深入发展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公众的态度以及人民与人民间的联系，将直接决定区域融合的深入程度。[44]
鉴于此，《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纲领》也特别强调，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要增强人民之间的联系，以此增进地区一体化中“自下而上”的推动力。然而，东盟国家在族群、宗教上的巨大差异，为加强区域人际联系设置了障碍。2011年东盟内部的一项民意调查就显示，在被问及“什么是阻碍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因素”时，66%的马来西亚人、39%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75%的新加坡人都认为，族群和宗教的多样性是东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45]
更重要的是，族群问题还通过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与国家间关系，对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造成障碍。如前文所述，族群问题造成的武装冲突外溢和政治竞争外化，直接导致了国家间的猜忌与怀疑，不仅如此，族群问题还会造成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区域规范不仅具有规定和指导国家行为的“常规性影响”，还具有界定和构成认同的“构成性影响”，对规范的遵守和内化是区域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46]相反，对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则将阻碍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图表1全面概括了族群问题影响区域合作的不同机制。
图1 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就东盟而言，不干涉原则是东盟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盟区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在族群武装冲突外溢和政治竞争外化双重机制的作用下，东盟国家仍在遵循成本-收益计算的逻辑，有选择地践行不干涉原则，以便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泰国为例，如前文所述，泰国的国家安全深受缅甸族群冲突外溢的影响，鉴于此，泰国政府曾多次尝试干预缅甸内政，其中“弹性接触”(flexible engagement)政策最具有代表性，旨在推动东盟不干涉原则的演化。在他信执政期间，泰国政府又提出对缅甸的“向前接触”(forward engagement)政策，并于2003年12月在曼谷主持召开了“缅甸民族和解国际支持论坛”(又称曼谷进程)，希望推进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47]然而，在泰南问题中，泰国则一再坚持不干涉原则，对邻国马来西亚表现出的关切及干预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在2004年东盟峰会上，马来西亚执意将泰南冲突提上议程，结果遭遇泰国以退场为要挟。[48]
与泰国形成对应的是，马来西亚政府也在不干涉原则上展现出自相矛盾的立场。受国内族群政治竞争的影响，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在邻国的涉及马来人的冲突与矛盾中积极发声。当泰南问题出现升级时，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义德·哈米德就曾公开表示，尽管冲突是泰国内政，但如果泰国政府处理不得当，将对东南亚整体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东盟需要改变其“不干预”的原则。[49]然而，在不涉及马来或穆斯林少数族群的问题上，马来西亚则持更加保守的态度。泰国所提出的具有干预性的对缅“弹性接触”政策，就受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公开反对。[50]
[1][3] Joshua Project Peoples Data, Southeast Asia, 2018, http://www.joshuaproject.net(登录时间2018年11月5日).
五、总结
本文对东南亚地区族群的构成以及族群矛盾与冲突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族群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的进程。具体机制有3个：第一，族群冲突具有极大的“外溢性”，武装组织的跨界活动及伴随族群冲突而来的难民问题，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第二，一个国家的族群政治可能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并与其他国家的族群问题产生联动，造成国家间的互不信任与矛盾；第三，区域内国家的族群问题还妨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进而阻碍了区域合作的深化。
[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5日).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仍在根据具体的国家利益，有选择性地决定是否遵守不干涉这一重要的区域规范，而国内的族群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盟国家的国家利益及外交政策选择。对于决策者而言，由于各国民族整合问题仍未完成，各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及基本国策，仍不断受到分离主义运动和族群矛盾的挑战，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仍致力于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方面决定了东盟成员国对主权问题的敏感，及对主权让渡所持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致力于“国家身份认同”构建的东盟成员国，缺乏构建“区域身份认同”的真正动力。正如穆罕默德·阿约伯(Mohammad Ayoob)所指出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最关心和最关注的不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从而构建基于和谐利益的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事实上，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走向理想中的有效、合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正是威斯特伐利亚话语体系所预见的主权的掌管者。”[51]可以说，在民族国家建设尚未完成以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合作仍是强化主权国家的政策工具，而非最终目的。这种对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的遵守，与建构主义者所想象的出于“习惯”或适当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而遵守区域规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出东盟国家对区域规范的内化程度不深，区域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与中南半岛国家相比，东南亚的群岛国家则在领土版图上呈现出明显的破碎性，印尼的领土由13,466个岛屿构成，菲律宾的岛屿也多达7641个。[8]地理障碍限制了不同族群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两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任何统治范围与现代国家版图相近的古王国，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殖民运动的结果。保尔·克拉托斯卡(Paul H. Kratoska)和本·巴特森(Benjamin Batson)曾这样写到：“东南亚的普遍趋势是在欧洲殖民统治划分的领土范围内为反殖民活动提供建立国家的推动力，因此，这个地区的‘国家’往往是按疆域与行政制度划分的社会。”[9]可以说，这一点在印尼和菲律宾两个国家身上得到了更加突出的体现。在印尼，既存在外岛少数民族直接对抗雅加达政府统治而爆发的武装冲突，如自由亚齐运动(the Free Aceh Movement)和自由巴布亚组织(the Free Papua Organization)，也存在着外岛少数民族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又与印尼政府旨在平衡不同岛屿人口的相关政策有着密切联系。[10]菲律宾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的摩洛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也是此类别下的典型案例之一。
经研究证实，采取脑心通胶囊联合西药的治疗效果较为理想，改善了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脑心通胶囊具有以下优势：①经内皮细胞一氧化氮的合成与释放对内皮素或一氧化氮比值产生调节的功效，进而保护了血管内皮细胞；②具有扩张血管、降低血液黏度的效果，更是对心肌缺血部位的侧肢循环及组织供血进行改善；③抑制了血小板的聚集及抗自由基，改善了微循环。
[4] Carl H. Landé, “Ethnic Conflict, Ethnic Accommod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Winter 1999, pp. 89-107.
[5]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清查表中每项数据中都需要填写联系电话，按规定固定电话在区号和号码之间使用连字符“-”，手机号码位11位数字，数据量很大，常出现漏区号、位数错、非数字的情况，在这些列的后面增加一列并填上公式“=LEN(SUBSTITUTE(M2,“-”,“”))”，如图 1，同时为此整列设置条件格式，可以明显判断左侧的电话号码是否有输入错误。
[6] [泰]苏克礼·朗普特：《泰南冲突2012：暴力的升级与平叛的失败》，《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44-48页。
早在1980年，谷祺教授就参与翻译了《财务分析方法》（艾瑞奇·A·希尔费特著）和《管理会计》等国外著作，这些译著作为当时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的教材，深受学员欢迎。1981年，谷祺教授的译著《教学模型和会计学》（原作者为西德尼·戴维森），由《大连财会》以增刊的形式公开发表，曾被国内同行广为引用。
[7] 肖建明：《泰南僵局何时破?》，《南风窗》2011年第4期，第76-79页。
注释：
[9]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贺圣达、王士录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10] Rizal Sukma, “Ethnic Conflict in Indonesia：Causes and the Quest for Solution,” in Kusuma Snitwongse, W. Scott Thompson (eds.), Ethnic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5, p. 11.
当筛选完音乐课程资源之后，教师就可以把音乐资料通过文本形式或制作成DVD、VCD储存到资源库中。而且，也可以将制作好的CD、音乐文本上传，方便有需要的教师在局域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在使用之后，教师也要尽量提出使用建议，以此来改进资源库的构建，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音乐资源库的作用。
[11] J. S. Furnivall, Netherlands India ,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 446.
[12] 赵永胜：《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和人口》，《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第12页。
未来，相信“嘉电”会继续秉承以消费者为中心、洞察消费体验的宗旨，继续为广大消费者甄选出最优质的家电产品，同时，还能为家电企业的产品转型升级提供指引方向，并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动整体家电行业向着高质量、高水平、高规格的方向前进！
[13] “Thailand-Myanmar Tensions”, IISS Strategic Comments , Vol. 6, No. 9 (2000), p. 1.
[14][16] Tom Kramer,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 The Challenge of Unity in a Divided Country”, in Lowell Dittmer (ed.), Burma of Myanmar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dentity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10, p. 57.
[15] 李晨阳：《缅甸的克伦人与克伦人分离运动》，《世界民族》2004年第1期，第27页。
[17][19] Leszek Buszynski, “Thailand and Myanmar: The Perils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11, No. 2 (1998), p. 292, p. 297.
[18] Leszek Buszynski, “Thailand and Myanmar: The Perils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11, No. 2 (1998), p. 292;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2-155页。
[20] Leszek Buszynski, “Thailand and Myanmar: The Perils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11, No. 2 (1998), p. 292; 邵建平：《缅甸和泰国领土争端的由来及解决前景》，《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19页。
[21][46][50]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222、33、221页。
[22] 邵建平：《缅甸和泰国领土争端的由来及解决前景》，《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18页。
[23] 邵建平：《浅论泰国境内的缅甸难民问题》，《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6期，第38页。
对比分析边坡施工开挖与治理加固两阶段边坡安全性分析及定量风险评估结果(见表7)，可得出对边坡进行治理加固后，其安全系数与可靠性指数显著提高至可接受水平，破坏概率、财产损失风险值与人身伤害风险值均大幅度降低，定量风险评估结果与边坡稳定计算结果想吻合，体现了工程高边坡定量风险评估技术方案的适用性。
[24] 《缅甸指责泰国卷入缅甸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新华网，2002年5月21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2-05-21/67300.html(登录时间2018年11月5日)。
[25] 曾志雄：《泰缅边境很紧张》，《环球时报》2002年6月6日，第2版。
[26] Burma Link, Thailand -Burma Border :Overview , 2016, https://www.burmalink.org/background/thailand-burma-border/overview/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7日).
[27] 陈春艳：《缅甸罗兴伽人问题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18-119页。
[28] David R. Davis, Will H. Moore, “Ethnicity Matters: Transnational Ethnic Alliances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41, No. 1 (1997); Will H. Moore, David R. Davis, “Transnational Ethnic Ti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vid Carment,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Ethnic Conflict: Concepts, Indicators, and Theo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 30, No. 2 (1993); Peter F. Trumbore, “Victims or Aggressors?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and Use of Force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47, No. 2 (2003); Douglas Woodwell, “Unwelcome Neighbors: Shared Ethni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48, No. 1 (2004).
[29] Stephen M. Saideman, The Ties That Divide :Ethnic Politics ,Foreing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Charles Hirschman, “Demographic Trends in Penisular Malaysia, 1947-75,”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Vol. 6, No. 1 (1980), p. 111.
[31][33] Suzaina Kadir, “Mapping Muslim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17, No. 2 (2004), p. 214.
[32] 陈衍德主编：《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裂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34] John Funston, “Malaysia and Thailand’s Southern Conflict: Reconciling Security and Ethnic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 Vol. 32, No. 2 (2010), pp. 236, 252; Michael Vatikiotis,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Domestic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 Vol. 28, No. 1 (2006), pp. 33, 35.
[35][37][38][49] John Funston, “Malaysia and Thailand’s Southern Conflict: Reconciling Security and Ethnic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 Vol. 32, No. 2 (2010), p. 239, p. 239, pp. 241-246, p. 243.
[36] 陆继鹏：《泰南四府民族问题的历史进程》，《东南亚纵横》2004年12期，第63页。
[39] Jafri Abdul Jalil, Malaysia ’s Security Practice in Relation to Conflicts in Southern Thailand ,Aceh and the Moro Region ;The Ethnic Dimension ,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08.
[40] Chanintira na Thalang, “Malaysia’s Role in Two South-East Asian Insurgencies: ‘An Honest Brok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71, No.4 (2017), pp. 389-404.
本文认为，不同程序中不同的价值导向在起最终的作用。在专利授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理解的价值导向在于：促使专利申请人修改申请文件从而以更加明确的措辞或术语来限定其保护范围。在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理解的价值导向在于：既要考虑授权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又要考虑其实际技术贡献，从而更好地在保护专利权人的创新与由权利要求公示作用所体现的保障公众合法权益之间维持平衡。在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中，权利要求解释的价值导向在于：对一项具有技术贡献的发明匹配合理的保护范围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判断。不同的价值导向使得不同程序中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理解和解释的基本规则不尽相同。
[41]Manuel Mogato, “Malaysia Urges Myanmar to Stem Anti-Muslim Violence”, Reuters ,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6/30/us-malaysia-myanmar-idUSBRE95T07F20130630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8日).
[42]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6.
[43] Alan Collins, “Form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Lessons from AS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 Vol. 7 (2007), pp. 206-211.
[44] Ravichandran Moorthy, “Is an ‘ASEAN Community’ Achievable?”, Asian Survey , Vol. 52, No. 6 (2012); 郑先武：《全球化与区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第70页。
[47] Ruukun Katanyuu, “Beyond Non-Interference in ASEAN: The Association’s Role in Myanmar’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sian Survey , Vol. 46, No. 6, p. 832.
[48] Michael Vatikiotis,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Domestic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 Vol. 28, No. 1 (2006), pp. 40-41.
[51] Mohammed Ayoob, “Subalt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eets the Third World”, in Stephanie G. Neuman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37-38.
The Inter-state Relation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 Perspective from Ethnicity
ZHA We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ng 100037)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of Southeast Asia exhibits great diversity in terms of ethnic composition. Meanwhile, ethnic conflict,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inter-state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This article summarie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develops a typology of the ethnic conflict in this region.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armed conflict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give rise to the inter-state mistrusts, and result in the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norms. The two mechanisms combined constitute a major barrier to reg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Key words: ethnic conflict, intramural relations within ASEAN, regionalism
中图分类号： D73/7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2-0001-13
收稿日期： 2019-05-24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定量分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跟从研究”(18ZGA001)
作者简介： 查雯，女，北京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责任编辑：包广将]
标签：族群冲突论文; 东盟国家间关系论文; 区域一体化论文; 东南亚论文;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