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如何“現代化”——發展經濟學的視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來中國论文,現代化论文,發展經濟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據中國制定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接下來就要爲基本實現現代化而奮鬥。中國要建設什麽樣的現代化國家?中國將走什麽樣的現代化道路?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如何與基本實現現代化建設相銜接?這一系列問題，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現代化內涵：追趕發達國家 “現代化”這一概念在經濟學以外的社會科學學科中使用較多，而在規範的經濟學著作中用得較少。在現代增長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中，常常用“現代經濟增長、起飛”、“經濟成長階段”、“發展”等概念來描述現代化及其進程。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定義現代化，指的是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從傳統到現代、從不發達到發達的歷史過程。具體地說，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根據此規定，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人們把現代化等同於工業化過程。而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達水平進入了信息化階段，因此有人把現代化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工業化，據此提出了以信息化爲內容的“第二次現代化”的概念。對此，我不敢苟同。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到完成了工業化後再去搞信息化。 從社會學的角度定義現代化，指的是在科技革命推動下社會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轉變過程；不僅涉及經濟，還涉及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變化。最爲典型的是美國社會學家英克爾斯(Alex Inkeles)依據對幾個現代化國家的實證分析，概括出了十項現代化水平指標。這十項指標是：(1)人均GNP(國民生產總值)在3000美元以上；(2)農業增加值在GNP中佔12％～15％；(3)第三產業在GNP中佔45％以上；(4)非農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佔70％以上；(5)識字人口佔總人口的30％以上；(6)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佔10％以上；(7)城市人口佔總人數的50％以上；(8)平均每個醫生服務的人口在100個以下；(9)平均壽命在70歲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以下。這些指標雖然對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隨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些指標越來越不能準確而全面地反映當今的現代化水平。 經濟學對現代化的研究並不完全關注其結果的評價指標，更爲關注其進程和發展戰略。我們可以從羅斯托(W.W.Rostow，1916-2003)的“經濟成長理論”和庫茲涅茨(S.S.Kuznets，1901-1985)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得到說明。 “諾貝爾經濟學獎”1971年度獲得者庫茲涅茨沒有直接使用“現代化”的概念，而是用“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概念。他在考察歐美發達國家近百年經濟發展的進程基礎上，把對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發展的程度概括爲“巨大的結構性變化”。其內容包括：產品的來源和資源的去處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生產活動，即工業化過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比例發生了變化，即城市化過程；一國之中各個集團的相對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產品在居民消費、資本形成、政府消費之間的分配發生了變化。他也注意到，在現代經濟增長的進程中，技術、社會和時代精神變化之間的相互關係顯得特別重要。沒有社會制度上的變革，不可能產生科學在技術上的應用。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直接使用了“經濟現代化”的概念。他界定：一個國家從貧窮走上富有，從傳統走上現代，分爲六個階段：(1)傳統社會；(2)爲起飛創造條件的階段；(3)起飛階段；(4)向成熟推進階段；(5)高額群眾消費階段；(6)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其中，起飛階段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分水嶺。在經過起飛階段以後的三個階段的各個特徵儘管有時間先後顯示，但都可以看作是進入經濟現代化階段後的各種表現。例如，“向成熟推進階段”是指現代技術在各個經濟領域中廣泛使用，實現經濟長時期的持續的增長。“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是指資源越來越傾向於被引導到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和大眾化服務的普及。“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環境的美化和淨化)和社會(教育、衛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務、社會風尚、社會秩序)兩個方面：一方面，與醫療、教育、文化娛樂、旅遊有關的服務部門加速發展，成爲主導部門；另一方面，認真處理和解決環境污染、城市交通擁擠和人口過密等問題。 以上所述的各種關於現代化的定義都是以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爲藍本的。其走過的道路對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所達到的現代化水平也成爲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參照系。就像德國思想家馬克思(K.H.Marx，1818-1883)在《資本論》中所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衹是後者未來的景象。”①但是，對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就是追趕先行現代化國家的過程。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以中等發達國家爲追趕目標；全面實現現代化，則要以高度發達國家爲追趕目標。 就現代化理論建構來說，已有的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是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導致的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變化。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理論則是以先行現代化國家作爲追趕目標的發展道路、發展方式和發展戰略的理論指導。從一定意義上說，已有的現代化理論屬於過去時，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理論則屬於現在時和將來時，需要結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進行創造和建構。 觀察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發現，現代化已有了三次浪潮，每次現代化浪潮都是由產業革命或科技革命推動的。18世紀後期，以蒸汽機的使用爲標誌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推動了第一次現代化浪潮，英國搭上了這班現代化列車，成爲現代工業的中心，然後其工業化浪潮向西歐擴散，把西歐國家捲入現代化浪潮。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以電力和鋼鐵爲標誌。它所推動的第二次產業革命推動了第二次現代化浪潮。年輕的美國搭上了這班現代化列車，一躍超過英國成爲最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以前兩次現代化浪潮都會將落伍的國家淪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三次現代化浪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方面繼續延續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產生了以電子信息爲代表的新科技革命。這次現代化浪潮影響之大和作用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亞洲，先是日本，緊接着是韓國、新加坡等國搭上了現代化的列車。與此同時，先行現代化的美國和西歐國家又在電子信息革命的推動下，現代化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 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和文化上長期落後，重要原因是幾次直接影響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產業革命沒有產生在中國，或者說中國幾次沒有搭上現代化的列車。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寫的《資本論》就將中國落後的生產力水平與英國作了比較：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機勞動的英國人一週的產品的價值與衹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週的產品的價值有着大得驚人的差別。當時是第一次產業革命以後的狀況，後來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中國也沒有趕上。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進一步落伍。因此，現代化衹能是存在於中國人的夢想中。 如今，在世界範圍內正迎來第三次工業革命。據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概念的里夫金(Jeremy Rifkin)描述，這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革命，同時產生低碳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場革命伴隨着新科技革命，必然催生新一次現代化浪潮。 順應現代化的新浪潮，中國需要搭上現代化的列車。不能因爲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先後經過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階段而亦步亦趨，走所謂的先完成工業化後再推進信息化的兩次現代化歷程。要搭上現代化的列車，就需要採用最新現代技術；不僅要利用第二次產業革命的信息化成果，還需要研發並採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技術。過去兩次現代化浪潮都與中國擦肩而過，這次決不能失之交臂。否則，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更談不上現代化了。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及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實際上與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一道進入了現代化的軌道。首先，所有現代化理論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先有社會制度的改革和創新，纔會有技術創新及相應的現代化進程。中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爲方向的改革實際上爲經濟起飛和現代化鋪就了“跑道”。其次，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經濟成就，“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在2010年時已達40.1萬億人民幣(5.88萬億美元)，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人均“GDP”35083元人民幣(5432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農業比重降到10.1％，工業比重達46.8％，已經從農業國變爲王業國；城市化率達到51.27％，進入城市化中期。與此同時，以人民生活水平衡量，不僅告別了溫飽階段，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部分地區還實現了全面小康，到2020年全國將達到全面小康社會水平。在此條件下，開啓現代化的進程是歷史的必然。 顯然，中國的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起點。在這個歷史起點上，中國的現代化已不是擺脫貧困問題，所要解決的是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階段後的發展問題。最爲突出的是以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在其《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原因在於，進入這一發展階段後，過去較長時間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出來，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因此，大部分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 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壓力，首先是發展模式問題，或者說是發展方式問題。低收入國家在成爲中等收入經濟體之初，往往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困擾——既無法在王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其次是收入差距達到“庫茲涅茨倒U型曲綫”(inverted U curve)的最高點。廣受關注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正是一項收入差距的指標，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是0.48。貧富兩極分化程度已經超過了美英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差距不完全是由於制度的原因，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及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有較大關係。再次是腐敗指數也達到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綫”的最高點。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時候，再加上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政府權力太大，腐敗的機會和數量都在擴大。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壓力，中國不能陷進去，必須要跨越過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徑是推進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涉及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但中國的現代化需要以經濟現代化作爲先導，然後漸次拓展。先解決人民的物質富裕，然後解決人民的精神富裕，從而使現代化的進程由經濟向政治、生態、社會多個維度延伸。這也符合馬克思當年的設想：衹有在生產力發展了，纔能給所有的人騰出時間，並創造出手段，個人在藝術、科學等方面達到發展。 建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理論毫無疑問需要借鑒已有的現代化理論，包括把發達國家達到的現代化水平作爲參照系，把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作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發展中國家啓動現代化時，先行現代化國家與之並存。这就給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供了後發優勢。正如庫茲涅茨所分析的，在現代增長階段，創新的知識和技術可以在世界範圍進行全面傳播。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日益受到別國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影響。較晚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國家，可以選擇和利用的世界知識和技術存量豐富，因而有可能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其現代化所需的時間也不需要先行現代化國家當年那麽長。關鍵是後起國家要具備相應的學習和利用世界創新的知識和技術的機制。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參與全球化經濟是最爲重要的。 二、追趕目標：發展能力 現代化的追趕目標不僅涉及追趕對象，還需要明確追趕的指標，由此可找到與之的差距，從而明確現代化的目標。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建成小康社會的起點上提出來的，其追趕發達國家現代化目標就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參照系的選擇應該分階段，基本實現現代化是追趕中等發達國家(如韓國)，全面實現現代化則是追趕發達國家(如美國)。二是被追趕國家所達到的現代化水平，涉及科學技術、經濟結構、人口素質等方面的水平。這個水平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例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在1987年提出的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以中等發達國家作爲追趕目標。由於發達國家經濟也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目標和參照系祗能是動態的，因此，中國現代化的追趕目標既不能定格在1987年的中等發達國家所達到的現代化水平，也不能定格在這些國家當年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時的水平，應該是以這些國家現代化的最新水平作爲參照系。經典的現代化理論曾經把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爲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標誌。中國的這一發展水平基本上在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階段就可完成。現代化應該有更高的參照系。其發展的內容，不僅涉及工業化、城市化，還涉及信息化和綠色化。 長期以來，人們對現代化水平的評價往往偏愛數量指標，尤其是人均“GNP”指標。不可否認，人均“GDP”大致反映一國的經濟增長水平和能力。世界銀行以國民人均年收入爲主要標準，把不同國家劃分爲4類：高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根據2013年7月的核定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達12616美元屬於高收入國家；低於1035美元爲低收入國家；4085美元則爲中上和中下收入國家的分界綫。而高收入國家一般被認爲是現代化國家。目前，全世界範圍內有近50個高收入國家。中國2013年爲6767美元，處於中上等收入國家下限。中國在人均“GDP”上的追趕目標可以分兩個階段：先是基本實現現代化，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韓國爲追趕目標。其2013年的人均“GDP”爲2.5萬美元，相當於中國當時的4倍。在基本實現現代化後，中國則要以美國、德國爲追趕目標，前者2013年的人均“GDP”達5.1萬美元，後者達4.4萬美元。 但是，人均“GNP”或人均“GDP”指標在衡量經濟增長時存在着功能性缺陷：第一，它不能反映生產成果的結構，因而不能反映人民群眾對多方面需要的滿足程度；第二，它不能反映爲取得這些成果所付出的代價，包括人力、物力及各種各樣“犧牲”的代價；第三，它不能反映增長成果的分配，哪些人在增長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程度。 增長不等於發展。經濟學家不衹是關注增長指標，更爲關注與能力相關的發展目標。庫茲涅茨所謂的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經濟發達國家的指標大致有：人均產值的持續穩定增長；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產業結構的變化；受制於分配的各種收入的提高幾乎與國民總產值的提高並駕齊驅，收入差距趨向縮小的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總收入中消費支出快於儲蓄的增長，消費結構沿着教育和較高生活標準所要求的其他消費項目的方面發生變化。 這樣，從提高發展能力角度確定的現代化目標就涉及以下四個方面的現代化： 首先是生活質量現代化。現代化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培育消費力。人民群眾消費水平達到現代水平是現代化的標誌。爲了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並且日益增長的需要，就要求由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絕對充裕。充裕既包括使用價值的量，也包括使用價值的多樣性，這又決定作爲生產者的人的現代化水平，決定人的全面發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的人類發展指數，從健康長壽、教育水平、體面生活三大維度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據2011年世界銀行資料，人類發展指數的整體數值，美國爲0.936，與澳大利亞並列第二；韓國爲0.907，在世界上排名第12位，僅次於日本和加拿大，均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之列。中國爲0.695，世界排名第89位；而現代化水平較高的中國蘇南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爲0.813，恰好爲“極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下限，與世界排名第43位經濟體的水平相當。 其次是產業結構現代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是經濟結構劇烈變革的過程，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克服城鄉二元結構。目前中國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板，農村還是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根據“木桶原理”，現代化的整體水平最終是由“短板”決定的。在歷史進程中，工業化可能會丟棄“三農”，而現代化就不能丟棄“三農”。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克服二元結構，包括城鄉二元結構、工農業二元結構，使農業和農村進入一元的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則需要從根本上克服農業的弱勢狀態，改變農村的落後狀態，提高農民的發展水平。二是三次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隨着現代化國家先後進入高額群眾消費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三次產業中服務業比重明顯提高，中等收入國家普遍達到50％，高收入國家則達到70％的水平。例如，韓國達到58％，中國的服務業衹有43％。這意味着，中國的服務業需要有大的發展。三是製造業的現代化。雖然中國的製造業中大部分產品居世界第一，但現代部門產品並不都佔優勢。例如，美國是在飛機製造、特種工業材料、醫療設備、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佔據更大份額，中國是在紡織、服裝、化工、家用電器等較低的製造業科技領域享有領先地位。這意味着，現代化過程在中國將是現代部門快速增長並成爲主導和支柱產業的過程。 再次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有兩個層次：一是科學技術本身的現代化，二是生產和服務領域掌握現代科學技術。這是現代化的基礎和推動力。庫茲涅茨在描述現代經濟增長特徵時特別關注科技創新：“知識和技術的創新是任何重大經濟增長的前提。但是在現代的經濟增長中，這種創新的頻率顯然快得多了，並且爲速度更高的總體增長提供了基礎。”②在創新的時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技術進步，更不是採用在發達國家已經過時的技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先行國家創新的現代科學技術，其現代化的一個必要途徑是分享和利用國際最新科學技術。正如庫茲涅茨所說：“某個特定國家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參與，是一個學習和直接利用國際性技術和社會知識的問題。”③就像現在發達國家進入了以信息技術和產業爲代表的新經濟階段，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就應直接瞄準國際最新技術，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跨越式發展。從現代化角度界定的科技進步，突出的是科學的應用，高科技的產業化。跟蹤世界高科技發展和高科技產業化已經成爲科學技術現代化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中國正在實施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以科技創新來驅動現代化：一是以科技創新來節省物質資源的投入；二是依靠創新技術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三是依靠科技創新來建設低碳生活、生產方式，從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現代社會。 最後是社會發展水平現代化。現代化不衹是體現在經濟現代化，同時也要在社會發展方面體現出來。中國確定的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標準中就有兩個社會發展指標：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教育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從社會現代化角度，與參照系國家進行比較，中國還有明顯的差距：一是城市化率，美國已達82％，韓國達83％，中國纔達52％；二是人均預期壽命，美國達78.64歲，韓國達80.87歲，中國爲73.49歲；三是每千人擁有醫生數，美國爲2.7人，韓國爲1.7人，中國爲1.8人；四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美國爲82％，韓國爲96％，中國爲30％；五是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美國爲2.79％，韓國爲3.70％，中國爲1.70％；六是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國4.1噸/萬美元，韓國4.8噸/萬美元，中國8.0噸/萬美元；七是基礎設施，以高速公路里程爲例，美國達92000公里，韓國達3215公里，中國爲96000公里，儘管中國已超過美國，但按國土面積和人口數平均，差距仍然很大。隨着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社會發展將越來越成爲現代化建設的重點。 現代化的目標是動態的。由於發達國家的經濟也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以某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作爲現代化的參照系，其參照系也應是動態的，現代化目標必須是分階段的；因此，現代化更爲重視其過程意義上的規定，即將“化”看作是過程。 三、“現代化”的中國特色 現代化是當代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目標，但各個國家搞現代化的進程是參差不齊的。成功地進行現代化的社會，具有許多相同的特徵。這意味着，探求那些使得現代化成爲可能的共同條件是大有益處的。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有必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走先行現代化的國家所經過的基本路綫。中國的現代化作爲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折射出現代化的諸多共性，反映了現代化過程中的一般性規律。但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和文化，各自的現代化道路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國作爲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尊重現代化的一般性規律，重視從其他國家現代化的成敗得失中總結經驗，但是，作爲一個發展階段、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文化背景迥異於西方的國家，現代化歷程不可能是西方現代化的“翻版”，必然滲透着本民族的張力和“中國特色”。 (一) “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要求 中國的“現代化”，既要體現世界現代化發展的一般特徵，更要突出社會主義特徵。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有特定的社會主義要求。 根據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的觀點，發達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容納不了自身生產力的物質基礎之上的；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是高於資本主義條件下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但在現實中，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都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而且在空間上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迄今爲止，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達到現代化水平。現在中國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可能已經大大超過馬克思當年所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已經建立起來，原因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依赖其科技進步，不斷地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其生產力由此達到了更高的水平。在這樣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應該以現階段發達國家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作爲先進社會生產力的參照系。先進社會生產力每一時期有其新的內容，產業水平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綜合反映。一百多年前講先進社會生產力是機器大工業，現在是以信息產業爲代表的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和綠色產業。在此背景下，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了明確的參照系，即發展體現科技最新發展的先進產業。 社會主義突出社會公平與正義，這個要求理應體現在現代化的進程中。 先行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出現了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問題。這被稱爲現代化的社會代價。庫茲涅茨在《現代經濟增長》一文中指出了某些表現：城市化造成的生活條件的變化，顯然包含有各種各樣的損失和收益；從鄉村遷往城市，要承受巨大的損失；學習新的技能並失去過去所掌握技能的價值，是一種浪費；結構調整會使農民、小生產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位下降；現代化會導致利益結構的調整，一些群體過去存在的相對地位如果持續地處於動盪中，便孕育着衝突；等等。因此，所有的推進現代化的國家都會面臨着防止和克服現代化的摩擦和衝突的任務。基於這些，庫茲涅茨又指出：“既然爲了現代經濟增長不得不把由於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迅速變化而不但產生的衝突在萌芽狀態中加以解決，那麽，現代的經濟增長便可以說是有控制的革命過程。”④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積彙的規律就是，一極是財富的積彙，一極是貧困的積彙。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規律。 面對這種狀況，不少發展經濟學家提出了發展是否值得的疑慮。收入差距過小，平均主義的分配會犧牲效率，延緩經濟增長。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會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最終也是犧牲效率。因爲個人的滿足並不僅僅取決於絕對收入，同時也取決於他與其他人收入的相對水平。持續不等的收入增長率會引起社會的緊張，經濟的增長會受到處於相對貧困地位的集團和階層的抵觸。要特別注意，在人均“GDP”處於低水平時，如果收入差距過大，最低收入組的收入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社會衝突，從而成爲現代化的障礙。 1987年，鄧小平部署中國現代化建設發展戰略所明確的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標準，不僅要求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還要求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富裕，無疑包括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除此以外，還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居民家庭財產明顯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隨之增加。二是居民享有的公共財富明顯增加，特別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居民消費水平明顯提高，這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現。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發動經濟增長時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發展的動力。現在推進現代化，就要明確提出縮小收入差距的要求，由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大多數人富裕起來。人民群眾在每個發展階段都要能夠分享發展的成果。尤其是農民，享受城市文明的程度就成爲現代化的重要評價指標。爲了實現共同富裕，要關注城鄉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關注達到中等收入的人口比重，關注社會保障普及率，避免平均數掩蓋的收入差距。 社會主義現代化體現以人爲本，更加突出發揮社會每個成員的潛能，更加突出每個人都能獲得全面的發展。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就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指的是人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道德素質達到現代化水平。人是現代化的主體，現代化最終是由人來推動的；如果人的素質沒有達到現代水平，也就不可能有現代化。 人的現代化對經濟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首先是人的觀念與現代技術的關係。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K.G.Myrdal，1898-1987)提出了人的“現代化的思想”問題。他說：“測驗一個國家的先進程度，就看它利用現代技術到什麽程度。現代技術不是得到和使用一種工具問題。現代技術跟隨現代思想而出現。你不能以古代的思想去掌握現代工具。”⑤其次是人的道德素質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市場經濟以追求個人利益爲基礎，但不意味着所有的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都是在人們追求自身利益中達到的。許多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應該成爲人們主動追求的目標，這就與人們的道德素質和文明程度相關。遵守共同的道德準則，有共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這是現代人的基本素質。 一般說來，人的道德素質與人的受教育程度相關。正如發展經濟學家森德魯姆所說：“現代經濟行爲的擴散和人吸收現代技術的能力，並以教育、社會基礎和制度爲基礎。根據這個觀點，一個社會，它的成員的教育程度較高，它提供的基礎結構較大，它的經濟制度較好，能鼓勵現代技術的學習與運用，它纔能認爲是較發達的社會。”⑥顯然，發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動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必要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不僅需要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存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用於創造科學、藝術等活動，也需要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造就全面發展的人，還需要發展支援人的全面發展的文化、教育和科學。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充分重視社會發展，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二)現代化進程的中國特色 對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啟動現代化建設伊始，鄧小平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進程，突出表現在包括相互銜接的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和基本實現現代化兩個階段。 中共十五大對鄧小平1987年提出的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進一步細化，提出了21世紀的“新三步走”戰略，即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黨一百周年(2021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建國一百周年(2049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十八大進一步重申了這“兩個一百年”的發展目標。 全面小康與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互相聯繫、前後銜接、由低到高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全面小康社會，上承溫飽社會，下啟基本實現現代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一個人民豐衣足食、生活較爲富裕的歷史時期。全面小康是初步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基本現代化是中度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第二個階段。 中國現在全面小康社會即將建成，部分地區已率先達到全面小康社會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進程正在開啓。在此背景下，需要在與全面小康社會比較中明確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 基本現代化，不是簡單的延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要求；相對于全面小康社會，現代化不是數量上的簡單擴大，而是質的飛躍和提升。 “全面小康社會”有着中國特色，“現代化”不僅有中國特色還有國際標準。基本現代化，是在全面小康基礎上提出的更新更高更強的奮鬥目標，是一次新提升和新跨越。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基本現代化，它是實現基本現代化的基礎。 全面小康滿足人民的經濟要求，基本現代化突出滿足人民的幸福感。人民的幸福感不僅僅要看收入，還有文化、精神、健康等多方面的需求。這些需求，需要在實現現代化階段滿足。尤其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人的現代化要求的實現在全面小康階段不可能成爲重點，而在基本現代化階段越來越成爲重點。 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着重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在經濟上達到全面小康水平的同時也伴有收入差距擴大和環境生態遭到破壞等負面效應，由此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基本實現現代化，就是要針對這些負面效應進行重點突破，以公平性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因此，與全面小康相比，基本現代化不僅僅表現爲經濟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而是要更加強調“以人爲本”和人民的幸福，更加強調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更加強調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社會文明的全面協調。 比較現代化與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指標體系，可以發現，由小康社會建設轉向現代化，有些是小康指標的延伸和擴大，如人均“GDP”、人均收入；有些是質的改變，如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轉變、環境質量要求等；有些則是小康社會沒有提出而在現代化階段則要提出的要求，如人的現代化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小康社會建設和現代化作出階段區分是必要的。所謂現代化的國際標準，大致的核心指標涉及：人均“GDP”接近2萬美元、高科技化、克服城鄉二元結構、普及高等教育、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態環境等。在這裏，雖然基本實現現代化仍然有人均“GDP”水平的要求，但已不是根本性的衡量指標。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來說，無論是哪些現代化指標，都要以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爲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首先，中國特色的經濟現代化，需要“四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發達國家走過的現代化歷程，往往伴有現代病：兩極分化，城市擁擠，農村凋敝，環境污染，等等。作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一開始就要防止和克服這些現代病，其主要方式就是注意“四化”的同步發展。以工業化來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以城鎮化來克服城市病，以農業現代化來繁榮農村。同時，這“四化”又相互促進，如信息化與工業化相互融合，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互促進，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相互配合，可以大大降低現代化的成本，縮短現代化的進程。其路徑包括，用工業化理念來謀劃現代農業發展，促進工業與農業的產業對接；堅持用新型城鎮化來消解二元體制張力，促進城鄉協調融合發展；堅持利用信息化成果，改造傳統產業。 其次，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要走文明發展道路。先行現代化國家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推進工業化時，地球上有很大一部分還處於傳統農業社會，是其附屬國或殖民地，先行國家可以無所顧忌、無障礙地掠奪國外資源來支援其粗放方式的工業化。而現在，發展中國家作爲後起的國家已經沒有先行國家當時那種資源環境，不僅是物質資源的供給嚴重不足，環境資源的供給也受到嚴厲的約束。作爲後發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不能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浪費和掠奪資源的現代化道路，必須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是老百姓能夠切身感受到的現代化水平。中國在發展初期採取過掠奪性增長方式，雖然在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中已經注意到可持續發展問題，但長期的過度開發所遺留的環境和生態破壞問題必須在推進現代化階段解決。其基本要求是，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在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的基礎上，推進生態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需要解決好可持續發展問題。衹有在資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環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勞動者的閑暇時間增加的基礎上實現的增長纔是有價值的。由此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尋求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既滿足當代人的福利又不損害子孫後代福利的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需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最爲突出的是改變傳統的片面追求產值、偏重工業偏廢農業的發展模式，改變在20世紀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爲極大地提高生活水平的以礦物燃料爲基礎、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經濟的西方工業模式。 最後，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需要全面協調。現代化涉及方方面面。根據不平衡發展的原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不可避免會產生某個(某些)方面的建設超前、某個(某些)方面相對滯後的狀況，一般都是經濟建設快於其他方面。在達到全面小康社會水平後推進現代化，就需要針對這些“短板”進行重點建設，實現各個方面建設的相互協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同時也是現代化建設的總體佈局。既然是五位一體，就意味着這五大建設必須全面推進。 (四)現代化動力的中國特色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的快速增長的動力可以概括爲：供給推動加國際市場需求。 供給推動本身也是有中國特色的。一是農業大國的剩餘勞動力轉移推動了低成本的工業化；二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所產生的人口紅利支持了高儲蓄高投資；三是土地和環境資源的寬鬆和低價供給也造成了增長的低成本。現在，這些要素的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明顯減弱：一是農業剩餘勞動力供給進入“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見“圖1”)，表現爲城市化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減緩，“民工荒”顯現；二是人口紅利隨着人口老齡化而趨向消失；三是能源、資源、可建設用地的瓶頸約束日益突出，特別是伴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對健康要求的提高，發展項目的生態和環境約束也更爲嚴格。這意味着，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正在失去，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不可能再指望供給推動，需要轉向需求拉動。這不僅反映中國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要求，也是經濟發展轉向現代化階段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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