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与白居易《长恨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恨歌论文,台北论文,白居易论文,故宫博物院论文,明皇幸蜀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6－0040－07
一、前言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描绘人马行走于崇山峻岭间的青绿山水画（图1，绢本，本幅55.9×81厘米，全幅103厘米），画上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客人各结束，行李自周详。总为名和利，那辞劳与忙。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石渠宝笈三编》（序于1816年）著录此图藏于避暑山庄，题为“宋人关山行旅图”①。
诚如乾隆皇帝所云，这幅作品的画者的确是“年陈失姓氏”。画上最早的收藏印鉴，为画面左右上角钤盖的“濠梁胡氏”、“相府图书”二印，乃明初宰相胡惟庸（？—1380）之印。其后经收藏家项元汴之兄项笃寿（1521—1568）、清初耿昭忠（1640—1686）、耿嘉作父子等人之手，继而进入清宫②。
自195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已经对于这幅作品的风格、笔法、题目、画意、断代等等问题，作过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虽然确切的画家和年代尚无定论，但是一般的共识为：此画为宋代摹本的“明皇幸蜀图”，描绘唐朝“安史之乱”时，玄宗皇帝离京幸蜀的场面③。
令人不解的是：“安史之乱”是唐代国祚盛衰的转折点，“明皇幸蜀”又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何以画家不直接标示画题，使得后人莫测其高深？是否其中另有隐情？
以“安史之乱”为主题的绘画，除了“明皇幸蜀”的情节，在日本，还有描绘白居易（772—846）《长恨歌》的众多作品。《长恨歌》自平安时代（794—1192）流传日本，对于日本文学深具影响力，《源氏物语》即为首要的例子。绘画方面，则有长恨歌屏风和绘卷，目前存世的作品年代可上溯至桃山时代（1573—1603）。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长恨歌》主题绘画更加兴盛，一直到20世纪，“长恨歌”仍然为日本画家喜爱的题材④。
反观中国，据笔者检索，以及查询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编《历代著录画目》⑤，虽然有以唐明皇和杨贵妃为题材，表现“明皇夜游”、“贵妃出浴”的作品，却不见标题为“长恨歌”的画作，其中原因颇值得探讨。即如学者以“明皇幸蜀图”还原“宋人关山行旅图”，“明皇幸蜀图”是否可能原本即“长恨歌图”的一部分？本文拟从肇始著录有“明皇幸蜀图”的宋代史料，以及考察宋人对于《长恨歌》的评价入手，尝试解答以上诸问题。
二、宋代史料中的“明皇幸蜀图”及其时代特征
记录北宋内府绘画藏品的《宣和画谱》中，并无题为《明皇幸蜀图》的作品，然而在宗室及文人的家藏里，流传有唐代李思训画的“明皇幸蜀图”，米芾曾经见过摹本⑥。李思训在世时，尚未发生“安史之乱”，不可能画“明皇幸蜀图”。据叶梦得（1077—1148）《避暑录话》，徽宗时由于“明皇幸蜀”的画题有影射皇帝之嫌，因而不敢进献：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⑦
以“摘瓜图”为线索，在《宣和画谱》中有三本：画家分别为展子虔（卷1）、李公麟“摹唐李昭道摘瓜图”（卷7），以及李昭道（卷10）。李昭道为李思训之子，“父子俱以画齐名，官至中书舍人，时人以‘小李将军’称，智思笔力，视思训为未及，然亦翩翩佳公子也”⑧。《宣和画谱》对李昭道“摘瓜图”主题的叙述为：“武后时残虐宗支，为宗子者亦皆惴恐，不获安处。故雍王贤作《黄台瓜辞》以自况，冀其感悟，而昭道有‘摘瓜图’著戒，不为无补尔。”
章怀太子李贤作《黄台瓜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⑨ 意谓武则天一再残杀宗室诸子，子孙恐将断绝。
既然“摘瓜图”的主旨与武则天有关，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摘瓜图”画的必然不是与之相近的内容，除非画家之名有误。而李公麟临摹的李昭道画作，如果即是内府所藏，则也不会牵涉到“明皇幸蜀”。叶梦得所说的，以“摘瓜图”取代“明皇幸蜀图”画题的做法，获得后人及学者采信⑩。佐证之一，是苏轼（1037—1101）的两则题跋。
《书李将军三鬃马图》：
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起三鬃，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不知三鬃谓何？后见岑嘉州诗，有《卫节度赤骠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鬃其饰也。(11)
《跋摘瓜图》：
元稹《望云骓歌》云：“明皇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驴来幸蜀。”信如稹言，岂有此权奇蹀躞与嫔御摘瓜山谷间如思训之图乎？然禄山之乱，崔图在蜀，储设甚备，骑驴当时虚语耳。(12)
如果依照苏轼的题跋，在其存世的徽宗朝之前，“明皇幸蜀图”已经以其别名“摘瓜图”流行。既然如此，徽宗内府大可以用“摘瓜图”的画名收藏“明皇幸蜀图”，那么，就会造成一题（“摘瓜图”）二图，又一图（“明皇幸蜀图”）二题的混淆。
经笔者考察，苏轼的这两则题跋应该是后人所言，恐非出于苏轼。今本苏轼文集中的题跋多为明人搜集而得，例如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康丕扬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便收录苏轼题跋(13)。明代毛晋（1599—1659）也编有《东坡题跋》，这两则有关“明皇摘瓜图”的题跋，见于毛晋编《东坡题跋》卷5。
至于这两则讹托东坡的题跋，《书李将军三鬃马图》一则早见于胡仔（1110—1170）编《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所说的《东坡笔记》(14)，文字内容如出一辙。《复斋漫录》的作者不详，一说此书即南宋绍兴年间吴曾《能改斋漫录》。《跋摘瓜图》一则，出于前引叶梦得《避暑录话》“或讳之为‘摘瓜图’”后，叶梦得云：“而议者疑，元稹《望云骓歌》有骑骡幸蜀之语，谓仓卒不应仪物犹若是盛，遂欲以为非幸蜀时事者，终不能改也。”讹托的东坡题跋，正是以“崔图在蜀”(15) 解释“议者”的疑问。
徽宗朝究竟是否有“明皇幸蜀图”？蔡京之子蔡绦的回忆，可知的确有题为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而且由徽宗赐予蔡京：
时因又赐阁下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觐会同，得观其容仪而知其休咎，则是举也厥有兆矣。(16)
蔡绦认为：“明皇幸蜀图”描绘玄宗仓皇避难，而后徽宗被金人北掳，宛如不祥征兆。当时被贬谪白州（广西博白）的蔡绦，于是有“邈在炎陬而北望黄云，书此疾首”的痛语。
因此，以“摘瓜图”取代“明皇幸蜀图”，应该是叶梦得以及《复斋漫录》假东坡之名的说法，产生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从历代画目著录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广为接受，而且多沿用所谓东坡题跋，例如元代汤垕《古今画鉴》有宋徽宗摹李昭道“摘瓜图”，叙述便全自前述东坡《书李将军三鬃马图》。
关于“摘瓜图”的题咏不多，宋代未见，金代元好问（1190—1257）(17) 及元人张昱（1289—1371）(18) 的题画诗，主题是李贤的《黄台瓜辞》。南宋董逌《广川画跋》记录丁谓（966—1037）的收藏“摘瓜图”，实则是“留瓜图”，和《黄台瓜辞》及《明皇幸蜀》无关(19)。
在北宋有所避忌的不祥主题《明皇幸蜀》，到了南宋的政治现实情境，成了昭然的历史教训。图绘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画作，除了延续过去的“按乐”、“夜游”、“醉归”等帝妃行乐的题材，“明皇幸蜀”也深具鉴戒作用，甚至以“幸蜀”作为玄宗的代表形象。周煇（1127—约1200）《清波杂志》记其舅氏张必用家藏唐代诸帝全身小像，其中的玄宗便为“幅巾跨马，左右侍卫单寡，有崎岖涂路之状”(20)。
南宋朱翌（1097—1167）、李纲（1085—1140）、曹勋（1098—1174）、陆游（1125—1210）、刘克庄（1187—1269）等人，都有“明皇幸蜀”画作的题诗，借古讽今。例如李纲的《题伯时明皇蜀道图》，便感叹：“九重徼卫复谁勤？万里难危真自取。至尊狼狈尚如此，叹息苍生困豺虎。千秋万岁不胜悲，玉辇金舆尽黄土。空令画手思入神，一写丹青戒今古。”(21)
“明皇幸蜀”的图绘在北宋及南宋的观感反应不同，从“隐题”的情况推测，作为摹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其原作或许即在北宋末年绘制，故而失去画题。
三、白居易《长恨歌》的宋代评价
从“明皇幸蜀图”的内容观察，画家着重描绘蜀道之艰险。画面右上角，是直插入天的峭立岩壁，头戴帷帽的女子们骑马鱼贯穿行于山路。驮负行李的骆驼和腰系弓箭的士卒为女子们前导。画面右下方，身着红袍，骑三鬃马的唐玄宗正要过桥，逼仄的桥面和湍急的流水使得御马踌躇不前。沿着山路看去，一群挑夫卸下背囊，有的坐下歇息，马儿也稍喘口气，卧地打滚。再往前去，牵着骆驼和骑马的队伍正蹒跚登高。画面左上部，云雾缭绕的山峰腰间，行旅的人马从悬空突出的栈道逆向而来，暗示双方将会相逢迂回曲折的狭路，难以开交。
白居易《长恨歌》叙述“明皇幸蜀”的场景：“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表现了“云栈萦纡登剑阁”的情形，但是很难肯定此图即“长恨歌图”的一部分。因为在“明皇幸蜀图”可能绘制的时代，即11至12世纪的宋朝，白居易的诗歌虽有好评，《长恨歌》却受到多方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于几个论点：
（一）《长恨歌》用事失据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22) 宋人诗话中经常可见对于前人诗歌内容的实情考察。欧阳修《六一诗话》谈到张继《枫桥夜泊》诗“夜半钟声到客船”，指出“三更不是打钟时”，认为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对于《长恨歌》的评论也是基于同样的态度，明皇幸蜀未到峨嵋山，白居易诗显然不符史事，类似的观点还见于范温《潜溪诗眼》和沈括《梦溪笔谈》卷23，可知具有共识。
（二）《长恨歌》秽亵浅陋
张戒《岁寒堂诗话》：“《长恨歌》，虽播于乐府，人人称诵，然其实乃乐天少作，虽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又云：“《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23)
周紫芝《竹坡诗话》：“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24)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白居易曰：‘六军不发将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拙蠢，殆已失臣下事君之礼也。”(25)
早在晚唐杜牧（803—852）为李飞（又名李戡）作的墓志铭中，已经不满白居易诗，谓：“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26) 杜牧的讥评，涉及元稹（779—831）、白居易和张祜的恩怨，此不赘言(27)。黄滔（？—911）后来辩驳道：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於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28)
黄滔的意见似乎不被宋人采纳，尤其针对《长恨歌》，和杜牧持相同看法者比比皆是。
（三）《长恨歌》无规鉴大义
洪迈《容斋随笔》：“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它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29)
张邦基《墨庄漫录》也对比《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肯定《连昌宫词》的规鉴意义大于《长恨歌》：“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30)
宋人对于白居易《长恨歌》的负面评价必然影响画家绘制《长恨歌图》的意愿，尤其是第三项批判，认为《长恨歌》缺乏规鉴大义，更是不能符合宋人对于绘画功能的要求。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古代绘画几乎不见《长恨歌图》，“明皇幸蜀图”画的是历史事件，而非《长恨歌》诗意。
四、结语：兼论《长恨歌》图绘之中日比较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在宋代刻意“隐题”的历史背景下失去原有画题，以致后人只能根据画面标为“关山行旅”。所谓以“摘瓜图”取代“明皇幸蜀图”的说法，产生于两宋之际，但非苏轼首先提出，而且影响范围不广。现存的“明皇幸蜀图”画面，都未见宫女摘瓜的景象；“摘瓜图”的题画诗题咏的也不是“明皇幸蜀”故事。
将“宋人关山行旅图”寻出“明皇幸蜀”画意，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为坐标，学者研究了日本大和文华馆藏的“明皇幸蜀图”（图2，绢本着色，51×37.8厘米），发现其画面犹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左半部，推测年代尚无定论(31)。
此外，原本题为“骑马人物行旅图”的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品（图3，绢本着色，82.8×113.6厘米），也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研究影响，认为画的是《长恨歌》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的场景，故而更名为“明皇幸蜀图”（Emperor Hsüan-tsung's Flight to Shu）(32)。大都会本“明皇幸蜀图”大约绘制于12世纪中，而且可能是屏风画的一部分(33)，可见宋代并非全无“长恨歌图”，不过可能作品稀少，流传罕见。
前文提到日本制作“长恨歌图”的风气盛于中国，福田訓子女士对室町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大量的玄宗和杨妃主题绘画做过详尽的调查(34)。借用福田女士的调查结果，得知“明皇幸蜀图”画题的作品不见于日本，五山文学集成《翰林五凤集》里“明皇幸蜀图”的题画诗可能题咏的是中国绘画。而“明皇摘瓜图”的题咏也见于《翰林五凤集》，狩野一渓（1599—1662）作于1623年的《后素集》对《摘瓜图》的叙述是明皇于园圃摘瓜，与幸蜀主题无关。中日对于“明皇幸蜀图”及《长恨歌》的理解和接受之差异可见一斑。
究其根本原因，笔者以为是日本不像中国强调绘画的规鉴功能，虽然在室町时代信西入道（1106—1159）在《长恨歌绘》中表达了对后白河法皇的讽谏之意，毕竟属少数(35)。于是，在中国背负败坏朝纲罪名的明皇与杨妃恋情，东传至日本，以《长恨歌》为底稿，被描绘得唯美浪漫。
附图
图1 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明皇幸蜀图（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图3 明皇幸蜀图（局部，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
收稿日期：2011—04—13
注释：
① 英和等编：《石渠宝笈三编》，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5页；“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故宫书画图录（一）》，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7年，第39—40页。
② 陈阶晋：《唐人明皇幸蜀图轴》，《故宫书画精华特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第50—51页；陈韵如：《〈明皇幸蜀图〉画意与风格的思考》，《故宫文物月刊》273期（2005年12月），第30—39页；林柏亭主编：《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年，第147—151页。
③ 最早开始针对此图展开研究的是李霖灿先生及庄申先生，见李霖灿：《宋人关山行旅图》，《大陆杂志》6卷3期（1953年），第18—19页；庄申：《明皇幸蜀图考》，《中国画史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第217—230页。此后李霖灿先生又作《明皇幸蜀图后记》、《明皇幸蜀图的新研究》等专文多篇，收录于李霖灿：《中国名画研究》上，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其他中外相关研究详参李如珊：《台北故宫本〈明皇幸蜀图〉研究》，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7月。
④ ［日］福田訓子：《玄宗·楊貴妃画題の受容と新展開—室町末から江戸初期を中心に》，［日］仲町啟子編：《「仕女図」から「唐美人図」へ》，東京：實践女子学園，2009年，第90—119页；［日］板倉聖哲：《狩野山雪が描ぃた「長恨歌図」——異端から古典へ》，《UP》35（2006年6月），第6—12页；李思洁：《桥本关雪〈长恨歌〉研究》，中坜：“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1月。
⑤ ［美］福开森编：《历代著录画目》，台北：中华书局，1983年。
⑥ 米芾《画史》：“苏澥浩然处见寿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图，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训本，与宗室仲忽本不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页。
⑦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5页。
⑧ 《宣和画谱》卷10，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页。
⑨ 欧阳修、宋祁等：《新校本新唐书》卷82，台北：鼎文出版社，1973年，第3618页。
⑩ ［日］古原宏伸：《唐人「明皇幸蜀圖」》，《奈良大學紀要》23号（1995年3月），第161—182页。
(11)(1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70，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210，2218页。
(13) 《跋摘瓜图》，见《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50，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册20，明万历刻本，第7—8页。
(1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26《后集》，台北：长安出版社，1978年，第194页。
(15) “崔图”当为“崔圆”（705—768），安史之乱时任剑南节度使，《旧唐书》卷108、《新唐书》卷140有传。又参李华：《淮南节度使尚书左仆射崔公颂德碑铭并序》，李昉等奉敕编：《文苑英华》卷869。
(16)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17) 元好问：《元遗山诗集笺注》卷13《摘瓜图二首樗轩家物》，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第668页。
(18) 张昱：《张光弼诗集》卷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四部丛刊续编》本，第9页。
(19) 董逌：《广川画跋》卷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留瓜图”的典故，据董逌云：“昔苏琼为清河守，赵隶送新瓜一双，琼受之，置于听事梁上。人有贡新果者，至门，知瓜犹在而竟去。”绘制“留瓜图”的目的，是“将疾贪墨掊剥之政，以着世戒”。
(20)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7《唐帝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5页。
(21) 《题伯时明皇蜀道图》，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上册，卷16，诗12，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97页。
(22)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23，香港：中华书局，1987年，第227页。
(23)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3页。
(24) 周紫芝：《竹坡诗话》，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页。
(25)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
(26) 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樊川文集》卷9，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四部丛刊正编》本，第2—3页。
(27) 参看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页。
(28) 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唐黄御史集》卷7，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四部丛刊正编》本，第4页。
(29) 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上册卷15《连昌宫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0页。
(30) 张邦基著，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6《元微之连昌宫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7页。
(31) 大和文华馆本“明皇幸蜀图”的年代有三种见解。一说稍晚于台北本，大约在12到13世纪之间，见李如珊：《台北故宫本〈明皇幸蜀图〉研究》。一说作于14至15世纪，见［日］竹浪遠：《「明皇幸蜀圖」（大和文華館本）の圖様匕描法にっぃて—故宫博物院本との比較な中心に—》，《大和文華》116号（2006年12月），第7—21页；《大和文華馆の中國·韓國繪畫》，奈良：大和文華館，2000年，第11页。一说作于17世纪，见［日］衛藤駿：《明皇幸蜀圖にっぃて》，《大和文華》49号（1968年），第13—26页。
(32) Wen C.Fong,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8th-14th Century(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c1992),pp.26—31.
(33) 李霖灿：《明皇幸蜀图的新研究》，《中国名画研究》上，第19—26页。
(34) ［日］福田訓子：《玄宗·楊貴妃画題の受容と新展開—室町末から江戸初期な中心に》。
(35) ［日］福田訓子：《玄宗·楊貴妃画題の受容と新展開—室町末から江戸初期な中心に》，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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