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稿日期：1996—09—20
摘要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进行过探索，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观的正确思想火花，这些火花构成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铺垫和前奏；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正确部分，并发展了其中正确但未被推行的部分，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顺利发展。本文从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实践形态、方法论四个方面对两人的社会主义观作一对比。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社会主义观 比较
所谓社会主义观主要是指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中的大部分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产生着重要影响；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理论体系，它指导着当今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作一比较，意在找出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并找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的、逻辑的继承性，从而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可从四个方面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作些分析。
一、理论形态
毛泽东一生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成功的，毛泽东自己也是满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不然，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十分满意[1]。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一直没有停止理论上的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理论。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充满了波折和矛盾，这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的实践过程充满挫折和失败相对应的。总的说来，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以社会公平为目的、以农民为主体、追求世界大同、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由于探索和试验的间断性而显得较为零散，其中包括“大跃进”理论、“人民公社”的理论、党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立共产主义大学校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中，毛泽东勾画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是：平均主义、半自给自足、消除三大差别、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农业化的社会主义。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途径集中地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即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尤其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实现这种社会主义。
1949—1956年间，毛泽东在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过程中是形成过正确判断的，如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原则等等，但是主观上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和客观上1956年前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巨变，使这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开端时得到的思想火花，没有燃烧起来。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日趋偏离正确思想，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迷误状态一直持续到他逝世为止。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即用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2]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改变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出发点上的偏差，由采用调整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改变为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可以说，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并把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而且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新的总结，指出了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归纳了社会主义本质：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贫富差别、达到共同富裕，这无疑比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设想更明确、更务实、并摆脱了农民气息和空想色彩，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上前进了一大步，小平同志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满足人民利益要求，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体系。
二、制度形态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对社会主义制度曾作过长期的试验，比如“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织“红卫兵”造反运动、让国家干部走“五七”道路下放劳动等，这些具体制度的试验理所当然地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预想与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影响有关，“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等试验可从毛泽东早年的“新村”实验中找到影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和努力方向其实是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构想的混和物。这种社会制度的重要特点是社会公平方面的平均主义色彩，毛泽东作为这种制度的设计者，始终把农民作为考虑的首要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毛泽东一贯重视农民，这种对农民的重视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工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城市成为建设的中心。工人、市民、知识分子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毛泽东对他们则不善分析，不很熟悉，却又不得不面对，因为他们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是中国推进工业化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这方面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较好地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始终保持着那种“依靠农民的思想意识”，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毛泽东一直要用其实是“农民性”的“人民性”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在向理想的农民社会主义靠近，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让农民同化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学生，让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下乡劳动要让他们更加理解农民，增强农民意识。在70年代全世界各国加紧“城市化”的同时，中国却在加紧推行城市的农村化、知识分子的农民化。
毛泽东所设想并实施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制度，被历史证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扭曲和误解，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中空想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个人的农民式的思想意识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状况与中国国情作出错误判断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违背毛泽东思想中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贯思想传统的。毛泽东在制度方面的社会主义试验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已经被证明不但对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益处而且有害。
邓小平从根本上终止了毛泽东一系列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验。这种转变在毛泽东晚年由于毛泽东对自己社会主义探索的醒悟本想提早进行，表现为让小平同志主持国家的全面整顿工作，但由于“左”倾势力的干扰和毛泽东本人的醒悟只是某些方面而不是他的整个“左”的思想，当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要触及他的社会主义观的实质时，整顿又不得不马上停止。
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制度观，集中地表现为在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鼓励人民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途径。但这种探索不是“瞎子摸象”，而是围绕三个层次的标准，第一层次是“四项基本原则”标准，第二层次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第三层次是“三不走”标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并强调共同富裕，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制度探索的节奏和速度上，强调“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但这种快是建立在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由于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强调开放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各种遗产都可以借鉴和吸收，这表现出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的胆识和魄力，也预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巨大包容性和无可限量的前途。
三、实践形态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实践形态分为两部分：以1956年为界，1949—1956年是实践的准备期。虽然是准备期，但探索可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毛泽东致力于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严格地说，这段还不属于社会主义探索之列，但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开始着手酝酿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正确地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虽然把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但这种判断是符合当时社会实情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国家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完成“一五”计划的各项目标，照此形势将过渡时期的方针政策执行下去，是有益于国家发展的。遗憾的是，短暂的过渡时期很快过去，全国很快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接下去的是一系列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运动。
1957年开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进入第二个时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挫折、失误、错误的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动机十分良好，但由于他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内形势的判断错误和日益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毛泽东的195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由一系列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所构成，虽然这期间党内正确的意见也曾偶尔被毛泽东接受，但很快又被翻转过来，错误的微小改正只是局部的插曲，并不构成主流。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形态呈现动态性、斗争性和群众性。他热衷于政治运动，把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看成是一种象战争一样可以节节胜利的过程。1957年他针对党内反冒进的意见就说过：“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情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3]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并把它从革命时期延伸至建设时期，用阶级斗争来推进社会发展，并进而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作法，显然陷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误区。毛泽东简单化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热情，认为热烈的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是正确的事业，而忽视了封建历史很长的中国群众的落后性、盲目性和狂热性。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实践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57年以前，他与老一辈革命家一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第二部分是1957—1978年，这一段是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实践受压制、受排挤、被扭曲的阶段。第三部分是1979年至逝世，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邓小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没有独特性。党在社会主义总方针方面是由毛泽东的思想观念支配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是从属于毛泽东的。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的一系列与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截然不同的做法，改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错误，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传统，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重新做出了回答，恢复并继续了1956年前后毛泽东及其它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探索性思考，改变了从生产关系入手而不是从生产力入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倾”做法，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并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不景气的情况下呈现出勃勃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实践，其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特色”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四、方法论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许多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有价值。尤其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并形成了一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方法论。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查研究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群众路线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方法论思想中，实事求是是核心。正是依靠这一点，毛泽东才能得到全党的认可，才能成为全党公认的代表正确路线的人，才能在遵义会议时走上党的最高领袖位置，并从此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当然毛泽东的方法论绝非仅是上面的归纳，还包括统一战线、自力更生等内容，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许多都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或没有充分论述的，可以说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但是这些毛泽东参与创造的正确的方法论思想，毛泽东本人却未能坚持下去，尤其到了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未能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传统，不再坚持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而是犯了主观主义、空想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没有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而是坚持一点论，无限夸大生产关系作用，夸大精神的作用；把“阶级分析”无限延伸和扩大，推到“扩大化”的极点；狭义地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盲目排斥外国能为我所用和值得学习的东西，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影响。
邓小平同志的方法论继承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恢复了毛泽东方法论思想中正确的部分，并把毛泽东方法论中许多理论上已提出但实践中未能推行的部分加以实践。邓小平同志在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为：彻底从中国国情出发，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阶段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坚持推进社会全面的发展；真正尊重人民群众在发展社会生产力过程中的创造性；辩证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增强自己结合起来。这样邓小平就不但从理论上继承了毛泽东的许多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设想，还在实践上实现了毛泽东提出但并未运用或虽然运用但严重走形扭曲的方法论。
总之，正是邓小平同志出色地理解并执行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方法论部分，使之发扬光大，并赋予了时代色彩，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来源。邓小平总结我国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论断，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注释：
[1]参见汪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3]转引自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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