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中的专家依赖：以转基因技术报道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为例论文,风险论文,专家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现代科技对生命、健康、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科技的潜在风险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话题。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民族国家社会风险管理的失败以及全球化的扩张带来的制度化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已经引发了普遍的风险意识。① 转基因技术的“技术性风险”在近年引起广泛的公众讨论。转基因技术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目的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以改造生物的技术的总称。由于转基因技术能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强植物营养价值与抗虫害能力等，被广泛运用于农业、食品工业以及医药行业。但是，对于生物基因的人工干预也带来担忧：转基因技术运用可能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与和谐，损害人体健康，也可能引起生态及环境灾难。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因食品安全问题在欧美国家兴起，在我国也已有数年之久。随着越来越多转基因作物获得种植许可并进入食品市场，近年来大众对它的恐慌也愈演愈烈。 由于探讨转基因话题有着较高的科学技术门槛，普通受众缺乏专业认知，因此权威机构以及专业人士对于技术本身及其危害的解释对公众理解至关重要。媒体作为公共话语平台，是思想控制与话语主体争夺的竞技场。②选择专家并引用其话语，是媒体争夺结构性影响力的重要策略之一。不同专家构建不同版本的“风险故事”，并展开对于科学技术的意见争夺。③例如，在转基因问题上，“挺转”与“反转”两大阵营涉及食品、环境、外贸等各方面的专家，意见争夺异常激烈。公众舆论可能受媒体影响，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如是否应该鼓励进口、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允许转基因食物进入市场等，都有赖公众的认同。因此，分析媒体如何选择与呈现专家意见，论证媒体在专家及其话语选择上是否全面、多元，符合科学，对于目前的转基因讨论有着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风险沟通中的专家角色 “专家”一般被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受过专业训练、从事专业性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人员，如工程师、医生、律师等。由于转基因话题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技术推广与运用的决策过程及其市场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转基因话题论争涉及三方面的专家：一是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与运用等领域的专业人员。二是制定与转基因技术相关的政策决策者，例如农业、环保部门的相关决策者。这些决策者虽然不一定从事转基因技术的专业研究，但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政策背景、国际争议以及政府决策等都扮演着权威阐释者的角色。三是一些相关的企业人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如环保NGO的工作人员。 关于转基因话题的探讨，实质上是政府、媒体、专家与公众之间就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进行沟通的过程。如前所述，转基因被认为是具有技术优势却蕴藏着健康与生态风险的技术。政府、媒体、专家在是否具有风险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而公众因专业知识的门槛对此也莫衷一是。因此风险沟通过程的实质是上述各方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事实与观点的探讨与协商，从而促进对转基因风险的认知与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1)关于转基因技术及其运用原理的科学理解；(2)转基因技术运用的国际与国家标准，以及标准制定遵循的逻辑；(3)风险的具体表现与是否存在解决的可能性等。 大多数风险沟通模式强调专业技术知识的作用，将它们作为关于风险的主要事实性来源或修辞权威来源。然而，这种“专门知识”(expertise)也被认为有可能忽视体验性的和叙事性的知识，而无法充分地考虑风险沟通的复杂性。④例如，专业观点和公众非专业观点之间出现日益加剧的差异与矛盾。⑤专家和公众常常对于风险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感知程度，⑥而这种差异往往妨碍公众理解复杂的技术性信息。⑦ 研究发现，科学家是科学技术报道主要的消息来源。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媒体几乎充当着科学家表达观点的领地，科学家更多的作为“建议者”而不是“批评者”就科学技术议题发言。⑧专家学者通过大众媒介对问题的定义、解释或有意忽略，都会在引导受众的过程中发挥作用。⑨相反意见的出现同样也依靠媒体的传播。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转基因番茄酱摆上了欧洲超市的货架，英国Rowett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资深科学家阿帕德·普斯泰(Arpad Pusztai)在电视上公开警告转基因技术会带来健康风险，成为欧洲舆论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转折点。 专家之间观点的差异也会对风险传播过程产生影响。作为意见领袖的专家，观点的争执与分裂经由媒体放大和扩散，会加深民众恐慌与对风险的想象。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专家之间的争辩会增加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与疑虑，并降低对官方发言人的信任。⑩反之，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风险产生恐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11) 在中国关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中，学者们发现，专家学者、论坛资深网友、论坛版主等在转基因技术的网络传播中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12)同时，国家技术官僚对科技的风险认知与态度，往往影响着科技政策重大走向，也进而关系着社会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思考。(13) 三、知识垄断与风险传播 专家通过媒体发言进行风险传播，便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公众对话题的理解，然而媒体也可能为专家利用，成为其攫取名利的工具。(14)布尔迪厄用“互搭梯子”来形容新闻场域与各专业学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与乞求邀请、善于表现的“明星学者”的“勾结”成就了一批“电视知识分子”、“快思手”(fast-thinker)、“媒介常客”。这些“明星学者”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将商业法则带入了本来应该独立自治的专业知识场域，造成对知识场域专业性与独立性的挑战。(15)同样，德布雷将那些热衷于在媒介亮相的知识分子称作“名流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获取名声和资本，他们的言论不是激发，而是限制了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表达。(16) 这种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17)导致了专家对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的垄断。在专业门槛高、知识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如生物科技领域，更是如此。媒体对单一消息来源的依赖，强调戏剧性、竞争、冲突和异常，导致公众对风险的扭曲认识。(18)学者们指出，科学家作为“带着任务的信源”，进入传播通道时可能并不仅仅是为普及科学而来，他们的任务和目的可能会更多地服务于科学社区的利益。(19)科学家因此被专家头衔异化。(20) 基于传统工业社会科学理性基础的科学传播模式，无助于解决公众的信任危机问题。(21)科学家与公众沟通不足、传播技巧的缺乏、驾驭新闻的能力不足等，造成专家主导模式在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偏差。(22)因此，学者们开始意识到风险传播以往偏重的“科技范式”，即强调专家知识及专业权威的局限性，呼吁风险传播的“民主范式”，即强调政府、专家与民众互动，民众参与风险决策的范式。(23) 四、研究问题与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媒介话语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24)从本质上体现社会权力的交织与消长。而媒体对于专家的选择则是这种权力交织的直接表征。例如，专家是否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不同的媒体倾向于采纳什么样的专家意见？专家的形象是如何建构的？这些问题的探讨能够勾勒专家与媒介在类似转基因议题等科技报道中相互倚重的程度，并揭示风险沟通的“科技范式”与“民主范式”之间存在的距离。 本文选择《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转基因技术报道中采用专家信源的情况进行分析。《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反映了国家立场；《科技日报》是报道科技领域前沿问题的专业报纸，具有较高专业权威，因而可作为专业报纸的样本；《南方都市报》是市场化报纸的代表，与党报相比，更多地呈现了普通民众的声音。 信源是记者建构新闻的起点。(25)以专家这一重要信源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了解在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报道中，不同媒体对专家的选择倾向，并通过展现专家意见的分化与争夺来揭示专家、媒体与决策机构之间的权力交织。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 1：《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转基因报道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专家？ 2：《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中的专家意见分别体现了何种立场？ 3：《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报道对专家的选择与再现分别有什么特点？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所有转基因报道进行分析。在中国知网CNKI报刊资料库(《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以及慧科新闻(wisenews)数据库(《南方都市报》)中以“转基因”为关键词进行全文及标题搜索(无起始日期，截止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去除相关性较弱及重复的文章，得到来自《人民日报》相关报道60篇，《科技日报》报道250篇，《南方都市报》报道120篇，总计430篇报道。 (三)类目构建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设计的主要变量有：新闻报道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报道是否引用专家观点、专家数量、专家身份、专家任职单位、专家的专业领域、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等。 转基因技术关乎食品安全、科学伦理、经济贸易以及生态保护和国际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专家的具体观点，本文作者在对所有新闻进行预览后，将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意见划分为“科学、安全争议”、“经济因素”、“政策与规制”、“伦理”、“公众意见与权力”、“民族/强国”与“环境能源”等维度，具体的内容见表1。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主要由两名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编码者抽取了20%的报道样本作为前测样本，并计算编码者间信度，其间经过几次讨论统一标准，最终各类目的编码者间信度均超过0.80后，开始进行正式编码。 五、研究发现 (一)媒介对专家的依赖程度 统计发现，三家报纸都十分重视专家意见，在转基因问题相关报道中，引用专家报道的比例均超过五成(表2)。
在引用专家数量上，三家报纸之间有显著区别(表3)。单因素一般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及事后检验(Games-Howell)表明，《科技日报》引用的专家数量超过《南方都市报》引用专家数量的两倍。《人民日报》与其他两家之间的专家引用数量没有显著差异。
(二)专家意见与立场 有趣的是，虽然各报新闻都十分重视引用专家意见，方差分析却表明三家报纸新闻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54.2，p＜0.001)(表4)。具体而言，《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新闻更多地体现了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意见，持支持立场的报道均占报道数量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南方都市报》持支持立场的报道则只占报道数量的29.2%，仅略高于持反对立场的报道数量24.2%。此外，中立态度在各报中所占比例均较大(30-50%)。
同样的，三家报纸所引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表5)。多因素一般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三家报纸在每篇报道中引用的支持转基因(“挺转”)专家数量均高于反对转基因(“反转”)的专家数量，但是“挺转”与“反转”专家的数量仍然存在显著差别。《科技日报》使用“挺转”专家数量(0.95次/篇)显著高于《南方都市报》(0.60次/篇)；而《人民日报》使用“反转”专家数量(0.04次/篇)显著低于《科技日报》(0.25次/篇)与《南方都市报》(0.36次/篇)。提供两面理的专家数量没有呈现显著差别。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引用专家的具体态度，编码者对报道中引用的第一、二名专家的态度进行了逐一编码。分析表明，三家报纸引用的专家态度呈现显著差异(表6)。虽然三家报纸引用的第一位专家“挺转”立场占绝对多数，但《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的“挺转”专家比例(均为58%)显著高于《南方都市报》(39%)。从引用的第二位专家来看，《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挺转”专家仍占绝对优势(分别为53%和48%)，而《南方都市报》引用的第二位专家中，持中立立场(44%)的人数比例是“挺转”立场(22%)的两倍。
总体而言，三家报纸对转基因的态度与其所引用专家的态度保持一致。例如，《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新闻较多地持“挺转”立场，其引用专家的意见也多为“挺转”；《南方都市报》新闻较多地表现中立立场，其引用专家也更多持中立立场。 (三)专家的媒介呈现 1.专家身份 专家作为新闻信息的来源之一，其身份是否清晰明确会影响消息内容的可信程度。分析结果显示(表7)，总体而言最常引用的专家是学者或科研人员，在各报中均占所有被引用专家的四至六成。其次被引用较多的是政府工作人员、转基因技术政策决策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等。 方差分析显示，三份报纸所引专家身份存在显著差异(
=42.59，p＜0.001)。首先，《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引用学者或科研人员的比例(分别为60.0%，64.7%)显著高于《南方都市报》(43.2%)。其次，《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对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引用(均为16.0%)显著高于《科技日报》(10.4%)。《人民日报》对转基因技术政策决策者的引用也领先其他两家报纸。值得注意的是，《南方都市报》对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引用比例，分别超出《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的两倍，对相关企业人员的引用比例甚至分别达到《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的3倍。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即《南方都市报》更多地使用民间信息源。(26)
对文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不仅在政策决策者的引用比例上差异较大，而且引用的方式迥异。《人民日报》中以政策决策者身份出现的专家在向公众解释政策原因与目标时，常常与官方的立场高度一致。而《科技日报》与《南方都市报》对政策决策者的发言引用则在传递官方立场之外，延展至对信息公开以及公众知情权的探讨。 例如，《人民日报》在2013年6月21日发表的《进口转基因大豆均检验合格可放心吃》一文中写道： 农业部日前批准3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的消息，一时在社会上引发民众对于食用其产品是否安全的关注。尽管至今仍有人对此坚持质疑，但我国转基因专家指出，进口转基因大豆除输出国的检验合格外，我国也再次对其进行了严格检验，证明该产品是安全可靠的，民众对此无需过分担忧。 在这里《人民日报》对农业部转基因大豆的进口批准程序进行澄清，意在消除民众的“过分担忧”。“我国转基因专家”这一称谓也因为所指宽泛而使信源的可信度打了折扣。 相较而言，《科技日报》在呼吁支持和鼓励转基因作物研究的同时，也提出了审慎的建议。例如在2000年6月26日发表的《德总理表示政府支持安全种植转基因作物》报道中，记者写道： 目前德国基因技术的开发局限在医疗和医药领域，在农作物培育方面还受到很大阻力，主要是公众顾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施罗德要求对引进转基因作物进行公开的、有建设性的讨论。他认为，要使基因技术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增加基因科学研究成果的透明度，更好地向公众进行宣传和解释。施罗德强调，政府对基因技术研究和安全保障是负责任的，对基因技术安全性研究始终放在重要的地位。 而《南方都市报》2013年6月18日的报道《转基因油已占市场逾六成份额》也强调了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争论中出现的公众质疑：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说，对于三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进口安全证书的发放，除了安全性考虑，社会各界的质疑来源还在于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科技日报》与《南方都市报》通过对专家话语的引用，将转基因技术与公众的知情权联系起来，与《人民日报》对官方立场不加质疑的报道策略大相径庭。 2.专业领域 专家的专业领域影响其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态度以及思考角度。本研究将专家的专业领域归纳为食品安全、农业、生物、政策决策、环境保护、国际贸易等方面并进行了分析。表8显示，在提及的专家所在专业领域的报道中，生物领域的专家数量所占比重最大，接近三成。其次是食品安全与农业领域，均占所引用专家比例的二成左右。
方差分析显示，三份报纸所引专家在专业领域上具有显著差异(
=65.50，p＜0.001)。首先，《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引用农业、生物领域专家的比例显著高于《南方都市报》。其次，《南方都市报》对食品安全、经济/国际贸易、环保等涉及转基因技术潜在危害的领域的专家引用显著高于其他两份报纸。 因为转基因技术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报纸在进行风险沟通与科普时理应提供专业的科学解释，而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话题的专业细分与辨识。而本研究结果表明，《人民日报》“未提及”具体专业领域的专家具有较大比重(14.0%)，远高于《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 六、结论与讨论 贝克提出，现代风险社会需要“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即超越工业社会中受规则控制的政治形式，再造一种与风险社会或自反性现代化相适应的新政治。再造政治的要义包括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将决策过程转变为多元风险主体之间的公开对话。(27)然而，对于转基因这样具有较高专业知识门槛且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专门知识的垄断及决策过程的封闭性仍然是构建正确的公众认知的障碍。媒介对转基因技术的立场态度以及呈现转基因话题的方式，决定着报道质量以及公众的理解程度。而作为媒介重要信源的专家，更从根本上决定了公众对于转基因话题的理解。 本文分析发现，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报道显著地依赖专家信源，各报引用专家报道的比例均超过五成，总计专家信源占比高达61%。而且，媒体立场往往与专家意见保持一致。例如，《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新闻及其引用专家的意见多为“挺转”；《南方都市报》新闻及其引用专家多持中立立场。可见，在传统媒体关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中，专家主导、重视专业知识及专业权威的“科技范式”仍然居主流地位。 在专家与专业知识得到强调的同时，媒体较少呈现专家之间、专家与公众之间的观点争锋。普通民众的诉求表达被边缘化，底层利益与意见冲突被弱化，无助于全面、辩证、动态地揭示转基因技术及其背后利益纠葛的复杂性。不难想象，这种专家主导模式下的传播，难以将受众的意见、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纳入风险讨论与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形之下，实现专门知识垄断的消除与决策结构的开放任重道远。 不可否认，不同媒体引用的专家在身份、来源、立场与专业领域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仍然局限于专家群体内部，无助于突破由媒介对专家的高度依赖造成的信息局限性。例如，报纸对于学者/科研人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转基因技术政策决策者的引用显著较高；而对于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企业人员的引用，只在《南方都市报》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比例。此外，《人民日报》的专家观点多涉及转基因技术对于保证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和民族国家发展的意义；《科技日报》强调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原则、对环境能源的影响；而《南方都市报》更多关注科技伦理与公民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这些信息仍然通过专家来传递，知识垄断的倾向明显，而受众的声音薄弱。 由此可见，由专家主导的风险沟通的“科技范式”距离“民主模式”还相去甚远。风险沟通的“民主模式”在于建立一个建设性的专家与公众之间的风险沟通模式，在传播专业知识、保证专业权威的前提下，纳入公众意见并实现兼容性的参与，以兼顾多元风险主体的利益、加强决策的公正性。(28)换言之，以消除专业知识垄断与开放决策结构为特征的风险沟通的“民主范式”应成为对重视专业知识与权威的“科技范式”的有益补充。 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场域的权力交错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呼唤风险沟通的“民主范式”，有着更为紧迫而切实的意义。首先，转基因技术所涉及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可能超出科学的边界，导致专家意见迎合政策目的或经济操纵的情形。(29)有媒体指出，“转基因专项从专家论证阶段伊始，支持派专家就占到了绝大多数，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论证。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强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生态学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30) 其次，专家与决策者之间身份的交叠会影响专家观点的表达。例如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指出，“在目前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31)一边倒的“挺转”专家构成，自然难以回避公众对于专家观点的公正性质疑。 再次，科学技术的认知高门槛与技术背后的利益纠葛对记者甄别专家、客观报道并发掘真相提出了挑战。在关于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有记者反思，应该“警惕那些特别容易采访到的科学家。专家只看重自己的领域，记者需要站到更高的地方去平衡每一位采访对象的观点”。(32) 最后，现代社会海量的信息生产与迅速发展的科技的不确定性，也为公众认知风险带来了不确定性。专家解释的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以及公众的盲目无知，使“人们失去了行为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作为公民的我们已不再有能力区分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危险的。大家都像木偶似的盲从那些自相矛盾的专家和各种公共机构”。(33) 因此，本文认为媒体通过高度依赖专家而实现的风险传播的“科技范式”值得反思：虽然它可能在告知与警示科技风险过程中具有较高权威与效率，但过度倚赖专家可能导致对公众能力、意见与利益的轻视。(34)公众的风险认知受到文化、政治等社会环境的影响，混合着多元价值观、信仰、情感和政策偏向，只有通过充分的沟通、公众参与及风险协同管理，才能降低科技风险议题的争议性和建构公平公正的环境政策。(35)而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媒介，对于风险沟通的“民主模式”的实现至关重要。 基于比较研究的目的，本研究选择了《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作为不同背景与立场的媒体代表。但三份报纸受众影响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彼此之间的可比性。《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发行以国家补贴、行政发行为主，而《南方都市报》发行则以民众自费自主订阅为主。三报的专家立场在何种程度上对于转基因争议产生确切的影响，还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①[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郗卫东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46-51页。 ②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vol.1),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74,p.27. ③Wildemann,T.M.,"Communicating Risks of Foodborne Diseases",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e,vol.1,no.1,2006,pp.69-80. ④Frank Fischer,Citizens,Expert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⑤Boholm,A.,"Speaking of Risk:Matters of Context",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3,no.3,2009,pp.335-354. ⑥参见以下论文及著作：Slovic,P.,Fischhoff,B.,& Lichtenstein,S.,"Facts & Fears:Understanding Perceived Risk",in R.C.Schwing & W.A.Albers,Jr.(Eds.),Societal Risk Assessment(Vol.24),pp.181-216,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1980.Slovic,P.,"Trust,Emotion,Sex,Politics,and Science: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Risk Analysis,vol.19,no.4,1999,pp.689-701.Tateno,S.,& Yokoyama,H.M.,"Public Anxiety,Trust,and the Role of Mediators in Communicating Risk of Exposure to Low Dose Radiation after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lant explosion",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vol.12,2013,A03。 ⑦参见以下论文：Rowan,K.E.,"Why Rule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Are Not Enough:A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to Risk Communication",Risk Analysis,vol.14,no.3,1994,pp.365-374.Bier,V.M.,"On the State of the Art:Risk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vol.71 no.2,2001,pp.139-150. ⑧李敏：《在国际背景下对〈人民日报〉转基因技术和作物的报道的案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年，第28页。 ⑨Kahneman,D.& Tversky,A.,"Choices,Values,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vol.39,no.4,1984,pp.341-350. ⑩Klandermans,B.,"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no.1,1988,pp.173-196. (11)Kasperson,R.E.,Renn,O.,Slovic,P.,Brown,H.S.,Emel,J.,Goble,R.,& Ratick,S.,"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Risk Analysis,vol.8,no.2,1988,pp.177-187. (12)梁丽：《“转基因水稻”事件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农业大学，2010年。 (13)周桂田：《争议性科技之风险沟通——以基因改造工程为思考点》，《生物科技与法律研究通讯》2005年第18期，第44页。 (14)金文菲：《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中的专家角色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第36-38页。 (1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6)Debray,R.，Teachers,Writers,Celebrities: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Routledge,1981,p.78. (17)叶慧珏：《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第21-29页。 (18)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3期，第45-49页。 (19)Molotch,H.,& Lester,M.,"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Accidents,and Scandal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9,no.1,1974,pp.101-112. (20)陈力丹：《论传媒对科学的误读》，《新闻界》2003年第4期，第9-10页。 (21)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3期，第45-49页。 (22)贾鹤鹏、谭一泓、余奇才：《转基因：从传播到决策》，《生命科学》2011年第23期，第226-229页。 (23)郭小平、秦志希：《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第129-133页。 (24)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5)Gaye Tuchman,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pp.133-55. (26)曾繁旭、戴佳、郑婕：《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PM2.5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96-108页。 (27)[德]乌尔里希·贝克：《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71页。 (28)参见以下著作：F.Fischer,Citizens，Expert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B.Flyvbjerg,N.Bruzelius & W.Rothengatter,Megaprojects and Risk:An Anatomy of Amb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9)周桂田：《新兴风险治理典范之刍议》，《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7年第22期，第179-233页。 (30)袁瑛、吴丽：《转基因悄然而胜》，《商务周刊》2008年9月，http://tech.sina.com.cn/d/2008-09-09/16412445953.shtml，2014年8月20日。 (31)袁瑛、吴丽：《转基因悄然而胜》，《商务周刊》2008年9月，http://tech.sina.com.cn/d/2008-09-09/16412445953.shtml，2014年8月20日。 (32)袁越：《转基因报道十大原则》，2014年1月，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af3c60270101f8b7.html，2014年8月20日。 (33)[德]乌尔里希·贝克、[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6-127页。 (34)参见以下文章及著作：Katz,S.B.& Miller,C.R.,"The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Siting Controversy in North Carolina:Toward a Rhetorical Model of Risk Communication," in C.G.Herndl & S.C.Brown(Eds.),Green culture:Environmental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6,pp.111-140.Sturgis,P.& Allum,N.,"Science in Society:Re-evaluating the Deficit Model of Public Attitude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ol.13,no.1,2004,pp.55-74.Wynne,B.,"Knowledge in Context",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vol.16,no.1,1991,pp.111-121。 (35)Waddell,C,"Saving the Great Lake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in C.G.Herndl & S.C.Brown(Eds.),Green Culture:Environmental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6,pp.14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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