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马克思学”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个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几个论文,观点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学”是当代西方一些学者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与理论的思潮，其领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把科学社会主义混同于或歪曲为19世纪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蒲鲁东主义、布朗基空想共产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本文仅就以上几个主要观点作一些评析。
把科学社会主义曲解为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蒲鲁东主义
西方“马克思学”歪曲、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法，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同欧洲19世纪初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混为一谈。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主线，表明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继承者。”①“马克思所攻击的那些社会问题同浪漫主义所反映的那些遭受灾难性后果的人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市场自发规律的形式中，在金钱的无形专制下，在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情进程里，人们被自己的能力和技巧控制住了。”②他断言，没有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保守主义态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批判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代表和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利益。他既尖锐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巨大苦难与牺牲为代价的，又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性；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又指明了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以及它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组织形式和根本途径；既批判旧世界，又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科学的预示未来，指明了共产主义方向。而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完全不同。它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以小生产的尺度来衡量资本主义制度，企图在工业中恢复行会制度，在农业中恢复宗法经济，以此来改造资本主义。这种批判，不是预示未来而是复活过去，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因此，它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还诬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世纪的最大空想，它是一种关于完美一致的社会前景的梦想”。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竟然不顾事实，说“这种救世主义式空想的荒唐名称来自于蒲鲁东的‘科学社会主义’。”③似乎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拉扯在一起，科学社会主义就变成了空想。这种手法是拙劣的。凡是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引用过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词，不是来自蒲鲁东，乃来自于德国格律恩1845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中的一句话：“圣西门的学说中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这种引用在当时也并没有赋予后来称之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众所周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的不是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才是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建立，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团结广大群众，并把他们从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才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学”者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科学社会主义”故意混为一谈，无非是想以此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空想性罢了。
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还断言：“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解释共产主义预言的根据何在。”④艾伦·卡特则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即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正在来临的信念也是不合理的。”⑤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下的这种断语，同样是无稽之谈。不错，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今天的确还不是现实。但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类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理想更不是空想了。须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发展阶段，它们都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实行的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指导思想都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因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差别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别，乃是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出的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它们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变化的总方向只能是共产主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度进入低潮，这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破产，而是背弃它们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这里，回顾一下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是大有裨益的。1891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精辟地指出，没有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没有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破产。列宁也在十月革命前后多次说过，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破产，没有它的破产，就没有共产国际的建立，就没有一大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脱颖而出。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把科学社会主义曲解为布朗基主义
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为否定马克思主义，还有意把它同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混淆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是马克思的贡献，而是从布朗基主义那里来的。鲍勃·杰索普和查利·马尔科姆—布朗说：“马克思只是从策略的角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其目的在于同布朗基主义者结成联盟，但他对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去的合适政治形式的观点却言之甚少。”⑥理查德·亨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第1卷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并非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任何比较重要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而只是用它来达到派系斗争中的某种妥协。
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根据哈尔·德雷珀的论文《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专政》⑦做出的。这篇论文从大约600-70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检索出以无产阶级为定语的专政概念共16处，并把它们归纳为三个时间段：1850年至1852年，1871年至1875年，1890年至1893年。德雷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接受为布朗基派所独爱的专政概念，是为了同布朗基派建立世界共产主义协会。理查德·亨特由此推论说：上述三个时间段中的前两个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布朗基派达成妥协的时期，因此，马克思才这样写道：当无产阶级把空论的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⑧
的确，马克思是在1850年第一次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但是，西方“马克思学”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混同于布朗基主义却是错误的。
第一，关于阶级专政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表述了，即人们熟知的那句名言：“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同时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任务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发展生产力，等等。因此，恩格斯指出：“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⑨
第二，马克思1850年撰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明确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是总结当时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同布朗基主义无关。1848年法国革命惨遭镇压，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张灯结彩，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却在血泊中呻吟，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只有一个方法可能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因此不是反革命的军刀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专政。
第三，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以并列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用布朗基命名的共产主义”，并称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并非二者完全一致。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国人并不熟知马克思而对布朗基却非常熟悉；同时也是因为这篇文章研究的是法国阶级斗争，布朗基派又是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的中坚力量，马克思借用他的名字，可以增加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力。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当然，也吸收了布朗基等关于革命专政的思想，但二者有原则的不同。布朗基派直到同马克思、恩格斯就建立世界共产主义协会进行谈判之前，从未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而且他们的革命专政概念反映的是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这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完全不同的。如同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吸取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就把科学社会主义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不能因为他吸取了布朗基等的革命专政思想就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布朗基主义。
至于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同布朗基派搞派别联盟的权宜之计，同样有悖于事实。德雷珀和亨特的所谓根据，是说在这个联盟破裂后，马克思无论是在60年代的第一国际中还是在《法兰西内战》中，都没有再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直到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布朗基派成员流亡伦敦，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同他们结成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联盟，才在1871年9月庆祝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宴会上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解释也是牵强附会的。
第一，马克思60年代的论著中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主要是同当时欧洲的革命低潮形势有关。这正如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所分析的那样：60年代，关于纯政治的问题即涉及国家制度并因国家而异的那些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使工人阶级获得比较明确的认识以前一直是绝口不提的。
第二，说马克思60年代同布朗基派“分道扬镳”也不合事实。事实是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同布朗基派联合进行了反对第一国际中的蒲鲁东派的斗争。1866年4月22日，拉法格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写信邀请布朗基参加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马克思对布朗基抱病列席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感到兴奋。1869年春，拉法格加入了布朗基创办的《文艺复兴报》编辑部，并代表马克思答应为该报撰稿。经过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派的团结战斗，到1869年9月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时，蒲鲁东派右翼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控制已经土崩瓦解。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论及无产阶级专政，与他们同布朗基派的合作无关。
第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也不奇怪。《法兰西内战》完稿于1871年5月，当时马克思对是否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表述巴黎公社的性质，尚在研究思考之中。直到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时马克思仍称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并没有把它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只是说：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从而消灭现存压迫的条件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⑩这表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没有提及无产阶级专政，同联合布朗基派进行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无关。
把科学社会主义曲解为俄国民粹主义
西方“马克思学”者以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来证明马克思这时已经放弃了唯物史观，提出了非生产方式决定的多线发展模式，并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俄国民粹主义。奥多·沙宁在《晚年马克思和俄国之路》一书中认为，马克思70年代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的密切来往，使他放弃了原来的立场；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认为，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古代社会在更加完善形式下的复活，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内容还应该加上第四个来源——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无论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都否认资本主义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可能性，坚持俄国只能在农民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显然，把这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相混淆是错误的。
第一，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强调不能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同时，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如果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了资本主义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资本主义那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这说明，马克思反对的只是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概述生搬硬套到俄国，并不排除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更不排斥历史必然性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支配。
第二，马克思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一共三份，它们的内容繁多，反映了马克思思考问题时的深广性，但复信本身内容简略，只保留了草稿中的第一点看法，其余都删除了。西方“马克思学”者以三份草稿来评论马克思晚年的社会发展观，显然是不全面的。例如，他们引用了马克思下述一段在第一份草稿中被删去、在第二份草稿中没有使用、在第三份草稿中恢复、在复信本身中再次被删去的话：“它（指俄国公社——作者注）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我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11)
西方“马克思学”者认为这是证明马克思晚年提出多线发展模式的有力证据。其实不然，因为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吸取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前提下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不违反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何况，马克思在写下上述那段话的同时，是以“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12)为前提的。
可见，马克思只是认为，不能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概述生搬硬套到俄国。俄国农村公社能否成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起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如果从1861年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在沙皇国家的帮助下，得以进一步摧残已经大遭破坏的农村公社的话，那俄国就将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如果在这种摧残完成之前，俄国就爆发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并引发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俄国就有可能在西欧无产阶级所提供的先进技术和物质资料的帮助下，运用农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经济中去，从而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显然，这些观点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由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理论完全一致，怎么能说是多线发展模式呢？
西方“马克思学”者在曲解马克思的同时，又把恩格斯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及其跋作为单线发展模式的证据进行歪曲。诺曼·莱文在《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中说，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反，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时，认为俄国只能照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单线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是难以成立。
第一，恩格斯1875年在同民粹派论战中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在某些地方的确和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三份草稿中的表述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是俄国优越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恩格斯则认为农村公社是俄国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尚处于很不发达状态的表现；马克思从农村公社本身所存在着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这种两重性，结合它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环境，论证它如果不灭亡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新社会的支点，恩格斯则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早已度过了自己的繁荣时代，正由于内部的两极分化趋于瓦解。但是，这些不同并不意味着对立，因为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同马克思一样不否认使农村公社这一低级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性。所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宣布：如果俄国爆发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并促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第二，恩格斯1894年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的确同他1875年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和1882年与马克思共同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是什么同马克思的对立，而是俄国农村公社经过11年的风雪交加，已经濒临彻底解体了。事实证明，俄国农村公社没有能力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财富和工具掌握起来，也不可能用自己的私有制原则向人们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随着俄国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恩格斯发展了自己和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得出了下述结论：(1)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2)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
当然，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强调说，尽管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不能轻视农村公社所有制的残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13)
注释：
①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9页。
②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10页。
③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23页。
④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27页。
⑤艾伦·卡特：《马克思：一个彻底的批判》，英国收获者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39页。
⑥鲍勃·杰索普、查利·马尔科姆—布朗：《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批判性评价》，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1990年版，第3卷，第16页。
⑦（法国）《马克思学研究》，第6卷。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第2卷，第52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4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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