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舆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时代论文,春秋论文,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探讨春秋战国时代“舆人”的身份职业问题及与之有关的某些问题。指出注解家们训释《左传》、《国语》中的“舆人”为“众人”之说有欠准确。肯定“舆人”只能是指造车工人；他们中有的人还需要随军而行以从事战车维修，并且还要充当战争配角及从事粗贱杂役；而“舆尉”、“舆司马”等官职都是属于与管理战车和管理“舆人”有关的职掌。认为“舆人”是一种拥有专门技术但社会地位颇为低下的被压迫阶层的人，用讽诵形式揭露社会黑暗面和反抗剥削压迫是他们常用的斗争方式。
关键词 舆人 战车 造车工人 舆论
在先秦典籍中记载了一种叫“舆人”的人。由于原始记载简单，可参考的材料不多，因此，古今学者对“舆人”一词的解释往往见仁见智。至今“舆人”的身份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仍然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很需要深入地探讨。对此，笔者试略述己见，以就教于同仁。
一、释“舆人”为“众人”之说值得商榷
“舆人”一词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左传》、《国语》之中，两书都各有好几例。亦零散见载于某些先秦典籍。自汉晋以来，学者多将《左传》、《国语》中的“舆”或“舆人”训释为“众”或“众人”。例如：
《国语·晋语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曰……。（韦昭注：舆，众也。）
《国语·楚语上》：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韦昭注：舆，众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杜预注：舆，众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杨伯峻注：舆人，众人也。或为士兵，或为役卒。）（以下凡引《左传》，只标某公及某年。凡引《国语》，只标某国之语。）
笔者认为，在以上诸例中，韦昭、杜预等人对“舆人”所作的解释都是颇为含糊的。这样的训释只是从人数众多这个角度解释“舆”的词义，并没有说明了“舆人”的身份。而这样的解释反令全书中“舆人”的含义难于圆通，这对理解“舆人”的身份等一系列问题来说就带来麻烦，实际上这种解释并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人们并无用“众”去解释“舆”的。经笔者初步的查考和统计，先秦主要典籍中用及“舆”字（包括“舆人”）的，除《左传》、《国语》外，《诗经》有二例，《周礼》有五例，《易经》有五例，《论语》有二例，《老子》有三例，《墨子》有一例，《庄子》有四例，《孟子》有十例，《荀子》有十五例，《韩非子》有九例，《晏子春秋》有二例，《商君书》有二例，《战国策》有七例，《逸周书》有四例。以上各书“舆”字的用例，其词义绝大多数都只指车或与车有关的事或物（有个别则是假借字），未曾见到一例“舆”字可以与“众”字互通。这可说明当时人们并无一般化地用“众”去解释“舆”。“舆”含有众的意思这种情况是到了战国末期以后才出现的。如“舆謣”一词见于《吕氏春秋·淫辞》，原文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高诱注：“前人倡，后人和，举重劝力之歌声也。”这是因为举大木的众工人们前呼后和地哼歌，众声纷杂，这样“舆”始有表示人数众多的意思。之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人众车舆，万物殷富”的讲法。后来又出现了表示公众言论的“舆论”一词。如《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有“惧彼舆论”的话。“舆”表示众，到此才明显地频频可见。看来，某些学者把《左传》、《国语》中的“舆人”训为“众人”，这是误用了后出之义去理解原先之义。
如按杜预、韦昭等人所解释“舆”是“众”的话，那么，在《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舆司马”、“舆尉”、“舆大夫”、“舆嬖”等词的含义就难于理解了。例如“舆司马”此词，在《周礼》中亦出现，郑玄解释它说：“舆，众也。”（见《十三经注疏》第830页， 《周礼·夏官》郑注）“舆司马”明明是一种官职，又怎能说成是“众司马”呢？显然这样的训释是欠准确的。
看来杜预、韦昭等人所持之说都可能是墨守前师旧训。所以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左传诂》中曾多次指出杜预所讲“舆，众也”之说是本于郑玄、高诱的。而另一学者刘文淇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亦认为此种讲法“当是旧说”。洪、刘两人其实都略已觉察出问题的微隐，可惜他们尚未明快地加以揭露并作深入探讨。近人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时就提出“舆人，众人也。或为士兵，或为役卒”之说。此说的前半部分虽然是属于因沿旧说，但其后半部分实际上却是在打破旧说，已讲出了“舆人”的部分具体工作，可以讲这已对“舆人”的身份和职业略有揭示了。笔者现在的观点正由此而获益。可见，只有从职业身份这个角度去探讨问题，“舆人”这词的真正含义才可能得到合符情理的解释。总之，“舆人”与“众人”在事物性质上既不相同，原先在词义上亦不相通。用“众”训释“舆人”根本不能解释清楚“舆人”的身份。从另一个角度看，《左传》、《国语》中“众”字用得非常普遍繁多，而“舆人”这词的出现却只有寥寥数例。如果“舆人”可与“众人”等同得起来的话，那么干脆就在全书各处都用“众”字好了，为何作者偏偏于某些场合一定要说“舆”而不说“众”呢？在《左传》、《国语》之外的先秦主要典籍中，这种情况也很明显。可见“舆人”本来就是不可用“众”去替代得了的，因为他们是一种特指的具有专门身份的人们。
二、“舆人”是造车工人
其实“舆人”应该是造车工人，虽然《左传》、《国语》对此无明言，且其对“舆人”从事做车工作的事亦欠记载，但这在先秦其他文献中却是有披露的。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就很明白地说：“舆人为车。”《孟子·滕文公下》亦云：“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韩非子·备内篇》也讲：“舆人成舆。”诸文献众口同词，都讲“舆人”是造车工人，可见“舆人”有其专门身份和特定职业，已为战国人所公认。《说文解字》说：“舆，车舆也。”因为舆之原义指车箱，所以造车工人被称为“舆人”。这样称呼“舆人”乃是客观存在和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见《殷墟书契前编》五·六·六和《殷契佚存》九四九）从该字的造形看，中间部分是一个车箱，四周的手表示从事制作车箱。这情况很能够说明在夏商朝时已有“舆人”了。从考古发掘又可知，西周时已大量使用车子。再据《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周人上（尚）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的话。由是可以推断那时造车匠的数量一定很不少。到了春秋及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随着列国诸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交通的日趋频繁，车就更为广泛地用于转徏、载任、田猎和战争之中。当时人们多以“舆”字命名，如曾参字子舆、韩厥之父亦曰子舆，楚有“狂人”名叫接舆，等等。这从侧面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人们与车的密切关系。又《诗经》三百篇中竟有67篇言及车，更可见车在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应用中的普遍和繁多。例如频繁的商业交通大量使用了车，此时商人们“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齐语》）其规模乃是“结驷连骑”（《史记·货殖列传》）式地进行的。又如频繁的战争大量使用战车，是时各国的出征战斗，动用战车往往以千乘为数。据《诗·小雅·采芑》载，周朝的方叔奉命南征时出动了“车三千”。《诗·鲁颂·閟宫》也说鲁僖公时鲁国有“公车千乘”。《齐语》则记载说齐桓公时“有革车八百乘”。当时，千乘之国比比皆是，到了战国甚至还出现了万乘之国。各国都大量制造车和战车，从事造车事业的工人数量当然就大为可观。所以见于《左传》、《国语》记载中的“舆人”，其国属分别有晋、秦、周、郑、宋、鲁等国家。笔者更认为《诗经·魏风·伐檀》中所讲到的伐木造车轮和车辐的人，应该也是“舆人”。则“舆人”又可见于魏。由此可见，“舆人”非常普遍，可以讲，当时各国都有这种人。
三、随军而行充当战斗配角和做粗贱力役的“舆人”
按正常，作为造车匠的“舆人”是在国内工场中从事造车工作的，但在特殊的情况和特定环境之下，有些“舆人”则需要离开国内工场而工作，甚至需要干些不是他们职分的工作。
从春秋到战国，争霸激烈，战争频仍。于是战争的规模、攻战的范围和作战的时间都比以前大为升级。远距离行军作战途中车辆的损坏，以及大规模战争中大量兵车的毁伤，客观上就需要一大批造车工匠随军而行，以及时地从事车辆维修。《庄子·天道》载：“（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笔者按：一个叫扁的造车轮工匠）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造车工匠岂能在近离桓公所居之堂下而造车轮呢？可见这是一种行军在外的特殊情况。显然，这个轮工是在替桓公维修他那辆在路途中出了毛病的车之轮。总之“舆人”随军修车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以车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客观原因所导致的。《左传》中所讲到的“舆人”，应该就是这类随军而行的造车工匠。
随军而行的“舆人”不是战斗人员，不能成为战争主角，但在军事行动中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得要充当战争配角。例如僖公二十五年记“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杨伯峻解释说：“系舆人者，秦人实未取析，而伪为已取析者，缚系己之众人伪为析之俘虏也。”此处所讲到的“舆人”，应就是秦国随军而行的造车工匠。他们扮成假俘虏，替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打掩护，充当了战争的配角。又例如晋国的造车工匠们在城濮之战时，配合正规部队将军营迁移到曹国人的墓地上去，致使曹国军心为之动摇。之后他们又拽柴扬尘伪装逃遁以诱楚军，使楚军中计而兵败，有力地配合了战斗。
此外，战争中物资的调运以及伤死者的救护、收敛等工作，亦多是由“舆人”们去从事的。甚至有时在非战时期“舆人”们仍要去做此类粗贱的工作。如昭公四年记：“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昭公十八年载：“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人三十迁其柩。”哀公二十三年叙葬宋景曹事，皆提到了“舆人”。战后城墙要修筑，“舆人”又要被征去充役，襄公三十年晋国“舆人”城杞的事便是例子。在《左传》、《国语》中，由于“舆人”的行为和活动几乎近似于士兵，亦像役夫，所以注解家们或训释“舆人”为“贱官”（见昭公四年杜预注），或解释之为“役卒”、“士兵”（见僖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注）。看来，这样的解释是接近事实的，不过需要附加某些条件才可能合于事理。因此我们要强调指出，“舆人”或作“贱官”也好，或当“役卒”或为“士兵”也好，这些都只是“舆人”临时性的或特殊性的工作罢了，他们真正的工作仍然是造车修车，他们的身份始终是造车工匠。这是《周礼》及诸子之书所明确记载了的。《左传》是偏重记政治、军事方面的史书，很自然，它不记有关“舆人”造车修车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杜预、韦昭等人大概因看到《左传》、《国语》中无正面讲及“舆人”造车修车的内容，故而不说这些“舆人”是造车工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偏误或疏忽。
因为“舆人”要随军而行，还要在战争中充当配角，所以他们在管理上和编制上就往往与军事有瓜葛。故记载中有所谓“舆尉”、“舆大夫”、“舆司马”、“舆帅”等官职，这类官职的具体职掌因各史书都缺于记载，学者由是有不同的解释，但未见得很中肯。依我推断，它们都应该是属于与管理战车及“舆人”有关的官职。例如，襄公三十年记载了一个“舆尉”因管理“舆人”不合上司之意而被革职的事〔1〕。 很明显，这“舆尉”应是统管“舆人”的长官。另外，《晋语七》有“使为舆尉”的记载，《孔子家语·弟子行》亦有“其为舆尉也”的话，所有这些“舆尉”显然都是同一类的人。《晋语三》中有所谓“七舆大夫”，韦昭认为他们是“申生下军之众大夫也”。这样的解释当然不妥。既然韦昭已将“舆”解释为“众”，那么“舆大夫”的意思已是“众大夫”。如再加上前面的“七”，那就成为“七个众大夫”。既有“七”又言“众”，岂不是画蛇添了足？前面我们已经作过分析说，解“舆”为“众”是不准确的，所以此“七舆大夫”应该是“七个舆大夫”才合理。所谓“舆大夫”实际上应该是一种与管理车乘有关（包括管理“舆人”在内）的较高级的官职。故服虔的解释与韦昭不同，他在《左传》僖公十年注中说“七舆大夫”是“下军之舆帅七人属申生者”。此说值得参考。清人董增龄虽然未能摆脱“舆，众也”这个旧概念的束缚，但他认为此舆大夫“犹《夏官》之属有舆司马，非军将也”。把“舆大夫”等同于“舆司马”，这一意见也值得重视。至于“舆司马”，《周礼·夏官》将这官职排列在军司马之后。很明显，军人既有军人的司马，“舆人”因随行在军队中做事，其人数又多，因而亦要设“舆人”的司马，以掌纪律刑罚，故而叫“舆司马”。我赞成童书业的见解，“舆司马”乃是“司舆人之军法者”。（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释国人条）估计“舆司马”此官职是不大正规化的，是临时性或因事制宜才设置的，可能要视战争规模的大小及“舆人”随军的多少而定。所以其职掌不好成为固定法则，故而在《周礼》中只记及此职之名称而不记及其职掌之实际内容。成公二年有所谓“舆帅”，杜预注：“舆帅主兵车”。又据《淮南子·兵略》云：“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按《左传》所记在城濮之战中，提出“迁舍”到曹人墓地去的是“舆人”。可知“舆人”乃是迁舍的实际从事者。既然《淮南子》说迁舍的责任归属于“舆帅”，可见“舆帅”与“舆人”乃有从属关系。则“舆帅”所管除了兵车之外，还管及那些要对战车质量负责任的“舆人。”
四、“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其反压迫的斗争方式
“舆人”从事造车修车工作以及要从事各种粗贱力役，很明显，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昭公七年有记载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既然“舆人”居于“士”和“皂”之下，列第六等，可见，他们的社会地位颇为低下。但“舆人”却是拥有田地，且能讲究衣冠穿着的，他们的子弟还可以有受教育的机会。襄公三十年有这样的记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据此看来，“舆人”虽然社会地位较低，但身份乃不同于奴隶。
有个别“舆人”能够获得人主的青睐和宠信，因而得贵，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例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作出某些重大决策，乃是听了“舆人”之诵后才决定的。那么此“舆人”一定是个侍奉在晋文公身边操贱役但又获得宠幸的人。恰如《庄子·天道》中所讲的那个轮人那样，他修车轮于齐桓公身边，可随便与齐桓公交谈，还向桓公献意见，其情况颇与此同。昭公八年亦讲到陈国有个叫袁克的“舆嬖”，顾炎武认为他是“掌君之乘，如晋七舆大夫之类”的人。（见《日知录》卷二十七左传注条）这见解很值得参考。徜若按杜预注文所说“舆，众也”，这样就无法解释得通“舆嬖袁克”这句话了。我认为这个袁克之所以被称为“舆嬖”，当因他是个获幸得宠的“舆人”所至。同样昭公十二年所说“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的“舆臣”，亦当是属于这种身份的人。总的来说“舆人”获宠得贵只是特殊的现象而已，“舆人”始终是身份低贱的人。这与宦官本来是低贱阶层，而会有某些人因侍奉在人主身边而可获宠得贵的情况是一样的。
尽管“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是拥有特殊技术和本领的人，他们的造车修车技术无疑会对战争成败有所影响。且随军而行的“舆人”又在军中做了大量协助性的工作及后勤性工作，甚至有时还为战争出谋划策。则某国之赢得战争，“舆人”亦有其功，统治者不能不对他们有所重视。而“舆人”自己在争取人身权益方面也颇积极活跃，编唱韵语以讽刺或斥骂剥削者和压迫者，乃是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一种特殊斗争手段。《诗经·魏风·伐檀》是一首讽刺贵族不劳而食的名诗，是人们所熟悉的。我认为这诗的作者应是“舆人”——诗中所讲的那些在河边伐木做车辐和车轮的劳动者。《晋语·三》记载了晋国的“舆人”诵晋惠公背信弃诺，其所诵之语，句子齐整，言词辛辣，完全就是一首精彩的讽刺诗。〔2〕又襄公三十年郑国“舆人”的诵子产， 以及宣公二年宋国“舆人”的诵华元，〔3〕所有这些诵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都与《诗经·魏风·伐檀》十分相似。看来“舆人”们的舆论力量不可低估。由于“舆人”们有自己的实力，又有自己的斗争方式，所以统治者对他们虽有欺压和剥削，却是不敢太过份，甚至有时还得要对他们作表面性的让步讨好。如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亲自出面去用饭食慰劳修筑城墙的“舆人”，这做法显然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又如郑子产在遭“舆人”咒骂后，不得不提高他们的待遇。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敢过份欺压“舆人”的好例子。“舆人”们甚至还采用武力形式以反抗被虐待。如昭公十二年，周室的“舆人”不堪大夫原伯绞的苛暴，就曾群起逃亡，以示反抗，后来甚至还放逐了原伯绞。这是“舆人”反抗压迫所作斗争的最高形式。
“舆人”用诵的形式去跟压迫者剥削者作斗争，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突出事例。看来，不但表示公众言论的“舆论”一词的出现可能是与“舆人”善作诵有关，而且《诗经》中有不少讽刺诗也可能是出自“舆人”所创作，这些问题都值得另作专题研究探讨。
注释：
本文1995年6月收到。
〔1〕《左传·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 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
〔2〕《国语·晋语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 舆人诵之日：“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
〔3〕《左传·宣公二年》：宋城，华元为植，巡功。 城者讴曰：“晘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按：据襄公三十年有“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的记载，可知这些筑城的人是“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