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经历开拓、突破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逻辑全面研究的先河，在中国学术和教育领域确立了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造就了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为新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进入新世纪，我国逻辑史研究承继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良好态势，继续呈现出一个较热烈的研究局面。各种角度、不同层面的挖掘在向前推进，各类观点不断推出、相互争鸣。总体而言，主要集中在本体反思、研究方法、逻辑学人和现实应用四个领域。下面，我对此进行简单介绍，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学界同仁。
中国逻辑的本体研究和反思
对中国逻辑本体的研究和反思，一直是中国逻辑史的重要内容。新世纪，它依然是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中心。其主要问题，仍是关于“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和“如何理解中西逻辑的异同”。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观点，我称之为否定论、肯定论和文化论。南京政治学院曾祥云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名、辩的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更无“名辩逻辑”之说。所谓名辩逻辑不过是2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中国人民大学孙中原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其理论体系在《墨辩》中。中国逻辑的内容、形式和体系都有与欧洲逻辑相比美之处。《墨经》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有的科学和逻辑著作，墨家逻辑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论，都是认识、总结和表述科学真理的工具。
与前者不同，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没有止步于“有没有”的层面，而是以文化的差异性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逻辑观。他认为逻辑是研究正确推理的学问，中国逻辑具有与西方逻辑相同的“质”，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目的、内容各异，形成的逻辑传统和逻辑思想也不尽一样，二者是大逻辑概念下各具特色的两种逻辑。研究中国逻辑必须考虑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对逻辑的研究与分析应注意文化的诠释。尽管最早提出逻辑与文化关系观点的是张东荪先生，但他并没有沿这一“路子”走下去。崔清田教授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不仅研究了逻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还指导学生在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数学、中国逻辑与古代汉语、中国逻辑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研究，使这一观点更具特色，使他的研究更显全面而深入。
此外，南开大学王左立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中国古代逻辑是否是求真工具、中国古代逻辑是否有科学性，关键是弄清中国古代逻辑的确切涵义、“求当”与“求真”的比较和“辩”与“效”的关系。华南师范大学胡泽洪教授认为，逻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逻辑学正从单一学科逐步形成为由既相对立又有内在联系的诸多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的逻辑科学。中国社科院李小五副研究员认为，逻辑研究的对象应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南开大学张斌峰副教授认为，中国逻辑是汉字符号的语用逻辑。辽宁大学张晓光副教授认为，墨辩逻辑与传统思维方式联系紧密，具有“取当求胜”的本质特征。墨辩所探讨的推理形式始终与其思想内容结为一体，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人尚直观、重经验、贵效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等等。
西方逻辑在中国的影响及中国逻辑的研究方法
上世纪，西方逻辑学的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对中西逻辑进行比较研究，引发了很多学者关注。于此，崔清田教授、河南大学郭桥副教授、信阳师范学院曾昭式副教授等人认为，西方逻辑学的再输入，向人们展示了西方科学思想深层中一个全新的理智系统。这种展示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使这种变革进入了哲学、史学、教育、科学等诸多领域，从而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中原教授认为，西方人最先总结的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已被中国学者于近百年中系统引进和全面研究，已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础，变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逻辑上中国与世界将融合为一。
关于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社科院刘培育研究员认为，比较研究是中国学者运用的重要方法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名辩、逻辑、因明的比较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历了一个由着眼“同”到着眼于“异”的过程，标志着比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是绝大多数学者都紧紧抓住三个传统的推理进行比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逻辑的实质，抓住了比较的重点。他同时认为，上世纪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一些学者在用逻辑学解释名辩思想、建构名辩体系过程中有牵强附会现象。汤一介教授认为，以西方式的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来剪裁中国哲学或中国逻辑是个误区。崔清田教授认为，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有必要对以西方传统逻辑为模式重构墨家辩学的方法予以再思考、再认识，应更加关注对中国名辩学及其所含逻辑思想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孙中原教授认为，无论是过去的世纪，还是将来的世纪，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和“据西释中”，都势在必行。曾祥云教授认为，在“名辩”研究中，必须坚持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统一的原则，还“名辩”以本来面目，显现其理论的科学价值。
中国著名逻辑学人的研究成果及贡献
中国逻辑研究，人才辈出，大家频现。对这些学者逻辑思想的研究，既是中国逻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新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孙中原教授认为，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研究，开创了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沈有鼎等人为代表的研究，实现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突破；温公颐、杨芾荪等人为代表的研究，对上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崔清田教授指出，以梁、胡二氏为代表的许多先贤的开拓诱导之功，为世人公认，受后世尊崇。他们的工作使墨家辩学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变换了指导研究的观念，走向全新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有效地传播了西方传统逻辑，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刘培育研究员认为，孙诒让的研究，发名辩与逻辑、因明比较研究之开端，功不可没；梁启超对名辩与逻辑名词的比照，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创见，令国人惊叹而耳目一新；谭戒甫认定因明与《墨经》“理实一贯”，有积极意义；章士钊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批驳”中国无逻辑论”，在历史上留下旷谷之音；张盛彬的研究，把比较研究引向深入。清华大学蔡曙山教授认为，金岳霖重视逻辑与社会和其它学科的联系，奠定了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学科基础。他用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特别是认识问题，奠定了现代哲学研究的基础。西北师范大学李朝东副教授认为，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对中国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与超越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逻辑的现实应用
把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和逻辑思想运用到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把古代的逻辑与今天的文化建设、管理决策、经济运行、政治伦理等结合，进行交叉研究，其内容相当丰富，成果亦十分丰硕。南京政治学院于汝波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维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这种思维方式却早已存在，并已广泛运用于战略研究之中，其运用之高明，亦足令世界“惊奇”。提高国民的逻辑思维能力，对发展我国现代战略理论，进行科学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崔清田教授认为，面对不同文化间流通与交融的世界大趋势，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是我们的新需求，对文化研究和建设应给予逻辑的关怀。我们要肩负起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责任，以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苏越教授认为，中国传统逻辑广泛渗透于与自然语言相联系的讲演、辩论、刑事侦察、司法审判、公关决策、商业谈判等等，可以帮助人们成就所从事的事业。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有无问题，“否定论”、“肯定论”和“文化论”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尽力做到了持之有据。但前两者就其研究的方法和结论而言，可谓是“同途殊归”，有失偏颇。从根本上讲，肯定论和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或他们的逻辑观）是一样的，就是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唯一参照系和模本，以解释和重构名辩学及其逻辑思想，但前者过重求异，后者过重求同，都很难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而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先秦文化的研究来看，否定《墨辩》中有关于人类思维方式及其推论的理论论述是不客观的，但要说《墨辩》的逻辑与西方逻辑在推理形式、真理追求等方面完全一样，两者相同，恐怕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们论辩的目标追求不符。相比之下，文化论既注意到了中西逻辑的共性，又看到了各自的个性，并研究了产生差异的原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观点，符合逻辑的认识规律，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相对科学的。笔者还认为，尽管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有无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但这一争论已进行了近一百年，真实情况应该比较明确了，新世纪若仍在此争论不休，实有浪费学者精力之嫌，与事无补、与事业无利。关于研究方法问题，比较研究仍是我们重要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西方逻辑仍然是讨论问题的重要语境，关键是如何比较，如何发现共同点，找出特色处。同时一切科学的方法我们都应接受，不能局限于唯一的或已有的方法。关于研究的目光，中国逻辑史研究，既要考察历史的真实，更要关注现实的需要。“古为今用”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也是逻辑史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要使它更好地为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我们的研究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收稿日期：200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