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社会效应与社会价值核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效应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正确判断农业的价值
农业是现代产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产业部门，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展开争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但是“基础”的具体含义仍然不明确。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1)为什么要对农业的地位或作用进行特别争论。按照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产业选择规律，应该是没有争论或者“说明”的必要的。因为，如果农产品存在足够的、特殊的市场需求，那么农业就会自然地得到足够的、特别的产业位置。(2)农业的地位究竟是什么？这又包括三个具体问题：谁来界定农业的地位，是农民、市民，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同地理、历史背景下农业地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以及是否都是一致的？在理论上界定了农业的产业地位以后，如何实践？
既然经济学家又对农业的地位展开了长期不断的争论，那就在逻辑上证明了农业的确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中与众不同的特殊产业。这种与众不同在于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推动农业的运行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宏观政策干预—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农业保护政策。因此，经济学家对农业地位的争论不过是要为农业保护寻找或补充科学的逻辑依据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农业保护的重要原因在于农产品的特殊性质，即只有农产品才能保障人类生存的基本食品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日新月异，但至今还未有任何技术能替代农业而以一种非农方式生产食品。农产品的这种特殊属性决定了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必须无条件满足社会需求，这既是一条社会原则，又是一条经济原则。
但是只有政府这个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才能感受、关注农业的全部基础意义。农民、农场主甚至中观地域组织都是以比较收入、比较利益等微观经济原则作为产业选择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与其他产业产权主体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业资源产权的小、散、明晰化趋势加重了政府对农业的焦虑：农产品长期安全谁来保证？是由中央政府还是农民？
具体来看，我国农业产权改革的态势已造成了两种后果：(1)粮食的重要性在农业商品生产中体现不出来。在温饱无虞的农民眼里粮食生产仅仅是一受一般经济规律左右的增加收入的手段，与其他产业没有区别。农业产权的明晰并未赋予农民特殊的社会义务或责任，以保证农产品的长期社会安全。在此，可以把粮食的长期安全视为农业的社会效应之一—农业的产权外政治效应（AP），政治效应是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政府进行农业保护的真正目的。(2)农业微观产权内资源仅是所有参与生产过程的资源总体中的一部分。微观产权主体仅关心产权内资源的最大使用效率，而对产权外资源任意使用，已造成农业生态恶化，危及农业的持续发展。农业生态的这种变化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构成了当今农业的热点。农业的这种超出一般产业意义的效应就是农业的产权外生态效应（AO）。生态效应也只能由全部资源的共同产权主体—政府予以关注，农民对此也无特殊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农业产权内资源的最佳使用效率同样会对全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农业为社会提供日益丰富的粮菜等农产品。农业的这种与其他产业无区别的效应就是农业的经济效应—命名为农业产权内经济效应（AE）。
如果把农业的总社会效应定义为AS，则有以下方程：AS=AP+AE+AO。
在目前统计数字与经济文献中，将AS=AE，即农业的经济效应等于农业的总社会效应，而实际上农业的总体效应远大于其经济效应。农业的社会效应被误解和低估。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效应，而且取决于其社会效应。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第一位就必须对我国农业的社会效应作具体的分析。
二、中国农业：产权外政治效应AP
（一）农业的政治效应之一(APL)——以粮食为核心的农业安全 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在短缺时会像农产品尤其是粮食那样对社会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紧急状态”作为一政治词汇，其含义是指：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处于危险状态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宣布全国部分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停止宪法某些条文的实施，采取某些强制性措施①。紧急状态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以粮食、蔬菜为核心的农产品是全社会每人每天必需的商品，因此，当其短缺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有可能出现农产品“紧急状态”，届时，政府将动员一切力量来确保农产品的供给与公平分配。
农产品紧急状态究竟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根据历史上出现“饥荒”时的各种记载，若中国出现农产品紧急状态，大致可能出现以下政治、经济、生态灾难：(1)饿死人，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大规模饥荒时；(2)灾民逃荒要饭，阻塞交通，拥入城镇；(3)由于饥饿、配给不均引发骚乱、暴乱；(4)饥民砍伐森林、捕杀珍稀动物，直接破坏生态环境；(5)经济秩序由于粮价的非正常而紊乱，停止发展甚至倒退。
农产品紧急状态是直接由农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导致的。农产品市场供给有两种渠道：本地区农业生产，自产自给；农产品贸易。因此发生农产品紧急状态不外乎上述两种供给渠道出现故障。如果区域农业生产能力较强，储备充足，有稳定、畅通的贸易环境，那么农业安全系数（指避免农产品紧急状态的概率）就较高；反之，如果区域农业生产能力较弱，储备空虚，贸易环境较差，则农业安全系数较低，就容易出现农产品紧急状态。
因此，农业安全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依靠农产品生产自给实现农产品安全的模式，其农业安全系数较高，贸易环境的变化不会危及农业安全；第二类是指依靠农产品贸易实现农业安全的模式，其农业安全系数不如第一类模式稳定，它主要取决于贸易环境与贸易条件：(1)是否存在稳定的粮食生产环境；(2)是否有长期、稳定的粮食贸易协定；(3)环境政治、外交、战争状况；(4)是否有足够的外汇支付能力。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农产品需求大国，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原则被微观、中观、甚至宏观决策机构作为产业布局的一般原则，这有助于提高产权内资源的配给效率，但是并不利于提高宏观农业安全系数。目前，有很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区，已基本选择了第二类农业安全模式。这种模式比较成功地支持了区域非农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受到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排斥。
农业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最基本保证，从宏观上看，中国不能选择第二类农业安全模式，因为其安全系数太低，具体论证如下：(1)中国有十多亿人口，世界粮食市场不能为中国提供一合格的粮食贸易总量；(2)中国经济水平、交通运输能力难以承担巨量的粮食流通及分配；(3)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依然动荡不安，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发达国家（主要的农产品输出国）仍有可能以粮食为武器对我国进行政治干涉。因此，由于中国选择第二类模式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具备，第一类农业安全模式才是我国立国之本、发展之本。
进一步说，又由于我国农业耕地资源的十分稀缺，在宏观上选择第一类农业安全模式实际上就是要求各中观地区（省、地、县）也应选择第一类农业安全模式，以充分利用珍贵的耕地资源。由此可见，国家在政策上要求各地区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虽然有违比较优势原则，并且可能还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却最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各个地区如果都以比较优势来安排产业结构，那么必然就会导致部分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非粮使用，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看，农业政治效应的决策方式是“最小后悔值法”②，即农业安全的效益等于农业紧急状态时社会总损益，它远大于以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效益。
避免农产品紧急状态是各级政府（而不是农民）的重要社会职责。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最大化常常选择一种粮食安全依赖国家和贸易的粮食安全模式。这种“免费搭车”已直接导致大量耕地的非粮、非农使用，损害了国家的整体粮食安全。都想“免费搭车”结果导致各级政府农业投入年年不足。
对农业的政治效应的宏观投入是一种与国防相似的预防费用。
（二）农业的政治效应之二(AP2) 农民是农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国目前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70%以上，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多数农民仍然要依靠农业增长来增加收入。因此，国家重视农业的意义除了可以保障粮食安全以外，还具有显著的发展意义：一部分农民将由此彻底解决温饱问题；一部分农民将获得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农业增长的这种发展效应是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总量的变化来计算的。反之，如果农业得不到足够的投入，或者选择第二类农业安全模式，那么数以百万计的以农为生的农民将无力摆脱贫困，这不仅会导致贫富悬殊，而且还可能引发农村骚乱，迫使中国重新调整发展战略。
农产品安全、农村社会稳定构成目前中国农业的双重政治效应。
三、中国农业：产权内经济效应AE
农业的产权内经济效应是指市场经济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m的一个正常的产业部门对经济总量与结构所起的作用。农业总产出量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长，但其增长幅度会慢于其他产业部门，因此，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农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步下降。但在目前，我国农业无论其产出总量还是份额都在国民经济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是构成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农业的这种重要性表现为以下几项指标：
（一）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AE1) 如表1所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逐步下降，1992年仅为16.3%，相当于同年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三业之和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17.3%)。
表1 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份额及趋势 （亿元）
年 份 1952196219721980198519901992
社会总产值 101518004396853416582
38035
55842
农业总产值 461 584 10751923361976629085
农业份额(%) 45.632.424.522.521.820.116.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下同。
（二）农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AE2） 如表2所示，与农业总产值一样，农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仍逐步下降。1992年农业净产值略低于工业企业的净产值水平（7446.95亿元），但高于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之和（4244.8亿元）。这说明农业净产值仍是国民经济中仅次于工业的重要部门。
表2 国民收入中农业的份额及趋势 （亿元）
年 份 1952196219721980198519901992
国民收入587 924 21364258702014381
19845
农业净产值 340 444 808 1723249250005795
农业份额(%) 57.748.137.840.535.534.829.2
（三）对外贸易中农产品所占份额(AE3) 如表3所示，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出口总额在总出口总额中的份额逐步下降，1992年仅为10.8%，但高于化工业（47.47亿美元），低于机械及运输设备（132.9亿美元）。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农业自给性很强，国内需求巨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创汇农业项目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3 出口总额中农业的份额及趋势 （亿美元）
年分 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
总出口额
223 261 309 475 621 850
农产品及制成品31
31
30 35 47 71 92
农业份额(%) 17.2 13.9 13.315.113 11.510.8
以上三项总量指标表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农业仍然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四）农业的前方联锁效应对国民经济产业构成的影响(AE4) 在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中，农业与采矿业是两个基本的源头产业部门，又称第一产业，其提供的产品成为其他产业的原材料，从而带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这种效应在经济学上定义为“前方技术经济联系”，简称“前联锁效应”。农业的经济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农业的前联锁效应。农业的前联锁效应不会由于其份额的下降而发生变化。在国民经济中至少有20个轻工业部门要以农产品为原料，1992年这些部门的总产值8278.98亿元，占轻工业总产值的67.8%；净产值2031.32亿元，占轻工业净产值的66.2%。如果农业发生波动则肯定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进一步则轻工业部门的波动又会波及对重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
（五）农产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AE5） 农产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与作用范围已得到大量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证明。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供给不足是1994年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并在对应政策中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放在首位，③这表明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农业生产对国家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特殊作用。由于通货膨胀直接降低大多数中低收入公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产品有效供给对实现社会公平、抑制贫富悬殊有着重要意义。
（六）农业发展对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展(AE6) 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样也离不开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最大潜力就在农村。农业发展对市场规模的积极意义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从农业发展的集约模式来看，以资源集约为基础的技术集约将取代劳动力集约，因此，农业生产资料如农业机器、复合肥料、农药、塑料薄膜等将还会有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二是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增加，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进一步带动相关工业的发展。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还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仅以经济数量指标确定农业的经济价值是远不够的，还必须补充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特殊的结构作用。
四、中国农业：产权外生态效应AO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自然再生产的质量与规模，而且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健康。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农业自然再生产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现代耕作制度与投入品对农业生态持续性的破坏—这就是农业的产权外生态效应。
我国约有1亿公顷耕地、503万公顷可养殖内陆水面、260万公顷可养殖海面、1.3亿公顷林地、4亿公顷草地、242万公顷沿海滩涂，农业在广阔的生态空间中进行。农业生态是全部自然生态的重要部分。因此，对人类生存环境持续性的重视应包括对农业生态效应的重视。
自然生态资源根据现代经济制度的产权特征可分为两部分：产权内生态QI与产权外生态Q[，0]。在自然经济时期（或传统农业时期），生态无论是产权内还是产权外都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基本要素加入整个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循环，从而使得农业生态得以长期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这种平衡如果不被商品经济打破，仍然会持续下去。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下），农业产权已实际包括了全部生态。
商品经济改变了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原有特征。首先，无机投入物的大量使用替代了原来的有机投入物；其次，与商品经济相伴而来的工业文明直接消耗着有限的生态资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产权的主体—农民或农场主追求产权内资源的最大使用效率，无视公有生态的变化，导致农业生态紧急状态的出现。而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维护私有产权的效率，因此不能从制度上转变现代农业、工业的生产力方式，以保证生态的持续性。只有当农业生态紧急状态危及私有产权经济目标时，政府才可能重新规定私有产权的范围。
目前，以避免农业生态紧急状态为核心的持续农业正受到起来越普遍的关注，这标志着现代农业面临新的否定，其核心就是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支持农业生态的持续性。
农业生态的变化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一）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中农业生态成本的累积 农业生态成本主要是来自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负效应，包括无机投入物中残留对农业土壤、水面、地下水的污染，用公式表示如下：AOA：第n年累积的农业生产方式生态成本；Qa：第n年的农业生产方式生态成本。
（二）工业生产方式导致的农业生态成本的累积 现代工业直接以消耗有限自然资源（石油和煤炭等）为其发展的前提，同时又向生态环境排放废气、废水、垃圾，直接威胁、破坏农业生态环境。因此，农业既是现代工业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其受害者，其中，废气所致的酸雨、废水对灌溉水源、土壤的污染、侵蚀尤其巨大。用公式表示如下：AOI：第n年累积的由工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农业生态成本；QI：n年中每年由于工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农业生态成本。
（三）农业生态效应AO主要表现为农业生态成本的变化 因此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AO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均要由社会予以补偿（治理、恢复原有生态存量所需的费用），因此在宏观上应以生态成本贴现的方式对农业与工业进行补充核算，以真实评价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与代价。
政府在常规的农业投入之外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是对农业生态成本的补偿，也是一种与国防相似的预防费用。避免出现农业生态紧急状态是中国各级政府（而不是农民）的重要职责。
五、中国农业：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农业的三大效应都是通过社会行为尤其是经济投入实现的，因此，农业的政治、生态“效益”也可以以特殊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与农业的经济效益比较、汇总，形成农业的量化的社会效应—这就是农业的社会价值ASV。在计算上，农业政治价值等于在已有生产力水平上可能发生农产品紧急状态时社会的总损益值、可能发生农村骚乱时的社会总损益值、救济贫困费用之和；农业经济价值等于农业产业价值；农业生态价值等于在已有生态基础上可能发生农业生态紧急状态时社会总损益值。公式表示如下：
ASV=APV+AEV+AOV
ASV：农业社会价值；APV：农业政治价值；AEV：农业经济价值；AOV：农业生态价值。
ASV≥AEV，社会一般的经济核算方法低估了农业的实际社会价值。
六、农业发展的几种理论误区
由于农业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对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纠正几种理论误区：
（一）农业的全部社会价值等于其经济价值，其政治效应、生态效应与其他产业无区别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这一缺陷误导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农业对社会安全、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它高估了那些农业脆弱而产值规模较大的发达地区的实际经济水平，低估了那些农业稳固而产值规模偏小的欠发达地区的实际经济水平。
（二）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农业在社会中的各种地位（包括农业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生态地位），政府对农业的宏观干预无利于农业资源的最佳配置 这种理论误区夸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放弃对农业的保护，放弃对农业产业成本、机会成本的补偿④。
（三）农业仅是一个与其他产业部门无区别的产业部门，既然其比较效益、比较收入较低，因此政府行为应向非农产业部门倾斜；经济高速发展的捷径在于重点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 这种理论误区在我国普遍存在，甚至成为一些发达地区发展区域经济的经验，为更多的欠发达地区效仿。其后果是，农业产出水平下降，粮食、蔬菜依靠外部调入，耕地被挪用，农业生态成本AOA和AOI上升。如不坚决制止这种发展“模式”的蔓延，极有可能出现农产品紧急状态。
（四）农业生态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在市场经济下，现代农业总会自动恢复生态平衡，微观农业产权主体无需予以关注 这种理论误区几乎存在于我国的一切农区。市场经济使得农业微观组织只关注产权内经济效益，无视农业与工业的产权外生态效应，都想“免费搭车”。如不对农业产权制度予以相应改革，增加对农业生态效应的投入，将可能出现农业生态紧急状态。
七、结语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就在于农业具有特殊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也可以说对于社会与人类来讲，农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社会对农业的需求是农业的社会价值，而市场只能供给农业的经济价值。社会需求与市场供给的这一差别构成农业保护的理论空间。市场机制肯定会推动中国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但并不能使农业的政治价值与生态价值能得到足够的保障。市场经济中，农民作为农业的微观产权主体与其他经济人一样，只关注农业的产权内经济意义，没有其他特殊的社会义务。农业的特殊的政治、生态价值只能由全社会的总产权主体—政府予以特殊的关注—增加超出“比较优势原则”的资金投入，其意义不是为了取得一般的产业经济效益，而是为了避免在将来出现农产品紧急状态、农村紧急状态和农业生态紧急状态。为此，各级政府应接受以下三项政策建议：(1)在经济核算体系中以农业的社会价值替代农业的经济价值，重新评价农业的社会地位；(2)建立宏观和区域农产品紧急状态预警系统，在经济核算体系中补充核算农业的政治价值，追加农业、农村安全投入；(3)建立宏观和区域农业生态紧急状态预警系统，在经济核算体系中补充核算农业生态价值，追加农业生态持续投入。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注释：
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2641页。
②《管理系统工程教程》，企业管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94页。
③李鹏：《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④胡靖：农业的交换地位与政策空间，《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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