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商业银行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取得成绩及所面临的问题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银行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国有银行业改革取得重大的进展则是近几年事情。早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不仅经营绩效差，而且巨大不良贷款缠身[1]。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 Asia(CLSA)在2002年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该公司曾用CAMEL测试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效率、盈利能力和流动性方面，除了流动性指标外，其他指标得分都非常低[2]。但是，从1997年开始，政府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剥离不良贷款、注资上市等方式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从2003年底开始，三大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注资、财务重组、引入外国投资者及股份制改造，中国建行、中国银行以及工商银行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最终成功上市。而这些国有银行上市成功，不仅成了当年国际资本市场而且成了整个国内金融业的突出亮点，而且这些国有银行很快就成为世界市值最高十大银行之一。再加上中国农业银行股改业已启动，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这几年来，无论国有银行的资产、存贷款余额及利润都得到快速增长。比如资产的增长2006年是1999年的1.12倍，年均增长为达14%，比同期的GDP增长高于4个多百分点；净利润的增长，2005年为1999年的9倍，税前利润的增长更多。
但是从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状况来看，又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3]。
与美国商业银行相比，股改后三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水平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1997～2003年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1.2%左右，资本收益率在14%左右[4]，远远高于三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水平。这也表明，近段时间三大上市的国有银行股价快速上涨，特别工行的市值更是名列前茅，但这并不是三大国有银行盈利水平提高之结果。而四大国有银行盈利水平不高，既有历史之包袱，也有银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不足。还有，经过股改后的三大国有银行与没有经过股改后的农行相比，其盈利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里既表明了历史的原因对国有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也表明政府政策倾向对它们的盈利水平的影响。
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巴塞尔协议中银行控制风险的第一支柱。它往往是用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来表示(如新老巴塞尔协议都把8%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风险控制第一支柱)，因此，资本充足率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家银行稳健性和抵御风险能力重要指标。对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股改之前，除中行以外，其资本充足率都低于巴塞尔协议所规定8%的要求。这里既有银行效率低下和不良贷款高所造成，也与政府注资不及时有关。但经过2003年底政府向中行及建行注资、2005年向工行注资后，情况则有很大改善。而农行资本充足率不足，可能与其股改没有完成有关。但是，即使是股改后的中行、建行、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国际性商业银行相比，同样有很大的差距。
还有，从银行监管机构公布的数据看，国内商业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从1994年到2003年一直很高，基本上高于中国银监会监管标准要求15%，更高于国际警戒线的10%[5]。这说明当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遭到了破坏和限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银行贷款呆账准备率过低、核销不良贷款非常困难，导致商业银行自身处置不良贷款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不应承担的大部分坏账，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积累严重。同时，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但自2002年起，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开始出现“双降”，即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都开始下降。截至2007年12月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149.5亿元，比年初增加614亿元，不良贷款率从1999年的39%降至8.05%，比年初下降1.07个百分点。因此，与1997年银行业改革以前相比，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所以存量不良贷款风险才显著降低。
从以上的几项指标来看，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如初步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增强，财务状况明显好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等指标显著改进。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更多注重的规模及数量上扩张，强调的是财务报表上的改善，而不是从根本上来改革传统的国有银行运作制度。也就是说，前几年国有银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注重是组织机构重组、制度规则的引进，而没有让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从而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需要在改革中化解，同时又得面对新涌现出的问题需要在改革中调整。比如，国有银行改革在强调市场效率的同时，金融资源在产业和区域间的配置呈现持续集中趋势，国有银行原有大银行的垄断格局进一步强化，资本金的大规模筹集将造成新一轮信贷扩张等等。从2007年信贷规模快速扩张中就能够看出其问题所在。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面临困境之原因与实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近几年来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不少成绩，但仍然是问题缠绕，最大的问题是经营效率低下。也就是说，由于改革后国有银行的运作机制没有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弊端也不能够得到根本性改变[6]。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可以引进有形的制度与法律，引进有形风险管理技术，为了上市制作稳定性的财务报表，但无法引进支持这些法律与制度的企业文化、运作机制及道德诚信等。因此国有银行的这种改革有制度上的“形”，而没有制度上的“神”，即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往往是“形”似而“神”不似。
那么国有银行改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之情况。已有的不少转轨经济的研究成果表明，任何制度转轨是都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与制度转轨的初始条件有关，也存在着制度的路径相依，而且也与制度转轨的外部因素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制度一定要在一整套非市场化的政治制度中存在并发挥作用[7]。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集中在社会精英层时，社会将出现并保持不公平制度。掌握权力的精英们会千方百计地以制度化的方式来保护他们个人利益，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这时，在个别的精英面前法律是平等的，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法律则不公平。这种政治制度既决定了制度转轨中的权力结构，也决定制度转轨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及金融体系的千差万别。
哈柏研究表明[8]，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时，美国银行系统与稍后的墨西哥的银行相差无几。但是，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向想进入信贷市场的所有人们开放的，结果是，人们迫使地方政府同意向银行系统的自由准入。而墨西哥则不同，其间40多年的专制统治，使得中央政府赋予了银行绝对垄断权利，而银行垄断的合法化当然可能给中央政府提高财政收入，但也成为政治支持者重新分配利益的一条有效途径，结果是让墨西哥的银行制度演进走向一条逆向发展之途。可见，在初始条件一样，但内在政治制度不同，银行体系演进的结果则迥然不同。在这里，也有银行制度的实体及程序两方面的问题。前者为制度质量，即在现有的条件下确立好的制度安排，后者为一种好的制度通过什么方式获得[9]。
以上述理论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我们就会发现，国有银行改革既有外部的压力也在内在需要，但其改革也是在既有政治制度框下由一个庞大的金融官僚集团在主导和支配[10]。这个庞大的金融官僚集团内部由于复杂交互的人事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掌握了金融领域几乎所有的权力资源。在其主导下的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银行改革都将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从而形成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建立的实际障碍。金融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主流意识仍是精英统治和官僚思维，更擅长政治技巧，而不是市场思维和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它们共同的利益取向消融了现代商业银行公司管治中核心的权力分散和制衡机制。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改革机制与改革利益结构，从而使得国有银行正在推进的改革并没有解决国有银行深层的机制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的国有银行的改革一直在强化国有银行的垄断性及对社会金融资源的聚集性。因为，就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而言，它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无论是计划体制下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转轨经济都如此。这种金融体系优势在于容易聚集与动员社会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的运作基本上是由政府为主导。而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往往又会实施金融抑制策略，即尽可能地限制直接融资，让居民储蓄等社会经济资源无可奈何地进入国有银行体系，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通过国有银行信贷配给的方式，让这些聚集的金融资源进入国家所希望的投资领域，如国企、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实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政府通过控制全社会的资源配给，实施国家治理，居民储蓄只能是被动反应；而银行作为国有银行，一方面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享受国家任何优先发展政策，轻而易举地获得垄断利润与政策利益，另一方面又得按照政府指令来为政府各种目标服务。从而，国有商业银行、高储蓄、高投资则都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可以说，这几年来的国有银行改革，国有银行的资产在急速上升，国有银行信贷扩张的规模在加大，从而使得国有银行的垄断性特征不仅没有弱化，反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其次，这几年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尽管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基本上是政府政策倾向性的结果。比如，从1998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先通过行政的方式把巨大的不良贷款剥离，然后经过了财务报表的转型、财务重组(即完成不良贷款处置、资本化改造和上市的过程)、内部运作机制完善(即重新设计业务规划和战略、对组织结构框架和业务流程进行重组，以及改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等，在政府主导下让建行、中行、工行一一上市。也就是说，这些国有银行不仅会受到来自各层次行政干预而导致积累大量不良贷款，而且这些不良贷款而可以集中到由中央政府来买单，从而容易导致国有银行经营极高的道德风险。而且这种现象没有随着国有银行改革彻底解决，反之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只不过，贷款结构的中长期化把这些潜在风险掩盖了。
第三，在国有银行改革成本的承担上，国有商业银行又千方百计使成本社会化。这既表现为国家为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买单，也表现国有银行盈利的政策依赖性由被动政策扶持而转向主动要求政府政策的倾斜。比如，这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快速增长，更大程度上是政府通过政策方式直接或间接让社会财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移。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政府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繁荣不相符合的。为什么这样?最为重要的是央行通过扩大利差的方式让国有商业银行业轻易地获得利润。比如，按照国际惯例，商业银行利差水平一般在2%左右，但国内银行加权利差水平4%左右[11]。由于国内银行的利差水平过大，不仅强化国有银行信贷规模数量上的扩张，也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之后不注重中间业务而更加注重信贷业务扩张。
正因为国有银行的改革与制度安排是国内有权力的金融官僚集团来设计与主导，其改革的动力更多是如何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之利益，特别是容易借助于保护国家利益之名来维持既得集团之利[12]，从而也就不可能就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建立有效市场制度。这样，在国有商业银行过程中，现代商业银行所具有的各种外在制度形式是应有尽有，如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扁平化管理、操作流程的设计、银行风险管理与控制等制度与规则都一一进入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则并没有真正融入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运作中。反之，借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出现了收益市场化、成本社会化及政府化的倾向。即从改革后的国有银行来看，由于它的股份化、由于它成为公众公司，因此，国有银行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完全放弃了其公共性、国有性的性质，一切以商业化的原则为主导。如以政府任命的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要与国际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看齐，采取什么高层管理期权激励等。即对于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来说，一方面要享受中央政府行政级别待遇，如部长级，在政府机构中相互调任；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国际银行家薪资的待遇，希望在国有银行工作期间获得高薪资。
综上所述，目前国有银行改革是由一个庞大的金融既得利益集团来推动、主导及制度设计的改革，因此为了维护利益集团之利益，他们会进一步来强化以政府为主导国有银行体系来聚集社会金融资源，并以银行信贷配给把金融资源分配到政府所希望进入行业或产业。而这种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国有银行体系能够让国有银行运用的利益市场化或个人化，而让国有银行运作成本的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后的国有银行要想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是十分困难的，反之，它们可能成为政府对金融资源主导与聚集的新的方式。
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必须从范式变革上入手
从上面的分析可能看到，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缺陷是“形似”而“神不似”，即国有银行改革可以让外国银行的组织、机构、产品、市场及制度纷纷移植到中国，但却无法移植外国银行业的内在精神、价值观及运作机理，从而使得国有银行的制度缺陷不能够从根本上来检讨与化解。
那么，国有银行改革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国有银行改革没有走出一条中国特有之路?这仅仅是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相依而无法跳出其制度的窠臼吗?其实，从近几年国有银行改革所走过的路来看，最根本一点就是在于设计国有银行改革的精英集团们在思路及范式上的陈旧。即这么多年来的国有银行改革往往只在传统的思维与观念上变动，往往是围绕着金融机构改变为核心。如央行分拆与银监会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建立、金融工委的建立与撤销、汇金成立与变更、国有银行重组等，国有银行改革的起点到终点，都是机构的建立与撤销，人事的安排调整。
正因为国有银行改革围绕着机构的建立与变更为核心，从而就使得国有银行改革更多的是考虑不同的人事安排、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平衡，以及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如何安排。而不是从银行业本身出发如何来满足已经变化了的市场金融服务的需要，即从金融功能角度来确定国有银行的使命、目标、权利与义务关系，从银行业内在规定性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
现代金融理论告诉我们，金融学是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资源的时间配置的学科。它有两个特点，一是金融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时间上的分配，即强调资源配置的时间性；二是决策制定者或当事人通常事先不知道，即强调决策的预先性和当事人行为的事后性。对于金融体系来说，它包括市场、中介、服务公司和其他用于实现家庭、企业及政府的金融决策的机构。而金融的功能是以以下的两个前提为基础的，一是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组织等可以千差万别，但其功能万变不离其宗；二是金融机构的形式会随着功能而变化，也就是说，任何金融创新都在于如何更有效地来实现金融功能。在上述的前提下，金融功能可以分解为：
(1)金融体系提供清算和支付结算的途径，以完成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交易；(2)金融体系在不同的时间、地区和行业之间提供经济资源转移的途径；(3)金融体系提供管理风险及分散风险的方法；(4)金融体系能够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5)金融体系也能够提供价格信息(如利率、股价、汇率)，帮助协调市场中不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分散化决策；(6)为交易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而正是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或经济环境下，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变化是很小的；但是，对金融机构来说，为了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各项功能，它能够根据不同的技术条件、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不同的时空中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发展，即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根据金融体系功能的需要而变化与适应。因此，从金融体系功能的观点看，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并不是把现有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经营方式及金融产品看做是既定的前提，并不仅仅是对现行的金融制度、金融法规、金融机构等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修补与改善，而是要从根本上来检讨其功能的发挥与效率，并通过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的创新来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各种功能，保证金融体系资源的有效配置。
而对于现代商业银行来说，一般会把它看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在资金的剩余者与不足者之间提供一个金融中介服务。但是，这只是传统的观念，现代商业银行的本质特征是经营或管理风险。它承担风险、转化风险并且将风险植入其金融产品服务再加工风险。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是风险管理或风险定价。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产品或风险管理工具可以随着市场经营环境变化而变化，但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功能却不会改变。
因为，对现代商业银行来说，风险既是银行获利的手段，也是银行亏损的原因。问题就在于银行如何来管理风险。而要管理好风险，银行就得做到有效识别风险、量化风险、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因为我们知道，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对盈利性造成的影响。从不确定性导致风险的根源来看，金融活动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银行风险的多样性。同时，银行风险不仅与收益相随，而且还表现为多源性、惟一性、隐蔽性及滞后性特征。而银行风险的多样性及基本特性，也说明银行风险管理复杂性与困难。如何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是现代商业改革核心。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就得来一次范式上的革命，从围绕着机构变化、产品改进调整转移到改变或实现基本的现代商业银行基本功能入手。
可以说，近几十年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三大进步上，如风险计量的进步、资本管理的进步、组织体制扁平化和专业化的进步，基本上就是完善银行的基本功能。也正是这几方面的进步，现代商业银行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不断地推出有竞争力产品，才能在不确定性市场中寻找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关系，才能实现整个银行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保证银行企业长期稳定的成长并为股东创造价值。但是，从国有银行改革与现状来看，与现代商业银行业差距实在太远。
首先，国有银行改革的计划经济观念仍然大行其道，追求信贷规模扩张而对资产质量及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考虑不多。我们可以看，早几年，政府对四大国有银行下达每年下降3%～5%不良贷款率的指标，看上去计划指标是完成了，但是却造成了2002～2007年银行业的信贷严重失控。各大银行为了完成这些指标，拼命竞争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不良贷款个人住房信贷业务及政府城市基础建设贷款。在此期间，无论是任何人只要去购房，都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甚至于有些银行为了让个人做成这笔住房信贷业务而帮助个人造假证明。这样做是让银行的贷款规模上去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迅速下降了(因为不良贷款的分母扩大但分子不变)，但银行的信贷却失控性的迅速扩张，有些地方的房价通过这种银行的金融杠杆而快速飚升，房地产泡沫出现。
还有，目前国有银行过分注重规模扩张，轻视资产质量是一种普遍现象[13]。不少银行的业绩考核往往是看该银行的扩张规模、扩张速度、贷款条件低，从而使得一些无利可图甚至危害银行长期发展有巨大潜在风险的业务大行其道。如果这些方面不改进，仅仅是以“束轮效应”的方式来过分规模扩张，那么国内银行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又会出现了。而不良贷款不仅会吞食银行的账面利润，也会严重削弱国有银行的竞争力，限制国有银行的发展。
其次，是对银行资本必须覆盖风险的认识不足。可以说，银监会成立以来，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认识已经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高度。其含义有，一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一家银行安全性，二是银行资本的主要功能是要覆盖银行业务发展中的风险敞口，三是银行资本覆盖业务风险敞口又是有限的。任何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都不是随心所欲和无限的。因此，在监管机构看来，最低资本充足率是现代商业银行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近几年，四大国有银行正在朝这方面迈出大步。如汇金向中行、建行、工行等银行的注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四大国有银行为了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相互持有次级债这应该是一种十分形式化的事情。
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对资本必须覆盖风险的认识，如果仅是停留在形式上，仅是停留能够达到上市标准上，而不是从根本上来改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那么国内银行仍然没有认识到银行资本必须覆盖风险的意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上的一些大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达到10%以上，而国有银行则与此差距则很大。
最后，在银行的风险管理、量化与控制方式上。尽管监督机构一直在出台相关的规定与文件，如最近银监会通过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手册》，希望对国有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具体细化，如对银行市场各风险点设计相应的检查方法和程序，促进提高监管人员对市场风险监管的专业水平和现场检查的有效性，及时了解掌握和评估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真实情况和风险状况，引领商业银行尽快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水平等。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基层银行工作人员不仅相应的知识少，而且要达到银监会所规定的操作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可以说，对银行操作风险的量化与管理，尽管国际银行业有不少经验可遵循，但国内银行业仅是开始。因为，就目前国内银行业改革的情况来看，尽管规避银行信用风险(如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市场风险是国内银行业管理最为重要的方面，但是就目前国内银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操作风险所导致的银行巨大损失已经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了。如近几年来国内银行业发生不少大案要案，都是操作风险控制缺陷的结果。因此，如何把操作风险的观念与方法融入到国内银行业改革之中，已经成了国内银行业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这就是四大国有银行目前正在不断地推出规避操作风险种种制度与规则的现实选择。
当然，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情况来看，国内银行风险管理基本上处于刚开始的阶段，无论是制度规则的制定还是量化方式的引进，无论是银行的风险意识还是风险文化等方面，离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的要求都相去太远，这就使得国有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不少。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就得从银行风险观念确立、风险管理体制建立及引入现代风险技术入手。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银行制度规则的设立往往缺乏公开性、透明性及程序化，从而使得不少制度规则不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平公正，而是成了行业及部门的谋利工具。这不仅不利国有银行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加快国有银行市场化的进程，而且成了国有银行社会诟病根源所在。
总之，就目前国有银行改革情况来看，为什么存在许多问题与困难，最根本的就在于国有银行改革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机构改革范围与观念上，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满足于市场的金融功能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切入到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才能真正地深化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应该掀起一场范式上的革命!
注释：
[1]比如说，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为0.2%，而香港银行业则为2.29%，韩国银行业为0.85%，与国际银行业相差甚远；还有1998年美林公司估计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平均比率为29%，JP摩根估计为36%，IMF估计为25%。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通行会计标准，当时四大国有银行早就破产。参见易宪容：《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经过1999～2000年剥离之后，仍然处在高位。如2003年各行不良贷款率分为是工行为21.24%农行为30.07%、中行为16.29%、建行为9.12%，而花旗与汇丰则分别为2.69%和2.77%。参见《银行家》2004年第7期。
[2]参见顾晓敏：《国有商业银行盈利问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3]参见曹凤歧等：《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创新》，[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67页。
[4]参见顾晓敏：《国有商业银行盈利问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页。
[5]参见易宪容：《泥沼中的大象——转轨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即过度追求信贷规模的扩张、过度追求经营费用、过度膨胀的城市分支机构等。
[7]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8]Haber，Stephen H.(2001)，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Banking Systems：Lesson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Mec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1790-1914.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Processed.
[9]易宪容：《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与反思》，《中国金融服务政府前沿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何顺文和李元莎：《中国内地公司管治评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11]由于国内银行存短贷长，其利差权数比名义利差在大。
[12]比如2005年以来的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国有银行之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3]参见陆磊：《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金融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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