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辩证关系——邓小平思想对列宁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列宁论文,政党论文,阶级论文,领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本文发掘整理了邓小平全面继承和发展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辩证关系的理论，本文认为，整理与比较分析邓小平和列宁在这四者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对现今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启迪作用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列宁 领袖 政党 阶级 群众 关系 意义
一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与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等原理，对内在于其间的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作了较全面系统的阐发，这集中反映在两大向面关系的阐明上。其一，列宁在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首创作用的前提下，由下而上地集中概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的关系。列宁认为，在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际，“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 〕同时，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批驳了在当时的德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将党和阶级、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的议论，对四者的关系由下而上地给出了如下著名的论断：“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2〕
其二，列宁在阐明了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之后在教育、争取、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对四者的关系又由上而下地作了多层面的阐述。关于由领袖到群众这个层面的关系，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文中写道：“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3 〕关于由政党到工人阶级这个层面的关系，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4〕列宁十分重视领袖和政党同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 他指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5 〕认为领袖和政党“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6 〕列宁也强调了领袖和政党必须正确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与意愿的重要性。他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7〕他还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 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8 〕关于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及作用问题，列宁认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们俄国，造就一批领导者曾经花了15年（1903—1917年）的工夫，这是同孟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15 年， 是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15 年， 是包括第一次革命（1905年）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的年代在内的15年。”〔9 〕关于无产阶级领袖的领导方法问题，列宁提出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他认为无产阶级领袖既然是一个集团，就必须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包括“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委员会集体作出的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否则，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不能正确进行的。”〔10〕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11〕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列宁指明从党中央到各级党组织都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12〕列宁主张把“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条文载入党章〔13〕。列宁还将这一原则推广到共产国际各国政党中去，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4〕
二
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的思想，并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或特色。他对这些方面的思想阐明，反映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他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对此给予了集中而精辟地阐明；第二个时期主要是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此所作的一系列新的发挥与发展。
在第一个时期，邓小平对四者关系的阐述主要反映在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首先，邓小平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中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这两个向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了集中而精辟地阐明。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15〕他紧接着又指出其关系的另一方面：“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下，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16〕邓小平在此虽然是侧重对领袖同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关系论述，但是我们对此的理解可以扩展到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两个向面的全部关系的把握，因为这其间内在地包含着这个既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的双向的多层次的关系。
其二，邓小平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中，特别强调的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提出要真正解决好这个关系就必须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他明确地提出：“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17〕邓小平在谈到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来把握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指出，这“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在他看来，意义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18〕意义之二是“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 9〕意义之三是“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 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20〕
其三，邓小平在阐明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关系、党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领袖对党的领导关系时，认为要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21〕邓小平认为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级组织的努力。因此，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2〕邓小平还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即领袖集团对全党实行集体领导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23〕在这里对“一切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的“适当的集体”应理解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即领袖集团，而这里的“个人”就是领袖集团中的某个个人。他还就此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指出：“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24〕他也提出“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25〕。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阐发了热爱无产阶级领袖与反对把领袖神化（或搞个人崇拜）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与态度。他指出：党、阶级、人民“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26〕
在第二个时期，邓小平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的阐述，主要反映在他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论述中。这个时期，邓小平在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列宁和他自己在第一个时期所阐述的四者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总结“八大”以后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处理这些关系问题上的重大经验教训，并正面地创造性地提出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思路、原则与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邓小平提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必须大力加强党同群众的关系，必须坚决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深刻地揭露和分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居高位的林彪、“四人帮”在领袖集团内部、在领袖与党之间、在领袖、党同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之间的多重关系中所制造的全面混乱与极大危害。这时，邓小平疾呼：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持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他告诫全党：“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纠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27〕在改革开放纵深发展之际，邓小平还经常提醒全党，要努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要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反对损害党群关系的种种腐败现象。
其二，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领袖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领袖对党的领导和党对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的领导，都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要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特别指明，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其三，邓小平分析批判了在一个较长时期对领袖实行个人崇拜或制造现代迷信的错误及其成因，同时又科学地阐明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的是非功过，使党和人民进一步懂得热爱领袖的正确态度与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界限。邓小平认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毛泽东同志实行个人崇拜或制造现代迷信，有三个方面的成因。一是有其历史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即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某些政党实行的不好的传统有关。二是有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的鼓噪，像“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28〕三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在晚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喜欢或接受了对他实行的个人崇拜，这就属于“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的情况〔29〕。但是，当社会上、党内外甚至在国外，就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存在种种思想混乱之际，邓小平及时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30〕当有些人提出是否应该把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像取下来的问题时，邓小平宣布：“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31〕当有些人把一个时期内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全归之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之时，邓小平就此多次反复指明，虽然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于毛泽东同志，但是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也有错误，“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32〕
其四，邓小平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党和国家的领袖集团换代接班之际，必须在实行集体领导的前提下做好集体接班的安排，在领袖集团内部必须树立一个领导核心，同时要维护这个领导集体的权威，努力建设一个取信全党和人民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当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先后离世之后，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适时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33〕当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接替第二代领导集体之际，邓小平着重提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问题。他在回顾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作用时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34〕由此他在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谈话时指出：“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35〕邓小平还特别指明了建立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要求和重大意义。他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就一定要取信于全党和人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他认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36〕
三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个视角分析比较列宁和邓小平阐发并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对现今的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具有重要启迪作用与指导意义，我们认为总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列宁和邓小平在阐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的关系时，都十分注重从两个向面——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来全面地揭示其辩证关系。应当说，由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个由下而上的向面是强调向上看，是层层集中，这无疑是必然的内在的本质要求之一。而由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个由上而下的向面是强调向下看，是步步民主，这同样是必然的内在的本质要求之一。在国际共运史上，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出现不同程度的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除其他原因之外，恐怕与其理论宣传上偏重强调上述关系中由下而上的层层集中、忽视由上而下的步步民主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严重教训。由此，我们在理论宣传与对这些关系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必须坚持全面性的辩证法，反对或防止片面性的形而上学。
其二，列宁和邓小平在结合各自的党的任务或时代要求上，提出了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多方面的素质要求，为规范并造就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指明了方向。列宁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的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他认为其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十来个”、“数十名”、“一批”、一个“集团”，这就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从内容到形式同封建时代乃至资本主义时代的独自一尊的国王、皇帝、总统、首相彻底划清了界限。邓小平在对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的阐明中，忠实地继承了列宁的这个思想，认为领袖是其政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即党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其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在此的独特贡献是，他在确认其领袖是一个集团，并维护其领袖集团的前提下，根据我党或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集团的建设经验，确认领导班子不能没有班长，由此明确提出必须有一个核心，必须高度自觉地维护这个核心的论断，这是一个已经并继续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思想。应当说，在领袖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的问题上，我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着宣传上的片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提“人民领袖毛泽东”到社会主义时期提“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至在一个短暂时期提“英明领袖华主席”，这表明对领袖的实际把握上只是一个人，过去发生的对领袖实行个人崇拜或现代迷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个片面宣传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正反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和邓小平关于集团必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辩证地结合起来宣传和把握这个关系，并注意区分领袖只是一个人与领袖集团必有一个核心的原则界限。
其三，列宁和邓小平身居各自党的领袖集团核心地位的时候，都在处理自身同领袖集团、同党、同工人阶级特别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这既表现在他们同其他领袖成员是一种平等关系，在重大问题的表决上是平等一票，尊重领袖集团的多数意见，珍视领袖集团的团结协作上，也表现在相信和依靠全体党员、全体工人阶级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上。他们都把处理好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视为带动处理好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的重要环节。列宁常说领袖要是不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就不喜欢这种领袖，领袖要是不反映群众意愿，群众就会对这种领袖不太客气，并常把人民群众比作整个大海，把自己比作沧海一粟。邓小平也常说领袖是集体的一员，是在党之中、阶级之中、群众之中，他多次强调要少宣传他个人的作用，多宣传领导集体、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常讲许多正确的办法是集体的决策、是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并常称自己是一位普通的老党员、一位普通的老公民，并以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感到无比自豪。
其四，列宁和邓小平都把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视为带动处理好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的关键环节。他们都认为领袖、政党的地位与作用是建立在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指明了人民群众是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最有利的条件”，是夺取事业胜利“最深的泉源”，如果党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关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在其两个时期集中阐述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之时，都实际地把党群关系视为其间的关键环节，因为只有对党群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就内在地包含或体现了对领袖与党、领导与阶级特别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因此，当邓小平身居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之时，他反复强调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革开放过程中出台的办法、措施究竟好不好、行不行，都要看“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其五，列宁和邓小平在寻找处理好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的根本思路、基本原则和基本保证方面，各自根据其所处的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均做出了程度不同的探索与贡献。列宁在这个方面的开拓与贡献在于，他在领袖集团内部提出要建立集体领导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度，特别是提出了要在党内建立民主集中制并将其推广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列宁关于集体领导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度的思想，尤其是将这些制度从领袖集团内部推行到党的各级组织之中，他也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将民主集中制原则由党内推行到党外、由高层推行到基层，特别是他将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其他制度纳入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这个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之列。这样一来，处理上述四者关系特别是党群关系的根本思路就是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其中贯彻把握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内在于其间的基本保证就是要真正建立起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包括集体领导制度、个人分工负责制度、监督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把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处理上述四者关系特别是党群关系的根本思路，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或根据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旨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一来一去实际涵盖着列宁和邓小平关于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个由下而上和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个由上而下的两个向面的全部关系的处理运作。正是在如此的广度与深度上，邓小平给出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结论：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37〕。这里的启迪作用与指导意义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收稿日期：1996年9月25日
注释：
〔1〕《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2—53页。
〔2〕〔4〕〔5〕〔6〕〔14〕《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1、4、33、5、202页。
〔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6卷，第69页。
〔7〕〔8〕《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3卷， 第92、109页。
〔9〕《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00页。
〔10〕《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67页。
〔11〕《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7卷，第41—42页。
〔12〕〔13〕《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19、165页。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邓小平文选》，第1卷，1983年版第234、234—235、218、217、217—218、218、225、225—226、229、229、230、235页。
〔27〕〔28〕〔29〕〔30〕〔31〕〔32〕〔33〕〔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330、345、334、347、 345、281、368页。
〔34〕〔35〕〔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10、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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